作為華人世界不多見的、能存在20年的獨立知識團體，批判性立場的臺社早已成為臺灣社會運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之一。在他們眼中，臺灣的威權體制已經倒臺，憑靠道德立場、政治正確表態(tài)的時代已經過去，知識分子不能躲進象牙塔，要找到社會的動力之所在，挖掘貼近社會的民主機制。
　　
　　“要了解真實的臺灣，你應該看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07秋和2008年春，記者兩次前往臺北參加文化交流活動，都有一些臺灣學者和媒體同行給出這樣的推薦。
　　這是一本創(chuàng)辦于1988年2月的學術刊物，近一半的文章是學術論文，另一半則是體例自由的思想性文字。20年里，它一直是臺灣學術界最具批判精神、反省力和行動力的思想雜志。
　　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學人團體支撐著它的存在，這些學院里的教授大多有美英留學經驗，都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他們的研究方向可能是產業(yè)經濟、比較政治、民族主義，也可能是臺灣文學、傳媒研究、空間與建筑、女性主義，還可能是社會運動，農工問題和國際移民問題。他們正是透過各自的研究，以臺社為交流平臺，共同構成了臺灣解嚴之后20年民主化進程全方位的關注史。
　　在通過知識生產與臺灣社會發(fā)生聯系之外，他們還是堅定的行動派。在諸多社會運動當中，有他們的聲音和身影，較早的如1990年臺灣野百合學運，較近的，則有2006年紅衫軍運動。事實上，在隨后與部分臺社同仁接觸的過程中，記者切實感受到了傳說中1949年以前“民國知識分子”思與行緊密結合的風采。
　　今年是臺社創(chuàng)辦20周年。在華人世界，能夠生存20年，并一直保持活力的獨立知識團體還很罕見，為此，本刊特請臺社現任總編輯、臺灣大學地理系教授徐進鈺，及臺社顧問、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教授陳光興，代表臺社，與大陸讀者分享他們的經驗。
　　
　　基于民間社會的批判努力
　　
　　《南風窗》：20年前，臺社創(chuàng)刊時的思想立場是什么?
　　臺社：臺社1988年發(fā)刊，當時面對的是臺灣威權體制解嚴，社會運動方興未艾。而學界對臺灣的理解還建構在歐美中心、西化主義的意識上，研究目的在論證臺灣如何趕上歐美社會的現代性。臺社當時的介入所要開啟的是立足于“民間社會”、從現實出發(fā)的問題意識，這樣的路線奠定了臺社未來的走向，也逐步建立起臺社參與批判臺灣社會的傳承。
　　后來這個知識路線是如何被落實，需要仔細的檢視，但80年代后期以來，臺社搭起了一個批判圈的平臺，相對獨立于學術體制的權力運作外，使具有批判意識的文字得以存活與流通，對于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生社群造成了長遠的影響。
　　早期臺社主要力量聚焦于出刊，每月聚會的焦點是在籌劃專題。但是同時，成員也積極參與和介入社會運動，特別是勞工運動，如遠東化纖、新光紡織、中國時報等重要抗爭，這當然與臺社形成的左翼大背景有關；1990年臺灣三月野百合學運，臺社成員幾乎全員參與，而后接連的反軍人干政、反對憲法第一百條等游行示威活動，臺社許多成員是知識界組織上的核心分子。
　　《南風窗》：臺社初期的活動形式是怎樣的?有哪些思想成果?
　　臺社：1990至1994年間，臺社與外界接觸的平臺之一是與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合辦的“文化批判研討會”，以論壇形式每個月在臺北金華街清華大學月涵堂舉行，討論的內容與形式多元，包括學術演講，現實議題的圓桌討論等。
　　臺社第一次的集體介入是在1994年6月間，就是借用這個平臺。1994年初李登輝政權推出“南向政策”，當時《中國時報一人間副刊》正面呼應而策劃了一個“南向專輯”，陳光興撰寫了《帝國之眼》一文對此進行了批判。陳文發(fā)現臺北文化圈的進步分子，在當時會反常地公開出來支持國民黨的政策，反應了正在快速崛起的臺灣民族主義意識向外擴張的欲望，然而支撐這股欲望的思想資源卻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政策，這意味著思想界的去殖民工作并沒有展開。
　　
　　回頭來看，《帝國之眼》在臺北文化圈引起相當大的爭議與暗流。1994年6月11日在臺北清大月涵堂所舉辦的文化批判討論會，以“南進論述的批判”為題，從不同層面對南進政策的相關進行討論，是臺灣的左翼思想界少數共聚一堂的場合，開啟了臺社日后對臺灣族群民族主義反思的基礎。
　　大約在同一個政治脈絡中，半年后，1995年1月，借著臺社7周年會議的契機，編輯委員會經過多次討論，共同發(fā)表了《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基進的臺灣社會研究》，主要的論點是反對主流政治論述，認為臺灣已經“自由化”與“民主化”，而將李登輝政權定調為“民粹威權主義”其主要的霸權計劃是建立新國家。從1994到1995年臺社的兩次介入，是在突破李登輝所構筑的強勢霸權方案，民粹威權主義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削弱政權在思想界的正當性。
　　臺社7周年會議同一個氛圍中發(fā)表的一篇重要論文，是趙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這篇文章對社會科學界對新興的臺灣民族主義的呼應，進行了批判，指出缺乏進步民主內涵的理論建構是親近于保守主義的，最后提出民主民族的另類路線。趙文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議，對手反應激烈。
　　
　　多光譜的在野社團
　　
　　《南風窗》：那么臺社對臺灣民族主義背景下出現的統獨議題怎么看?
　　臺社：對臺社而言，臺社7周年的幾篇主要文章，被對手視為對建立新國家的否定，對臺灣民族主義的無情批判，放在臺灣慣有的二元對立思考下，臺社于是被外界看成反獨的外省統派。
　　事實上，臺社成員的光譜甚寬，有本省統派，本省獨派，也有外省統派，外省獨派，更多的是主要注意力不在統獨問題的社會運動派。至于對于大陸的態(tài)度，在1990年代中期，大多數人是不了解大陸，但是基本的共識是不接受國民黨的反共國策，認為要開始接觸與了解實際狀況，于是也才在1997年組團訪問北京、上海，對很多成員來說，這是第一次去大陸也是與對岸學術思想界接處的開端。10年間，臺社的幾位成員逐漸開始在大陸進行研究，一般而言與大陸批判圈的朋友互動頻繁、關系良好。
　　作為認同左翼思想、堅持社會運動路線的異議團體，臺社“在野”的民間性格一直是很清楚的。因此，臺社從創(chuàng)社以來，反國民黨威權體制是成員的基本共識，相對而言也就會較為同情反對勢力的民進黨，2000年國民黨倒臺，政權更替，對所有長期參與臺灣民主運動的團體而言，都是相當歡迎的重要歷史事件，雖然對于民進黨基本教義派與其長期操作省籍政治等，持有高度的疑慮與批判的態(tài)度。
　　當然，疑慮被證明不是沒有道理的，民進黨執(zhí)政后，為了鞏固政權，升高統獨矛盾，激化省籍沖突。陳光興的《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中，企圖觸碰政治禁忌，直接討論省籍問題。這篇文章與廖朝 陽的《災難與希望》所構成“大和解?”專號的主要文章，以及朱天心、陳映真等多人的回應，是臺灣思想界少有的公共論壇空間，聚集了來自不同陣營的分子，共同討論省籍問題。無論省籍矛盾是否逐漸淡化，這個專題可以說是臺社對跨越族群政治所盡的一份心力。
　　《南風窗》：臺社還介入了哪些社會議題?
　　臺社：性別問題一直是臺社的主要關切，但是無可諱言這也是臺灣左翼思想陣營低度開發(fā)的領域，何春蕤(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與寧應斌(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長期的耕耘，是推動批判圈前進的主要力量。她們1980年代起提倡女權思想，90年代開拓同性戀權利，近10年來又將觸角指向被思想界忽視、又具有社會禁忌的跨性別及性工作議題。她們二人相當有原創(chuàng)力與前瞻性的論述，是學術思想界不該也不能忽視的。正因為如此，臺灣公民社會的保守婦女團體在2003年4月對何春蕤提出法律告訴，歷經一年半到2004年9月，最后二審獲判無罪。
　　除了性別、族群問題外，臺社成員積極關心、參與介入的社會議題甚為廣泛，包括媒體公共化、移民、勞工、原住民，社區(qū)、社福等。
　　
　　對當前臺灣社會的認識
　　
　　《南風窗》：在陳水扁政府下臺，而后貪腐丑聞不斷的背景下，臺社作為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的群體，如何認識當前臺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臺社：臺社的一貫立場認為臺灣戰(zhàn)后經歷了古典威權(蔣介石時期)、改革威權(蔣經國時期)、民粹威權(李登輝時期)乃至于在2000年之后民進黨政府上臺后，建立了“后威權”(陳水扁時期)o但也如同我們所堅持的，“后威權不是反威權，也不是非威權，更不必然等同于民主”，作為民主的基本價值，包括參與以及負責任的政治，并沒有因為政黨輪替，威權喪失就自動得到正果，相反，統治集團反而更得到程序正當的支持，而進行更錯綜復雜的權錢交換，并變本加厲地操弄族群政治正確的符號，來掩飾其內部貪腐與不正義的實質統治的內容。
　　這在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之際，更需要仔細地分析與解密，藉以對包括“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等概念除魅，建立批判的基礎，避免本土化而排除異己、民主化而拒絕問責、多元化而壓迫多元、自由化而摒棄正義以及全球化而罔顧平等的歷史鬧劇重演。經由歷史的分析可以看到，統治集團盡管有個人或政黨的差異，但在對抗平權參與、蔑視社會正義、以及操弄本土媚俗的手段上，確有意外的相似，而不會只因為程序民主化以及政治本土化，就自動形成差異。
　　因此，20周年，我們要特別對民進黨這8年的政權進行批判的工作，也正是對于國民黨馬政權謹慎的警告，而避免貪腐政權的復辟。
　　《南風窗》：臺社怎么具體看待“本土化”的問題?
　　臺社：本土化在全球化過程中，有其進步與抵抗的價值，但是也潛藏著封閉與排斥的危險，同時本土化不應該被視為本體價值，而必須放在具體的社會與政治的訴求中來審視，才能對之進行定調。
　　本土化在臺灣的發(fā)展脈絡中曾經具備一些進步的元素，例如對抗官方訴諸的現代化以及文化的霸權，并打破以族群為界線的分配體系。但是，這種訴諸地方認同，結合族群政治的操弄，而缺乏進步自由主義傳統的意識型態(tài)內容，造成一種排他性極強的政治動員，不幸的，這樣的本土化運動結合了“新國家運動”，成為過去近20年來的主要政治意識型態(tài)，并沒有因為威權體制的松動而有所削弱，相反，甚至更加因為政權更替而取得執(zhí)政優(yōu)勢后，成為取代一切可能進步論述的支配性霸權，使得因威權體制松動而帶來的社會進步力量又被統獨議題所遮蔽或瓦解。
　　
　　過去5年民進黨的后期執(zhí)政，雖然一度在連任之后意圖采取和解態(tài)勢的“多元認同”論，盡管這一多元論的實質內涵仍是“獨尊本土論”，姿態(tài)上已采取看似容忍寬大的措辭，但這也在深綠反彈，以及民進黨政權因貪腐而無法自拔之時，很快連和解姿態(tài)都不屑。
　　我們要強調的是這一本土論，并非僅是民進黨操弄的議題，它已遠比這復雜地成為了臺灣的主流意識，而被新成立的馬政權所吸納并信仰，這表現在一系列所謂“臺灣優(yōu)先”的“愛臺”政策上。誠然馬政權為了避免賣臺指控，采取這一口號，而本土優(yōu)先也不必然排斥異己，但重要的是當道的本土論述中看不出與進步的社會政治意識的關聯性，這也使得我們不禁要問“愛的是什么樣的臺灣?”“這樣的本土意象是可以共享的，不分階級、族群?”當這些問題沒有被論述厘清時，所有的本土論述，包括馬政權的，都有可能成為壓迫性的法西斯主義綱領。
　　
　　臺灣民主化批判
　　
　　《南風窗》：同為華人社會，大陸非常關心臺灣的民主，一般來說，雖然民眾受官方媒體報道影響而對臺灣民主有著較為負面的認識，但知識群體卻普遍認同臺灣的民主化進程，對此，該如何理解你們在內部所進行的民主化批判?
　　臺社：問責是所有民主制度設計中最基本的要素，但吊詭的是，在臺灣號稱民主化成熟，尤其在政黨輪替以后，卻經常發(fā)生了政策錯誤時藍綠互批或共謀，例如樂生拆遷，無人可負責的困境，而最離譜的不外是執(zhí)政貪腐，卻無法可以究責，或卸責式地宣稱“用選票教訓”，導致人民被迫上街抗議卻依然無法逼迫貪官下臺，這背后除了因為統獨因素作用外，更大的問題在于形式民主無法落實社會正義，經常掩飾了不正義的“社會共識”。
　　在這點上審視紅衫軍運動，就更有意義，如同趙剛指出“紅衫軍運動是在形式民主已經完成的前提下，反過來指出形式民主(至少在臺灣)所展現的重大問題，而且無法以形式民主本身來解決：貪腐、國度分裂、政治領導團隊缺乏基本道德、國家機器無節(jié)制地往財團傾斜、貧富差距極化”。
　　這一發(fā)展的方向，并不會因馬政權的上臺而有所改變，相反，在二次政黨輪替的口號下，而更形鞏固，甚至自傲。這種看似民主、實則卸責的政治邏輯在過去這幾年內同時也荒謬地支配學術界，特別是當道學術評鑒造成臺灣社會人文學界知識生產空洞的危機，但卻無人負責的狀態(tài)，這樣的發(fā)展將造成，社會、政治、文化及歷史的脈絡和關切逐漸淘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將越來越像自然科學一樣趨于一元。這與近來世界學術潮流強調多元異質的走向，顯然背道而馳。
　　《南風窗》：多元化實際上也是臺灣社會近年來的主流論述，你們內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臺社：雖然多元文化的論述也被拿來解釋臺灣在民主化之后的社會發(fā)展，但卻經常成為偽善打壓異己的借口。尤其是在所謂“第三部門”成為臺灣民間活力的主流形勢下，這種“非官非民”又“既官既民”的組織，使得表面看似市民社會成熟發(fā)展的樣貌，卻經常吊詭地成為新的統治形態(tài)，而進一步扼殺了多元意見與行動的可能。
　　這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有關同志權、 娼權以及動物戀的事件，假道德恐懼之名，而行暴力法西斯統治之實，具體地展現在多起官司之中。在這些過程，一個被恐懼包圍的多數，訴諸統治暴力，藉以鏟除異己，清楚地成為新的治理的形態(tài)，有別于之前國家威權的管理。事實上，在后威權的多元社會里，新的管理權力往往本身就來自公民社會或公民團體的論述，這些新權力則既有吸納也有排斥的動向，并且在國族定位的推力下與全球治理接軌。也就是說，臺灣社會貌似多元價值的市民社會，其實內部的矛盾與沖突，在威權退位后，保守力量的集結就經常成為將邊陲聲音排除在公共論述的主要力量。反思自由化和全球化
　　《南風窗》：在大陸，社會正義和公平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而你們也提出“自由化而摒棄正義”，“全球化而罔顧平等”是臺灣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
　　臺社：在臺灣，自由化從1980年代以來就被奉為經濟政策圭臬，不因政黨更替而有所改變，差別只是強度更強，更被視為教條。無疑，自由化與私有化在1980年代倡議時有著清楚的政治目標，就是瓦解國民黨在經濟掌控上的高地，但同時反歷史地消解了后進國家在經濟發(fā)展上的干預可能，卻又有計劃性地拍賣國產，國家自我閹割在經濟重分配的作用，而將社會的不正義歸諸于市場機制的不健全。在民進黨執(zhí)政后，更進一步假借消滅地方派系之名，以及竊據金融改革之美名，而行金融兼并與官商勾結之實，使得國家財產被淘空，鄉(xiāng)村地區(qū)面臨金融排除的困境，自由化成為財富傾斜資本的美麗措辭，而使得國家基本的社會重分配的角色模糊，甚至扭曲。
　　而此同時，將國營企業(yè)的社會功能市場化，更使得包括大眾運輸在內的基本服務功能，失去滿足地區(qū)人民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不論舊有的民進黨政權或者當政的馬政權，卻在稅制改革上不斷向大資本傾斜，先后廢除或降低營業(yè)稅、遺產稅等富人稅，并提供包括土地與稅制優(yōu)惠等手段，來阻遏資本的西進大陸。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在所謂自由化、市場化的意識形態(tài)下，實質是一更親資方的傾斜的糖衣，加深社會不義。這樣的憂慮也呈現在我們對執(zhí)政百日的馬政權的若干政策上，尤其是以愛臺之名進行建設，實則形成對資本退讓的經濟特區(qū)。
　　在過去5年中，全球化虛偽平等最清楚，莫過于農民與移工的議題，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的事件并沒有喚醒臺灣藍綠政客對全球化中農業(yè)、農民與農村“三農”問題的重視，反而將之矮化為治安事件、以及消費農村的“無米樂”。而移工的問題上，一方面資本利用差異的勞工來弱化勞工作為一個集體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對外來移工進行慘無人道的剝削，終至爆發(fā)“泰勞”抗暴事件，而在藍綠斗爭中，又只被當成丑聞來處理，而無能針對全球化不對等的勞資關系進行反省。
　　
　　未來之路
　　
　　《南風窗》：20年之際，臺社對于今后的方向有何思考?
　　臺社：隨著臺灣社會矛盾與沖突加劇，臺社有越來越強的動力要對臺灣社會發(fā)言。參與社會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逐漸成為臺社內部思考的問題方向。
　　臺社成員大都以不同的形式參與社會，其中為數不少的成員直接涉入社會運動的組織，這使得臺社成員的問題意識比較能夠貼近社會的真實狀況，而不是學院式地以學科典范與概念為前提，脫離社會現實。20年來，在不自覺的不斷參與中，臺社早已成為社會運動的環(huán)節(jié)之一，以知識生產的方式參與社會的變動。
　　但是，臺社的知識生產還沒有能夠做到的，是經由社會參與認識到社會本身的糾纏復雜性要如何回過頭來挑戰(zhàn)、轉化既有的學術方式，使得根植于社會實踐的分析方式，能夠讓急于面對日常生活斗爭的社會運動所做出的方案更具歷史的縱深，更為深入社會的基體。
　　由于上面這種社會參與及知識生產之間，來回相互辯證的邏輯還沒有被清楚地掌握，我們的知識生產經常還是難免回到長期以來養(yǎng)成的習慣，以理論、政治立場對社會現實主觀投射，停留在用規(guī)范性的命題與對手交鋒，但是在歷史解釋上說服力不足。
　　這是臺社中生代成員的反省，我們以“歷史轉向”來期許未來的知識生產能夠具有歷史厚度，對于現實的理解是在流動的歷史縱深中展開，在此基礎上來參與及介入社會。我們認為臺灣的威權體制已經倒臺，憑靠道德立場，政治正確表態(tài)的時代已經不再，要找到社會的動力之所在，乃至于挖掘貼近社會的民主機制，必須要轉化知識方式，但是同時我們不可能走回頭路，躲進象牙塔，是否能夠找出新的可能性決定了臺社的未來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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