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修訂版出版了，通過其中增加的篇章可以隱約窺見劉小楓思想變化的軌跡。 　　10年前初版所收錄的《我們這一代人的怕和愛》、《記念冬妮婭》、《流氓話語與意識形態(tài)》等文章，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就是如作者所言的“四五”一代人追尋、困惑、亢奮與破滅的心靈史，作者詩意筆觸里流露的是在后極權(quán)主義時代中個體的價值自覺與文化反省。尤其其早年的《拯救與逍遙》、《詩化哲學》等著述大都是從中西精神沖突的十字街頭，來重新理解漢語思想的內(nèi)在危機，而為后“文革”的文化人格尋求養(yǎng)分。而《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則給劉小楓的社會肖像蒙上了一層神學的“陰影”，當時就有很多讀者和朋友勸告他不要誤入基督救國的“歧途”。
　　盡管多年前的劉小楓就已經(jīng)在其許多文字里否定了宗教救國的這一猜測，但他這些年來的“神學轉(zhuǎn)向”仍然成為知識界的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人們憂心的是從前那個充滿反省與卓見的“公共”的劉小楓似乎在越來越向一個精致而神秘的宗教象牙塔退守，甚至不無自得地蝸居其中�！冻林氐娜馍怼�、《圣靈降臨的敘事》這些富有宗教隱喻的書名似乎都讓我們習慣性地作這樣的猜想。
　　《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似乎也顯著地標志著這種轉(zhuǎn)向。相對于10年前三聯(lián)書店的初版，修訂版中增加最多的是宗教性題材的隨筆，大都收錄在“雪泥鴻爪”這個章節(jié)里，討論的都是“靈知主義”、“神義與人義”、“愛欲神秘論”等話題。包括“緣分”中對施特勞斯和基爾克果的探討，都是訴諸個體靈性與領(lǐng)悟的艱深的學理。但能否說劉小楓背叛了他最初的關(guān)切呢？也不盡然，比如《神義的千禧 人義的激情》似乎通過對烏托邦主義與千禧年思想的比較，來理解他早年在《記念冬妮婭》里提出的“愛欲與革命”的關(guān)系問題，也就是阿倫特所謂的“根本的邪惡”如何吞沒個體的自由與理性的問題。這種回響由于過度采用學術(shù)話語的形式，而使讀者不得不面對閱讀與接受時的重重迷霧。也許，這是劉小楓深入神學而穿越歷史時必須支付的代價？
　　但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劉小楓似乎相當不滿于眾多學者對公共問題的積極介入，尤其是當這種介入是以漢語學術(shù)的損失為代價的時候。也許在他看來，在現(xiàn)代性情境里，知識與道德應(yīng)該保持必要的張力，不應(yīng)該為了某種道德姿態(tài)而損失對知識的純粹探尋。這種預(yù)設(shè)讓他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書齋學者而非知識分子。
　　在修訂版增加的《知識分子的“貓步”》一文中，他提出一個很有挑釁意味的比喻：知識分子的貓步，意思是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思想與實踐中總想到左右腳下之間恰好有條直線，腳步當然不能自自然然邁出去，必須輪番踩在直線上，最后就是左右搖擺的故作姿態(tài)，而喪失了知識與道德的誠實。在他看來，“熱衷表演的知識分子還為‘貓步’提供了悲壯而崇高的理由：關(guān)注現(xiàn)實當下問題――不曉得‘泛泛之詞和無謂的激情都是缺乏專業(yè)素質(zhì)的表現(xiàn)’（博爾赫斯語）�！痹诒姸嗳宋膶W者介入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積極推進公民社會和公民政治建設(shè)，形成學院性的社會批判力量的當下，劉小楓所保持的超然姿態(tài)與反叛立場，令人對其背后的精神力量支撐格外好奇。
　　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學術(shù)優(yōu)先于政治的立場，劉小楓顯然對這些年風起云涌的“公共知識分子”有所保留，他用充滿反諷意味的筆調(diào)寫道：“眼下，我們多半是在向有聰明才智的公共知識分子學習，向各類新興的社會科學專業(yè)的發(fā)明人士（經(jīng)濟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學習，并由此成為大學教授。可是，除非我們事先弄清楚，有專業(yè)知識等于有教養(yǎng)，公共知識分子便意味著有高貴的品質(zhì)和政治的美德，我們跟從這類人士學習恐怕沒有把握自己會被教育成有教養(yǎng)的人�！币虼耍瑒⑿�楓為“知識分子”設(shè)定了一個更高的標準，那就是知識分子在面對模棱兩可的市民時，需要新的見識能力、新的言辭本領(lǐng)――制造晨霧的本領(lǐng)；至少需要特別的回憶能力，記得起人類過去某個歷史時刻的血腥和蜘蛛網(wǎng)般的恐怖；還需要特殊的見識能力，看得見迫在眉睫的危險和通向深淵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當然還有特別的語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隱約在色情的模糊、好奇和喜悅中，讓市民自以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其實一切都是解釋不了的日常。
　　知識分子到底該怎樣處理學術(shù)與政治（包括社會）的關(guān)系？這是一個古希臘就已提出的哲人與城邦政治的關(guān)系的問題。蘇格拉底設(shè)想的是牛虻與駿馬的關(guān)系，牛虻經(jīng)常性地叮咬駿馬以迫使臃腫的駿馬煥發(fā)精神。面對今日中國類似古雅典的到處彌漫的“愛欲的疾病”，也就是不加反省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虛驕、狂妄與自戀，尤其是知識分子的隨波逐流的社會表演與精神空洞，劉小楓顯然不甘心僅僅做一只批判性的“牛虻”，他還想做一個從柏拉圖洞穴中走出來的古典主義的愛智者，只不過這個愛智者的身上彌漫著神學的光澤。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劉小楓為何要致力于重新閱讀和注疏西方經(jīng)典的龐大學術(shù)工程，也才可以明白他適度地遠離公共的象征意義。他相信文化與精神的力量能夠造就德性與智慧，這種信仰讓他寧愿戴著“神學專家”的十字架遭受著來自普通讀者的責難與失望。
　　正如修訂版增補的他在一次討論“21世紀精神”的座談會中所說：“思想始終是個人自己的事情，必須跟著自己的感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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