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漢奸中，因文名而得享大名者首推周作人，因文名兼著艷名而得享大名者莫如胡蘭成。前者因其炮制得一手苦茶式的文字而令眾多文學愛好者掛懷，更有若干學界中人耿耿難安于其變節(jié)行為而曲為之辯；后者因其余韻不斷的風流艷情及其搖曳柔婉的文字而令紅塵男女為之癡迷，再摻和上一段與洋場女才子張愛玲的恩怨情仇，一切香艷傳奇所應具備的調料都配足了，胡蘭成想在死后不紅火都不行。
　　不過，漢奸就是漢奸，周作人的文名再盛十倍，照樣是個漢奸，胡蘭成艷名再盛十倍，文名再盛三倍，也仍然是個漢奸。漢奸的成色絕對不會因為文名、艷名的高低而有所增減，好比假鉆戒的成色不會因為商家給取了個吉祥的名字就變成真鉆石了。有人批評說胡蘭成筆下“就幾個感慨意象，什么春風庭院，殘陽夕照”，說來真是臭味相投，周作人也特愛什么夕陽秋河、庭院清茶之類的調調。我從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摩漢奸的心性，彼等貪戀閑適風流的生活，正是他們本可以避免做漢奸而終于做了漢奸的絕妙注腳。
　　中國人而淪為漢奸，不外三種情況。一種是天生就有反骨，如李登輝，他現成有日本的血統(tǒng)，又有拜日狂，想不做漢奸都難。另一種是貪生怕死，敵人的刀槍架到脖子上了，猶豫著不甘于一死，于是便投降變節(jié)了；貪生怕死乃人之本性中的軟弱之處，但人性中也有氣節(jié)在，在具體的一些個案中，人性中之氣節(jié)輸給了人性中之弱點，因這類原因而做漢奸的猶有可恕之處，只要他當了漢奸不要主動去沾同胞的血，還可以給他一條自新之路，比如我們在抗戰(zhàn)片中常看到的胖翻譯官。第三種是貪戀安樂，本可以逃出圍城而不做漢奸卻不愿承受飄泊之苦而留下來做了漢奸的，如周作人，如胡蘭成，這類人罪無可恕，人所不恥，但奇怪的是，反倒是這一類漢奸竟然在目下時尚文化圈與精英文化圈內同時走紅。
　　有好事者把胡蘭成、張愛玲的偷情故事演繹成如泣如訴，蕩氣回腸，真有滾滾紅塵的派頭，但在我看來，也就一滾滾“奸”情罷了，值得如此大加渲染?我雖膩煩假道學，但總覺得拿漢奸來做情色文章終不免悖德，這和香港《東周刊》拿劉嘉玲被強暴的照片當賣點一樣其心可誅。
　　有人說讀胡蘭成的文章，覺得“相當急促”，又發(fā)議論道，“短句頻繁的文章，節(jié)奏是疏緩的；長句多，一定很急促。然而胡的文章又不似這樣，那也許又是句末的語氣助詞用得少的緣故”。所說甚見靈心，西人有所謂語言呼吸論，謂好文字當能令讀者于語句之間自如呼吸，胡蘭成心不正則氣不順，氣不順則文不暢，我等讀其文而欲求氣順，豈可得乎?
　　關于胡蘭成這個話題，爭訟得最厲害的還是“為文”與“為人”應否一分為二的老大難問題。有人認為，“漢奸就是漢奸，文學就是文學，不必攪在一起”；還有人說“談文藝卻扯什么‘漢奸’，非常無聊”。我以為，漢奸、文學可以分開來談的論調如果不是糊涂之論，便是別有用須知，所謂的“不能以人廢文”只是片面的真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對這個問題，我不說大道理，免得像偽君子岳不群那樣惹人嫌，我只請讀者設想一下，當秦檜高唱“我愛你，中國”，當猶大高歌“Hallelujah”，當該隱詠嘆“友誼地久天長”，當陳世美低哼“只愿一生愛一人”，當胡蘭成吟誦《正氣歌》，當周作人提筆寫“意映卿卿女晤”，你有什么感覺?你不覺得惡心?反正我是會起雞皮疙瘩的。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先生劉薄情負義的大詩人元稹就頗不感冒，他以為元氏的一系列悼亡詩通通沒有價值，具體觀點可參看《元白詩箋證稿》，我就不做抄書匠了。
　　為人而言行不一，那叫虛偽；為文而心口不一，那叫矯情。虛偽之人不足論，矯情之作不足觀。道理實在淺顯得很。
　　單從文藝學原理而論，那種所謂“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偉大實踐”與“階級斗爭”等因素應與文學相剝離的觀點，貌似“革命”，其實是大大落伍了――文學怎么會與現實、實踐、矛盾、沖突無涉?當前的文學研究領域早就在向文化批評轉型了，文化批評的四要素是種族、國家、性別、階級，文化批評中又有文化工業(yè)、文學生產、微觀政治學等分支，樁樁件件不離人類社會生活的“偉大實踐”�？偠�言之，談文學不能躲避政治。
　　照那些“文學自足論”者的觀點，后殖民主義批評、后現代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都是扯淡，賽義德、本雅明、福柯部是在胡鬧，只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才是文學高地永不落的太陽，而丹納的種族、時代、環(huán)境三要素說等文學理論也都該掃進歷史垃圾堆了。果真如此，倒真?zhèn)�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凈”了，而文學可以就此改名為小女生小男生讀物，成為夢囈和自戀的空中高地。果如此，間作人、胡蘭成當然也就可以堂然并列為“純純純文學”先賢祠二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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