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常使人感喟，比如讀到這明朝的方孝孺，心里久難平靜。 　　明成祖奪了侄子建文帝的位，要極負盛名的大臣方孝孺起草詔書。方孝孺先是不肯，后提起筆寫了四個字“燕賊篡位”。明成祖大怒，以滅九族相威脅，誰知方孝孺傲然昂首說：“便是滅十族又能把我怎么樣？”明成祖怒不可遏，殺了他的家人族人及追隨他的學生共計872人。
　　方孝孺在面臨生死抉擇時，內心的沖突應該是巨大而激烈的。要知道，朱棣殺他的親友學生，是當其面一一殺戮的。眼看親友因自己成刀下鬼，那是怎樣一種錐心鏤骨的傷痛！方孝孺內心必得有一種巨大的、堅定的、高于一切的精神支撐著他，他才可能將對親人、對族人、對學生的生命和感情放在等而次之的位置。而且，方孝孺的家人、族人、學生也受了這種精神的支撐，認為方孝孺只有這樣做才是對的，即便禍及自己也死而無憾。史載，方的胞弟方孝友臨刑時，看到方孝孺淚如雨下，還從容吟詩：“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后，旅魂依舊回家山�！�
　　支撐方孝孺被滅十族而無畏的是什么？無他，唯義而已。方孝孺在生死面前做了一次舍身取義的抉擇。這個“義”是什么？無非“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勇”，具體一點，就是盡他作為一個臣子對君主的忠誠。
　　其實朱棣對方孝孺已算客氣，他對方說：“此朕家事耳，先生無過勞苦�！笔前。�明成祖是朱元璋的兒子，建文帝是朱元璋的孫子，江山是他們朱家的，該誰來做老大，只是他們的“家事”，叔叔和侄子爭權奪利，也只是他們的“家庭糾紛”，關卿何事？博古通今的方孝孺應該懂得，大勢在前，并不是他可以螳臂擋車的。但是，孔子有言在先：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既不去盲目地服從一切，也不去盲目地反對一切，他只把正義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無論從道德還是法律上講，謀反篡位都是儒家眼里“十惡不赦”的首惡，非正義的，自然為方孝孺這樣的君子所不恥，故而同樣是朱家的人，在他眼里，一個是君，一個成了賊。
　　究竟是維護這種“義”重要，還是維護幾百人的生命重要？在現代人看來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種“義”的理想下面，是個人破碎的幸福、無辜的犧牲，我們完全可以反省這種制度缺陷。但是方孝孺沒辦法反省，沒有人告訴他那是不合理的“義”。在方孝孺的價值序列里，這種“義”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正是他的局限和悲哀之所在。他已經成為統(tǒng)治者塑造的那種人格，一顆合格的螺釘，可以為設定的道德理想慷慨赴死。
　　我們現在能夠理解方孝孺的局限性，也就能同情而非責難古人，說他們清高害人；也不必把這種“義”當作圭臬供奉起來，再遺害后人�？墒�，我們環(huán)顧左右會發(fā)現，身邊還有很多舉著“正義”之旗、講著“道理”的人，他們表現出無私而仗義，其實是“以其無私，故而成其私”。理由很簡單：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會珍惜別人的生命；不尊重自己的人，也不會尊重別人；對自己無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私。
　　掩卷長思，我在想，除了人類的一些普適價值，我們現在恪守著，甚至不惜以生命來維護某些易碎的東西時，我們是不是也在扮演著一顆顆合格的螺釘呢？這樣想想，仿佛感到脊背有一股冷氣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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