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在國內的個別媒體上探討過“我國戶籍制度現(xiàn)狀”的話題，說世界上好像僅有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國家還在實行著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而我們中國即屬其一。隨著年齡的增長，經(jīng)歷的豐富，對于“戶口”的一系列問題，我終于確信歷史遺留下來的，我們正在沿用的東西并不公平，體現(xiàn)出嚴重的歧視，它留給人們的是心酸的歷史和守人痛楚的現(xiàn)實。我也確信，只要我們站在國家和民族的角度，站在全局、整體的高度，那我們會找到理想的辦法和路子。回顧歷史，審視現(xiàn)實，讓我們看一看“戶口”究竟給我們的國民和同胞帶來了什么。
　　“我們不可以因為自己的富足安逸。而忘記了生活中還有窮人和不幸。”
　　 曾經(jīng)，我們北方人聽到上海話、廣東話是陌生的。新奇的；曾經(jīng)，上海人的“小氣、精明”，北京人的“乖巧、驕傲”，東北人的“豪爽，粗魯”，常常成為某些人茶余飯后的談資，不僅如此，北京人到外地絕少拿京腔京調，北方人去上海也常常受白眼兒，同屬于一個祖國，為什么地域觀念如此的強烈?為什么視自己的同胞為異族?每當春和景明之時，或金秋送爽之季，我們又何曾有過南遷北移。別居新鄉(xiāng)之想？中國人終其一生極少有人能動此念。北京人生生息息于北京，蘭州人世世代代于蘭州。
　　記得還是在二十年前，在北京的公共汽車上，一位身著牛仔服的小伙子不小心踩到一個女乘客的腳，他不僅遭到了對方一頓京腔純正的訓斥，臨下車時還補了一句：“像個灰兔子似的，總往北京這兒跑干嗎？”北京人，是多么優(yōu)越和自豪！是呀，沒事還是呆在家里為妙，為什么要到處亂竄?幾年前，曾經(jīng)聽到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二十多歲的小青年來北京走親戚，有一天出門后再沒有回來，一個活生生的人突然間就消失了，仿佛在人世間蒸發(fā)了一般，親人們心急如焚，數(shù)天內到處尋找杳無下落，最后千里之外的家中來了音訊，方知被遣送回家了。
　　不知從何時起，在一些城市又出現(xiàn)了“暫住證”，當初，據(jù)說外地人來這些城市辦一個暫住證要花上幾十元至上百元不等。假設一百萬流動人口，所獲自然不菲。相形之下在西半球的美國，申辦一個公司，費用也不過一百美元。不僅如此，暫住證還人為地把人分成A、B、C三等。外地人在城市修鞋補胎可以、引車賣漿可以，而要找個體面點的工作，則需要本市戶口。非本市戶口的孩子，要想接受正常的教育，每學期還需交一筆“借讀費”或數(shù)目可觀的“贊助費”，致使眾多的孩子失學于城市。城市，它在盡占天時地利的同時，卻失去了最重要的人和，“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余秋雨《上海人》)。而北京人、深圳人……凡是自認為有優(yōu)越感并實施地方保護的城市，外地人又將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呢?
　　還記得上一屆的法國總統(tǒng)大選嗎?以勒龐為首的極右翼勢力的口號是“法國人一切優(yōu)先”，他們主張：法國國民在所有社會福利方面都享有國民優(yōu)先的權利。他們認為法國之所以失業(yè)率高、社會犯罪率高，其禍根都在外國移民身上。而解決辦法就是驅逐外國移民，恢復死刑，嚴懲犯罪分子等等。眾所周知，在法國六千萬人口中有四百萬是移民，巴黎城里每六個人就有一個是移民。按照單向思維，面對這樣的局面，一切極端的民族主義、排外仇外主義，或者說新納粹主義、種族主義似乎都能在本國本民族中間通過，然而就是這位勒龐及其主張，不僅遭到了歐洲各國的一致唾棄，而且在法國內部都沒有通過。為什么？因為它是不公正的、狹隘的甚或是野蠻的、不人道的，它的前提是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保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要看它為別人甚或是極少數(shù)人提供服務的程度，正如一位西方學者說的：“我們不可以因為自己的富足安逸，而忘記了生活中還有窮人和不幸”。
　　歷史上的一代仁君唐太宗，晚年總結出的治國用人五大原則，即有“視華夷一體，愛之如一”。以致后來一些所謂的明主仁君也仿而效之、大談其道，但真正的視華夷為一體，卻需要一套科學而完備的法律體系給予保障，如此才能天下一體、四海晏然。而在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建設的征程中，有什么比團結與凝聚力更為可貴和重要呢？
　　富蘭克林：“當外國人在四處尋找能夠獲得更多幸福的國家并選擇了我們的時候，這是對我們有深厚感情的證明，應該引起我們的信任和尊敬�！�
　　我的一位朋友，他和妻子在北京已經(jīng)生活了八年，不久前，我去他家做客，晚飯后我們坐下來閑聊，不經(jīng)意間我問道：“現(xiàn)在可是新聞時間，你們不看嗎?”
　　“你指的是北京新聞?”他們夫妻對視了一下淡淡地笑了笑，沒有回答我。接下來我的朋友提議和我出去走走。在路上他說道：“你剛才的話讓我痛苦。不錯，你關心北京新聞是天經(jīng)地義的�！薄盀槭裁�？你是個有學問的人，又關心時事，作為北京人怎么不關心北京的事情呢?”我說道�！拔沂潜本┤藛�？誰承認過我是北京人？”不知為什么他突然間激動了，向我質問，“在戶口和身份證上，我和妻子都明明標注的是甘肅蘭州人。”
　　“可你在北京已經(jīng)居住八年了，你已經(jīng)是事實上的北京人了�！�
　　不料這一下卻讓他感慨系之，他動情地訴說道：“兄弟，你知道每一個人的愛好和習慣，都會潛移默化地打上家庭的印記。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在世時，每當晚飯過后我們全家都要坐在一起，先看蘭州新聞，然后是中央臺的新聞聯(lián)播，已形成了慣例。我又何嘗不看新聞、關心家鄉(xiāng)事和身邊事?可是自從我來北京之后，我就再沒有看過完整的北京新聞，在內心里我甚至有意排斥它，為什么，你知道嗎?因為我覺得它的榮辱、它的興衰、它的一切都與我無關。這八年中我好像一葉浮萍，每時每刻都有一個聲音提醒我：‘你不是北京人，你有北京戶口嗎?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證和暫住證……’無論是找工作，還是在街道、居委會，總能看到這樣的提醒。當我遇到困難、挫折時，我甚至問自己：你究竟是哪兒的人?你有家鄉(xiāng)，可家鄉(xiāng)與你已隔千里；你有戶籍，可你現(xiàn)在是‘非法移民’；你屬于這個國家，可在你心中竟沒有溫暖，安全的具象之所依。祖國呀，畢竟不是空洞、虛無的概念！我知道這種感受不宜說出口，因為沒人理解，可憋在心里又難受。也許這是自作自受，因為沒人拉你請你來北京，可又有什么辦法?我不過就是為了生存……”
　　1787年，在美國聯(lián)邦制憲會議上，關于要求外國人必須在美國居住14年才能被選舉擔任公職的不合理建議，富蘭克林說道：“歐洲人民對美國是友好的……我看到革命過程中許多外國人真誠地為我們工作――許多本國人都反對他們的祖國。當外國人在四處尋找能夠獲得更多幸福的國家并選擇了我們的時候，這是對我們有深厚感情的證明，應該引起我們的信任和尊敬�！边@是成就一個偉大人物的思想基礎，也是造就一個偉大民族的先決條件。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公民，無論他遷到天涯海角，其最終目的不過是有一個最好的選擇，生活得更好，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得更好、更幸福，那這個國家也就會 變得和諧而強大。他會認為身為中國人是自豪的、幸運的，這個國家給他以廣闊的、自由的選擇空間，他還有什么理由不以赤子情懷相回報呢？
　　如果說大人是無知的，那么孩子卻是無辜的，我們給他們安排了不同的人生跑道和不同的起點……
　　我們在法律上嚴格設置了遷移的障礙，由于這種割據(jù)局面，使經(jīng)濟上的地域性差距日益拉大，事實上不但沒有起到控制的作用，反而使某一地域的人口只進不出，形成了無序的滯塞、膨脹，失去了有機的良性流動循環(huán)。
　　倒轉五十年，我們北京的人口也不過二百萬？我不相信，現(xiàn)在多出來的一千萬，是自然繁衍的結果。既然，我們都因各種各樣的原因棄別過故鄉(xiāng)而選擇了“新大陸”，那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允許別人進行選擇呢?中國人向來安貧樂道，依鄉(xiāng)戀土，如果不是特別的需要或萬不得已，他們是輕易不會遠遷的，有道是“故土難離”呀。據(jù)資料顯示，在美國每個人一生要經(jīng)歷五次以上的異地遷移，每年約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國內遷移住地。相比之下，我們的遷移還處在初級階段吧。
　　有一個聲音至今讓我無法忘卻：那是一位鄰居的七歲女孩，她和父母由外省來到北京定居不過半年時間，但活潑的小女孩早已脫去方言，字正腔圓地用北京話與小伙伴們嬉戲玩耍，使你根本分不出哪是北京的孩子哪是外地的孩子。有一天，剛上一年級的孩子回來對媽媽說：“媽媽，我們交戶口簿時，別的同學都說我們的(暫住證)顏色同大家的不一樣，那是為什么?”
　　“因為我們是外地人，他們是北京人呀�！�
　　孩子并沒有理解這樣的區(qū)分，于是問媽媽：“那我也想要與大家一樣顏色的戶口簿，可以嗎?”
　　“不可以，孩子，這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但顏色不同并不影響你的學習，好好學習吧�！蹦贻p的媽媽還能說什么?難道告訴幼小的孩子：你除了自己戶口簿的顏色與人不同外，每個學期還要多為你交一筆借讀費，當你將來高考的時候，或許還面臨著返回家鄉(xiāng)報考等一系列問題，如果這樣發(fā)展下去，你將來的畢業(yè)分配和就業(yè)還會出現(xiàn)與小伙伴不同的選擇、不同的結局。如果說我們大人是無知的，那么孩子卻是無辜的，我們給他們安排了不同的人生跑道和不同的起點，孩子天真的問話讓我們該怎樣回答？
　　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不是擺出一目個理由為自己辯護，而是選擇一千個理由提高自身的服務。
　　二百年前，江蘇有個叫鄭燮的人(“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就是這位書畫氣韻勁峭、筆致高古，做官勤政于民、兩袖清風的前清名士，誰能想到也遭遇過“戶口之難”。據(jù)史料記載，當時山東濰縣有個書生名叫趙拂云，祖籍四川，與母親客居濰縣多年，雖家境貧寒卻自幼好學，在縣里院試考了第一。按清制，接下來的鄉(xiāng)試必須回原籍四川應試，但大考在即，蜀道遙遙，他又無錢回川，情急之下他找到了濰縣的“父母官”鄭板橋。于是，一向獎掖后學．惜才愛士的鄭板橋給朝廷派到山東的繆大主考寫信一封，詳言趙生誠厚學優(yōu)，事關前途，又陳述了地區(qū)之限的種種弊端，希望朝廷能棄短取長、除舊布新。豈科這位愚宮復信說鄭板橋“私有所徇，乖違公義；不遵祖制，妄加非語”。氣得鄭板橋撕信大罵，早已厭倦官場的他于是勸趙拂云棄仕從民，并收其為弟子(后?趙拂云成了鄭家的乘龍佳婿)。
　　二百年后，趙拂云的遭遇仍然屢見不鮮，或許在某些方面較之過去還要復雜得多。延續(xù)了干百年的舊制竟沒有得以改進，也沒有引起廣泛深入的討論與爭鳴。是事不關己呢，還是我們不習慣于站在他人的角度、站在國家、民族的角度進行思維?我們知道，改革永遠意味著探索，而探索無疑包含著風險，但不改革就永遠得不到發(fā)展。百語有流水不腐、戶樞下蠹之說，水木如此，社會和自然界的一切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當然，我們不否認人口的自由遷移給國家的行政管理帶來了困難和壓力。但是到目前為止，人口超千萬的城市不在少數(shù)，人口密度大的地區(qū)在過去、在今天一直存在，但似乎還沒有哪個政府被這一點壓倒過，也沒有因這一點固步自封停上過發(fā)展。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不是擺出一百個理由為自己辯護，而是選擇一千千理由提高自身的服務。
　　孔子說過：“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碑斘覀兩僖稽c地域的觀念，而多一點整體的思維，那我們就會眼界開闊，所思無極。能夠使國民安居樂業(yè)、朝氣蓬勃，是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要，也是現(xiàn)代化建設的目的。
　　據(jù)說新的《戶籍法》正在制定之中，我們期盼著它成為社會進步、國家發(fā)展科學而有力的法律保障。
　　編輯／葛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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