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趙匡胤發(fā)動陳橋兵變,威逼年僅七歲的周恭帝禪位,后周符太后只得屈從。但由于行事倉促,在舉行禪位大典時沒來得及撰寫禪位詔書,而這禪位詔書是萬不能少的。在此關鍵時刻,翰林學士陶谷從懷中掏出一份事先擬就的禪位詔書從容遞上,使得趙匡胤擺脫了一場尷尬。非但如此,其禪位詔書更是引經據(jù)典,妙筆生花,把逼宮篡位,述說成了周恭帝畏天命、順天意、識大賢、法堯舜的竭誠之舉。其中,對趙匡胤的歌功頌德,可謂極盡阿諛之能事,讓人肉麻。禪位大典倉促而行,圓滿而就,陶谷未雨綢繆、雪中送炭,立了大功,群臣對陶谷莫不羨慕、嫉妒。
　　然而,趙匡胤只給了陶谷物質重賞,仍然讓他擔任最適合其才的虛職――翰林學士。難道是趙匡胤不識其能,獎勵不當?非也!趙匡胤知陶谷有功,但這功是見風使舵,投機取巧的行為。獻禪位詔書于大典情急之時,可謂精心預謀、居心叵測。立國之始,百廢待興。重用一“小人”,群“小”蜂擁;重用一能人,群賢畢至的道理,趙匡胤自然懂得,所以只是賜與陶谷豐厚的物質獎勵,而沒有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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