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中國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1915年生于天津，2009年9月逝世。楊憲益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而他與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與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紅樓夢》一并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英譯本??????他還翻譯了《離騷》、《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老殘游記》、《儒林外史》等中國經(jīng)典作品，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的人。本文選編自他的自傳，記錄了他在“文革”中入獄前后的人生軌跡。
　　
　　山雨欲來
　　
　　196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聽說我曾在牛津大學攻讀過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并翻譯過一些希臘、拉丁古典著作，希望我能把“荷馬史詩”翻譯出來�？紤]到這項工作需要花費時間，他們便請求外文出版社把我借調(diào)給他們一段時間，以便我能全力以赴完成“荷馬史詩”的翻譯。與此同時，他們準備聘請我擔任該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這樣一來，外文出版社就無法拒絕他們的請求了。我花了一年時間譯成了《奧德修紀》，但外文出版社要我回來把一部中國古典小說翻譯成英文。這一回他們決定讓我翻譯的是在中國盡人皆知的清代長篇小說《紅樓夢》。我就開始了這項翻譯工作。到1964年，我已完成約一百回的草稿，但上面又讓我停下來。1972年我出獄以后才重新翻譯下去，終于在1974年譯成全書。在我于1960年翻譯“荷馬史詩”時，我還把法國古典史詩《羅蘭之歌》也翻譯成中文，二十多年前，我在牛津修習中世紀法文時，就已經(jīng)非常欣賞這部作品了。
　　然而1961年早春，我寫了幾首詩，為反對斯大林的赫魯曉夫新路線辯護，并且批評中共的路線以及他們對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的支持。這幾首詩給我?guī)�來新的麻煩。那時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已經(jīng)開過，赫魯曉夫在會上譴責了斯大林的罪惡，提出了一條蘇共新路線。中國共產(chǎn)黨認為赫魯曉夫是個修正主義者，當時兩黨正在公開分裂。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剛和那幾個神秘的同志鬧翻，情緒非常不好。
　　一天晚上，我一揮而就寫出幾首詩來，第二天早晨我上辦公室去，謄寫了一份，留在辦公桌上。我這樣做確實有點兒成心，我就是要讓我的同事們看看――作為一種抗議。我的幾位年輕同事看了，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可是這些詩讓中國文學社的黨支部書記看見了。這位女書記一向?qū)ξ液芎�，可是我的詩使她非常震驚，她當下就讓一位編輯抄錄一份。當時什么事情也沒有發(fā)生。但是，后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幾首詩被抄成大字報張貼出去，成為一樁嚴重事件。1961年，盡管我在外文局沒有受到批判，但我能感覺得到我已成為一名“懷疑對象”。約略與此同時，中國作家協(xié)會舉行第三次全國大會，我是常務(wù)委員會委員之一，當然受到了邀請�？墒�，正當大會即將舉行之時，上面通知我交回入場券，說這次大會我不必參加。他們根本不解釋為什么不讓我參加大會。這一事件使我心情極為沮喪，我知道自己確實受到了懷疑。可是隨后幾年什么事也沒有發(fā)生，我?guī)缀跬鼌s自己已陷入了麻煩。接著，“文化大革命”就來到了。
　　
　　入 獄
　　
　　1968年五一勞動節(jié)前夕，乃迭和我雙雙被捕，從此監(jiān)獄就成了我們的家。我倆足足被囚禁四年之久，直到1972年五一勞動節(jié)才出獄。
　　從1968年年初開始，許多在北京的外國專家都以外國間諜的罪名被捕入獄。這一切的起因是江青在年初時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必須警惕外國間諜。她說，有些外國間諜已經(jīng)來中國多年，甚至解放前就來了，他們偽裝成我們的朋友，還以專家身份為我們工作。她發(fā)表這次講話后，許多外國專家就被抓起來了。在我們外文局，有一天晚上，美籍猶太人以斯雷爾?愛潑斯坦和他的英國籍妻子被捕入獄，比我倆被捕的日子早了不到一個月。我們被捕的那天晚上，我和乃迭坐在家里情緒低沉地喝一瓶白酒。我倆喝掉了瓶中的三分之二。這時，我聽見有人在輕輕地敲門。我打開房門，看見門外站著我們局的一名年輕的人事干部，他只說是想和我到外面去談一談。我就跟他走了出去，腳上還穿著拖鞋呢，因為我以為只是跟他在另一個房間里談幾分鐘話就會回來的。我們走上樓去，來到辦公室前。我一進屋，一名穿軍裝的男子就走上前來問道：
　　“你叫什么名字？”
　　“楊憲益。”
　　“你是什么地方人？”
　　“祖籍安徽省，但我是在天津出生的。”
　　“你多大啦？”
　　“四十八歲�！�
　　說到這里，他突然翻了臉。他吼叫道：“遵照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命令，你被捕了�！�
　　于是他們就把我?guī)�下樓去。我雙手戴著銬。一出外文局，我就被塞進一輛軍用吉普車，兩名士兵在我左右兩邊夾著我。他們按低我的腦袋，一直貼到雙膝，這樣我就看不見車往哪兒開了。汽車折向西南，到了一座我從未去過的監(jiān)獄。他們把我?guī)нM辦公室時就去掉了我的手銬，坐在辦公桌前的那名當官的什么問題都沒問，他只是遞給我一張表格要我填上：姓名、住址、性別、年齡，如此等等。接著就叫我解下褲帶、鞋帶以及其他一切能用來上吊的繩索之類的東西。我還必須掏出口袋里裝著的全部物品，把它們放在桌子上，尤其是那些有刃口的東西，如削筆刀之類。他們把我的這些零星物品裝進一只大紙袋里加以保管。然后他們就把我領(lǐng)進牢房。牢房在一座單獨的樓里。每間牢房都從外面鎖上。房內(nèi)除兩張長長的木床外，別無他物。犯人不是順著床直睡的，而是像沙丁魚似的一個一個橫著塞在一起的。一張床可以塞十個犯人。我進去時，兩張床幾乎已塞滿了�？倲�(shù)大約二十人（第二天早晨我發(fā)現(xiàn)實際人數(shù)，不算我，是二十一個）。盡管如此，他們?nèi)悦�令一張床上的犯人為我騰出個地方來。我問守衛(wèi)衛(wèi)生間在哪里，他們指了指放在兩張床之間的一只鐵皮桶，我趕快過去解決了問題。我擠進兩名犯人中間后就脫下夾克衫和褲子，躺下睡覺。天花板上有一盞整夜不熄的電燈，高得夠都夠不著。牢房門上裝著一個小小的監(jiān)視孔，守衛(wèi)隨時可以從外邊監(jiān)視我們的行動。
　　就這樣，我開始了做犯人的新生活。每天早晨，犯人們7時起床，起床后要整理床鋪和用品。大約過一個小時，在守衛(wèi)監(jiān)視下，大家到廁所去解手。每人最多用十分鐘時間，不能再多了。有些犯人長期便秘，上廁所時真是苦不堪言。接下來是一刻鐘的洗漱時間。每天上午10時左右吃第一頓飯。第二頓飯在下午5時左右吃――每天只吃兩頓飯。晚餐很簡單：兩個大窩頭，一碗蔬菜湯，做湯的蔬菜有時是卷心菜，有時是蘿卜或扁豆，這要看哪種菜在那個季節(jié)最便宜。在國家規(guī)定的假日，湯里還會加上一兩片豬肉。我覺得食物的量足夠了，因為我們又不做什么體育鍛煉，可是有些年輕的犯人總是覺得餓。所以我常吃一個半窩頭，省下半個窩頭給其他犯人吃。
　　一天里有兩段時間進行政治學習和讀黨報《人民日報》，一次在上午，另一次在下午2時，午睡以后。每天晚上8點或9點鐘我們上床睡覺。政治學習時，我們讀毛主席的幾篇文章：《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wù)》、《愚公移山》和《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在坐牢期間被選為學習小組長，因此上述幾篇文章我?guī)缀醵寄鼙痴b。我們的學習就是背誦這些文章，不進行討論，更沒有爭論。你怎么能與這些神圣的箴言爭辯呢？
　　我們從來不準走出牢房，但每隔兩星期，衛(wèi)兵會領(lǐng)我們到監(jiān)獄的院子里放風（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但這要看守衛(wèi)是否記準日子而定。放風時，他們把我們領(lǐng)到一塊周圍都是墻體但沒有頂子的空地上，讓我們來回走步，或是轉(zhuǎn)圈兒，時間大約一刻鐘。放風完畢，他們又把我們領(lǐng)回牢房，把門鎖上。整整一年里，每天的日程都是這樣。
　　我第一次受審是在入獄后的一周。一天，已經(jīng)到了后半夜，看守把我叫起來。他們帶我穿過院子，來到一間辦公室。他們讓我坐在一條板凳上，對面平臺上坐著兩名官員。其中的一個說：
　　“喂，楊先生，你還是把你所犯的罪行統(tǒng)統(tǒng)說清楚的好。我們對你的案情一清二楚，其中每一個細節(jié)都已經(jīng)徹底核實、反復(fù)核實了。任何一點都不要否認。你知道我們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說，只要我知道的，一切我都愿意說。不過，我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
　　“有這么一個案子，那名罪犯犯的是反對國家的嚴重罪行。他的案情比你的更重，就因為他坦白交代了，結(jié)果是允許他回原單位繼續(xù)工作。相反，有的人不肯認罪，結(jié)果我們把他送去公審并執(zhí)行死刑。何去何從，你最好能仔細考慮。幾天以后要開公審大會。如果你不坦白交代，你就要被送去公審并執(zhí)行死刑。我們給你一天的考慮時間�！�
　　他們又把我送回牢房。在此以后，還對我審訊了幾次，并命令我寫坦白交代的材料。每一次審訊時，他們的態(tài)度愈來愈嚴厲，說我不肯交代我真正的罪行。我在絕望中將解放前、解放后我所認識的所有親戚、朋友的名字統(tǒng)統(tǒng)寫出來，并一一說明我和這些人的關(guān)系。我不知道他們究竟對哪些人感興趣，因此不厭其煩地列出了一百個中國人和五十個外國人的名字。他們終于問到我和英國駐華使館人員尤其是與前駐華使館武官伊文斯的關(guān)系。此時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懷疑我是在伊文斯手下工作的一名間諜。于是我更進一步向他們詳細說明了伊文斯的情況，以及我們?nèi)绾魏退�一起到杭州、宜興、上海、蘇州、無錫等地去旅行的情況。就這樣，對我的審訊結(jié)束了。后來他們再也不來打攪我，我更覺得輕松了。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我聽說以前曾經(jīng)給伊文斯開過他那輛大眾牌汽車，又跟了他好多天的一位姓熊的年輕司機，在“文革”中也被指控為伊文斯手下的間諜而遭到逮捕。那位關(guān)在內(nèi)地某處監(jiān)獄中的年輕人認了罪，他還說乃迭和我很多時間都和伊文斯在一起，所以我倆肯定也是間諜。
　　
　　出獄回家
　　
　　很快就到了1972年春天。我得到通知，立即收拾個人物品跟他們走。我走進一間辦公室。坐在辦公桌前的官員通知我：我的“拘留”期結(jié)束了。四年前我入獄時，他們宣布我已被逮捕，還給我戴上手銬�，F(xiàn)在，他們顯然改變了主意，把逮捕改稱為“拘留”!
　　我獲釋出獄后立即乘坐黨支部書記（繼那位女書記之后的一位）的小汽車回家。
　　他打開我家那貼著兩張白紙封條的房門。四年來那里一直封著，里面什么東西也沒有拿走。所不同的是，他們把我的全部家具、書籍都堆放在一個房間里，所以那里亂得一團糟。我在監(jiān)獄里接不到家屬送來的替換衣服已經(jīng)有兩年了，我衣衫襤褸，就像個稻草人一樣。我留在家里的大部分衣裳都被蛀蟲和老鼠們咬掉了半拉。最后我找出一件勉強可穿的夾克衫，就把它換上。我被捕那晚上喝剩的三分之一瓶中國白酒還在壁爐臺上。附近仍放著那個死人的頭蓋骨，頭頂上面有一個洞，我種在里邊的仙人掌已經(jīng)枯死了。我記得，入獄之前，我在出版局院子里撿到了這副頭蓋骨，為了取樂，我在里面種上幾株小小的仙人掌。仙人掌長得有一英尺多高，由于缺水，早就枯死了。它一定為企圖獲得陽光和水掙扎了很長時間。它雖然仍挺得筆直，但我用手指只輕輕一碰，它立即化為粉末。
　　我是1972年五一勞動節(jié)前一天獲釋的，所以說，我坐了整整四年的牢。大約五天以后，乃迭也出獄了。領(lǐng)導(dǎo)派一些年輕同事來幫我把家具挪一下，又扔掉了很多亂七八糟的垃圾。經(jīng)過清理，我家變得勉強可以住人了。但是，乃迭回來后，仍覺得家里太臟，我們還得繼續(xù)打掃一周左右才行。我們的三個孩子都去了外地，單位里建議把我們的小女兒楊熾調(diào)回北京幫助我們料理日常家務(wù)。當時楊熾在東北當農(nóng)民。她很順利地調(diào)回了北京，沒有遇到任何困難。這時我們聽說我們的兒子楊燁在湖北省的那家工廠過得不很好。事實上，由于父母出了事，他在政治上就得不到同事們的信任，致使他患了輕度的精神病。于是我們請求組織幫助，將他調(diào)到北京鋼廠來了。接著，我們的大女兒楊?也調(diào)回北京，在北京汽車廠工作。她在大學里修的是機械工程，所以她的調(diào)動應(yīng)該說順理成章。我們歷時約一年，把三個孩子都調(diào)回了北京。我們的小女兒楊熾決定進北京大學學習�！拔幕�大革命”爆發(fā)時，她剛剛中學畢業(yè)就和所有親人都離散了。她曾經(jīng)想學考古學，但后來學的是世界史專業(yè)。接著，我們發(fā)現(xiàn)大兒子的精神病日益嚴重了。他總是產(chǎn)生幻覺，認為自己是個英國男孩，因此常闖進英國大使館，惹了不少麻煩。我們想把他送進精神病醫(yī)院治療，但醫(yī)院方說，由于他的母親乃迭是英國人，他們實在負不起這個責任。我們終于決定把他送往英國去治病。他先是在一位英國朋友菲列克斯?格林家住了一陣，后來又搬到乃迭的姐姐希爾達家去住。不幸的是，圣誕節(jié)期間，希爾達出去走親戚時，他買了些汽油來自焚，結(jié)果葬身在一片火海之中。這是他去英國兩年后發(fā)生的事。我們還以為他正在漸漸康復(fù)呢。我們兒子的死是我們兩人遭受的最悲慘的損失，尤其對于乃迭更是如此，在這以后，她的身體很快就垮下來了。
　　
　　恢復(fù)工作
　　
　　恢復(fù)工作意味著把入獄前進行的項目做完。從1972年我倆獲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我倆從事的唯一認真的翻譯工作就是把長篇小說《紅樓夢》譯完。這部作品在中國非常受歡迎，因此這項譯事給我們帶來很多榮譽，甚至是溢美之譽。除了這項翻譯之外，幾種我們的早期譯作也在這一時期出版了，其中包括我從中世紀法文譯出的《羅蘭之歌》和從拉丁文譯出的普勞圖斯的《兇宅》。我從希臘文翻譯的阿里斯托芬喜劇《和平》的譯稿已在“文革”中失落，于是我不得不重新譯一遍。但迄今為止，我只譯出半部。乃迭和我還出了兩部魯迅早年作品譯本，一部是他的散文詩《野草》，另一部是他的回憶性質(zhì)的散文《朝花夕拾》。我們還翻譯了魯迅的兩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和《彷徨》，但這兩本書當時未出，直到80年代才獲出版。乃迭和我還出了一本魯迅雜文選集，我們起了個書名叫《無聲的中國》。它是在這一時期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不過其中的文章都不是新譯的，而是從我們過去出的四卷本《魯迅選集》中選出來的。
　　1976年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可以稱為“神奇之年”。那一年里發(fā)生了很多事。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7月，資深的朱德元帥逝世。7月下旬，唐山發(fā)生毀滅性大地震，摧毀了整座城市。9月，毛主席逝世。10月初，離毛主席逝世還不到一個月，萬眾歡騰，人們紛紛慶祝“文化大革命”的結(jié)束以及“四人幫”的垮臺。我的朋友黃永玉和其他幾位畫家畫的畫上有四只用繩子拴在一起、渾身早已蒸得通紅的螃蟹。四只蟹里一母三公，指的正是江青和她的三名追隨者。
　　我的案件的命運也發(fā)生了變化。在1978年或1979年，安全部的幾位官員專程來外文局，向我們正式道歉。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發(fā)生過許多非法逮捕，這一切都是“四人幫”的過錯。如今他們意識到對我們造成的傷害，想加以彌補。他們說，他們要當著我們的面把這個案件的檔案材料統(tǒng)統(tǒng)銷毀，從而確保這一切指控不再存在。我聽了只是微微一笑而未置一詞。
　　在這之后，我倆突然之間成了可以信賴的好同志了。外文出版社不再把我當成一名雇用的翻譯匠。1979年，我被任命為中國文學雜志社的副主編，第二年又升任主編。這之后，我大部分時間都用于編輯、行政工作，主持各種會議，很少有時間做我自己的翻譯工作。在這期間，我當選為許多學術(shù)機構(gòu)和政治社團的執(zhí)行委員或顧問，如中國作家協(xié)會、中國筆會、外國文學學會、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紅樓夢學會，等等。中國有一個有趣的社會現(xiàn)象，那就是：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的評價，并不以他們在學術(shù)上、藝術(shù)上的成就而定，卻以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而定。一個人如果在政治上受迫害，他就成了一無是處的社會棄兒；而一旦他得以平反，受到尊敬，那么各式各樣的榮譽稱號都會落到他頭上，他就成了一個盡善盡美的人。我的沉浮榮辱證實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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