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獨秀晚年的艱難歲月里,有一個叫楊鵬升的忘年交。從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陳獨秀致楊鵬升信函達四十件之多;其間,楊鵬升三次接濟陳獨秀共計兩千三百元,交他人轉(zhuǎn)交贈款亦三次計兩千二百元,且贈信封及用箋。正是由于楊鵬升等人的真摯友情和無私援助,才使得陳獨秀除維持生計以外,得以著書立說。
　　
　　師從陳獨秀
　　
　　楊鵬升,四川渠縣人,小陳獨秀二十一歲。青年時在渠縣街頭以賣字、刻章為生,后因機緣巧合被四川軍閥楊森、李家鈺等發(fā)現(xiàn)并器重,資助他就讀北大。楊鵬升后來又幾度去日本留學(xué)。
　　在北大就讀時,楊鵬升就喜歡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文章,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與李大釗、胡適、高一涵也有交往。五四運動前夕,經(jīng)時任北京大學(xué)校長的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師從陳獨秀。陳獨秀非常賞識這個四川娃,兩人結(jié)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五四運動以后,陳獨秀回到上海,楊鵬升則再度留學(xué)日本。楊鵬升從日本留學(xué)歸國,便投筆從戎,成了一名國民黨的軍官。一個是共產(chǎn)黨的總書記,一個是國民黨的軍官,雖然二人走的道路不同,但思想觀點、愛好比較接近,彼此在心中都給對方留有一定的位置。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病榻上被捕。次年被國民政府判刑,由江寧看守所押往南京老虎橋監(jiān)獄。楊鵬升時任南京陸軍中央軍官學(xué)校上校戰(zhàn)術(shù)教官。礙于自己的軍人身份,楊鵬升就委托陳獨秀的辯護律師章士釗護送陳獨秀前往老虎橋監(jiān)獄。陳獨秀被關(guān)押在南京老虎橋監(jiān)獄期間,楊鵬升還常常托章士釗去看望他,并送一些物品。1937年,陳獨秀被提前釋放出獄,避難武漢時還是由于楊鵬升的周旋,才使得國民黨特務(wù)對陳獨秀的盯梢和騷擾明顯減少。
　　
　　字畫為介,建立友情
　　
　　“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時,楊鵬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副師長,率部英勇抗擊日軍,愛國之心深得陳獨秀的贊許。再加上相似的愛好,二人的關(guān)系有了很大的發(fā)展。
　　楊鵬升對書法、國畫、金石及園藝皆有造詣。同時,他與齊白石、徐悲鴻、劉開渠、張大千、郭沫若等有厚誼,謙稱是他們的“門下”。20世紀30年代,他的作品就曾多次在北京、上海以及日本等地展出,受到廣泛的關(guān)注。陳獨秀對他的精湛藝術(shù)很欣賞,他們互贈往來頻繁。楊鵬升曾為陳獨秀精心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陳獨秀給朋友寫字或?qū)懶?常常蓋上“獨秀山民”章。這枚章被陳獨秀視為珍寶。他對楊鵬升曾贊賞說:“鵬升,你刻的四字章,把我家鄉(xiāng)那座獨秀山的秀氣挺拔之勢,以及我對故鄉(xiāng)的思念之情,全精雕細刻其中了�！贝苏缕饺斩加善拮优颂m珍保管收藏。后來陳獨秀寓所失竊,他給楊鵬升去信稱“竊去衣物等十余件,唯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難出版書之草稿,殊為可惜也”。陳獨秀將楊鵬升所贈的四字章與自己嘔心瀝血寫成的文學(xué)手稿相并列,可見他對這枚印章珍視至極。
　　楊鵬升的夫人包和平是滿族人,原為楊家丫頭,楊結(jié)發(fā)妻不育,后納為妾。楊夫人身材高大,稍胖,但不失其文靜、賢淑,擅長國畫,為女中一秀。陳獨秀常寫條幅,請她作畫;或者包和平作畫,請陳獨秀題字。他們的交往中,不談?wù)��?只談字與畫及其友誼。
　　八七會議后,陳獨秀便離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領(lǐng)導(dǎo)崗位,心情郁悶;加之又要躲避國民黨特務(wù)的監(jiān)視和騷擾,因此便把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研究中國的文學(xué)藝術(shù)上。正是在字、畫等文學(xué)藝術(shù)的“撮合”下,陳獨秀與楊鵬升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情。
　　
　　成為忘年交
　　
　　1938年武漢淪陷,楊鵬升調(diào)往成都任川康綏靖公署少將參謀,陳獨秀也于這年秋隱居四川江津鶴山坪,兩人交往更加頻繁,相互交流,索取字畫、印章、拓片等。同時,楊鵬升在經(jīng)濟上仗義救助窮愁潦倒的陳獨秀,金錢少則三百元,多則千元以上,物品則有滋補品如銀耳等物。
　　1939年,陳獨秀身體不適,準備去重慶看病。他即于12月30日寫信給楊鵬升:“告日內(nèi)擬往重慶就醫(yī),或住渝三星期,并寄《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再函楊鵬升,告知他“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來渝,住寬仁醫(yī)院”。楊閱后,即托章士釗從重慶轉(zhuǎn)給陳獨秀三百元匯票,讓陳獨秀作為住院醫(yī)療費用。陳獨秀收到這三百元之后,于2月26日致信楊鵬升,說:“頃行嚴兄(章士釗)由渝轉(zhuǎn)來16日手書并匯票三百元一紙,不勝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費有限,自備差足,先生此時想必亦不甚寬裕,賜我之?dāng)?shù),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惡乎可……”陳獨秀與楊鵬升的互相體諒與關(guān)懷,著實讓人稱羨。
　　那時,楊鵬升一家老小二十多口,全靠他一人供養(yǎng),每月開銷至少五百元,經(jīng)濟上也不算多寬裕,多虧了他夫人包和平會當(dāng)家理財,加上她通情達理,內(nèi)心也崇拜陳獨秀,這才慷慨解囊,仗義救助隱居江津、處境極其困難的陳獨秀。楊夫人常常對楊鵬升說:“鵬升,人在得勢時,要想到落勢的朋友,有困難要拉他一把。陳先生一代人杰,落得這樣的凄涼結(jié)局,實在令人心酸。你過去在北大受教于陳先生,我們經(jīng)濟哪怕再緊,再困難,總比他好過些。我們勒緊褲袋,也要救助他�！痹跅铢i升每月領(lǐng)取薪金時,夫人總要問丈夫一聲:“鵬升,是否要寄錢給陳先生?”就這樣,楊鵬升經(jīng)常分期分批地向江津寄錢。
　　有時,楊鵬升是從陳獨秀來信中知道他經(jīng)濟困難,每當(dāng)這時,楊鵬升就會隨時設(shè)法給他寄錢去。1940年后,大批難民避難江津。人口的猛增,引起彈丸之地的江津城物價尤其是糧價暴漲,鶴山坪的大米漲到每升三十余元,縣城的大米更要高出一兩倍,這使得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生活更加窘迫,日子難熬。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楊鵬升信中說,“他家每月生活費可達六百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不得不靠“典當(dāng)度日”。楊鵬升接信后,與夫人包和平商量,先后寄給陳獨秀兩千多元。楊鵬升知道陳獨秀的為人,“無功不受祿”,于是,有時就以向他索取字條、字聯(lián)、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他為其父寫墓志等為由,或者以某先生托轉(zhuǎn)之由,分期分批地給他寄錢,接濟陳獨秀,就連陳獨秀用的信箋、信封都是楊鵬升提供的。陳獨秀心中也有數(shù),有時他也以寫條幅,或贈其作品如《中國古史表》、《韻表》和《告少年》詩作以相謝。他曾幾次寫信問楊鵬升,托轉(zhuǎn)寄兩千二百元錢的“某先生”是何人?楊鵬升一直避而不答,被追問得緊,無奈只好作答“某先生”為“晉公”。但“晉公”究竟是誰,在陳獨秀的心中一直是個無法解開的謎……
　　就這樣,在互相尊重和彼此信賴下,陳獨秀與楊鵬升終成忘年交。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凄涼”
　　
　　從陳獨秀與楊鵬升你來我往諸多書信的字里行間,不難看出二人獨特而深厚的交情。雖曾為師且年齡較長,但陳獨秀每封信的開頭稱楊為“老兄”、“先生”,稱楊夫人為“嫂夫人”,落款為“弟獨秀”、“手啟”、“叩”等,書信最長的有三頁,最短的幾十個字。在信中,兩人或作學(xué)術(shù)探討,或傾訴衷腸。其中一封復(fù)函楊鵬升的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蒙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shù)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标惇毿愀袀�自己每次入獄蔡元培都發(fā)救援電文,今卻先自己而去。還有一封寫于1939年5月5日的信。陳獨秀的嗣母于此前兩個月去世,其悲傷之情在給楊鵬升的信中表露盡至:“弟遭喪以后,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于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在1940年陳獨秀病情日益嚴重之時,他幾乎每月都給楊鵬升寫信,經(jīng)常在信中說“兩耳轟鳴”、“血壓又漲”、“頭昏眼花”之類的話,知己情誼,溢于言表。
　　1942年4月,楊鵬升收到陳獨秀的最后一封信。陳獨秀在信中表達了對楊鵬升多年的資助“內(nèi)心極度不安,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的心聲。陳獨秀病逝后,楊鵬升很悲痛,在信封的背后寫下 “此為陳獨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愴悼何極”。痛失摯友之悲,表露無遺。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楊鵬升隨鄧錫候、王纘緒等國民黨將領(lǐng)率部起義。后來,他受聘于重慶西南美專任國畫、雕刻教授,兼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館籌備委員等職,后調(diào)成都市任市政協(xié)委員,1954年以“殘余歷史反革命”罪名被捕,判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病逝于獄中。1983年2月,被平反,恢復(fù)名譽。當(dāng)然,這些都是后話。
　　陳獨秀是中國革命的播火者,為革命培養(yǎng)了一批革命家。他一生四處漂泊,奔走呼號,居無定所�？梢哉f,陳獨秀的下半生,如果沒有像楊鵬升這樣眾多朋友的理解和資助,恐怕他早已走到生命的盡頭。
　　對楊鵬升等摯友的無私援助,陳獨秀感慨頗多,以至在英雄暮年發(fā)出了“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凄涼”的慨嘆。也正是如此,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才留下了這么一段忘年交的佳話。
　　(責(zé)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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