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爾斯基是個謎 　　 　　 　　上海的法租界貝勒路是一條并不熱鬧的馬路。1921年7月23日正值周末，在朦朧的暮色之中，不時有人進入望志路和貝勒路交叉口的石庫門房子。
　　這幢用青紅磚相間砌成的房子，人稱“李公館”――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在此居住。李書城此時回了湖北老家，李公館住著他的弟弟李漢俊。李漢俊是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另一位成員、中共一大代表。
　　“到我家里開會吧。”李漢俊一提議，馬上得到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員、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支持。確實，李公館是一個很合適的開會場所，是一個鬧中取靜的所在。
　　于是，在那個歷史性的夜晚，中共一大在李公館樓下的餐廳隆重舉行。在那張長方大餐桌四周，坐滿了十五位代表――其中十三位是中共一大代表，另兩位是來自遠方的國際代表。
　　中共一大由北京代表張國燾主持，來自湖南的毛澤東和從日本回來的周佛海擔任會議記錄。
　　在那個晚上，有三個人在大會上發(fā)言：開頭是張國燾，報告大會的籌備經(jīng)過，提出大會的議題，即制訂黨的綱領、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接著，是來自荷蘭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作長篇講話，這位中年男子用洪鐘般的聲音講了三個多小時。最后，是來自伊爾庫茨克的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作簡短的講話，這位國際代表是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小伙子。
　　在當時，世界各國的共產(chǎn)黨都受共產(chǎn)國際的領導。一個國家的共產(chǎn)黨成立的時候，必須由共產(chǎn)國際派出代表出席，建立組織關系。正因為這樣，在中國共產(chǎn)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共產(chǎn)國際派出了兩位代表出席了會議。
　　來自荷蘭的中年男子叫馬林，他具有很高的聲望，當時擔任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是列寧直接派他前往中國幫助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不過，馬林長期從事地下工作，他的身世并不為人所知。
　　至于那個來自蘇俄遠東的二十三歲的小伙子，更是個謎一樣的人物。正因為這樣，在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簡明詞典》中，關于他只有這么幾句話：
　　〔尼柯爾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稱李克諾斯基。俄國人。1921年6月受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派遣到上海，與馬林一起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同時又執(zhí)行了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同年12月離華回國。
　　尼柯爾斯基，通常又譯為尼科爾斯基。這一條目沒有寫及其生卒年月，沒有道明他來華之前及來華之后的經(jīng)歷――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實在不知道。這一條目可以說是囊括了在1987年時所有關于尼科爾斯基的信息。
　　為什么這么多年還未能揭開尼科爾斯基之謎？不少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專家以為，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尼科爾斯基”極可能是一個臨時使用的化名，誠如馬林有著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樣。倘若按照“樂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類化名去查找，也很難查明馬林的身世。
　　不過，多少年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始終懷念尼科爾斯基――因為他畢竟是曾經(jīng)幫助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的一位國際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及他后來的下落。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專家們一直在尋覓著尼科爾斯基――因為在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五個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數(shù)。
　　這個未知數(shù)，終于在不久前解開了……
　　然而，要說清楚尼科爾斯基的來歷，必須從馬林講起。
　　
　　他的到來驚動上海密探
　　
　　
　　1921年5月12日，在地中海之畔的塞得港，一艘名叫“英斯布魯克”號的意大利輪船，進港后正在沿著蘇伊士運河緩緩南行。船舷，一位年近四十的壯漢，熊腰虎背，身材高大，八字胡子，衣著隨便�？赡且桓苯鸾z邊近視眼鏡，開闊的前額，卻又顯示出知識分子的風度。
　　打從4月21日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踏上這艘駛往上海的“英斯布魯克”號，他便驚動了北京的荷蘭駐華公使、上海的荷蘭代理總領事，驚動了海牙的荷蘭外交大臣，驚動了荷屬東印度總督府（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也驚動了英駐華公使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上海警察局……他們之間，密電交馳，轉告著“英斯布魯克”號的動向，提醒著注意船上那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壯漢。那架勢真可謂如臨大敵!
　　歲月淡化了昔日劍拔弩張的氣氛。荷蘭海牙殖民事務部當年的絕密檔案，如今也允許中共黨史專家前往查閱。內中1921年4月21日奧地利維也納警察局致荷蘭駐維也納使館的信，稱那位壯漢為“斯內夫利特”。此信十分清楚地密告斯內夫利特的行蹤，全文如下：
　　警察局謹就1921年4月19日貴館第1063號函通知如下：如前告知，斯內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發(fā)護照，其上蓋有前往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國和日本的簽證。其他身份證件則一概沒有。經(jīng)驗證其身份和雇聘與解雇證明之后，斯不愿在維也納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離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乘直達上海的火輪繼續(xù)其旅行。
　　在上海，他將作為一家英國雜志（引者注：應為日本雜志）《東方經(jīng)濟學家》的記者進行活動。據(jù)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舉行的國際反軍國主義大會期間曾有傳言說斯內夫利特到東方也將為進行反軍國主義的宣傳而建立聯(lián)系。
　　一家《東方經(jīng)濟學家》雜志的記者前往東方，會引起警察、密探、公使、領事們如此恐慌？
　　早在1920年11月，荷蘭外交部從海牙發(fā)往北京荷蘭駐華公使的一份密電，倒是把斯內夫利特的身份說得清清楚楚：“斯內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
　　他被列寧派往東方。他肩負的任務是：考察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各國的情況和建立聯(lián)系，調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幫助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
　　肩負如此重任的共產(chǎn)國際高級代表難怪會引起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和東方統(tǒng)治者們的恐慌和焦慮。無線電波急急傳送情報。“英斯布魯克”號沿途所到之處，都在嚴密監(jiān)視那位壯漢的一舉一動。荷屬東印度的密探還探明，斯內夫利特的“同黨”阿塞爾?巴爾斯及其十七歲的爪哇妻子在中途上船，一起前來上海。
　　意大利輪船“英斯布魯克”號剛剛在上�？堪�，斯內夫利特便成為密探跟蹤的目標。
　　斯內夫利特跳上一輛黃包車，消失在十里洋場的茫茫人海之中。
　　 “幸虧”如今荷蘭外交部還保存著當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荷蘭駐滬總領事的信，即“G類檔案”，清楚地記載著斯內夫利特的行蹤：
　　那輛黃包車駛入行人如鯽的南京路，在高懸“統(tǒng)銷環(huán)球百貨”六個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彎，便歇了下來。迎面，便是“大東旅社”招牌。斯內夫利特化名“安德烈森”，住進大東旅社三樓三十二號房間。據(jù)密探偵查，斯內夫利特的“同黨”巴爾斯，化名達姆龍，和妻子一起也住進大東旅社。還查到“同黨”(印尼共產(chǎn)黨黨員)達爾索諾也于6月3日從新加坡趕抵上海，住進大東旅社。不過，達爾索諾于6月8日上午離滬前往長春，巴爾斯夫婦于6月10日離滬前往哈爾濱。唯有斯內夫利特仍留在上海。
　　密探們的監(jiān)視雖說夠嚴密的了，可是，老練的斯內夫利特畢竟甩掉了身后的“尾巴”：他來到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會晤了來自蘇俄的二十三歲的小伙子――尼科爾斯基。這位從西伯利亞經(jīng)中國東北來到上海的大學生模樣的人物，是由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出的，負有和斯內夫利特同樣的使命，即幫助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
　　斯內夫利特避開了跟蹤者，悄然會晤了上海的“二李”――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前任代理書記李漢俊。他們商量了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事宜。
　　這樣，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開始著手進行……
　　斯內夫利特確實成功地甩掉了密探，因為在密探們的記錄中，只記載著他“于7月14日離開南京路大東旅社，住進麥根路三十二號（今石門二路）一家供膳食的旅館內”�！�9月底，他到匯山路（今霍山路）俄國人里亞贊諾夫家居住。在這個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1日”。密探們沒有發(fā)覺他在上�；I備、參加中共一大……
　　
　　會晤列寧接受委派
　　
　　斯內夫利特在大東旅社旅客登記冊上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他跟中國人打交道用的是中國式的名字“倪恭卿”，鑒于他后來以“馬林”這一化名在中國著稱，本文沿用這一習慣，以下均以馬林相稱。
　　馬林是荷蘭人，1883年5月13日降生在荷蘭海港城市鹿特丹。中學畢業(yè)后，他來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學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1902年，十九歲的馬林加入荷蘭社會民主黨，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鐵路部門從事工會工作，表現(xiàn)出很強的組織能力。
　　1913年2月，三十歲的馬林遠渡重洋，前往那時是荷蘭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亞。在那里，馬林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投身革命活動。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議下，發(fā)起成立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lián)盟”（印尼共產(chǎn)黨的前身）。
　　
　　1917年11月，列寧成功地領導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喜訊傳到荷屬東印度，馬林興奮不已，一連發(fā)表了好多篇文章，歡呼十月革命的勝利。
　　荷屬東印度總督早已把馬林視為眼中釘，這時抓住了馬林的文章作為把柄，通緝馬林，并由三寶垅法院對馬林進行了審訊。1918年12月5日，馬林被荷屬東印度總督下令驅逐出境。
　　馬林不得不回到荷蘭。但是，他仍通過他在荷屬東印度的戰(zhàn)友，領導著那里的革命活動。
　　1920年5月23日，荷屬東印度社會民主聯(lián)盟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把黨的名稱改為“印尼共產(chǎn)黨”。就在這個月，馬林從荷蘭前往蘇俄，以印尼共產(chǎn)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共產(chǎn)國際二大的籌備工作。在莫斯科，馬林非常榮幸地會晤了列寧。列寧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主席，馬林被任命為秘書。馬林的膽識、經(jīng)驗和對共產(chǎn)主義的赤誠，給列寧留下很深的印象。
　　列寧那睿智的目光，關注著世界的東方，尤其是關心東方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列寧在考慮著、物色著恰當?shù)娜诉x派往中國，幫助中國革命者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在此之前，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與共產(chǎn)國際磋商，并獲得共產(chǎn)國際的批準，由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派出了以魏金斯基為首的代表團前來中國，同中國共產(chǎn)主義者建立了聯(lián)系。魏金斯基在北京會晤了李大釗，在上海結識了陳獨秀。魏金斯基認為中國經(jīng)過五四運動的戰(zhàn)斗洗禮，涌現(xiàn)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建立共產(chǎn)黨的條件已日臻成熟……
　　1920年8月，馬林被列寧委派為共產(chǎn)國際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國。
　　就在馬林動身前往中國前夕，他在途經(jīng)維也納時落進奧地利警察手中。由于友人和一位律師的奔走，他在被捕六天之后獲釋，并被奧地利驅逐出境。他在威尼斯踏上了駛往上海的“英斯布魯克”號。
　　馬林來到上海時，陳獨秀到廣州工作去了。李達和李漢俊挑起了籌備中共一大的重擔。
　　李達后來回憶：“6月初，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國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由我發(fā)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于7月1日開幕……”李達提及的“尼可洛夫”，亦即尼科爾斯基。當然，一大開幕日期他是記錯了。
　　畢竟這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者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各地代表陸續(xù)動身，直至7月21日，最晚的一位代表――陳公博抵滬后，十三位代表才算全部到齊。他們是：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也有人認為包惠僧只是出席者，不算正式代表)，留日學生代表周佛海。代表們以“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借宿于上海法租界白爾路三百八十九號(今太倉路一百二十七號)私立博文女校(陳公博住在大東旅社)�！氨崩钅详悺保ɡ畲筢摵完惇毿悖┮蚴聞辗泵�，未能赴會。
　　7月23日晚，馬林代表共產(chǎn)國際致辭。劉仁靜是北京大學英語系學生，坐在馬林旁邊擔任翻譯。
　　馬林這個人講起話來，一派宣傳鼓動家本色。馬林一開頭便說：“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chǎn)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zhàn)友�！�
　　馬林詳盡地向中國戰(zhàn)友介紹了共產(chǎn)國際的性質、組織和使命。他談及了他和列寧在莫斯科的會見，會場頓時變得熱烈起來。馬林說起了列寧期望著中國建立共產(chǎn)黨，期望世界的東方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倘不是馬林事先關照過不許鼓掌以免驚動密探，到會的代表們定然會熱烈鼓掌。
　　他的這一席話，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見斯諾《西行漫記》)
　　他的這一席話，給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見《包惠僧回憶錄》)
　　馬林講畢，尼科爾斯基簡短致辭。他向大會表示祝賀，并介紹了在伊爾庫茨克建立的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情況。
　　
　　后來，中共一大在給共產(chǎn)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們在這里非常高興地說：希夫廖特同志（即馬林――引者注）和尼柯爾斯基（即尼科爾斯基――引者注）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并給我們做了寶貴的指示……尼柯爾斯基同志把成立遠東局的情況告訴了我們，并向我們述說了他對俄國的印象。在這個報告以后，根據(jù)尼柯爾斯基同志的建議，我們決定打電報給伊爾庫茨克，告訴他們代表大會的進程�！�
　　尼科爾斯基講畢之后，張國燾宣布散會，代表們很快就消失在濃重的夜幕之中。
　　考慮到外國人進出李公館容易引起那些特殊的眼睛的注意，馬林此后沒有出席會議，但是每天聽取張國燾的匯報。
　　7月30日晚，當中共一大準備在李公館舉行閉幕會時，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又來到了那里。8時多，十五個代表剛剛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定，馬林準備講話，這時，從那扇虛掩的后門，忽地進來一個面孔陌生、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這人闖入餐廳，朝屋里環(huán)視了一周。
　　李漢俊首先發(fā)現(xiàn)這位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
　　“我找社聯(lián)的王主席。”那人隨口答道。
　　“這兒哪有社聯(lián)？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漢俊頗為詫異。
　　“對不起，找錯了地方�！蹦侨艘贿吂�哈腰，一邊匆匆朝后退出。
　　馬林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么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復。
　　多年的地下工作經(jīng)驗，使馬林判斷出那位陌生人是何等人物�！芭椤钡囊宦�，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一聽，馬上站了起來。李漢俊領著大家從前門走出去。平時，李公館的前門是緊閉的，這時悄然開啟……
　　代表們散去才十分鐘，李公館便被法國巡捕和中國警察包圍。法國捕頭帶著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名法兵、三個翻譯，闖進了李公館，卻撲了個空。
　　當時，中共一大的代表們尚缺乏地下工作經(jīng)驗。馬林的當機立斷，使中共一大代表們避免了一場災禍。
　　
　　壯烈犧牲在法西斯刑場
　　
　　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之后，馬林仍留在中國，幫助中國共產(chǎn)黨確立了重大的戰(zhàn)略方針――實行國共合作。馬林以為，中共黨員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應加入國民黨，進入國民黨領導層，以迅速壯大中共。
　　馬林的意見遭到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的反對，而毛澤東十分堅決地贊同、支持馬林關于國共合作的戰(zhàn)略。在馬林親手所記錄的《與毛澤東同志的一次談話》中，馬林稱毛澤東為“一個很能干的湖南學生”。在那次談話之后，馬林十分重視毛澤東。在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當時中共中央委員只有五人)并兼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擔任顯要職務。
　　馬林在1923年10月被調離中國。
　　1924年年初，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工作。鑒于意見不合，1924年4月，馬林向共產(chǎn)國際辭職，回到了祖國荷蘭，參加荷蘭共產(chǎn)黨工作，擔任碼頭工會秘書。
　　1929年，馬林在荷蘭組建“革命社會黨”。此后，以“革命社會黨”代表的身份參加荷蘭國會。
　　1940年，德國法西斯侵吞了荷蘭。作為一位熱烈的愛國者，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義斗爭之中。他編輯了秘密發(fā)行的報紙《斯巴達克》，鼓勵荷蘭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馬林落入德國法西斯手中。
　　馬林在獄中堅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開庭審訊時，他怒斥德國法西斯。
　　他自知難逃厄運，在4月11日給女兒菩菩、女婿桑頓寫下感人至深的遺書：
　　永別了，我的女兒，我的寶寶――永別了，我親愛的!
　　孩子們，我無疑真誠地愿為我的理想獻身。誰知驟然間死神將至，不可逆轉。但我心中坦然――多年來我始終是一個忠誠的戰(zhàn)士。告發(fā)我的人和法官們無不承認我死得光明磊落。這使我非常感動，因為人們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殫精竭慮，高舉我信仰的旗幟，奮斗到最后一息……
　　馬林視死如歸，壯烈走向刑場。一位幸存的難友普雷特爾后來在1945年11月6日寫文章給荷蘭《火炬》周刊，記述了馬林和六位戰(zhàn)友一起殉難的悲壯一幕：
　　那是1942年4月13日早晨6時，德國法西斯要下毒手了。
　　“斯內夫利特（即馬林）當時問，他們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這個要求遭到了拒絕。‘你們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內夫利特又問，槍斃時他們是否可不戴遮眼布，這個要求被允許了。
　　“在臨死前一個鐘頭，七個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國際歌》。多么豪壯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詞啊!我曾出席過多次音樂會，可從來沒聽過這樣感人肺腑的合唱……然后，他們被裝進了一輛汽車。9時20分，第一聲槍響了……
　　“馬林這年不過五十三歲�！�
　　中國共產(chǎn)黨人始終懷念著列寧派來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曾對中國革命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的馬林。
　　1986年5月21日中午，兩位中國女中共黨史專家飛抵荷蘭。其中一位名叫楊云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多年來致力于研究共產(chǎn)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系，精熟英語；另一位名叫李玉貞，精熟俄語，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研究多年。這兩位中國女專家在荷蘭漢學家班國瑞先生的幫助下，埋頭于阿姆斯特丹荷蘭皇家科學院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查閱那里保存的馬林檔案。
　　馬林在1942年去世，他的女兒、女婿把馬林所有來往信件、文稿、遺物整理出來，加上荷蘭警方原先監(jiān)視馬林所留下的記錄――時光沖淡了隱秘。原本屬于絕密的保險柜中的東西，如今可以大白于光天化日。這些文件收集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馬林檔案”。
　　在查閱這些文件時，英文的文件由楊云若來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貞來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則請班國瑞協(xié)助翻譯。在一大堆檔案中，查到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她們甚至看到1921年12月發(fā)給馬林的孫中山“大本營出入證”，見到了馬林給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的報告，還見到了馬林與孫中山、布哈林、季諾維也夫以及蔣介石的往返函件等。馬林的女婿把珍藏多年的馬林絕命書也復印了贈給中國學者。
　　這些紙張發(fā)黃的馬林檔案，是研究中共黨史的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就在這些珍貴的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關于尼科爾斯基的重要線索！
　　
　　終于查明尼科爾斯基生平
　　
　　尼科爾斯基出席了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后，就返回蘇俄，跟中國共產(chǎn)黨失去了聯(lián)系。多少年來，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之中，唯獨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連他當時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的也眾說紛紜。
　　多少年來，這個謎一直未能揭開。
　　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各種各樣的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的著作，涉及尼科爾斯基的，總是寥寥數(shù)句，語焉不詳，而且各有說辭。
　　包惠僧把尼科爾斯基當做“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1921年6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為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為代表，先到北京……”此處的“李克諾斯基”，亦即尼科爾斯基。
　　在張國燾的回憶錄中，提及一段李達告訴他的話：“他（引者注：指李達）又提到新近來了兩位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羅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說話，像是一個老實人；另外一位負主要責任的名叫馬林……”這就是說，尼科爾斯基（即尼科羅夫斯基）是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而且是馬林的“助手”。
　　劉仁靜在《回憶黨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另一個尼科爾斯基，是俄國人，搞職工運動的，他不懂英語。馬林講話，是我替他做翻譯的�！边@么說來，尼科爾斯基是“搞職工運動的”。
　　至于周佛海，對尼科爾斯基毫無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科爾斯基錯記為維經(jīng)斯基(即吳庭斯基)：“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林和吳庭斯基也出席�！�
　　另外，包惠僧和張國燾的回憶錄里，還寫及尼科爾斯基不僅是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中國的代表，而且還是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他同時肩負著兩項使命。
　　1958年8月14日，包惠僧回憶在中共一大之后的情況，說：“約在（1921年）8月初組織工作方面召集我們開會，張國燾傳達馬林和李克諾斯基的意見：要設立一個領導工人運動的專管機構，定名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并擬定了一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綱要……”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則寫及尼科爾斯基還參與了派遣一批中國代表出席1922年1月召開的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會議。張國燾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回憶說：“當我向他（尼科爾斯基――引者注）說，我已做好了充分準備，可以馬上動身時，他就從自己的寫字臺的抽屜里取出一張某個商行的公文表格，表面看，這張紙很平常。讓我看過后，他說：‘這張表就是您的身份證，上面被大頭針壓有印痕，這是暗號�！�他向我詳細地講述了如何秘密地把這張卡片交給所規(guī)定好的滿洲里的一個理發(fā)館的老板，這個人把我送過邊境�！庇捎谟辛四峥茽査够�給的這個證件，張國燾才順利抵達伊爾庫茨克，然后從那里來到莫斯科出席會議。張國燾回憶說：尼科爾斯基是一位“言簡意賅，相貌一般的人……我應該說，他是一位有才能，辦事認真，有豐富經(jīng)驗的工作人員”。
　　在有關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的材料中，能夠找到的關于尼科爾斯基的記載，也就是以上這點東鱗西爪。
　　然而，1986年，中國學者在荷蘭馬林檔案中，忽然發(fā)現(xiàn)涉及尼科爾斯基的一些內容。馬林在給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局的報告中寫道：
　　“據(jù)莫斯科給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間，已在伊爾庫茨克建立遠東書記處。這個書記處負責在日本、朝鮮和中國進行宣傳工作。維經(jīng)斯基曾在上海工作過。1921年6月書記處又派出尼克爾斯基接替其工作。當我同期到達那里時，便立即取得了同該同志的聯(lián)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幾乎每天我們都要會面。”
　　這表明，尼科爾斯基是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出的，并非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尼科爾斯基直到1921年12月還在上海。
　　馬林還寫道：
　　“和尼科爾斯基同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于幫助他執(zhí)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來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fā)生組織上的混亂�！�
　　這清楚表明，尼科爾斯基絕非馬林的“助手”。他倆是由共產(chǎn)國際的不同部門派出的。雖然馬林的職務比他高，但他“只局限于幫助他執(zhí)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從馬林的手稿中得知，當時的情況恰好相反，由于尼科爾斯基是由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書記處直接派來的，馬林反而是他的助手。
　　還有一段話，也頗重要：
　　“尼科爾斯基同志從伊爾庫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說，黨（引者注：指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會議必須有他參加。中國同志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愿有這種監(jiān)護關系�！�
　　這表明，尼科爾斯基所執(zhí)行的是來自伊爾庫茨克的指令――他確是伊爾庫茨克的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所派出并直接受那里領導的。
　　其實蘇聯(lián)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專家們也在研究這個謎一樣的人物。
　　蘇聯(lián)黨史專家注意起尼科爾斯基，是因為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曾經(jīng)于1985年通過外交途徑，致信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請求幫助尋找尼科爾斯基的生平資料和照片。另外，1987年，蘇共中央一位書記應中共中央邀請訪華時，中共方面又一次向他轉達了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請求�；貒�后，他交給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一項任務：尋找中共一大參加者尼科爾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蘇聯(lián)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卡爾圖諾娃博士受命破解尼科爾斯基之謎�？�爾圖諾娃在俄羅斯聯(lián)邦安全局中央檔案館的幫助下，終于揭開了尼科爾斯基之謎。
　　1987年，一位名叫斯維廖夫的蘇聯(lián)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工作人員，前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他透露重要信息：蘇聯(lián)方面已經(jīng)找到有關尼科爾斯基的檔案。
　　1988年，當蘇聯(lián)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卡爾圖諾娃博士來華訪問時，李玉貞向她問及尼科爾斯基的情況，卡爾圖諾娃證實確已找到不少關于尼科爾斯基的材料――是在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的檔案中查到的。
　　果真，1989年第二期蘇聯(lián)《遠東問題》雜志，發(fā)表了卡爾圖諾娃的論文《一個被遺忘的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科爾斯基的身世。這篇論文是極有價值的，只是標題不甚確切，因為尼科爾斯基在中國不是“被遺忘”，而是多年尋覓未得――也許在蘇聯(lián)，他由于蒙冤遭錯殺而把他遺忘了。
　　1989年七、八期合刊《黨史研究資料》，發(fā)表了李玉貞的《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的尼科爾斯基》一文，依據(jù)卡爾圖諾娃的論文，在中國首次介紹了尼科爾斯基的身世：
　　
　　尼科爾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爾斯基?符拉季米爾?阿勃拉莫維奇，即貝爾格?維克多?亞歷山德羅維奇，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學院讀完三年級的課程。1919―1920年在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的部隊服役，1921年在共產(chǎn)國際機關行政處工作。此時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國東北工作。1926年從哈巴羅夫斯克到赤塔。1938年被捕并受到誣陷說他參加了托洛茨基反對派。五年后(1943年)被錯殺。后得到昭雪平反。
　　這么看來，尼科爾斯基倒是他的本名，并非化名。他前來出席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時，只有二十三歲，而且剛剛加入俄共（布），是個當了兩年兵的大學生，又不大會講英語。正是因為這樣，他言語不多，像是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沒有給人留下什么印象。
　　雖然如此，尼科爾斯基畢竟直接與伊爾庫茨克保持聯(lián)系，按照伊爾庫茨克的指令行事，就這一點而言，這位二十三歲的小伙子擔負著很重要的使命。至此，尼科爾斯基之謎，總算揭開。
　　不過，卡爾圖諾娃博士并沒有找到尼科爾斯基的照片。因此，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里，只掛著中共一大十四位出席者的照片，唯獨缺尼科爾斯基的照片！
　　隨著蘇聯(lián)的解體，尋找尼科爾斯基照片的工作在俄羅斯中斷了好多年……
　　
　　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大團圓”
　　
　　2007年6月29日，從上海傳出令人興奮的消息：尼科爾斯基的照片找到了！
　　原來，俄羅斯遠東國立大學歷史學教授阿列克賽?布亞科夫來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要求面晤館長倪興祥先生。他給倪興祥館長帶來了企盼多年的尼科爾斯基的照片！
　　布亞科夫教授是怎么找到尼科爾斯基的照片的呢？他告訴倪興祥館長，他是在2006年來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見到中共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唯缺尼科爾斯基的照片，決心填補這一空白。
　　布亞科夫教授在回到俄羅斯之后，向尼科爾斯基工作過的幾個邊疆地區(qū)的檔案館致函查詢，均無收獲。布亞科夫教授又向鄂木斯克州檔案館問訊。兩個月后，他欣喜地收到鄂木斯克州檔案館的回函，寄來一張光盤，內有兩張照片：一張是尼科爾斯基的人事檔案封面，另一張是貼有尼科爾斯基照片的履歷表。這樣，布亞科夫教授終于找到了尼科爾斯基的照片。更準確地說，是找到了尼科爾斯基在20世紀30年代的照片。
　　鄂木斯克州檔案館還告訴布亞科夫教授，該館還收藏有尼科爾斯基的幾十頁文字資料，他的本名與化名均有明確記錄，在他的自傳中還披露自己曾經(jīng)去過上海工作。
　　當然，這張新發(fā)現(xiàn)的尼科爾斯基的照片略有遺憾，因為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所展出的中共一大出席者照片，大都是20世紀20年代的照片，即盡量是1921年前后的照片。
　　喜訊接連不斷。2007年8月，從蒙古國打來電話，學者達西達瓦也找到了尼克爾斯基的照片。
　　原來，在2001年，蒙古國人民黨的一位負責人來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參觀，注意到尼科爾斯基的照片空缺�；貒�之后，他請蒙古國研究共產(chǎn)國際歷史的學者達西達瓦關注這一問題。2005年，達西達瓦到中國呼和浩特出席學術會議時，又聽到中國同行說起這一個問題。
　　于是，達西達瓦在2006年的4月、9月、10月多次前往俄羅斯，在跟尼科爾斯基生平相關的幾家檔案館、博物館細細查找，得到大量第一手資料。據(jù)此，達西達瓦寫出尼科爾斯基的年譜：
　　1889年2月10日生于貝加爾湖巴爾古斯區(qū)。
　　1916年至1917年在第十六西伯利亞步兵預備團等當列兵。
　　1920年4月轉入紅軍。
　　1921年起為俄共（布）黨員。
　　1921年在俄共遠東區(qū)書記處工作。遠東區(qū)書記處機構內設領導委員會，設中國處、朝鮮處、日本處等四個分支機構。尼科爾斯基在中國處工作。
　　1921年6月間，他代表遠東國際間諜處、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這三個機構來到中國，來中國時使用的名字為尼科爾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產(chǎn)國際，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在會議上講話。
　　1922年到1925年在遠東邊區(qū)全權代表處間諜科工作，曾在滿洲里等地從事地下工作。
　　1925年，在遠東邊區(qū)工作，曾任遠東邊區(qū)領導委員會外事處處長。
　　1933年到1935年，在遠東邊區(qū)內務部管理處工作。
　　1935年到1937年，為蘇聯(lián)內務部國家安全領導委員會第七處全權代表，曾到中國從事過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羅夫斯克，以“間諜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羅夫斯克被槍決。
　　1956年11月8日，蘇聯(lián)最高法院軍事委員為尼克爾斯基平反昭雪。
　　達西達瓦所寫的尼科爾斯基的年譜，可以說是關于尼科爾斯基生平最準確、最詳盡的考證。其中特別是尼科爾斯基被槍決的日期，不是1943年，而是1938年。達西達瓦所考證的尼科爾斯基生卒，精確到日，即1889年2月10日出生，1938年9月21日去世。
　　另外，達西達瓦的朋友拉?博?庫爾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檔案館里，發(fā)現(xiàn)了尼氏的兩張照片。
　　2007年9月12日，達西達瓦來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向倪興祥館長贈送了兩張珍貴的尼科爾斯基照片。倪興祥館長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張跟俄羅斯布亞科夫教授提供的尼科爾斯基照片一樣，另一張則是新發(fā)現(xiàn)的，而這張照片是尼科爾斯基在20世紀20年代的照片，更為接近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的年份――1921年。于是，這張照片被放大，懸掛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里。
　　就這樣，經(jīng)過中國、荷蘭、俄羅斯、蒙古學者的共同努力，終于破解了尼科爾斯基之謎；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終于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實現(xiàn)了“大團圓”！■
　　（責任編輯/劉晨芳電子郵箱：jinlingzi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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