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耄耋之年，人老了就愛回憶。回望自己走過的半個世紀，國家發(fā)展欣欣向榮，國力增強，不禁感慨萬分。 　　 　　父母的艱難歲月 　　 　　我的父親洪慶昌出生在臺灣淡水鎮(zhèn)，家中祖上為福建南安人，到我父親已是第7代了。他從淡水中學畢業(yè)后，因家里弟妹多，就應招到臺北一家日資電器公司工作，自覺負擔家庭。由于勤奮和聰明被調往日本大阪總公司。隔年大阪高等工業(yè)學校招生，公司有很多人因可半工半讀而報考，但僅他一人被電氣科錄取。這事當時在公司里還引起了轟動。
　　1922年，父親從高等工業(yè)學校畢業(yè)后，又考入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系。畢業(yè)后因不愿為日本人服務，就到東北沈陽兵工廠任職，還擔任了基層主管。1928年張學良主政東北，要挑選一批得力干部，本想調父親到他身邊擔任機要秘書，當?shù)弥�父親是臺灣人后，鑒于當時的政治形勢，任命只得作罷。張學良將軍曾送給我父親有他簽名的柯達照相機以作留念。
　　幸好非教徒的母親，年輕時得到基督教青年會資助去日本留學10多年。先后在京都同志社女子學校(現(xiàn)為京都女子大學)和東京女子美術大學上學，當時還曾在張學良的胞弟張學銘家中做過家庭教師。父親過世后，母親年輕守寡，辛苦撫育我們姐弟兩人成長，家里既無恒產也無存款，其艱難可想而知。她在沈陽高等女子師范找到一份教員的工作，勉強維持了家庭的生活。1945年底，國民黨軍隊進駐沈陽并接收學校。隔年暑假在學校設訓練班，教師要穿軍裝，結業(yè)時給每人發(fā)一張加入國民黨的申請表。母親說年紀大了又不懂政治就不參加了，結果下學期就被解聘了。當時解聘的還有其他老教員。當了十幾年的教師就這樣丟了飯碗，我家也就沒有了生活來源。最后還靠全家動手做手工卷煙勉強度日。
　　
　　成長在新中國下
　　
　　1948年，我們隨母親到北京外祖父家依親，隔年北京和平解放。當時北京四中招考插班生，我居然考上了，分在高二乙班。記得當時班級中政治、學習風氣都非常好，班上有地下黨員，還有一半是民主青年聯(lián)盟盟員。那時大家都很窮，中學助學金也很少，同學們都躍躍欲試，想以同等學歷報考大學，畢竟那時上了大學吃飯就有了保證，可以給家中省下一筆費用。
　　1950年，部分大學開始春季招生，我和同學丁國瑜考上了北京大學地質系，同時我還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學工學院。那時周圍人建議我去北洋大學，因那里工程方面師資比較強，這也符合我的志愿。我去了北洋大學讀工程，丁國瑜去了北京大學。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后，我在清華大學航空學院正念二年級，當時選送兩位同學留學蘇聯(lián)，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因被派往參加“三反五反”運動，回到學校時那位同學已前往蘇聯(lián)，而我即留了下來。此后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成立，我被調整到該校，于1954年完成大學課程。
　　畢業(yè)后，我被派往南京華東航空學院飛機系任助教，兼任系教學秘書。1956年學校選拔13位年輕教師去上�？剂籼K研究生，我因3門專業(yè)課成績平均在90分以上，成為首批錄取的4個人之一，到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習了一年俄文和哲學。當時，班中很多同學先后赴蘇留學，唯獨我沒能前往。當時我覺得不去蘇聯(lián)也沒有關系，但始終困惑為何兩次被選派留學，最終都無法前往。
　　1956年，南京華東航空學院內遷西安，隔年我也隨學校來了西安。如今在西安生活了半個多世紀，這里早已成為我的第二故鄉(xiāng)。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1957年6月，錢學森教授給華東航空學院的師生寫信：“我們國家現(xiàn)在還是一個文化落后、工業(yè)不發(fā)達的國家，我們的家底是薄的。怎么樣才能很快地趕上去呢?這是你們需要解決的問題�！睆哪菚r起航空學院的師生就努力拼搏，滿懷壯志，力圖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
　　從1958年開始，航空學院的師生們自行設計研制飛機“延安一號”，當時我被任命飛機裝配車間主任。在教研室工人師傅配合下，師生們不到半年就完成了飛機的設計制作和試飛任務。1959年，我們設計制造的一米直徑的圓形57型地面效應飛行器裝備調試完畢，當時飛機的發(fā)動機是由蘇聯(lián)米格－9戰(zhàn)斗機啟動器改裝而成，試飛離地高度僅100毫米左右，速度還不如走路快。在57型預研基礎上，學校批準研制輕型地面效應飛行器58型。當時臨近全國地面效應飛行器研制會議，主管學�？蒲泄ぷ鞯耐蹙S琪副校長希望我們的成果能參加會議。離會議只有5個多月，只得加班加點來干，我自己帶頭連續(xù)68天開夜車，每天清晨5時左右回家，8點鐘再去上班，從而保證了從草圖設計到試飛108天研制成功。同年6月，58型在北京參加由總參副總長張愛萍上將和裝甲部隊司令員許光達大將主持召開的全國地面效應飛行器會議，與會單位共20余家。會議上各單位報告了研制經過和理論分析，最后進行試飛表演，58型表演排在最后，其他單位的飛行器表演時，僅少數(shù)能離開地面約100毫米左右，還需要人推動前進。58型表演時離開地面最高，且在坦克演兵場轉了七八圈才停下來。其時張愛萍和許光達兩位領導坐上飛行器，要求駕駛員帶他們再飛幾圈。當時天氣非常熱，發(fā)動機馬力大，飛的時間太長，很遺憾沒能再發(fā)動起來。
　　1966年，航空工業(yè)部給學校下達了研制小型多用途直升機項目，學校并調我參加直升機工藝制造工作，如全膠接結構主槳葉制造，研究主槳平衡問題等，還擔任直升機總裝和試飛組組長。為解決主漿平衡問題，我們自行設計和制造了稱重40公斤大型天平。1970年，航空工業(yè)部下令將我校直升機專業(yè)并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當然直升機科研項目也一同帶往南京。我室原協(xié)理員在去南京前問我天平如何處理，我說這是為直升機研制的，理應帶往南京。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南航直升機試飛成功，因中國首次自行設計研制，從而獲得中國科學大會獎。按一般慣例，帶走的科研成果，當然算作帶走的單位。誰知去南京的同志沒有忘記老戰(zhàn)友當年一起拼搏的日日夜夜，給我打來電話告之獲科學大會獎的情況。1993年10月，經學校申報，批準我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在美認識很多臺灣鄉(xiāng)親
　　
　　我曾于1952年、1956年、1979年3次被選派出國留學未能成行，此前一直困惑，后來才得知，因我臺灣人的身份，未能獲得批準。1981年中央下發(fā)“38號”文件落實臺胞政策，我也得以于1984年赴美進行學術訪問。當時美國有3所州立大學接受我為訪問學者，最終我選擇了密歇根州弗林特的托利多大學機械系。
　　在托利多大學做訪問學者歷時15個月，其間除了學術方面的收獲外，我也因臺灣人的身份自然而然地溝通海峽兩岸留美學者的情感。那時大陸改革開放肇始，派遣訪問學者赴美人數(shù)不多，且絕大多數(shù)是公派。而臺灣由于歷史原因，在美留學讀博士、碩士者卻數(shù)量眾多。當時在托利多大學兩岸都有留學生組織。
　　那時托利多大學CADEM中心的White博士非常友好，給我安排了新的辦公室。同室有3位來自臺灣的博士生。當他們知道我來自大陸，又是祖籍淡水的大學教授時，關系更加親切，他們與我一樣都是中午自帶便當，因此我們在午間休息時就有了相互交流的機會，他們對有關大陸情況很感興趣，交流的內容也就包羅萬象，從地理歷史以至政治人物，不長時間我們就成了忘年交。
　　我赴美時曾帶去一些幻燈片、剪紙等工藝品，想搞一次介紹中華文化的活動。和同辦公室臺胞一說大家都贊成，分頭聯(lián)系兩岸的同學會，定一個日期借教室，并請華裔教授拿些中式旗袍、繪畫、書法條幅和我?guī)�來的剪紙窗花等共同展出，稱為“中國日活動”。會上臺灣和大陸同學一同跳起高山族的舞蹈《高山青》。時至今日當時的情景依舊歷歷在目。在托利多大學和臺灣同鄉(xiāng)相處很融洽，還認識了臺灣師大副教授黃先生和他的同學周先生，他們也是訪問學者，他們的聚會也常邀請我參加。
　　辦公室里，和我們關系最密切的是鐘先生。我通過鐘先生和臺灣許多留學生都成了朋友，他還將自己的導師鄭敦仁教授介紹給我。結識后才知道，鄭教授原來是我二表哥歐陽和表妹婿蘇哲教授在建國中學的同學。鐘太太陳女士原在臺灣中學教化學，想讀托利多化學系碩士，請我替她寫推薦信�；瘜W系的導師曾問她為什么大陸的教授給你推薦?她回答說，因為他是我們的臺灣同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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