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27日,母親在美國亞柏爾大學醫(yī)院生下了我。當時,母親王雋英只是陪父親丁觀海到美國進行學術訪問,沒想到我提早來到人間。根據(jù)美國法律的規(guī)定,凡是在美國國土上出生的嬰兒,不論他父母的種族、國籍,都能自動取得美國國籍,所以我也不例外。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親當時剛獲得兒童心理學碩士學位,父親是研究土木工程學的,他們都有著很好的家庭教育基礎。父親的家族在山東日照市濤雒鎮(zhèn),是遠近聞名的書香世家。母親則是那個時代極為少見的女知識分子。母親與父親青梅竹馬,兩人都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可謂志同道合、比翼齊飛。
　　生下我兩個月后,父母親就帶著我回到中國,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所學為祖國效力。沒想到,1937年,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fā),父母就帶著我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從青島到南京、安徽蕪湖,再到上海、武漢,最后到達重慶。父親聯(lián)系到重慶大學工作,母親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學院,全家終于安頓下來。
　　在遷徙與不安中,我長到了7歲,進入重慶的一所小學就讀。由于當時戰(zhàn)云彌漫、空襲不斷,我的學習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第一天上學,空襲的警報就響了。當天的學習就這樣流產(chǎn)了。后來的學習也因為這些原因時斷時續(xù),一個月上不了幾天課。無奈之下,父母決定讓我離開學校,呆在家里,他們自己來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學里教書,就讓我在家復習功課、做作業(yè);晚上回家后,父母檢查批改我的作業(yè),然后教給我新的功課,如此反復。
　　母親是兒童心理學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并將知識輕松地傳授給我。與父親的教育相比,我比較喜歡母親的教育方法,可以說,我小學的知識,多半兒都是母親教授的。雖然母親教給我知識,可是從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為她明白100分對于一個孩子來說沒有什么意義。而培養(yǎng)孩子學習的興趣、培養(yǎng)孩子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關鍵。這一點,對我以后的學習和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若干年以后,有人問起我對戰(zhàn)爭的感想,我總是風趣地說:“它的好處是,我可以不必上學了。”
　　抗戰(zhàn)勝利后,我們一家回到青島。父親把我送到德國修女辦的一所非常嚴格的天主教學校上課。因為此前我從沒受過正規(guī)教育,我原來對學校也沒有什么興趣,所以在天主教學校,我的學習遇到了很大困難。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從來不責怪我,他們不像許多中國父母那樣強求孩子在學校中拿到高分數(shù)。父母反而常常帶我去看京劇、看電影。1948年,我和弟弟都得了重病,父母果斷地花費了他們的全部積蓄,購買當時剛剛出現(xiàn)的新藥―――盤尼西林。如果他們不那樣做,我和弟弟當時可能就不能幸存下來。
　　在以后的幾十年中,我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親很早就去世了,沒有看到我取得成果的日子。父親很高興參加了我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紐約的機場給父親打長途電話,告訴父親自己獲獎了,還想讓父親一同前往瑞典。雖然父親在電話里激動不已,卻推托說:“得花不少的旅費,我就不去了吧�！蔽伊⒓磩窀赣H:“旅費由我來解決,只要您能去,我就高興了�！备赣H終于爽快地答應了。我知道,搞科學研究的人,該多么向往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啊。
　　總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們把我引進了科學的大門。他們是我一生的良師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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