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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歌的政治美學] 美學的基本內(nèi)容包括

發(fā)布時間:2020-02-19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曾經(jīng)極“左”極“純”      紅歌,現(xiàn)在叫這名稱,以前的叫法――革命歌曲、無產(chǎn)階級大眾歌曲、健康文藝歌曲,一般指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迄今,具有革命精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歌曲。
  紅歌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階級性、政治性,正是紅歌之紅,是紅歌的靈魂所在。在它產(chǎn)生的年代,這政治性表達出來就是,立場正確,態(tài)度鮮明,服務于人民大眾,具有深厚的階級感情。
  紅歌服務于政治目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份關于革命文藝的綱領性文件,提出“真正為工農(nóng)兵的文藝,真正無產(chǎn)階級的文藝”,成為文藝界長期以來的指導思想。在這篇重要文論里,毛澤東明確說,“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但又反轉(zhuǎn)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
  紅歌是一種集體意志的表現(xiàn),統(tǒng)一思想,凝聚人心,以達成某種集體的事業(yè),是它獨特的政治美學。說它獨特,卻也并不孤僻:在組織行為學中,舉凡組織之中、需眾人協(xié)力以達致某種集體目的的領域,歌曲的政治美學,可說是具有一般規(guī)律性的認識,現(xiàn)在的應用也非常普遍。
  紅歌曾經(jīng)達到的深度,是政黨、文藝工作者及工農(nóng)大眾對使命的共認。在集體的事業(yè)中,只有融入集體,成為集體的一員,成為共同事業(yè)的一分子,成為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個人才是有意義的。個人的生命價值,取決于集體的價值。這種政治美學,演繹到極致,就是純而又純的革命成了唯一目的,集體的事業(yè)成了人的唯一屬性,集體的價值成了人的唯一價值。雖然這可能最終導致了荒謬!拔母铩笔辏桶l(fā)展到了這樣的極“左”、極“純”的程度:有涉?zhèn)人情感的歌曲都成了毒草,包括愛情、友情、個人悲歡都不能唱,所有的紅歌,都是關于事業(yè)的歌唱,只有這是唯一正當、唯一正確的。
  
  “唯物主義者并不反對一般的功利主義”
  
  新中國建國60周年之際,中宣部等十部委曾推薦“愛國歌曲大家唱100首”,現(xiàn)被通稱為“紅歌100首”。我粗粗統(tǒng)計了一下,這些歌曲的創(chuàng)作和流行年代,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開始,到2009年建國60周年慶典之際結(jié)束,涵蓋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個世紀。其中,1949年以前的歌曲,約占十分之一;1949-1976年的歌曲,約占十分之四;1977-1999年的歌曲,約占十分之四;2000年代的歌曲,約占十分之一。
  1999年之前的歌曲,大都有比較強的政治背景,一些歌曲甚至直接是因事而生,因某種形勢需要而生。如《保衛(wèi)黃河》、《游擊隊歌》是抗戰(zhàn)歌曲,《南泥灣》是歌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的大生產(chǎn)運動,《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農(nóng)村改革、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贊歌,《春天的故事》描述了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南巡故事。
  2000年代的歌曲,甚至也包括一些80、90年代的歌曲,雖然也多有特殊的創(chuàng)作事由、政治背景,但其政治意義比較模糊,有時是概念寬泛的擁軍、愛黨、愛國歌曲,有時甚至背景語義復雜,與紅歌指向的紅色語義并不一致。
  這樣粗粗掃過即能看出,紅歌與普通流行歌相區(qū)別的最根本特色,乃在于它是一種服務政治的歌曲;服務政治,是其旗幟、歌魂、時代性、歌曲的意義所在。在紅歌的政治美學里,毛澤東曾論述得旗幟鮮明:“我們的這種態(tài)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紅歌的創(chuàng)作者,大多即秉承了這種革命的信仰、革命文藝的理念。
  
  紅歌都在唱什么
  
  集體的事業(yè),共同的目標,統(tǒng)一的價值觀,對責任與使命的共同認同,是紅歌之所以能感召人心的根本力量所在。
  100首紅歌,按內(nèi)容劃分,可粗略分為以下七類。揣摩其內(nèi)容指向上的特點,更容易把握紅歌政治美學的根本。
  軍歌類:服從黨的領導,黨指揮槍,軍隊忠于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外御敵辱,保家衛(wèi)國,是其最核心的政治使命。
  英雄類:在民族危亡面前,英雄的感召力,“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他們曾頑強地抗戰(zhàn)不歇”的事跡,可歌可泣。
  領袖類:對領袖的贊美,實際上是對集體事業(yè)的贊美,對組織領導核心、現(xiàn)行政治正確的肯定。領袖頌歌,是統(tǒng)一思想、團結(jié)一心、共創(chuàng)現(xiàn)在和未來的有效形式。
  愛黨愛國類:愛黨愛國,是集體對自身的頌揚,表達偉大、光榮、正確,感恩、歸屬、擁抱之情。
  崗位類:這是在集體中對自我身份的認定,對集體的奉獻是其主要內(nèi)容,自豪感是其主要特征。
  故鄉(xiāng)山川類:是對集體事業(yè)的另一種肯定形式。往往以故鄉(xiāng)山川的新顏新貌,抒發(fā)對形勢一新、山鄉(xiāng)巨變的喜悅,由此對某項政策的正確表示擁護。
  幸福生活類:歌頌幸福生活,隨著近60年歷史階段的演進,依次等同于歌頌新社會,歌頌新時期,歌頌新時代……
  
  紅歌也在起變化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在1980年以前,是中國文藝思想的主流,綿延達半個世紀。
  與其盛期對應,那也是思想一統(tǒng)的時代。在20世紀70年代,歌曲的政治倫理到達了這樣的極致:通過對毒草的清理刈除,紅色歌曲變得無比“純粹”,凡政治過關的歌曲,無不表達著政治正確;歌曲的內(nèi)容,無不表達著集體的事業(yè)、領袖的意志;各階層角色分明,無不是集體事業(yè)的某分子:工人、戰(zhàn)士、社員,共產(chǎn)黨、共青團、共產(chǎn)主義的接班人……整個社會成為一部革命機器,所有人成為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改革開放之后,一統(tǒng)化的思想格局漸漸成為過去,以集體事業(yè)建構(gòu)起的價值體系,容納進異質(zhì),出現(xiàn)另外的眼光。
  首先是“幸福生活類”歌曲的出現(xiàn),這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潮流,如《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就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幸福的花兒心中開放/愛情的歌兒隨風飄蕩/我們的心兒飛向遠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有什么不同嗎?好像沒什么不同。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這首歌甚至與歷史上最紅的紅色歌曲一樣,非常革命,充滿了政治色彩。但是,“愛情”、“花兒”、“親愛的人啊”,這是些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歌曲里被凈化掉的詞匯,它的美學指向,它所指向的幸福,簡直無處隱遁!段覀兊纳畛錆M陽光》雖然繼續(xù)在抒發(fā)“長征路上”戰(zhàn)斗、為祖國貢獻力量的豪情,但歌唱的卻并不全然是集體的事業(yè),而將憧憬揮灑于生活,將愿景設定為“生活充滿陽光”。仍然以我們?yōu)橹髡Z,仍然是集體事業(yè)的贊歌,但與集體事業(yè)的純凈的價值體系已有所不同。雖然一時充滿爭議,不乏來自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聲聲批評,《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等15首歌曲,卻成為全國票選的首屆“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在悄無聲息地 演化。表面看起來,它是在《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這一類的歌曲中,被一波一波不斷演進的歌曲潮流改變了顏色,不斷被更改;實際上,“像成者也”(《樂記》),歌曲只是事物的表象,真正變化的是人心,紅歌及其政治美學的式微,發(fā)生在早已發(fā)生的人心的變化上。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退潮的速度非常之快。僅僅五年之短,它原有的內(nèi)核已經(jīng)大變。
  緊隨其后的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巨變之大、巨變之快、巨變之多,使人們很少反省追問:曾經(jīng)的時代主流,那個龐然大物,那個將億萬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時代精神,何以一下子就不見了呢?
  我推想,有這樣的幾個關鍵: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之上,確實是一個統(tǒng)一的集體主義的價值觀。萬眾一心,極其廣泛;大公無私,極其徹底。它有人所共認的集體的事業(yè),人所共認的集體事業(yè)的目標,神圣的未來理想社會,神圣的人類偉業(yè);所有人等,均匍匐在這個基本認同之下。個人的人生,在這個宏偉的目標、神圣的事業(yè)中,被賦予了神圣性,獲得了毫無疑義的生命價值,由此產(chǎn)生光榮、自豪、驕傲,產(chǎn)生人生前途的無限光明感覺。紅歌及其政治美學,其實是在這個宏大建構(gòu)中矗立起來的音樂豐碑。
  打開國門之后,“我們的幸福生活”在發(fā)達國家面前現(xiàn)了形,政治宣傳失去了誠信;“文革”結(jié)束后,領袖的政治錯誤被披露,“神圣”露出了它不神圣的背面;經(jīng)濟搞活、發(fā)展、先富起來……在政治目的、社會目標全面轉(zhuǎn)向經(jīng)濟的方向之時,價值體系也在位移,物質(zhì)生活的意義和私利,登上了臺面;共認的集體的事業(yè),未來理想社會的目標,逐漸變得模糊;統(tǒng)一的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便在這個過程中離散、淡出。
  歌曲風尚的變化,只是以上這個無比廣泛、無比深刻的社會大變局的反映: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鄧麗君歌曲中,個人情感被肯定。
  20世紀80、90年代,眼花繚亂的流行音樂,將個人世界的意義不斷地表達;1986年,崔健唱出了《一無所有》。在國人的廣泛回響和普遍認同中,這首歌呈示了這樣的現(xiàn)實處境:物質(zhì)赤貧,精神失落,一無所有。2009年,在改革開放30年的一系列歌曲回顧中,這首歌被普遍認為是一個標志性作品。
  
  如何凝聚人心:老紅歌遇到新問題
  
  2010年代,個人思想紛雜,價值極為多元。在歌曲的世界里,港臺歌曲、流行音樂輪番登臺,占據(jù)了文化生活的主流!100首紅歌”,對這部分作品也有留意,雖然比例不大,港臺歌曲、大陸流行歌曲卻都有入選,一共8首。
  個人主義、價值多元的世界,與紅歌及其政治美學的世界,完全是兩個世界。表面看都是愛國歌曲、民族頌歌,內(nèi)里的復雜、矛盾,一言難盡。
  舉兩首歌曲為例:《東方之珠》表達的,不單純是對黃色臉孔、中華民族的歸依之情,其更大的主題,是對香港未來的思考;《龍的傳人》誕生在1978年的臺灣,其時臺美斷交、中美建交的消息傳來,在官民兩界引起“政治地震”,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一時高漲。它們與大陸的主流政治并非一路,論及紅歌政治美學的核心――集體的事業(yè)、共同的目的、服務于政治的要求,流行音樂就是流行音樂,意義紛雜,立場和態(tài)度完全不同。
  眼前這個價值多元的世界,給人們帶來的并不全然是歡樂、自由、活躍、豐富,它也同時在展露令人憂心的面相。人心的離散,道德的失范,精神的寡薄,拜金的瘋狂,使社會肌體不斷遭到侵蝕、毀壞。
  當前的中國,特別需要兩個東西:凝聚人心,道德立范。
  紅歌及其政治美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被重新提起、關注、討論。對一個國家來說,對民族的事業(yè)來說,凝聚人心,實在是最基本的事。
  凝聚人心,道德立范,面對的卻是最深層的問題。歌曲能夠凝聚人心,但能夠凝聚人心的歌曲,從來有一些基本條件,那是一個群體、一個社會最基本的精神。今天,在凝聚人心的道路上,這樣的問題會被時時追問:我們共同的目標有嗎,是什么?準備要追求的、人所共認的價值觀是什么?集體的事業(yè)何在、使命是什么?人生的意義是什么?
  
  (摘自6月9日《南方周末》。作者為該報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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