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兩會召開之際正值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的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都面臨復雜形勢的考驗，人們對這次兩會寄望很高，對代表十幾億中國人參政議政的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們寄望很高，對立足公信力的各類媒體寄望很高。我們用什么來回答這殷殷期盼？我們的答案是回到“公共”本色
　　
　　2009年的兩會因為會期短、議程簡而被稱作“節(jié)儉的兩會”。不過，“節(jié)儉”并不意味著需要討論和決策的事情不多，也不意味著需要面對的局面不繁難。恰恰相反，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深化，2009年將是中國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的“大考之年”，觀之以更長遠的歷史眼光，隨著改革開放步入第二個30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第60個年頭，更多的問題需要中國來解答。
　　一年之計在于春，記者采訪了兼任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的汪玉凱先生，請他談談當前改革的局面和任務。
　　記者：兩會之前不久，山西發(fā)生礦難，這些年中央和山西政府對安全生產(chǎn)抓得不可謂不緊，措施不可謂不多，力度不可謂不大，但安全疏忽和礦難不已的現(xiàn)狀卻遲遲難以逆轉，同樣的情形還反映在食品安全、反腐敗等領域，而戶籍、醫(yī)療改革以及反對行政壟斷等領域的改革也出現(xiàn)了難以突破的局面，有人說，改革30年后，改革陷入了難局。進一步改革，重點何在，難在何處？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
　　汪玉凱：中國的改革和人一樣，經(jīng)過30年后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過去的30年雖然有問題，但還是成功的，從一個閉關鎖國的狀態(tài)走到今天，改革取得的成就很不容易，但是隨著改革走進30年這么個坎，改革本身進入了一個戰(zhàn)略轉折期。這個轉折期有兩個標志。第一個標志是人們重新思考認識改革。30年前改革開始的時候，人心思變，窮則思變，在改革的問題上，中國社會有充分的共識。今天我們能不能再形成一種改革的共識？如果找不到共識，你認為改得不夠的地方，他認為恰恰是改過頭了，你認為有些改革是好的，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改革，他認為這些問題正是改革本身造成的，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群體看起來可能完全兩樣。改革就要困難得多。
　　第二個，改革的重心在轉移。過去30年是以經(jīng)濟體制改革為主導、主干進行的，其他改革都是配角。經(jīng)濟發(fā)展是最重要的，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吃飯問題。其他如行政、教育、科技、社會體制改革都是配角，是為經(jīng)濟體制改革服務的。改革以經(jīng)濟體制改革為主軸向前推進，遇到什么問題再解決什么問題。這就是中國改革的思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和前蘇聯(lián)經(jīng)歷的激進的“休克療法”，先解決政治問題再解決其他問題的模式很不一樣。政治改革承擔了為改革破題的任務，但局面打開之后，整個重心就放到經(jīng)濟上去了。
　　這種改革模式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問題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難以持久。到了2004年、2005年，中共十七大之前，靠在經(jīng)濟領域進行單兵突進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笆�一五”規(guī)劃中有很多很好的判斷。比如說，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這個判斷值得關注。行政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下端，又是經(jīng)改和政改的結合部，已經(jīng)深入到核心的利益層面。2005年后我們明顯觀察到，改革努力在行政體制內(nèi)部進行政府自身的改革。改革的重心已經(jīng)發(fā)生了調(diào)整，要求政治改革和經(jīng)濟改革并駕齊驅，我們甚至可以說，時至今日，政改的重要性已經(jīng)超過了經(jīng)改。
　　中國改革內(nèi)在的要求、發(fā)展的邏輯要求我們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政改上，但是政改很困難。一方面是因為30年來政改明顯滯后，而且改革還帶了一個怪胎，就是權貴資本。權力與資本結合了。上世紀80年代這一點還不明顯。1992年以后，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從上而下，形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它不是一個個別現(xiàn)象，而是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和資本的關系千絲萬縷，兩者結合，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礙，就像烏龜背上的硬殼一樣。我們隨時都能夠看到權力資本的影子。改革一旦要觸及他們的利益，幾乎就寸步難行。這個改革難度和80年代初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這樣一種非常僵持、非常復雜，權貴資本滲入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情況下，改革的動力在哪里？我覺得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第一個動力是中國社會經(jīng)濟政治中不可能不出現(xiàn)問題。有時候這些問題以非常尖銳激烈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這些問題會驅動改革。一些地方官民沖突日趨激烈，公眾不信任的情緒在加劇。我舉一個例子，央視一棟樓燒掉了，老百姓的心態(tài)和80年代完全不一樣，那時候大家也許會認為，這么大一棟樓，還沒有用，就燒掉了十幾個億，很可惜�，F(xiàn)在很多人心情很復雜，甚至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情，竟然“樂于”看到它被燒掉了。這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種政治情緒，這也是一種政治壓力。壓力會導致改革。
　　第二個，社會公眾對政治改革還是有很高很強烈的訴求。對權力與資本結合，侵害老百姓利益的現(xiàn)象，老百姓有強烈的改革的沖動和欲望。
　　記者：在談到中國改革的策略時，“增量改革”是一個常常被提到的詞，但隨著前些年政府稅收劇增、大型國企獲得大量政策性收益，改革的增量顯然在不斷變成改革的存量。最近一些經(jīng)濟學家如張維迎提出，要將央企股份和外匯儲備均分給全體國民，這種“存量改革”的思路立刻遭到了強烈的反對。我們不討論張維迎這個方案的可行性，而是想請教，改革能夠一直回避存量而進行下去嗎？當中國經(jīng)濟受制于內(nèi)需不足的時候，我們的分配制度應該做什么樣的調(diào)整？
　　汪玉凱：政府是一個社會里唯一掌控著調(diào)整利益分配杠桿的力量，它可以通過各種手段調(diào)整利益分配的格局�，F(xiàn)在的利益格局說明分配杠桿掌控不力。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效率優(yōu)先”的格局下，可以說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nèi)，存在著“公平”問題，如何使利益分配的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nèi)，避免發(fā)生激烈的沖突。回過頭來看，當年考慮也欠周詳。利益分配失衡有三個標志，個人財富貧富差距擴大，城鄉(xiāng)差距擴大，地區(qū)差距擴大。我們沒有抑制住貧富差距過大和城鄉(xiāng)、地區(qū)差距擴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拿走的太多。稅負太高，稅種太多，通過稅收，通過審批，通過行政壟斷，政府從社會財富的大蛋糕上切走的太大，而留給老百姓的太小，這就是通常說的“國富民窮”。除了一部分強勢利益集團，稍好一點的是中產(chǎn)人群，樂觀估計有1.2億人左右，再下來的都可謂“弱勢群體”。
　　這個問題已經(jīng)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關注。通過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入，投入民生和社保領域，實現(xiàn)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一種調(diào)節(jié)分配制度的努力。

相關熱詞搜索：本色 兩會 回歸 兩會應回歸公共本色　以政改破解改革難局 兩會應回歸公共本色 以政改破解改革難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