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將它的現代化發(fā)展進程首先納入到一個民族統(tǒng)一框架內來進行，總是比讓這種進程處于民族分裂狀態(tài)之中更為有利。自15、16世紀人類的現代化進程在歐洲啟程以來，當周邊大國已經用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方式完成民族集合，有的甚至已經在大步邁向現代化社會的時候，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地則由于地處中歐的特殊地理位置與過去沉重歷史的合謀，成為了一個既無明確的民族邊界、又處于嚴重分裂中的世界。
　　德意志人的居住空間位于歐洲大陸的心臟地帶，這種歐洲中央的地理位置，使德意志人在所有的方向上都與其他的歐洲民族和文化相遇了。這固然使這里成為了歐洲各種文化的交匯地，從而為德意志人造就了一種精神傳播上的有利出發(fā)點，但這種天然的地理位置給德意志的發(fā)展帶來的不僅僅是優(yōu)勢，還有劣勢――錯綜復雜的山脈體系和雜亂無章的河流助長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
　　處于歐洲的中央同時也使德意志人成為了羅馬世界與斯拉夫世界之間的自然中間人。這三大人口集團，即德意志集團、羅馬人及其后裔的拉丁化集團和斯拉夫化集團，為爭奪定居地的邊界展開了上千年的斗爭。各方都肆無忌憚地利用歷史提供給他們的每一次機會進行擴張，因此，與其他所有歐洲民族相比，德意志空間在民族邊界上有著最大的不確定性和靈活性。這種特點將給現代化發(fā)展道路上的德意志統(tǒng)一民族國家的形成帶來特殊的難題。
　　隨著帝國的軍事力量在德意志皇帝與羅馬教廷之間的長期爭霸斗爭中日益受到削弱，內陸國家中間地理位置上的劣勢便立即呈現出來。權力的重心從皇帝的手中滑落到邦國諸侯們的手中，德意志人的政治生活方式是朝著小邦割據的地方分裂化方向發(fā)展的。邦君的勢力發(fā)展得如此巨大，以至于自13世紀以來，歷代德意志皇帝企圖通過中央權威來確保內部和平、阻止分裂并對國家進行有效組織的任何努力都遭到了失敗。
　　德意志政治上松散集合的弱點成為了鄰國襲擊的邀請�！斑@個處于中央集權化民族國家們包圍之中的德意志空間，終于在17世紀成為了內、外各種勢力實現各自野心的競技場�！睍缛粘志玫摹叭�十年戰(zhàn)爭(1618～1648)”，不僅在人口上給德意志帶來了1/3的損失，而且在經濟上造成了200年的倒退。而1648年的《威斯特法倫和約》又給它帶來314個邦國地方分裂的固定化。所有這些，都進一步促進了德意志空間政治上的分裂化，難怪當時有人說：“在德意志境內，一年有多少天，就有多少個國家�！�
　　對于西歐諸國來說，17、18世紀代表了它們發(fā)展的輝煌時代，在他們手中，一個新興的現代化工業(yè)世界已經開始從歐洲西北角上孕育出來。沖擊波來自于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zhàn)爭，而浪潮所到之處，首當其沖就是政治上分裂、經濟上落后的德意志。
　　在拿破侖戰(zhàn)爭的沖擊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國”頃刻瓦解。整個德意志空間被外來強敵征服，不僅證明了“落后者必挨打”的真理，而且也喚醒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識。它帶來了以普魯士為代表的、由傳統(tǒng)權力精英們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大改革”運動，從而也使德意志世界終于邁進了現代化的門檻。而與此同時，拿破侖對分裂的德意志世界的占領，盡管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德意志政治大分裂的格局，卻掃蕩了那些版圖狹小、自成體系、不受外部影響而又具有獨立自律性的地方分離主義的小諸侯國世界，并在這些地方貫徹起一種國家的理性和社會上合法關系的均一化。從某種意義上說， 拿破侖減輕了日后德意志統(tǒng)一的難度。
　　拿破侖戰(zhàn)爭結局時，法國的霸權地位終于崩潰，英俄兩國成為了左右歐洲局勢發(fā)展的翼側大國。“反法同盟”的“四足獸”，即英、俄、普、奧四大戰(zhàn)勝國，構建了確保歐洲和平與平衡的“維也納體系”。作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國”的繼承組織，一個名為“德意志同盟”的聯(lián)合體，成為了“維也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德意志同盟”的成立是英俄為了讓德意志民族運動的潛力能安靜地待在一個平衡體系內，兩個德意志大邦國，普魯士與奧地利，必須被納入到一個聯(lián)盟之內，成為這個聯(lián)盟體系的“脊骨”，以達到讓它們彼此互相牽制的目的，因此，1815年出現的這個“德意志同盟”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由包括普魯士、奧地利在內的39個擁有主權的德意志邦國和城市組成的邦聯(lián)，它是作為歐洲的東、西方力量的“緩沖地”來出現的。
　　分裂仍在繼續(xù)，然而幸運的是，1853～1856年間，以沙皇俄國和大英帝國為主導的“克里米亞戰(zhàn)爭”，改變了歐洲的局勢。戰(zhàn)敗的沙皇俄國，將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它內部的現代化改造。而大英帝國則從鎮(zhèn)壓“印度大起義”開始，將它的主要精力放到它自身龐大殖民帝國內部的多重問題上去了。因此，由于其內部的弱點，俄國與英國容忍了俾斯麥的德意志統(tǒng)一政策，從而使得德意志民族統(tǒng)一問題，在1866年與1870～1871年的兩場決斗式的戰(zhàn)爭中，孤立地得到了解決。
　　同時，俾斯麥為這個新建立起來的民族統(tǒng)一國家所設計的政治體制――“半專制主義的”德意志君主立憲制，恰恰是西歐議會民主主義的君主制與東歐專制主義的君主制之間的一種中間形式。這種中間形式與英國和俄國的政治體制都有一部分的相似，因而被這兩個國家所接受。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奠基人，俾斯麥沒有采取將所有講德語的德意志人都包括在一個民族集合體中去的“大德意志統(tǒng)一”方案，而是采取了一種“小德意志統(tǒng)一”方案。這種德意志統(tǒng)一，是一種排除了那個最大的、也是多民族的邦國奧地利之后，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意志人的統(tǒng)一。
　　由于這個新帝國宣布“它在這個大陸上的領土要求已心滿意足”，才使得它的鄰居們認為，讓這個新獨立的“小德意志民族統(tǒng)一國家”作為那個曾經是東、西方力量“緩沖地”的“德意志同盟”的替代物也未嘗不可。
　　然而隨著德意志內部現代化進程的發(fā)展，整個歐洲的權力舊體制已經越來越容納不下這個比誰都發(fā)展得更快的現代化民族強國的國際能量了。因此，對這種能量的噴發(fā)進行抑制與反抑制的國際斗爭打響了。
　　在這場抑制與反抑制的國際斗爭中，德帝國走上了“世界政治”的道路。為了擺脫成為鄰國附屬的威脅，威廉時代(1890～1918)的德意志領導層選擇了另一個由講德語的日耳曼人統(tǒng)治的多民族國家――奧匈帝國作為它真正的盟友。在這里，民族文化的親緣性發(fā)生了作用。它同時也暗示著：一種“大德意志”式的聯(lián)盟合作是唯有在講德語的世界準備與它外部的世界進行對抗的情況下才會真正出現的。
　　但是這次同盟失敗了，德國的大量領土和人口也被分割出去了，但它的民族統(tǒng)一體的主體框架仍然得到了保留，并保證了它潛在的大國地位。
　　這種潛在的大國地位是能夠轉變成事實上的大國地位的，但這取決于能否運用高超的國際政治手段，能否再度推行一項在東、西方之間積極的平衡政策。在魏瑪時代，長期擔任外長的斯特萊澤曼開始運用俾斯麥式傳統(tǒng)的“大陸平衡政策”，以逐步解除《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并為德國重新贏得事實上的大國地位。這種政策在當時的確存在某種成功的機會，但是，這種機會被希特勒毀滅了。這位充分利用魏瑪時代德國現代化的全面危機，并通過傳統(tǒng)權力精英們扶植上臺的納粹黨“元首”，企圖通過戰(zhàn)爭來建立“大德意志世界帝國”全球霸主的地位。
　　1938～1939年期間，在英、法“綏靖政策”的高潮中，希特勒通過對維也納政府施加壓力，通過策劃奧地利納粹分子暴亂，完成了“德奧合并”。隨后他又將蘇臺德地區(qū)的日耳曼人統(tǒng)一了進去，并在1939年春，通過最后一次“非戰(zhàn)爭方式”完成了對默默爾的吞并。這種“不費一槍一彈”的領土獲得，正是由于它能夠用“大德意志統(tǒng)一”的理想來辯護，因而也無疑在講德語的世界里普遍受到了歡迎。
　　但統(tǒng)一終究不能成為殺戮的借口，一個注定令納粹德國失敗的“世界反法西斯主義大同盟”建立起來了。
　　在德意志為奪取世界霸權的第二場戰(zhàn)爭失敗后，美俄成為新的世界霸主。德意志民族的統(tǒng)一再度成為了一個問題，但即使是一種“小德意志式”的重新統(tǒng)一，也不可能孤立地依靠德意志人自身的力量來解決。
　　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出現的歐洲和世界均勢格局的縮影。但是民族重新統(tǒng)一的理想，無論是民主德國人，還是聯(lián)邦德國人，都從來沒有放棄過。通過聯(lián)邦德國推行的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建立外交關系的“新東方政策”，德意志人一遍遍地證明，經濟上強大起來的德意志人已經洗心革面，不再會是下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策源地了，而是一支決心維持世界和平的穩(wěn)定力量。
　　意想不到的機會來了，蘇聯(lián)在與美國“冷戰(zhàn)”式的長期對峙和軍備競賽的消耗中，經濟上變得日益困難起來。這迫使它再度退縮回去處理它內部的事務。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這個世界超級大國連同它的東歐勢力范圍，陷入了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崩潰，并帶來了1989年11月“柏林墻”的倒塌。
　　1990年10月3日，一面12平方米的黑、紅、黃三色國旗，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國歌聲中，升起在柏林市中心的勃蘭登堡門上。被中斷了45年的“德意志戲劇”在一個全新的、也是更為現代化的開端上又再度開場了。
　　這場重新開場的“德意志戲劇”的第一幕，就是新德國一次性地對10.81萬平方公里的原東德地區(qū)投資10000億馬克，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投資，也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投資密度最高的一次性投資。四年后這場投資便開始收效了，1995年新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高達34600億馬克，人均產值(若按8100萬人口計算)約為42716馬克。原東部地區(qū)的人均產值幾乎翻了一番，而與此同時，西部地區(qū)經濟也增長了13%！
　　經歷了近200年之久的現代化進程，德意志才由過去的一個傳統(tǒng)、分裂、專制、獨裁、落后的農業(yè)社會發(fā)展成今天這樣一個現代化、統(tǒng)一、自由、民主、高度發(fā)達的工業(yè)社會。但若是唯以“讓所有講同一種語言的人都能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政治屋檐下”，才算是最后完成了它建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任務的話，那么1990年10月完成的這場德意志統(tǒng)一，仍然稱不上是“完全意義上的民族統(tǒng)一”。除非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內的所有歐洲民族，都認為“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作為一種現代化社會的組織形式已經過時了，因而必須用“新歐洲民族”的整體概念來取而代之，否則，未來的歐洲仍將不得安寧。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歐洲人，首先是包括德意志人在內的西歐、中歐與南歐人，早已在作“歐洲一體化”運動的偉大嘗試了。這場偉大的嘗試，代表了歐洲人在面臨外部世界日益崛起的壓力之下，對自身政治、經濟、社會長期分裂狀態(tài)克服的頑強努力，也代表了歐洲人避免自身沉淪命運，走向民主、統(tǒng)一、和平、發(fā)展的偉大時代步伐。它的成功取決于在未來的現代化進程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內的歐洲各民族政治家和人民的決心、智慧與努力。
　�。ㄕ�自《強國之鑒》，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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