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預計2006年６月將完整出版全套《四庫全書》，隨后，藏于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原本將永久封存，不再對外展示和流通。 　　而二百多年來的人事變遷和戰(zhàn)火洗禮，已讓劫后余生的《四庫全書》承載了豐厚的歷史內(nèi)涵，所以透過塵封往事追尋史跡及探討它的學術和商業(yè)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
　　
　　
　　2005年底，國家圖書館館員李曉明長吁了一口氣，由她負責保管的文津閣《四庫全書》終于結(jié)束了2年多的拍照工作，3000多種書籍完好無損地放回了書庫，排版印刷工作全面展開。
　　自2002年國家圖書館與商務印書館策劃影印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拍照工作開始，李曉明就一直懸著心，全面影印出版《四庫全書》在大陸尚屬首次，拍攝過程中的任何不慎，都會給這件國寶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害。
　　在2006年年初結(jié)束的圖書訂貨會上，尚未印刷完畢的《四庫全書》的大幅海報成為很多人關注的亮點。事實上，在卷帙浩瀚的古代典籍中，多達８億字的《四庫全書》規(guī)模最為宏大，經(jīng)歷也最為曲折。
　　二百多年前，由乾隆皇帝下令編纂并抄錄的七部《四庫全書》，如今只剩下了三部半。一部從北京去了臺灣；一部由承德進了北京；一部從沈陽去了蘭州；還有半部留在杭州，但也離開了原址。
　　二百多年的人事變遷和戰(zhàn)火洗禮，讓劫后余生的《四庫全書》承載了豐富的歷史內(nèi)涵；兩個世紀的內(nèi)府秘藏增添了《四庫全書》的神秘色彩；而搜羅廣泛的書籍內(nèi)容，則奠定了《四庫全書》在學術界毋庸置疑的研究價值。從它誕生之日開始，窺探《四庫全書》成為很多人的愿望和夢想。這期間，不乏學者文人的呼號奔走，不乏志士仁人的慷慨解囊。然而，影印出版之夢，一做就是上百年。
　　
　　抄寫十四年
　　
　　史料記載，乾隆皇帝自從登基以來便下旨開始向全國征書。乾隆37年，平定了新疆大小和卓叛亂之后的弘歷，把精力轉(zhuǎn)移到修訂圖書上來。那一年，他借著征書的機會，在全國各地設立編書館，準備把當時能夠見到的所有圖書編就成一部超越前代的大型圖書集成。沒想到編纂抄寫的工作從乾隆38年開始，直到52年才完成，持續(xù)了整整14年。由于工程浩大，《四庫全書》完全采用手抄，并沒有付梓。
　　最早完成的一部《四庫全書》于1782年被藏入故宮文淵閣。已過古稀的乾隆帝經(jīng)常到這里看書，并派專人管理，每年拿出來晾曬，以防蟲蛀。后來國事多變，管理逐漸松懈，文淵閣蛛網(wǎng)塵封，藏書無人過問。但這部書所幸保管完好，現(xiàn)藏于臺灣故宮博物院。
　　第二部《四庫全書》完成后，乾隆帝指定藏于盛京文溯閣，盛京即今天的沈陽。清代皇帝把盛京視為自己繁榮的發(fā)源地，為了慎終追遠，定名文溯。民國初年，這部書曾運到北京，藏于遼寧圖書館。1965年，由于戰(zhàn)備需要，轉(zhuǎn)移到甘肅蘭州，所見之人寥寥無幾。
　　第三部抄完的是圓明園的文源閣本�；�本上已毀于英法聯(lián)軍的大火。但有史料記載，當時曾有人以一元一本的賤價出售灰燼中幸存的四庫，其下落至今仍令人牽腸掛肚。
　　第四部抄錄完的就是目前正在影印出版過程中的文津閣《四庫全書》，當時藏于承德避暑山莊。事實上，1775年文津閣便已建成，可是直到10年后的1785年，《四庫全書》才得以入藏。其間，乾隆為空閣著急，曾寫了很多詩文表達這種心情。到了溥儀登基后，朝廷籌建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決定把文津閣四庫劃撥京師圖書館，以供公眾閱讀。
　　北方的四部《四庫全書》統(tǒng)稱為北四庫。與北四庫相比，南三閣的《四庫全書》顯得慘不忍睹。編纂《四庫全書》之初，乾隆帝只想抄錄四部，但考慮到江浙獻書最多，便下令為江南增抄三部，并修建了南三閣。為了籠絡江南士子，乾隆帝還特別下令，不讓地方官員過于愛惜，盡量鼓勵江南士子進閣閱讀。
　　在南三閣中，鎮(zhèn)江文宗閣和揚州文匯閣的藏書，全部毀于太平天國的戰(zhàn)火，杭州的文瀾閣也遭遇了戰(zhàn)亂的損毀。
　　當時太平軍攻打杭州，文瀾閣在炮火中轟然坍塌，《四庫全書》散落在廢墟中。上等的紙張、美麗的字體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些小商販隨手撿拾，把書頁撕下來，包裝瓜子、花生。有兩個同為讀書人的兄弟丁丙、丁申在杭州避難，他們到集市上買東西充饑，看到了《四庫全書》的書頁，大吃一驚。立即冒著炮火去廢墟中翻看，當時揀到了80本。隨后，兄弟二人又出高價收購散頁、冊、函。到了戰(zhàn)后，清點出8000多冊。但已不足原來的四分之一。
　　光緒年間，當?shù)刂亟ㄎ臑戦w，經(jīng)過眾人的補抄，終于補全，現(xiàn)藏于浙江省圖書館，這就是人們經(jīng)常提到的半部《四庫全書》。
　　
　　參與者不計其數(shù)
　　
　　世界上因為一部書，需要建一個專用大書庫的，恐怕只有《四庫全書》了。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說，據(jù)上世紀20年代陳垣先生清點的結(jié)果是，藏書3503種，6144函，３萬多冊，229萬多頁，8億多字。按照這樣計算，一個人從出生每天讀10個小時，每小時讀3000字文言，到八十歲也未必讀完。
　　面對如此浩瀚的書籍，從2003年7月開始，商務印書館便開始派專人到國圖進行拍攝工作。最多的時候，每天8臺拍攝機同時工作。即便這樣，也持續(xù)了2年多。然而與拍攝過程相比，這部巨帙叢書的抄錄工作更為艱巨。
　　為了編纂四庫，朝廷在北京設立了四庫全書館，以紀曉嵐為首的四百多名全國知名學者集聚在此。如果說負責編寫者還有據(jù)可考，那么負責抄寫工作的謄錄者就不計其數(shù)了，據(jù)說最多時有兩三千人。
　　據(jù)人民大學黃愛平教授介紹，抄錄之初，《四庫全書》的謄錄者采用保舉制度，由各地官員向國家推薦，國家不給謄錄者發(fā)放薪水，但工作滿五年后，謄錄者便有了做官資格。
　　然而，由于《四庫全書》工程浩大，需要的謄錄者眾多，于是，出現(xiàn)了五年后無官可做的現(xiàn)象。而且很多人把謄錄《四庫全書》視為做官的捷徑，行賄受賄之風盛行。乾隆帝只好下令，改成以考試的方法選拔謄錄者。
　　這樣，從乾隆38年到52年，各地學者、讀書人云集四庫館，以至于近代學者梁啟超感嘆：“四庫館就是漢學家的大本營�！�
　　
　　兩個世紀的出版工作
　　
　　二百年來的內(nèi)府保存增添了《四庫全書》的神秘色彩，也激發(fā)了很多讀者的好奇心。商務印書館元老張元濟先生感慨道：“《四庫》事層層難關，真如唐三藏之取經(jīng)�！睆埨舷壬�清楚地預見了出版《四庫全書》的困難，然而他卻沒有預見到出版工作所帶來的巨大經(jīng)濟效益，以及后來折射出來的民族團結(jié)的影子。
　　《四庫全書》最早的印刷本出現(xiàn)在清代。南三閣四庫入藏后，來看書的南方士子絡繹不絕，一些士子經(jīng)常邊看邊抄，并把抄好的書籍印刷出版，成為《四庫全書》最早的印刷本，后人將其稱為閣本。閣本數(shù)量很少，沒有廣泛流通，讀者也有限。
　　1917年，張元濟先生就開始提議影印《四庫全書》，隨后，商務印書館4次擘畫，細致調(diào)研了影印需要的紙張、油墨、費用，并多方聯(lián)系，幾近成功。然而當時北洋政府入不敷出，無力支持。內(nèi)務部長甚至傳出話來，要印《四庫全書》，先拿五萬兩銀子。以氣節(jié)著稱的張元濟無法接受行賄、受賄的行為，表示既然如此，寧可不印。
　　1933年，為躲避戰(zhàn)火，藏于故宮的《四庫全書》從北京運抵上海。張元濟抓住了這次難得的機遇，從中選出232種，1960冊，編成《四庫全書珍本集》，影印了1500部。這即是《四庫全書》第一次正式影印出版。雖然這次影印的內(nèi)容不及原書的十分之一，但大受讀者歡迎，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上世紀40年代，故宮文瀾閣《四庫全書》被運到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開始了出版部分《四庫全書》的工作。到了80年代，人們閱讀《四庫全書》的呼聲越來越高，1986年，臺灣印書館痛下決心，做出寧可賠錢也要全套影印的決定，開始了向全世界征訂。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這次影印出版不僅獲得了巨大利潤，還在海峽兩岸掀起了“四庫熱”。
　　黃愛平教授告訴記者，當時大陸很多高校和科研機構(gòu)都十分需要《四庫全書》，但由于征訂手續(xù)繁雜，且臺灣影印的《四庫全書》很快被世界各國搶購一空，大陸僅僅買到了十幾套，遠遠滿足不了讀者需求。
　　這時候，上海古籍出版社抓住機會，于上世紀80年代末翻印臺灣影印的《四庫全書》，結(jié)果翻印的幾百套全部賣光。
　　盡管臺灣出版的《四庫全書》在出版界產(chǎn)生了轟動，但是大陸始終沒有自己影印出版過《四庫全書》。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興奮地迎來了臺灣影印的《四庫全書》，很多人都以為《四庫全書》的影印工作也許到此結(jié)束了，但是，國圖研究員楊訥先生驚奇地發(fā)現(xiàn)，臺灣的文瀾閣與國圖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存在很多差異，由于兩個版本的《四庫全書》成書時間跨度較大，造成了內(nèi)容的不一致，給研究工作帶來許多困擾。這成為再次影印出版《四庫全書》的引子。
　　2002年夏，在有關社會人士的籌劃倡議下，提請國家圖書館允許印行文津閣《四庫全書》并由商務印書館承擔出版，國家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欣然接受。至此，經(jīng)過二百多年的曲折經(jīng)歷，《四庫全書》終于有望在大陸出版印刷。
　　
　　(2月27日《財經(jīng)時報》，作者為該報見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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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第八部《四庫全書》
　　
　　在很多媒體的報道中都提到過“《四庫全書》加上底本共有八部”，那么第八部《四庫全書》何在？難道除了歷史記載的七部外，還有一部不為人知的底本嗎？
　　這其中的原因就要從征書的過程說起。
　　乾隆下達征書令之初,很多嗜書如命的藏書家不愿意把珍本善本獻給朝廷。為了鼓勵獻書,乾隆規(guī)定獻500種書以上者獎勵一部《古今圖書集成》,并專門做出承諾:書抄錄完畢后一定發(fā)回本人，不影響個人收藏。乾隆甚至表示，獻書量大的收藏家,可以在書上加注御批，然后發(fā)還本人。這些措施果然有效,一時間,藏書家紛紛獻書。
　　然而，令藏書家始料未及的是，乾隆皇帝自食其言，直到《四庫全書》成書后，獻出的書如石沉大海一般，沒有一部書回到藏書家手中。
　　原來，《四庫全書》從乾隆38年開館編纂到乾隆52年完成，3000多種底本經(jīng)歷了14年的流轉(zhuǎn)，經(jīng)過了無數(shù)編纂者和謄錄者的翻閱，已經(jīng)破損嚴重，有的甚至丟失；而且在征書過程中，乾隆帝還做出了禁書的決策，把不利于統(tǒng)治的書籍毀掉。這樣，從民間征集到的書籍根本無法完璧歸還。
　　乾隆52年，乾隆皇帝考慮到北四閣《四庫全書》都藏在皇家園林，不方便北方士子閱讀，打算再抄一部供北方士子閱讀�？墒鞘�多年的人事變遷，乾隆皇帝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到了強弩之末，國庫已經(jīng)無力支持四庫館再抄寫一部《四庫全書》。這時，有人上書乾隆，建議不如把從民間征集到的3000多種原本收拾整齊，按照四庫的編排送進翰林院，供北方士子閱覽。進退兩難的乾隆皇帝立即采納了這個建議。這3000多種殘破的底本也就是俗稱的第八部《四庫全書》。
　　底本送至翰林院之初，管理極為嚴格�？墒堑搅饲宕�末期，管理逐漸松懈。于是，一些翰林院官員監(jiān)守自盜，陸陸續(xù)續(xù)偷走了很多珍貴的底本。
　　到了1900年，《四庫全書》的底本遭到了滅頂之災。當時，與翰林院一墻之隔的英國使館藏匿了很多歐洲使館人員，成為義和團的攻打?qū)ο�。�?zhàn)亂中，有人向翰林院扔了一支火把，頓時火光沖天。人們在火光中亂成一團，《四庫全書》的底本散落在地，任人踐踏。有些人看見了這些裝幀華麗的書籍，抱之而奔。天亮后，翰林院一片廢墟，底本毀之殆盡。
　　如今，《四庫全書》底本僅存400多冊，散落在世界各地。由愛新覺羅家族珍藏了一百多年的《四庫全書》底本，終于在內(nèi)憂外患的兵荒馬亂中毀之殆盡。(金天)
　　
　　旁白：《四庫全書》的符號意義
　　
　　盛世修書,可謂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歷代官修書不僅是當時文化水平的象征，也反映了當時的經(jīng)濟水平�！端膸烊珪�》也不例外，它不僅成為乾隆炫耀其政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時經(jīng)濟發(fā)達的產(chǎn)物。
　　據(jù)史料記載，在編纂抄錄中，乾隆皇帝事必躬親。如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違禁書目,一律嚴懲。有人做過統(tǒng)計，《四庫全書》著錄書籍3461種,被禁毀的書籍達3100種。禁書的時間比征書的時間還要長。
　　可是，無論乾隆帝當時對文字的控制多么苛刻，其編訂叢書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四庫全書》薈萃了乾隆中期以前的歷代主要典籍，涵蓋了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F(xiàn)在，我們可以從《四庫全書》中窺探到祖先們的思想和生活痕跡，也可以從《四庫全書》中汲取傳承文化和崇拜典籍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最高統(tǒng)治者倡導文化典籍的編撰，往往影響整個社會重視文化、珍視典籍的風氣。清朝一代，涌現(xiàn)出學者無數(shù)，著名的乾嘉學派即誕生在乾隆后期，這與乾隆帝重視文化不無關系。
　　甚至后代學者張之洞、魯迅、余嘉錫等人都認為，年輕人要學做學問，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遍就知道了。在很多學者的眼中，《四庫全書》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
　　當然，作為一部多達八億字的《四庫全書》，即便影印出版，恐怕也沒有人能夠通讀。但是，如果說盛世修書，反映的是封建王朝的文治武功,那么如今在經(jīng)濟發(fā)展后影印出版《四庫全書》，則成為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重要標志。投入巨資出版正是把《四庫全書》的出版成為一種文化概念，通過這種文化概念向大眾傳遞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
　　正如人民大學黃愛平教授所言:“一個國家發(fā)展到了一定階段,總該有它標志性的文化符號。美國是好萊塢大片,法國是香水和時尚,英國是機器制造業(yè)。中國則應該是圖書典籍。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都在歷史長河中淹沒,唯有中國流傳至今。中華幾千年的燦爛文明很大程度上靠圖書流傳。圖書典籍是我們國家絕不能缺少的根和魂。(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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