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對違約金的數(shù)額進行調整，是為了避免違約金條款淪為強勢一方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工具，公權力對合同意思自治進行的修正。但是，當約定違約金過高時，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不對合同類型以及違約金條款的性質加以區(qū)分，均以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為過高的判斷標準并不合理；其次法律并沒有對過高時如何調減給出類型化和量化的計算標準，容易造成司法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的不公正情形。因此需要制定一個更加多樣化和精細化的違約金調整標準。本文對違約金的性質進行了分類，并提出了對不同性質的違約金要適用不同的調整方法。最后闡述了在金錢給付義務與非金錢給付義務兩種合同類型中，判斷違約金過高的不同參照標準。
　　關鍵詞：違約金；調減權；懲罰性與補償性違約金；違約金調整標準
　　中圖分類號：D9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35-0023-02
　　作者簡介：劉筱姝，女，漢族，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碩士，工作于國家開放大學，研究方向：民法學、比較法學。
　　一、對違約金調整的意義
　　合同當事人預先在合同中對違約金的數(shù)額進行約定，是合同意思自治的體現(xiàn)，同時也具有對合同進行擔保，促成合同締結的作用�！逗贤�法》第114條第1款規(guī)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jù)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shù)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chǎn)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但是，由于締約雙方在經(jīng)濟地位與認知能力上通常處于不平等地位，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一方很可能利用其優(yōu)勢地位在合同中約定過高或過低的違約金數(shù)額；而弱勢一方為了獲得締約機會，不得不接受于己不利的不公平的違約金條款。如此，違約金條款便淪為了強勢一方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工具。當強勢一方為違約方時，過低的違約金數(shù)額往往使其違約成本遠低于其違約獲益，這樣便很可能導致惡意違約；當強勢一方為守約方時，過高的違約金數(shù)額則可能使其誘使相對方違約，從而獲得比履約情況下更高的收益，同時也會使弱勢一方的財產(chǎn)狀況惡化。這顯然是違背違約金制度的初衷和公平、誠實、信用原則的。因此，公權力對違約金的數(shù)額進行調整，是合同正義對合同意思自治的修正。
　　二、我國違約金調整制度現(xiàn)存的問題
　　因此，我國《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8條、第29條第1款及第2款對違約金的調整制度作出了規(guī)定，明確了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依當事人之申請對約定違約金的數(shù)額予以增加或予以適當減少。
　　但《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釋（二）》只是對違約金數(shù)額調整的基本原則和和判斷標準作出了規(guī)定。即以違約造成的損失為基準，當約定的違約金低于損失時，當事人可以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將違約金增加至造成損失的數(shù)額；當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損失，即超過損失百分之三十，可以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法院則應當以造成的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jù)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但是，當約定違約金過高時，不對合同類型以及違約金條款的性質加以區(qū)分，均以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為過高的判斷標準并不合理；其次法律并沒有對過高時如何調減給出類型化和量化的計算標準，容易造成司法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的不公正情形。因此需要制定一個更加多樣化和精細化的違約金調整標準和方法。
　　三、對賠償性違約金與懲罰性違約金的區(qū)別調整
　�。ㄒ唬┻`約金的性質
　　為了對約定違約金數(shù)額進行更合理的規(guī)制，首先需要明晰賠償性違約金與懲罰性違約金的不同性質。賠償性違約金是合同雙方對違約損害賠償額的預定，以確定賠償數(shù)額為目的，債權人只能對履行債務與違約金擇一請求；懲罰性違約金是對債務不履行的制裁，是對債務不履行的私力懲罰，債權人主張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shù)耐瑫r，仍可請求支付違約金。
　　《合同法》114條規(guī)定的違約金的性質屬于賠償性違約金還是懲罰性違約金，亦或兩者兼有，尚存爭議。主要有“賠償說”、“懲罰說”以及“雙重說”。其中“雙重說”為目前流行通說。即認為違約金應兼具賠償性與懲罰性，并以賠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我國司法實踐中亦承認了《合同法》114條對違約金的規(guī)定具有補償和懲罰的雙重性質，但強調以賠償非違約方的損失為主要功能，而非旨在嚴厲懲罰違約方。
　　在具體的合同中判斷約定的違約金條款屬于賠償性質還是懲罰性質，應以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為依據(jù)，充分尊重合同的意思自由。當事人沒有約定并且事后也不能對違約金性質達成補充協(xié)議，但合同表明或有證據(jù)證明雙方在締約時可以預見違約金高于預期的實際損失的，裁判者可認定其為懲罰性違約金。當無法證明可預見違約金明顯高于實際損失，依照交易習慣和合同解釋也不能確定的，裁判者應當如何判定違約金的性質？筆者認為應根據(jù)違約方的過錯形式來判定。如違約方的違約行為是惡意的，則應判定違約金條款為懲罰性的。
　　（二）補償性與懲罰性違約金的調整方式
　　區(qū)分賠償性與懲罰性違約金的意義在于，當約定的違約金數(shù)額明顯高于實際損失時，對賠償性違約金條款與懲罰性違約金條款的調整幅度應當是不同的：賠償性違約金條款的目的在于填補損失，因此裁判者宜將違約金的數(shù)額調整到與實際損失相當?shù)乃�平；懲罰性違約金具有對違約行為的制裁性質，除了守約方的損失情況，還應考慮違約方的惡意程度，應當允許違約金數(shù)額高于實際損失的幅度比賠償性違約金更大。梅迪庫斯認為“對于一項已經(jīng)發(fā)生應支付效力的數(shù)額過高的違約金，以債務人尚未支付為限，可以判決將其減至適當金額……如果債務人已經(jīng)凸顯出侵害權利的傾向，則相對于到目前為止始終努力遵紀守法的債務人而言，以約定較高的違約金為適當�！笨梢娖鋸娬{違約方的過錯在懲罰性違約金調整中的作用。我國《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9條第1款也規(guī)定需“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等因素。所以惡意程度越高，則違約金高于實際損失的幅度可以越大。此外在懲罰性違約金的情況下，即便違約行為并未造成損害或造成的損害小于約定的違約金數(shù)額，違約方亦應承擔支付違約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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