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所謂“文化大革命”中發(fā)生的很多事情，現(xiàn)在的許多年輕學生大概都不大了解，但如果對那段時間的歷史完全不了解，就不可能理解我們那整整一代人的經(jīng)歷和思想，也不可能理解80年代以來中國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對我說來，那段時間在我思想的發(fā)展和知識的積累中，都恰好極為關鍵，是我自學經(jīng)歷中十分重要的一段。

　　我1966年高中畢業(yè)，恰好趕上“文革”爆發(fā)，從小學到大學，中國的教育完全停頓，中學生全都上山下鄉(xiāng)，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當時認為知識分子是“臭老九”，學生從老師們那里學到的不是革命知識，而是受了“封”、“資”、“修”的毒害，所以需要到工廠和農村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從1969到1972年，我在四川南部插隊落戶，一面在田里種莊稼，干農活，另一面就自己看書自學，包括自學外語。在鄉(xiāng)下自學外語，既沒有老師，也沒有任何機器，像電視機、錄音機之類，也沒有什么學習材料，當時學習確實純粹是靠一種興趣。鄉(xiāng)下的生活非常艱苦，可是在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時候，也許人對精神的追求就變得更加重要。所以在當時對我來說，看書和學外語并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種精神的追求，是使生活有一點意義的快樂事情。當然，我那時候已經(jīng)可以看英文書，能夠欣賞英文文學作品文字的優(yōu)美，已經(jīng)不是很苦的初學階段。但那時候書很少，我只有一位中學老師送的兩部英文書，一部是希臘羅馬文學的選本，另一部是從莎士比亞到赫胥黎的英國文學作品選段。那時候我讀這些書，跟我一起下鄉(xiāng)的同學都表示懷疑，說你現(xiàn)在看這些東西有什么用呢？天天種田挖地，這就是我們在鄉(xiāng)下生活的現(xiàn)實，而你讀莎士比亞跟你的現(xiàn)實生活實在是隔得太遠了。更不用說從政治上來講，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別人知道你在學英文，這是美帝國主義的語言，你學了想干什么？不過在當時的我，這完全是一種興趣和精神上的渴求，還有就是對文學藝術的愛好。我當時非常喜歡藝術，喜歡繪畫和文學，雖然當時的宣傳，用“封”、“資”、“修”三個字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否定了，我卻真的從心底里面不相信這些東西都是壞的。“封”就是封建主義，指所有屬于中國古代的東西，“資”就是資本主義，指所有西方外來的東西，“修”就是修正主義，指蘇聯(lián)和東歐的東西。那基本上就否定了所有古代的和外國的文化，認為這些都是壞的，都是毒草，這是我從心底里沒有辦法接受的。所以我當時的學習，完全沒有任何實用的打算，可以說當時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后來自己會用英文在國外教書，用英文做研究和寫作。當時的興趣也可以說是精神生活的一種需要，所以對我來說看書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種享受，是唯一還能夠得到的享受，而且是不需要花錢就可以得到的享受。

　　下鄉(xiāng)三年，我基本上就是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看書。每天晚上讀書都要讀到十二點到一點才去睡覺。記得當時下鄉(xiāng)的時候，我們自己壘土房子，有八個知青合住。我有一個小皮箱，放在自己釘好的木架上當一個小書桌，然后用一塊小木板，釘在墻上當書架，上面大概就只有幾本書，然后在書桌上放一個小油燈。我在鄉(xiāng)下整整三年，每天晚上看書，三年后離開鄉(xiāng)下到成都去工作，離開農村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我把那個用皮箱和原木架起來的書桌拆開，把油燈拿下來。把我當書架的小木板拿開的時候，墻上的油燈灰有那么老厚的一層。平時沒有怎么注意，到那時一看，哇，這么厚的油燈灰（掌聲），心里也頗有些觸動。

　　我覺得在人生當中，機緣是很重要的。有些偶然的機緣是你完全沒有辦法控制，也沒有辦法預見的，但是有的時候這種機緣很重要。生活的發(fā)展當然有很多必然的因素，但是偶然的因素也很重要。在我來說，我在生活當中碰到很多的偶然事情對我后來一生的轉折都非常重要。我回到成都當了學徒工，和我一起回成都工作的知青很快都知道我喜歡看英文書，他們給我取個外號叫“翻譯”。有一個同工廠的學徒工就說：“唉，翻譯，聽說你英文很好，你有沒有看過《莎士比亞全集》��？”我說沒有，根本沒有看過。他說我可以給你拿一本來。我說你不要吹牛了�？墒堑诙�天他果然就拿來一本書，這是一本很好的精裝本的《莎士比亞全集》里的《十四行詩集》。他說他一個中學同學的父親藏了很多英文書，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因為“文革”抄家很厲害，能夠把書藏起來，沒有被抄掉的是很少的，可是居然有人保存了這么多英文書。這個朋友的同學的父親就有很多這類書，當時這位老先生根本不相信現(xiàn)在還有年輕人可以看英文書，而且是莎士比亞的書。所以當他去借書的時候，那位老先生對他說：你說有個人要看這本書，我可以把書借給你，但是你讓那個人把莎士比亞的詩給我翻譯出一首來，拿回來給我看看，如果翻得好，你就把他帶來，我就借書給他。他真的不相信。結果那位朋友把書帶給我，我當然高興極了，我看了以后，馬上就譯出一首，讓他給書的主人，后來這位老先生叫他把我?guī)�去見面。這位老先生姓歐陽，叫歐陽子雋先生，我一直都很感激他。他前年才去世，80多歲。他曾經(jīng)在國民黨時候的《中央日報》做過記者，但是很早就已經(jīng)退休。他的古文很好，也很喜歡外文，收藏了很多書，而且收藏的書都非常好。他收藏了很多重要的英文的文學和哲學名著。我去見他時是在一個非常小的房子里，他的書在“文革”時也被抄過，可是他在百貨公司工作，當時已經(jīng)退休了。百貨公司把他的書抄走了以后，他就跑去，說你們如果真的把我的書抄走，我就只有死掉了。真的是這樣，他愛書如命，所以他們看他也是個老頭了，就把那些書又拉了回來。他一直就把書放在家里面，當時也沒有人知道，所以“文革”之中他居然還有書保存著。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時候，他非常感動，覺得現(xiàn)在居然還有這樣的年輕人，要看他那些書，就對我說：我的書就是你的書，你要看什么書，隨時都可以來拿。我在他那里第一次看了英文原著《莎士比亞全集》，看了所謂欽定版的《圣經(jīng)》，這在英國語言和文學當中是有很大影響的書。也看了不少英國文學名著。當時看那些書，完全出于興趣，而當時能看到那些書，也完全出于偶然。我比較系統(tǒng)地在歐陽先生那里讀了很多英國文學的原著，決不是為了以后要考大學，那個時候也沒有說要恢復高考，所以讀書完全沒有任何實用的目的。

　　從鄉(xiāng)下回到城市后，我在工廠里面工作了五年�！拔母铩蹦菚r候上班是不正常的，上班時候常常是大家都在玩。所以我就每天背一包書去，有事情做我就做，只要一做完，馬上把油污的手在堿水缸里一洗，就開始看書。別人打撲克、打毛線，我就看書。其實工人師傅對看書的人是很尊重的，我想那個時候如果我在大學里面，那個環(huán)境反而不行，因為大學里面都是知識分子，你要看書的話，大家都知道你看什么，你那個時候如果看莎士比亞，肯定是不允許的。如果知道是在看《圣經(jīng)》，那就更不得了，因為是西方的宗教迷信，基督教的《圣經(jīng)》，那可就不得了了。那時候反而在工廠里面沒有人管你，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我看《圣經(jīng)》是把它作為西方文化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來了解，因為西方文化，尤其從文學和藝術來講，有兩個重要的背景，一個是希臘羅馬神話，一個就是《圣經(jīng)》，這是兩個必須要看的東西，不然的話你對西方文化的基礎，就不太能了解。我當時看那個書的時候，有人問我在看什么，我就說在看小說。你不能說看《圣經(jīng)》，可是說在看小說也不算是撒謊，因為《圣經(jīng)》的敘述在研究《圣經(jīng)》的人來講，就是一種敘述文學，所以把它當故事看是可以的。我當時看這些書的時候，工人們并沒有太多的干預。我每天都背一包書去，像上學一樣。所以每天上班的時候，有空閑就看書，我自學的過程就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說要總結的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學習要有很強的自發(fā)的動力，要有自己的興趣，而不是被逼著去學習。我覺得自學和在學校里學習都各有利弊。在學校里學習當然有非常好的環(huán)境，有很好的老師指導你去看書，跟你講哪些書是重要的，你要學。例如你們是學醫(yī)學、學科學的，老師們都會指導你說，哪些書是重要的，哪些是入門的，哪些是現(xiàn)在最尖端的研究等等，可以給你指點。學校也可以給你們提供各種各樣的條件，有圖書館，有科學的儀器設備，有實驗室等等，這些都是在大學里面，能夠比較系統(tǒng)地受到專業(yè)訓練的好條件。

　　但是自學呢，就沒有這個條件�？墒亲詫W有一個好處，就是自學正因為沒有這種很細的科、系的分別，你學到的知識就比較能夠融會貫通。自學就是有興趣你就去看，看了以后你就自己把學到的東西聯(lián)系起來了。人所認識的世界，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的世界，沒有說這是化學的世界，那是物理的世界。只是我們?yōu)榱搜芯康男枰�，才把這個世界的現(xiàn)象分離出來，說這是化學研究的現(xiàn)象，這是物理研究的現(xiàn)象，這是生物研究的現(xiàn)象等等，但那都是人為的分別。當然，對于科學發(fā)展來講這是必要的，你不分別的話，就沒有辦法仔細研究，非得要分得很細了以后，你才可能對一個問題研究得比較深入，鉆研下去�，F(xiàn)在科學的發(fā)展是分工越來越細，所以專業(yè)的分工是必要的，你也只能有個專業(yè)，成為某一個門類的專家�？墒橇硗庖粋�方面呢，你如果把這個分工看成是知識本身自然的狀態(tài)，對于自己就沒有什么好處。所以即使在科學的發(fā)展里面，也都有一個綜合的趨勢，比如說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其實就是把本來被分開的學科綜合在一起，因為本來這個世界上的現(xiàn)象就是綜合在一起的，世界本來就是完整、統(tǒng)一的。那么自學呢，它基本上就沒有這種分工的分門別類，沒有系統(tǒng)，可是另一方面，在沒有系統(tǒng)當中，在沒有系統(tǒng)訓練當中，又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看法，所以這是自學的一個好處。自學者大概不會說我今天學的是物理的、明天學的是化學的，一般他不會這樣。他一般都說，我對自然科學有興趣，所以就對這方面的書看得比較多。如果我對人文學科有興趣，我就不會說今天我學的是歷史、明天學的是哲學的。在我看來，這些東西本來都是相互貫通的，所以我對這些東西都有廣泛的興趣。我后來在研究生階段學的是文學，但我的興趣從來是比較廣泛的，從來不覺得文學只是局限于讀詩歌、戲劇和小說就夠了。我覺得這跟我自學的范圍，跟自學的經(jīng)歷是有關系的。所以我閱讀和研究的興趣比較廣，對于人文學科的文學、歷史、哲學、宗教都有興趣，從一個更廣泛的文化的角度講有興趣。這是一個好處。

　　后來到了“文革”快要結束的時候，大概是1975年吧，當時我在成都。中國科學院在成都有個分院，下面有個生物研究所，當時生物研究所研究出了一種治冠心病的藥，準備參加廣交會。而要出口，冠心病藥的說明書就要翻譯成英文。當時他們自己沒有人能翻得好，就找了很多人，包括四川醫(yī)學院的教授，最后翻譯得都不太滿意。后來，他們找到一個認識我的人，也是四川省衛(wèi)干院的一位老師，就交給我來翻。我當時是工廠里的一個學徒工，把說明書譯出來以后他們很滿意，就說要把我調過去在生物所做他們的翻譯。后來一打聽是一個學徒工，而學徒工要變成翻譯可是比登天還難的，因為學徒工是勞動局管的，翻譯是人事局管的，勞動局和人事局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部門，要跨過去相當困難。所以他們弄了很長時間，一直到1977年，大概用了兩三年時間，才把我調過去，調到中國科學院四川省分院生物研究所。所以我第一年的工作是跟科學有關的，我那時候接觸了很多跟醫(yī)學和生物有關的文獻。我記得很清楚，我當時在那里工作的時候，有很多研究生物、生物醫(yī)學這方面的專家，他們那些人專業(yè)都很好，但是外文不是很好。所以經(jīng)常來問我一些英文文獻的問題，不是問我專業(yè)，專業(yè)我是一竅不通的�？墒撬�拿一本外文書來，問我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講得很清楚，因為語法很簡單。他們不懂的是語法結構，詞句的前后關聯(lián)，而不是專業(yè)，專業(yè)的術語他們都很清楚。我講這個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的興趣比較廣泛，尤其是在外語方面，你如果要學好外文的話，你要掌握的是語言，而專業(yè)的詞匯相對而言是比較簡單的。我記得當時我用一本日本人編的醫(yī)學英語詞典，就是一本日文和英文的醫(yī)學字典，我不懂日文，可是那部詞典用的絕大部分字都是漢字，所以完全可以用那個字典，這是中國人占便宜的地方。你到日本去，也許一句話都講不出來，可是日文書里面講什么，大概的意思你卻有可能知道。1977年我在生物所工作一年，出了兩本翻譯的書，所以我出版的頭兩本書跟文學一點關系也沒有。第一本是從英文翻成中文的一本書，是1977年在生物研究所翻譯的，出版則應該是在1978年，是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書，叫《蛇類》。那是一本從科學的角度來講蛇的書，是大英博物館負責管理兩棲爬行類動物的專家寫的，從科學方面來講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里面講了蛇的生活習性、生理解剖，還有很多跟蛇有關的神話傳說。還有一本書則是從中文翻譯成英文，后來在美國出版的，講的就是我們四川的大熊貓。所以我最先翻譯的兩本書都是關于科學方面的書。

　　我到了生物研究所以后，1977年“文革”結束，馬上就恢復了高考制度。大家知道，“文革”十年沒有大學，當然中間有工農兵學員，那是比較少的，而且工農兵學員相對而言呢，不是以成績來取，而是以政治標準推薦的。我不是說工農兵學員成績都不好，我的意思是說當時進大學去的學員，本身不是恢復高考以后的情形。因為當時提的口號是“上大學，管大學，改大學”，所以工農兵學員進大學不僅是去學習，還要管理和改造大學，要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就是說工農兵學員到大學里是去當家做主的，比大學教授還要有地位，而大學里的教授和知識分子還都在接受批判，所以這是比較特殊的情形。

　　恢復高考制度是“文革”結束以后的事，是1977年，所以77屆的學生是積累了十年，然后重新參加高考再入學的。當時我覺得自己的英文水平應該說還不錯，而且我覺得我已經(jīng)浪費了十年的時間，如果現(xiàn)在再要去讀四年的本科，我實在賠不起那個時間了。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去念研究生。當時我在成都，成都有四川大學，我在“文革”當中曾經(jīng)跟四川大學的幾位教授有過接觸，其中有一位非常好的英文教授，曾經(jīng)做過川大的副校長，就是謝文炳先生。他是專門研究英美文學的，我在“文革”當中最初接觸到他的時候，他非常沮喪，他當時受批判，完全灰心喪氣。我當時學英國文學學得很有興趣，自己翻譯了很多英文詩給他看。他卻說，年輕人啊，你看我學了一輩子，搞這個東西，現(xiàn)在成了這個地步，你還要去學這干什么呢？他實在很灰心，但我當時完全沒有聽他的，因為那時候我讀英國文學完全是一種興趣。后來恢復高考的時候，謝先生專門派一個人到我家里來，讓我到他家去。我就去找他，謝先生說，你來考川大的研究生，我可以保證你考上。保證不是走后門的意思，他是說他了解情況，他在川大幾十年，也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況，他說按你現(xiàn)在的水平，考川大外文系研究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當時我就報考了川大外文系。但是呢，川大外文系招考研究生是研究語法，研究教學的，我自己興趣完全是在文學方面，我也不想一輩子去研究語法，所以心里總覺得不安。語法只是個工具，懂了就好。當然我不是說研究語法不好，只是我的興趣不在這里。

　　當時只有北大招收英美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有三位教授招收英美文學和美學專業(yè)的研究生，一位是朱光潛先生，一位是楊周翰先生，一位是李賦寧先生。這三位都是鼎鼎大名的教授，朱光潛先生的《西方美學史》我早就看過了，當然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去報考北大，我自己都很擔心，覺得可能不行。我有很多中學的好朋友，到現(xiàn)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我去成都的時候，大家還常常聚在一起的。我那些中學同學平時都好像很佩服我，說我不得了，英文那么好，可是我真的要考北大的時候，我那些朋友也說，算了吧你。你這個中學畢業(yè)生去考研究生，就已經(jīng)跳一大步了，我們姑且認為你是不錯的，可是你還要去考北大，全國最高學府，你這不是有點兒異想天開嗎？我自己也覺得很猶豫。那時候有人告訴我，好像報上登過這樣的消息，鼓勵大家把自己平時寫的習作寄到大學去，請大學教授評評看有沒有把握。我當時聽了這個就想去試試。我剛才說，在生活當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很重要。這時候就有個偶然因素，現(xiàn)在想起來也非常感謝一些幫助過我的人。

　　我當時在生物研究所工作，四川科分院的院長是馬識途，是一個作家。他抗戰(zhàn)時候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是西南聯(lián)大學生里的地下黨負責人。他曾經(jīng)發(fā)展過好幾個黨員，這些人后來都在各個大學工作，他就認識北大歷史系的一位教授叫許師謙。因為我在生物研究所工作是科分院下面的，他曾經(jīng)看到我寫的文章。我曾經(jīng)翻譯過評論莎士比亞的論文，他看了以后覺得非常好。他說你可以去北大試試，寫一篇文章，我?guī)湍慵牡奖贝笪艺J識的一個歷史系的教授那里，請他轉交給西語系，請西語系的人看看。我很受鼓舞，但是我想，寫什么樣的文章呢？去考英美文學的研究生，當然最好是寫一篇評論英國作家的論文，可是考慮到我的背景，我是一個中學畢業(yè)生，如果用英文寫一篇評論英國作家的文章，別人一看，英國文學批評這種書很多啊，有《英國文學史》，也有很多論文集，可能會覺得你這個人只是中學畢業(yè)，是不是抄來的？別人可能不相信你。那我怎么辦呢，于是我就想找一個不大可能是抄襲的題目。我自己對古典文學很有興趣，我很喜歡唐詩宋詞這類東西，所以我就用英文寫了一篇專門評論英美人翻譯李白、杜甫詩的文章，特別是討論一些翻譯當中錯誤的地方。我寫好以后交給馬識途，他就寄到北大去了。

　　當時我已經(jīng)報名考川大。那時候報名的情形是這樣，你報了哪個學校，就有指定的指導老師，指定的參考書。我當時就在按川大指定的參考書，準備研究生考試。都快要到結束報名的時候，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份電報，就是北大歷史系的許師謙教授給我發(fā)來的，說要我改考北大。當時我收到這個電報后，還是猶豫不決，我覺得雖然他這么鼓勵我，但是萬一考不上怎么辦呢？在這件事上，我很感謝我姐姐和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現(xiàn)在的太太，她們都覺得我應該去考北大。當時我的女朋友鼓勵我說，你去考嘛，你是中學畢業(yè)的，考不上明年還可以再考嘛。我想這個有點道理，因為比較起來，當時考研究生的大部分是“文革”以前念過大學，或者沒有念完大學的，而我這樣的中學畢業(yè)生去考研究生還不太多，所以年齡上我是占有優(yōu)勢的。但是使我真正改變想法，下定決心去考北大的，是許師謙先生在電報之后，給我寫了一封快信，這封信就使我下定決心去改考北大。

　　許先生在這封信里說，北大西語系的系主任是李賦寧先生；
在西南聯(lián)大的時候，許先生曾經(jīng)上過李先生的課，李先生算是他的老師，后來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李先生在北大西語系，許先生在北大歷史系，算是同事。許先生說，從50年代到70年代，李先生跟我在北大是同事，在校園里偶爾見面，也就點點頭打個招呼，幾十年里從來沒上我家里來過。他說這一次我把你寫的文章交給西語系，李先生看了以后親自上我家里，這是二十多年第一次上我家里來，說要讓四川這個學生報考北大。我看了這話以后，馬上就沖到報名的地方，說我要改報北大。（掌聲）報名處的人把我臭罵了一頓，說你這人瘋了，報名就要結束了，這么長時間你按照川大研究生的考試準備，現(xiàn)在馬上要開始考了，你卻要改考北大，這不是發(fā)瘋了嗎？我說報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考不上不要你負責。我堅持要改，最后當然還是給我改了。所以這些在關鍵的時刻關心我、幫助我的人，我真是非常感謝。李先生現(xiàn)在還在北京。當時我在北大時候那些老一輩的學者，現(xiàn)在大多已經(jīng)不在了，李先生還健在，我非常感謝他。我改考了北大，當時考試初試在成都，全國各地當然有很多報考的人。我初試的成績各科平均起來96分，取得了北大復試的資格。我覺得96分是很好的成績，以為考得非常好，可是到北大去復試的時候，我才發(fā)現(xiàn)我還不是第一。

　　后來我到北大以后，才聽老先生們講，當時北大的教授們認為經(jīng)過十年的“文革”，大概沒有人懂什么英國文學，而且就是在“文革”以前，在中國的大學里面也并沒有重視文學，尤其是英美文學的教育，所以包括以前老的大學生，文學方面也沒有學得很多，再加上“文革”十年，更是一片空白。所以老先生們認為，現(xiàn)在的學生，你出考題太難了就根本沒辦法考。于是初試的考題相對來講是比較簡單的�？墒侵袊�的了不起就在這里，我們有這么大的地方，有這么多的人，哪怕有十年的“文革”，再折騰也還有很多人去念書。所以初試下來，就有40多人都是90分以上的。這一下這些老先生們就急了，說我們不可能收這么多人，我們只能收十多個，怎么辦呢？所以到北大復試的時候，那些題就特別的難，也就把距離拉開了。你必須要拉開，不然的話40個人都收是決不可能的。所以最后考的題就比較難，那些考題到現(xiàn)在我還記得幾道，當時據(jù)說是從牛津大學的考題里找來的。那種考試提問的方法是靈活的，就看你自己能答到哪一步，你的知識有多深入，就可以走到哪一步。比如說有這樣一道題，說有哪個人在莎士比亞的劇本里面出現(xiàn)過兩次？這是第一層問題，第二層呢，就問你能不能說出為什么？你如果對莎士比亞的戲劇有些了解，你就知道很有名的一個角色叫福斯塔夫，是一個喜劇人物，這個人在莎士比亞的兩個劇本里出現(xiàn)過，一個是《亨利四世》，是一個歷史劇，還有一個是喜劇，叫《溫莎的快活的婦人們》。你如果能答出這個就已經(jīng)很好了，如果你還能說出為什么福斯塔夫會出現(xiàn)兩次，那就更好了。所以這個考題很靈活，你可以根據(jù)對文學史的了解，回答得更深一步。第一個問題我答對了，第二個問題我也答對了。福斯塔夫在第一個劇本《亨利四世》里是個非�；�稽的人物，據(jù)說當時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看了演出以后非常喜歡，就下令說要再寫個劇本，里頭還要有這個人物出現(xiàn)，所以莎士比亞在《溫莎的快活的婦人們》里，又寫了這個人物。要回答這個問題，你就要對文學史比較熟悉，不光是劇本，而且要對文學史熟悉，對莎士比亞的生平事跡比較熟悉。我只是舉一個例子，其他還有類似的題目，就是每個題都有不同的層次，就看你能達到哪個層次。所以這種考題就比較有意思，不光是1+1=2，等于2就完了，而是比較活，比較有發(fā)揮的余地。我到北大去復試，很感謝李賦寧先生，所以第一天就去拜見了李先生。他跟我見面談了幾句話后，問我說：隆溪啊，你是不是在北京念的中學？我說我今天剛到。大概我的普通話講得還可以，聽不出四川的口音，所以李先生以為我在北京念的中學。然后他又問我，你在四川有沒有見過吳宓先生？吳宓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學者，但是吳宓在重慶，我在成都，我當然聽說過吳宓先生，可是沒有見過面。吳宓在五四時期曾經(jīng)反對過白話文，辦《學衡》雜志，魯迅批評過他，所以他非常倒霉。當時他在重慶西南師范學院，在“文革”中反復受批斗，后來就死了。我們當時在北大復試，先考筆試，然后是口試。我記得很清楚，考完以后李賦寧先生就告訴我，說我得了第一名。我當然很高興，在同一屆研究生中，我的同學們都曾經(jīng)念過大學，也有到過國外做過翻譯的，都是非常優(yōu)秀的同學，而我是唯一沒有念過大學的一個考生，但復試以后，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績到北大西語系做研究生的。我很感欣慰，因為自己的自學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也得到了肯定。

　　到北京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在北大我是跟楊周翰先生念英國文學，主要研究莎士比亞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后來畢業(yè)用英文寫了一篇論文，專論莎士比亞悲劇，后來還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的英文版上。在北京的學術環(huán)境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能夠接觸到很多非常有名的學者。所以不只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像北京外語學院的王佐良、許國璋、周玨良等幾位老先生，我都非常熟。尤其是朱光潛先生，我跟他接觸得非常多。雖然我自己不是朱先生直接指導的研究生，但是我對美學有興趣，所以跟朱先生接觸特別多。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過，就是朱先生有個小孫子，那時候才幾歲，不太懂事。朱先生因為80多歲了，身體也不太好，而找他的人又特別多，所以不是太熟的人，沒有必要見的，他往往就避而不見。有人找他，他就叫他孫子說爺爺不在。可是我呢，卻經(jīng)常去見他。所以他的小孫子就很不理解，說為什么別人來了就說爺爺不在，張叔叔來了就可以直接上樓去呢？我當時常常向朱先生請教，對我有很大益處。另外在北京的時候，我跟錢鍾書先生的關系也很密切，這也是個很偶然的機遇。你們都知道錢鍾書吧？可是當時在“文革”中，我在去北京之前，就沒有聽說過錢鍾書這個名字。你們現(xiàn)在可能會覺得可笑，怎么能沒聽說過錢鍾書呢？你不是大傻瓜嗎？不是，在“文革”的時候，我自己也算是很喜歡看書的人了，可是我就從來沒有聽說過錢鍾書的名字。我也曾經(jīng)考慮過是什么原因。我想，我們那個時候錢鍾書先生在國內并沒有大名的，國內也沒有宣傳過錢鍾書，沒有像后來有所謂錢學。那個時候是沒有的，這是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呢，錢鍾書先生自己是不愿意張揚的，他從來不去宣揚自己。所以他就故意地要保持一個——用英文來講a low profile，所以他不是有名的人。所以我在成都雖然喜歡看書，可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錢鍾書。

　　我到北大去以后，很偶然地在北大圖書館看見一本英文書，是一個外國人翻譯蘇東坡的賦，書前面有一篇序言是個中國人寫的，是寫得非常漂亮的英文。我當時還不知道這個人就是寫《管錐編》的作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后來《管錐編》出版了以后我才知道，錢鍾書先生就是寫那篇英文序的人，而且就在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但是錢先生在社科院，我在北大，基本上沒有什么關系，而且錢先生也不帶研究生。我想，也許沒有人夠資格做他的研究生。我在北大，一般也沒有機會見到錢先生，在這種時候，偶然機遇就很重要。這里又有一個偶然的機緣，就是當時有一個荷蘭學者到北大訪問，名叫佛克馬，當時是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副會長。他到北大訪問的時候，我做他的陪同。那天我跟他一起和社科院文學所的人座談，因為文學所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大部分不會英文，所以我就成了他的翻譯。佛克馬對我的翻譯很滿意，他就說他明天要去見錢鍾書先生，問我能不能做他的翻譯。我想，錢先生是不需要翻譯的，不過我很想見錢先生，我答應陪他去。很有趣的是，北大外事處的人聽說這件事，就警告我說，錢先生是我們國家頂有名的學者，是第一流的學者，可是錢先生的脾氣也是有名的。他脾氣很怪，他如果不高興，不喜歡一個人，臉上馬上就會表現(xiàn)出來。他說我們可以讓你去，如果半途你覺得氣氛不對的話，最好你就先走。我聽了這話以后大不以為然，心里很不舒服，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很固執(zhí)的信念，我覺得一個人學問越大是越謙虛的，那種凡是擺架子，覺得自己了不起的人，往往不是學問最大的人。我有這么一個看法，因為在北大的時候，像朱光潛先生就是很了不起的學者，可是朱先生從來不會有架子的，對人非常謙和。有人說他像個小學教員一樣，那是真的。所以我想，錢鍾書當然是很有學問的，可是不至于說還沒有見面就把我踢出去吧，對不對？可是當時我也的確做了會被踢出去的準備，就跟佛克馬去見錢先生。

　　見到錢鍾書的時候，錢先生講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當然是不需要翻譯的，所以我就那么呆坐著，也沒有說話。錢先生非常了不起，他對當代學術的發(fā)展非常了解，他看過很多當代的書。那位佛克馬先生寫過一本《20世紀文學批評理論》的書，錢先生很客氣，說這本書寫得很好，可是也問了一個問題，問佛克馬說，你為什么沒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學理論家弗萊？你講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怎么沒有提到他呢？佛克馬就說在他看來，弗萊的批評理論有太多心理學的成分。我當時剛好看過弗萊一本很重要的書《批評的解剖》，覺得佛克馬講得不怎么對，我就說，我看過這本書，我不大同意佛克馬的看法。我這么一說，錢先生這才注意這邊上還有一個人，就轉過身來對我說，現(xiàn)在中國大概還沒有幾個人看過這本書。那是真的，那本書當時在北大圖書館都沒有，我那一本是我在美國的一個朋友寄給我的。當時錢先生問我有什么看法，我剛看過而且準備寫一篇文章介紹弗萊的理論，所以我就說了一通。錢先生頗為贊賞我的意見。后來過了一會兒，錢先生把我拉到另外一個房間，因為他要把他的《舊文四篇》送給佛克馬一本，還要送給我一本，他問我的名字怎么寫，我就跟他講了。他又問我在北大干什么？我說在北大西語系做研究生，他問我老師是誰，我說是楊周翰先生，他就說，啊，周翰從前是我的學生。我告訴錢先生，佛克馬是讓我來做翻譯的，我知道您不需要翻譯，可是我看您的著作真的很佩服，非常希望來看看您，所以就來了。錢先生很痛快，他馬上就對楊絳先生說，季康，把我們家的電話號碼寫給隆溪。他又對我說，以后你要來，盡可以先打電話。以后我就經(jīng)常和錢先生見面，而且有海外的人來見錢先生，從官方的渠道見不到的，通過我私人渠道見到的也有幾位。

　　我回到北大后，覺得很高興。尤其因為北大外事處的人曾經(jīng)告訴我說，錢先生是脾氣很怪的，可是事情的發(fā)展跟他們講的恰恰相反，而跟我自己所抱的信念是符合的，就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是決不會隨便就瞧不起人，或者對人不好。對人不好也一定有原因，不是說見一個人就不喜歡一個人，不會無緣無故的傲慢。所以我覺得無緣無故傲慢的人不會是真正有學問的人，而真正有學問的人一定是很謙虛的。錢先生的為人證實了我的信念，所以我就特別感動。我記得回到北大那是個周末，我就恭恭敬敬地寫了封信。那天錢先生跟佛克馬談話當中，佛克馬稱贊錢先生對比較文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因為佛克馬是世界比較文學學會的副會長，當時就講到這個話題。錢先生當時就說，我這不是比較文學，不過是個折中主義的東西。折中主義不是一個很好的詞，等于說你和稀泥，沒有一個明確的立場。我當時給錢先生寫信，說佛克馬稱贊您的時候，您很謙虛，說自己是折中主義。我禮拜一寄的信，禮拜三就收到了錢先生的回信。到現(xiàn)在我還保存著錢先生給我寫的五十幾封信，這第一封信，是寫得很漂亮的毛筆字。錢先生說，我所謂折中主義是我“似謙實傲之詞”，就是表面上看很謙虛，實際上是一種自傲的說法。為什么呢？他說自從19世紀以來，英文中折中主義（eclecticism）好像變成一個貶義詞了，但是我用這個字是取18世紀啟蒙哲學家尤其像伏爾泰、狄德羅這些人，就是法國大百科全書派的定義。那么這個定義是什么呢？就是敢于獨立思考，不要去盲從一派，而能兼采眾家之長。而且他還把敢于獨立思考這幾個字的法文原文引出來，寫在信里。他說，我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用這個詞，可是佛克馬先生好像對西方的經(jīng)典不是很熟悉，“遂未加注意焉”。所以你看，錢鍾書先生的確很淵博，每一句話里都有很多典故，很多學問在里頭，如果你不能注意到的話，就說明你就不懂了。所以他說折中主義是他“似謙實傲之詞”。

　　可是錢先生也說，因為這幾十年以來各種各樣的干擾，就是從50年代到70年代這么長一段時間，他計劃中的著作“十未成一”，就是說他想寫的書十本沒有寫出一本來，覺得很遺憾。錢先生在信中鼓勵我要好好學習。我當時特別地感動，尤其因為錢先生對我那種親切跟北大外事處那位先生的講法如此相反，所以我禮拜三收到回信馬上又寫了一封信。因為錢先生問我在北大學習的情況，我就大概說我在北大研究英國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和莎士比亞戲劇。緊接著我禮拜五又收到錢先生一封信，是英文寫的，用打字機打出來的。錢先生第二封是英文信，我也整整齊齊用打字機打了一封英文信寄回去。從那以后，我就和錢先生常常通信，包括我后來到美國去后。我1983年離開北大到哈佛，后來到加州大學教書，很長時間里錢先生一共給我寫了50多封信。我覺得去北京是我一生中很大的轉折，就在于在那里可以結識到很多那么好的學者。我想在我這么大年齡的一輩人當中，我可能是跟朱光潛跟錢鍾書接觸最多的一個人。錢先生自己不帶學生，我跟他接觸非常多，錢先生對我的幫助也非常大。例如當時在社科院要寫一些介紹當代西方學術各方面情形的報告，有關西方文學理論的部分本來請錢先生寫，或者請錢先生推薦一個人寫，后來錢先生就推薦我來寫。這就逼著我去讀很多書，寫出了一系列文章，這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提高。

　　在做學問的方面，我想我尤其受到錢鍾書的影響。也許本來我是自學的，沒有很狹窄的分科、分系的約束，興趣非常廣，我想這也許是我很喜歡錢先生文章的原因，因為錢先生寫的東西是包羅萬象的，他的《管錐編》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從語言學、文學、哲學、歷史、經(jīng)學，甚至科學等各個方面都講到了。在做學問的方法方面，在很多方面我都受到他的影響。譬如他給我寫的第一封信里面，說要敢于獨立思考，不要受任何一派的束縛，要兼采眾家之長。這對我來說，在后來的工作和學習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另外呢，就是他在《談藝錄》序言里有一句話，說是“東海西海，名理本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就是說東西南北在學術的思想上都有可以互相融會貫通的地方，不能夠截然地分成什么南派北派，東方西方。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如果大家去看《管錐編》第一冊第一頁，是講什么呢？講“易之三名”，就是《周易》這個易字有三種不同的意義，“易簡一也”，第一層意思是簡易的“易”；
“變易二也”，第二層是變易的“易”；
“不易三也”，第三層是“不易”的意思。你看，容易的“易”是用“易”字，不容易的意思也是用“易”字來表達，兩個相反的意思可以用同一個字來表現(xiàn)。他講這個話的道理在哪里呢？他是開篇第一段就批駁黑格爾。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jīng)攻擊和否定中國的語言，黑格爾認為只有德文和希臘文才具有哲學的思辨作用，才有哲學的辯證思想。他舉中文為例，說中文這樣的字是非常簡單的，這種語言是不發(fā)達的，沒有辦法作為哲學思辨的語言。而黑格爾舉的很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德文里有個字叫Aufhebung，我們中文曾經(jīng)音譯為“奧伏赫變”，后來翻譯成“揚棄”，就是哲學里講的“揚棄”。“揚”是舉起來，“棄”是拋棄，兩個相反的意思在同一個字里面，黑格爾認為這個字就可以很好代表德國哲學的辯證法思想，所以最能表現(xiàn)德文的確是最適合思辨的�？墒清X鍾書在“論易之三名”一段里，用了很多中文的字，包括“易”字，論語的“論”字，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包括相反的意思，都是用同一個字表現(xiàn)的，所以這是駁斥黑格爾的偏見。錢先生說黑格爾對中文無知，固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德國哲學家，你不能要求他懂中國古漢語。但是他無知而又說這樣的大話，這就是使人覺得很惋惜的事情了。所以錢先生批駁了黑格爾這一點，就奠定了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基礎，使我們在互相比較之間能夠得到啟發(fā)，對世界文學，對世界文化有一個更廣泛的了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所以為什么《管錐編》開篇第一節(jié)就講“易之三名”，由此來駁斥黑格爾的講法。因為只有批駁了把東西方文化對立的偏見，才可能展開東海西海學問的匯通。大家知道《管錐編》是評十本中國古代典籍的，可是在幾乎每一段里都同時引用了西方的各種各樣的作品，有五六種不同的語言，包括英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錢先生引用這么多不同的西方文字的材料來跟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字材料作比較，互相融會貫通，在對比之中講學問，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而這種研究方法和這種眼界給了我極大的影響。雖然后來我到哈佛學習，我還是覺得非常懷念跟錢先生在一起，聽他暢談學問那個時候。而且我覺得，在哈佛的確是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學問家，有很多名教授，可是像錢鍾書那樣對東西方的經(jīng)典和文化傳統(tǒng)有那么深入了解的人，在哈佛也很難找得到，因為哈佛的漢學家們大多都不懂西方的東西，而懂西方的學問家又不懂中國的東西。和錢先生接觸對我后來在學術研究上的幫助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北京的這一段對我非常重要。

　　我1983年到了哈佛，當然在哈佛大學有很好的條件，哈佛的圖書館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學圖書館，我剛才也講了，在哈佛有很多世界上有名的學者，所以在哈佛學習也得到了很好的訓練。我在哈佛學的是比較文學，沒有去修東亞系的課，因為我覺得我在中國跟錢鍾書先生學，如果在哈佛再去學東亞系的課，那不是像上了大學再進小學嗎？所以我基本上是學西方的東西。后來我在美國教書，開始在哈佛教，在加州大學教了十年，教的也都是西方文學理論和西方文學批評這類課程，一直到1998年我到了香港城市大學。到了香港以后，有很多機會到國內來。以前在美國離得比較遠，回國往返一趟也比較困難�，F(xiàn)在從香港回內地就很容易了，所以現(xiàn)在到國內就比較多。這次我是第一次到南京來，所以我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和大家見面，跟大家聊聊我學習的經(jīng)過。我就講到這里，大家有什么問題，希望可以提出來，我們一起來討論。（熱烈掌聲）

　　現(xiàn)場提問選摘

　　問：您在美國和香港工作，這兩個地方您更喜歡哪一個地方？

　　答：我喜歡美國，在美國學習和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
最近幾年在香港，也很喜歡香港。首先第一點，是香港回歸以后，很多事情要重新開始，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二呢，香港是個非常國際性的社會，他既是很傳統(tǒng)的中國人的社會，同時又是非常國際化的社會，跟外面的交往，從外面來的信息非常多，而且大學的環(huán)境非常開放，非常自由，我自己覺得跟美國沒有什么區(qū)別。我想我只能像這樣回答你，這兩個地方我都很喜歡。

　　問：張教授您好，我要問的是，據(jù)我所知，您早期的求學是在國內，然后您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并任教。那我想問在這個過程當中，您所發(fā)現(xiàn)和體會的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差異在什么地方？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把它具體到就是您在執(zhí)教的過程當中，您所發(fā)現(xiàn)的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有什么樣的區(qū)別？

　　答：對，我想可能第二個問題比較具體一點兒，如果說中美的文化差異，題目就比較大了。我自己到美國去，并沒有什么不適應，但同時我也隨時感覺到，我自己在中國生活的經(jīng)驗影響到我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和看法，使我和一些美國同行的看法不一定一致。可是中美的學生確實有些區(qū)別，當然我指的是以前我在北大教書那兩年的經(jīng)驗。我是1981年畢業(yè)以后，留在北大任教。其實我在畢業(yè)以前，就給77屆的學生上過課。那個時候77屆的學生思想非�；钴S，他們想學西方文學批評。北大50年代朱光潛先生開過這樣的課，后來就沒有人開了。朱先生當時已經(jīng)80多歲了，不可能再開這個課。77屆的學生要求系里開這個課，當時雖然我還沒有畢業(yè)，系里就讓我給他們上西方文學批評史的課，所以我給77屆的學生上過課，后來畢業(yè)以后我給78屆也上過課。我的感覺是這樣的，在北大其實同學們是非常用功的，他們的基礎非常好，北大的學生素質是非常不錯的，可是比較起來，中國的學生比較內在，內向一點，不太踴躍發(fā)言。我希望展開討論，可能會有幾分鐘沒人舉手回答問題。但現(xiàn)在情形已經(jīng)不一樣，現(xiàn)在國內大學生們的變化很大。但總要有一個過程，一開始可能比較靦腆�？墒敲绹鴮W生不一樣，在美國如果我講完了問有沒有問題，馬上就有很多人舉手，沒有說再等一分鐘，看誰先說。大家都是爭著說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區(qū)別。另外我在香港感覺尤其如此。香港的同學也是，討論是最困難的，就是大家都不敢說。當然我在香港上課是用英文的，因為我不會廣東話，也聽不懂廣東話，我們在香港，學校里規(guī)定用英文上課。但是我覺得同學不發(fā)言，不是他們英文不好，因為下課的時候，他們都可以和我用英文單獨交流的。那么這就還是一種文化上的觀念的問題，總覺得怕自己的問題不是很深刻，不是很有意思，怕同學會笑話，會瞧不起自己。可能有這樣的壓力。所以中國的同學很內向，不是他們不懂，而是說他們不輕易發(fā)言。這個情形，我想也正在逐漸地改變，我最近在北京講課，包括今天，我覺得同學還是很積極地提問題。以前好像比較被動一點，現(xiàn)在主動多了。而美國的學生一直都是比較主動的，他們有很多問題要問，有時候講了很多話，其實也沒有什么很深刻的東西要表達。我希望中國的跟美國的學生折中一下最好了，就是說既能夠踴躍發(fā)言，又有很好的問題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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