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形成的西方文化，有兩種基本的精神：科學理性和人文價值——進一步凝練，大體可以歸結為科學與民主（或人權）。這兩種精神不但對西方文化的各方面起了統(tǒng)攝和支撐作用，使西方文化迅速崛起，而且為人類文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向度，即以肯定人、擴張人的主體性為取向的發(fā)展和現代化向度。在這一“世界歷史”大背景下展開的中國文化現代化歷程，也若隱若現地貫穿著一種努力：試圖引進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重塑中國文化。但是，這兩種精神的中國化過程，卻是超乎想象的艱難。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猛烈抨擊舊道德的過程中，提出了中國新文化建設的諸多思路，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陳獨秀等人以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tic）”和“賽先生”（science）（此前的提法是“科學與人權并重”）為主旨，重塑中國文化。就其實質言，這兩位“先生”，一為科學理性，二為民主人權。

　　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主旨重建中國文化，是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進行的。李澤厚先生把那個時代的主題描述為啟蒙和救亡的雙重奏，并勾畫了從“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到“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深層邏輯，這個觀點是非常深刻的，對此，筆者沒有新的話可說。不過，有一點李先生強調得不夠的是：引進德、賽二先生的吶喊，只是在少數知識分子群體中有過短暫的共鳴，旋即湮沒在民族的苦難與國民的麻木中了，它并沒有完成中華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這里的困難主要有二：

　�。�1）少數思想精英面對的是一個龐大得無法比擬的國民群體。當時思想界雖然十分活躍，各種主義，各種運動盛極一時，但相對于整個國民來講，它仍然是極少數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一相情愿，這種行為并沒有對國民真正起振聾發(fā)聵的作用，相反，現在回過頭看，其中有不少天真、偏激甚至荒誕的地方�！拔逅摹彼枷爰以卺橅緯r弊的時候，也對各種丑陋的國民性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在“哀其不幸”的同時，也“怒其不爭”。盡管滿腔熱情，“我以我血薦軒轅”，但民眾仍然是悲慘和愚昧，政治仍然是武人控制的強權，社會仍然是黑沉沉的“鐵屋子”。

　　（2）德先生和賽先生面對的是一個具有強大慣性的舊文化。中華傳統(tǒng)文化，無論你怎么評價——贊譽它“生生不息”，具有極大的韌性和生命力也好，指責它“醬缸”、“超穩(wěn)定”也好——有一點是共同的：它有強大的慣性。中華文化并沒有因為“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過激的口號而受到實質性沖擊，發(fā)生重大轉折。在歷史的現實中，在民眾實際生活中，在民族文化的潛意識深處，傳統(tǒng)幾乎沒有被觸動。有一種流行的觀點：“五四”反傳統(tǒng)導致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使得當代中國文化與傳統(tǒng)斷裂，使得當代文化處于“無根”的漂泊狀態(tài)。這個觀點值得商榷。如果說當代文化與自己的傳統(tǒng)真有“斷裂”的話，這個斷裂不是發(fā)生在“五四”前后，而是上世紀50年代以后。

　　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從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搞洋務運動，到模仿西方憲政搞變法維新，至新文化運動時期，滿以為深入到德先生和賽先生，真的找到了救世良方，但經過一斷時間吶喊，他們發(fā)現中國社會的問題盤根錯節(jié)，像個迷宮，找不到突破口，找不到能讓其他問題迎刃而解的主線。再往前走，路在何方？他們迷惘，絕望。許多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彷徨、消沉，不得已去信佛、去拓碑，聊以自慰，這正是德先生和賽先生沒有召喚來，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實現不了的證明。

　　關于這段歷史，以往人們反思的角度是：“五四”為什么沒有能夠把德先生和賽先生請進來？為什么“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借助科學理性與民主人權之精神，完成中國的現代啟蒙？這個發(fā)問暗含一個前提：德先生和賽先生被引進來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只是何時來、怎么來、哪些因素影響它來得順利不順利。筆者懷疑的恰恰是這個前提：德先生和賽先生能夠中國化嗎？以科學理性精神和民主人權為內核重建中國文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行？這個思路的方法論前提是否包含某種錯誤？

　　如果說是由于“救亡壓倒啟蒙”等更為實際和緊迫的原因，使得20世紀初的中國沒有喘息的機會平靜地引進科學理性與民主人權之精神，它具有偶然性的話，那么，20世紀中期以后，中國仍然不能確立科學理性精神和民主人權精神，這就值得深思了。

　　二

　　救亡的使命完成后，民族獨立，國家穩(wěn)定，但中國仍然未能以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為核心，建立新型的現代文化，相反，我們一度陷入個人迷信、烏托邦狂熱和“階級斗爭”話語的偏執(zhí)中，中國文化似乎離德先生和賽先生更遠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和“思想解放”的倡導，中國思想界出現了某種解凍的跡象，民族精神再次活躍起來。讓人回味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特別是“文化熱”，似乎以濃縮的形式重復了從晚清到“五四”走過的心路歷程：反思的路徑仍然是器物→體制→文化，討論的主題也可以歸結為：中西體用、科學民主。

　　以當時影響最大的兩場思想理論大討論為例：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旨在通過闡發(f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實踐理性精神，對支配“文革”、進而支配數十年的權力崇拜觀和階級斗爭思維模式等非理性的民族意識進行反思和檢討，提倡“大膽運用自己理性的權力”；
關于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旨在闡發(fā)被遮蔽了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精神，對貶低人、扭曲人性和蔑視人權的異化現象進行徹底檢討，以確立現代意義上的人文價值，從而在中國完成一個早該完成的理性啟蒙任務。這兩場討論的實質仍是：一為確立科學理性，二為確立民主人權，跟“五四”思想家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努力遙相呼應。時隔60多年，中國思想文化自我審視和重建的思路如此相似，這絕不是偶然和巧合。它只能表明：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深層邏輯，客觀上需要用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之精神，改造中國文化。

　　顯然，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意義不在于單純的學術價值，而是它的社會價值，它的歷史文化影響：它有效地解構了“極左”的迷信、盲從和偏執(zhí)，把整整一個民族從狂熱的自戀和烏托邦的幻影里喚醒，回歸理性，直面現實，在這個意義上說它的確體現了科學理性精神有現代啟蒙的意義。

　　但是，這場討論真的讓我們用實踐標準取代了話語霸權，用科學理性取代了愚昧和偏激，用實事求是取代了弄虛作假了嗎？通過這場討論，國民真的革除了迷信、盲從、偏執(zhí)等非理性心態(tài)嗎？實踐標準和科學理性的權威真的確立了嗎？只要真的實事求是，勇于承認事實，大家都知道現實遠不是這樣。這場討論雖然把一種權力話語從神壇上請下來，卻沒有拆除神壇本身，而是在這個神壇上不斷置換新的話語。再說，像“實踐標準”這樣抽象的宏大敘事性語言，缺少嚴肅科學必需的確定性，給詮釋者太多隨意發(fā)揮的余地。靠這樣的討論不可能改變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造成普遍的科學理性精神。終究，它完成的只是話語霸權的更替，而不是培養(yǎng)真正的科學理性精神并把這種精神貫徹到底。

　　本文無意對這場討論本身作過多的評價，我感到困惑并提請同仁共同思考的是：這場討論為什么沒有成為一個民族心智最終覺醒的號角，再次與民族精神的科學理性化失之交臂？它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

　　關于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討論以更加令人遺憾的結局而中斷。正值“文革”結束不久，人們對歷次運動踐踏人權、蔑視人的價值和尊嚴的現象深惡痛絕；
在“解放思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許諾聲中，一場借助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深刻檢討“文革”反人道悲劇的學術討論，卻遭到了“文革”式的政治迫害。當時否定這場討論的一些主要理論根據顯然站不住腳，但背后的原因卻讓人深思。例如，當時一篇定調的文章，以“作為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人道主義與“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guī)范的人道主義”立論，斷言馬克思主義即使講人道主義，也只是在后一意義上講。當然，本文的任務不是就這些觀點專門展開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斷言在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那里，人道主義是一種倫理原則和道德規(guī)范，這恰恰是搞顛倒了。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一向厭惡用道德的眼光解釋歷史，他們從來是作為有深邃歷史眼光的哲學家，而不是道德說教家來討論人道主義的。當然，筆者并不主張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人道主義。雖然青年馬克思有費爾巴哈乃至整個啟蒙思想家的人道主義痕跡，但隨著問題的深入和思想的成熟，馬克思后來深入到經濟關系、社會形態(tài)等問題，試圖找出揚棄異化的現實路徑。這不是放棄人道主義，而是人道主義的深化和具體化。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學術觀點。因為，如果只是觀點的差異，雙方完全可以基于科學理性精神平等討論。先由政治權威定調再按照調子壓人，這既不是德先生的品格，也不是賽先生的品格。80年代初，經歷了長期壓抑和禁錮之后，各種“叛逆”的觀點紛紛嘗試著亮相，而作為學術觀點的人道主義問題并不比其他觀點更“出格”，為什么某些人偏偏對人道主義問題諱莫如深呢？

　　從學術價值看，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比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豐富和深刻得多。無論是馬克思經典作家的文獻和思想，還是馬克思主義后來的發(fā)展，都表明這點。從現實意義看，人的價值和尊嚴被褻瀆和踐踏，也是一個比真理標準失范嚴重得多的問題。社會文明化需要檢討人道主義，但嚴峻的現實不給它自由研討的空間。歷史的必然性和這個必然性在事實上的不可能之間的矛盾，再次在中國重演。

　　三

　　“五四”以來，以科學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為主旨建設現代中國文化的努力一次次失敗，即使借助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即使是在“文革”結束后痛定思痛的環(huán)境下反思，都是如此，這究竟怎么啦？如果說，90年前，因為“救亡壓倒啟蒙”的原因，“德先生”和“賽先生”未能在中國開花結果，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80年代兩場思想大討論與啟蒙理性無緣呢？我認為，這不能從個別的、偶然的和人為的因素反思，而應該從中西兩種文化的整體上反思；
不是追問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什么這么難請，而是要重新思考：在中國這樣的文化模式中確立西方的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是可能的嗎？

　　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產物和有機組成部分，它的文化價值的顯現是有特定語境的，中國文化不具備這樣的語境。于是，我們能否成功地從異文化中移植德先生和賽先生？中國文化以西方文化的基本價值為內核完成自己的現代轉型是否可能，這是一個問題[1]。

　　1、從發(fā)生學看，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和封建主義自我否定的結果，是西方文化合乎邏輯的產物。中國文化現代化面臨的問題語境是完全不同的。

　　眾所周知，西方中世紀文化以信仰上帝、追求天國、靈魂救贖等為基本內容。支撐這套價值觀和文化理念的，是強大的教會組織和封建制度（feudalism）。在基督教信仰盛行的一千多年里，人們的虔誠、偏執(zhí)和狂熱達到我們難以想象的程度。但是，一方面，正因為否定信仰、盲從和偏執(zhí)而有科學理性，并且，科學理性精神還是基督教非理性傳統(tǒng)的自我否定，從一定意義上說，基督教恰恰是孕育科學理性精神的搖籃[2]；
另一方面，正因為否定封建專制主義，否定基督教高揚神貶低人的價值顛倒，才有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民主和人權。民主人權理念還離不開封建制度特有的社會環(huán)境：在領主貴族統(tǒng)治薄弱的地帶形成的城市、市民和市場經濟。甚至，宗教改革時期形成的“良心自由”觀念，是西方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觀的重要來源。

　　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既沒有西方那種強大的宗教組織、虔誠甚至狂熱的宗教信仰[3]，也沒有西方的那種封建制——盛行于西周和春秋的“封建制”，經秦王朝的改革，總的說退出了歷史舞臺[4]。中國文化現代化所要否定的對象、要做的主要工作究竟是什么，究竟該怎么做，是一個值得商榷的事。筆者在懷疑以往路徑的基礎上初步認為，中國文化現代化所要否定和揚棄的，是過于特質化的宗法專制文化，它一方面表現為宗法家族文化的異化，另一方面表現為世俗王權的異化。在這種文化中，理性與非理性、道德與反道德、人道與反人道等，雜拌糅合在一起，壓抑著人們。文化前提和背景不同，我們套用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建設現代中國文化，就值得懷疑了。

　　2、從相關條件看，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和文化理念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與西方特定的語境和條件密不可分。這樣的語境和條件在中國并不存在。

　　滋生西方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的主要有兩大語境：一是以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為主的社會基礎，二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社會結合方式。市場經濟是物質基礎，市民社會是民眾基礎，而自由和個人主義則是精神實質，這幾方面相得益彰，缺一不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尤其是，自由是科學和民主存在的必要條件。有個性自由人們才能運用自己的理性獨立思考，社會才有科學理性精神；
有個性自由，人們才能獨立自主地進行交往，社會才有“契約倫理”，進而才有民主與人權。所以學界有人說，我們不僅需要德先生和賽先生，還需要費小姐（freedom）。

　　中國社會結構是以家族組織為原型和細胞，以世俗王權組織為主干的專制制度，這個制度的最大特點是把社會的一切要素納入寶塔式的等級體系中，絕對不允許游離于這個體系之外的因素存在。與這樣的社會結構相匹配的是整體主義價值觀和游戲規(guī)則�？茖W與民主所需要的社會基礎和價值觀，包括獨立的市場經濟（韋伯所謂“理性資本主義”）、舊體制之外獨立發(fā)展起來的市民社會、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科學家共同體）、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觀等，在中國文化環(huán)境中都不存在。這樣，中國社會很難有在體制之外反思體制本身的條件，啟蒙理性很難有社會依托和民眾的回應。

　　3、文化的差異是整體性差異，這決定了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一種文化的因素平移到另一種文化環(huán)境。

　　許多人類文化學家（例如克虜伯、本尼迪克特）都發(fā)現，一個民族文化中，各種要素按不同的方式結合為一個整體，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每一文化模式的核心是它的價值系統(tǒng)，價值觀是一個文化的內核。按照文化模式的理論，文化之間的差異是整體的，其中，價值觀之間的差異是實質和核心。

　　反觀“五四”以來的艱難歷程可知：第一，德、賽二先生與中國文化難以“兼容”，體現在中國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準軍事化社會組織的和寶塔式的權力體系、“打天下”“坐江山”的皇權意識、由“明君、忠臣”和“慈父、孝子”組成的理想人格、深入到民族無意識層面的整體主義、思想者不是“為科學而科學”，總希望“經世致用”……總之，中西文化的差異是整體性的，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面對的不是局部，而是整體能否“兼容”的問題。晚清以來各種保守派實際上也意識到了這點，所以他們拒絕西方文化的借口，都是說它“不適合中國國情”。

　　第二，德先生和賽先生與中國文化最難兼容的，當然是中國文化的內核——官本位的價值觀，包括官權至上、王權崇拜、權力拜物教等觀念�！拔逅摹币越担�中國的先進分子在推進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最容易觸雷的地方，當然是你的言論行為冒犯、褻瀆了專制權力，就是你發(fā)現和說出了現實生活中的丑陋與這個體系及其價值內核有本質的聯(lián)系。80年代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之所以被粗暴地壓下去，就屬于這種情形。

　　總之，無論是“五四”還是80年代的兩場大討論，或者是其他思想文化運動，都不能成功地以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為內在精神重建中國文化，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兩種文化整體上不兼容，特別是文化的內核——本位價值觀不兼容。兩種文化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價值、理念，從中抽取出部分內容，哪怕是最有價值的內容，也不能簡單地平移到另一種文化。所以我有一個大膽的假定：通過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來重建中國文化，這個愿望本來就是無法實現的。

　　四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就該放棄德先生和賽先生？就該放棄對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的追求？當然不是。這好比，無論我怎么學雷鋒，我終究成不了雷鋒，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就不該向雷鋒學習。如果因為不能平移和復制某種異文化就放棄學習，如果因“不適合中國國情”就加以拒絕，那任何文化的傳播、交流和學習都是不必要的了。

　　對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我們不是在要么簡單拒斥要么全盤接受這兩極之間選一，而是轉變我們追求科學與民主的觀念：我們不是簡單地平移西方的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等文化價值，不是中國語境中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內核，復制西歐式的現代文化，說得嚴重點，不是在東方語境中重建一個西方；
而是參照、借鑒、吸納西方現代文化，特別是它的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重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按照我的這個觀點，學習引進西方的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其目的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路徑是什么，就要比原先我們認為的更復雜更艱難。

　　在中國語境中學習和引進科學理性、民主人權，對中國文化的改造、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化來說，主要有三個功能：

　　1、借鑒作用。對中國文化來說，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是一面鏡子，我們以這面鏡子映照自己，以之對比自己，發(fā)現我們的丑陋、殘缺和污穢的地方，并試圖清除它，改進它。

　　2、激發(fā)作用。對中國文化來說，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是一個楷模，一種理想，它蘊涵的價值和理念，啟迪我們的靈感，開啟我們的智慧，開闊我們的視野，激發(fā)我們去想象，去創(chuàng)造，，設計和建構自己的美好的境界，創(chuàng)造較為理想的文化。

　　3、補充作用。對中國文化來說，科學理性和民主人權為我們提供某些新的文化價值資源——這是中華文化原本缺少而又亟需的要素。人作為一個機體，由于缺少某些維生素而不能健康發(fā)育，他亟需補充；
中華傳統(tǒng)文化同樣缺少許多元素，以至它不能健康地發(fā)展為現代文化，我們亟需補充這些元素——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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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以下的文字中，筆者無意做中西文化比較——這是誰都可以說幾句但誰都說不清楚、說淺了沒有任何意義想說深則極難的話題。本文迫不得已地論及這個話題，旨在對“五四”以來在中國確立科學與民主的努力提出懷疑。

　　[2] 參見R.霍伊卡：《宗教與現代科學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余英時先生曾說：“中國的現代化根本碰不到‘俗世化’的問題，因為中國沒有西方教會的傳統(tǒng)……中國并無信仰與理性的對峙，更不是理性長期處在信仰壓抑之下的局面，因此‘啟蒙’之說在中國是沒有著落的。”余英時：《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頁。

　　[4] 國內學術界的“封建社會”概念，是把馬克思社會形態(tài)理論機械化加上翻譯原因造成的錯誤，許多學者闡述過這個觀點。筆者也曾論及。參見拙作《哲學新論》，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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