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又之(繼愈)先生逝世,凡與先生熟識的人莫不十分悲痛。

　　任先生字又之,山東省平原縣人。誕生于1916年4月15日,得年93歲。先生少年時即才智穎發(fā),特立獨行。1934年自北平大學(不是北京大學)附中畢業(yè)后,即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這是個經(jīng)過深入思考的決定。因為,哲學是出名的難學,在當時,畢業(yè)后出路也很窄。任先生的中學國文(今稱“語文”)老師就是哲學系畢業(yè)的;當時已經(jīng)全國知名的文學家朱自清先生是北大哲學系的老前輩,畢業(yè)后也一直教語文、文學課程。前車之鑒并沒有動搖任先生終生從事哲學研究的信心與決心。晚年時,先生對我說過,那時選擇學哲學,是希望對世界和宇宙的終極性問題“尋根究底”。

　　1937年“七七事變”后,任先生隨校西遷,并參加了西南聯(lián)大校史中著名的從湖南步行赴云南的“湘黔滇旅行團”。后來,任先生在許多場合,包括與我的個別談話中,都表達過:“這次旅行,使自己有機會看到了中國農(nóng)村的貧困與敗落,震動很大�！倍�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期那一兩年,在西南聯(lián)大求學時,任先生曾經(jīng)和教導過我的周紹良、李賦寧兩位先生以及朱德熙先生(我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時,朱先生交換到前蘇聯(lián)教書),四人共同租賃一間小屋居住。任先生篤念故交,有時會顯露感情地津津樂道當年“同吃過橋米線”的事。就我親歷所知所見,周紹良先生逝世前后,任先生在許多方面曾給與巨大的、別人無法代替的無私援助。同樣,任先生在1938年畢業(yè)后繼續(xù)讀研究生,直至1942年畢業(yè)后擔任助教時,對同時在文科研究所的同學,也友誼甚篤,并通貫一生。

　　就我親知親歷,任先生時常談到馬學良先生為了寫作研究生畢業(yè)論文,深入撒尼彝族地區(qū),學習彝文,調查彝族風俗的事。任先生多次講到,那時的彝族地區(qū)交通十分不便,生活異常艱苦。馬先生幾次給任先生寫信,說頂不住了。任先生就幾次帶著大批生活用品與書籍報刊,翻山越嶺去慰問,鼓勵他不可半途而廢。任先生還多次對我說,馬先生的畢生心血凝聚在《彝文經(jīng)籍文化辭典》一書中。此書的每一個詞條都是彝文文字打頭,然后才是漢文解釋。印刷十分不便。出版社說,一條詞頭按一幅畫收費。馬先生自愿放棄稿費。任先生叫我?guī)椭�推出。他自己也往往親自出馬。例如,1996年2月12日,任先生曾在我的陪侍下,降尊出席一次北京市出版局的選題論證會。先生精神所至,金石為開,會上初步?jīng)Q定,為學術不惜血本,出版局撥�？顢�(shù)十萬元。此書后來由京華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印數(shù)1000冊,至今尚有存貨。馬先生在1999年初即逝世,總算看見了自己一生的最大最后成果問世。此書后來獲得“國家圖書獎”大獎,馬先生已不及見矣。任先生此后與我每每談到此事,輒以弘一法師“欣慨交心”一語結束。

　　以上僅僅從個人聞見,側面記述。若論任先生的學術與立身犖犖大節(jié),斷非門生如我之輩所能饒舌,游夏何敢贊一辭。應編輯部門之請,謹提供兩點,供當代與后來知人論世者參考。

　　一點是,隨著我國經(jīng)濟、文化水平的不斷上升,許多與文獻整理有關的國家級大項目提上日程。多年來,擔當這類大項目領導的,學術界主要是任先生。例如——

　　已編成的《中華大藏經(jīng)》及正在起始的續(xù)編;

　　進行中的“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及為此成立的“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并已經(jīng)評定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一、二批名單以及印行的《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冊府擷英》等;

　　進行中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

　　編纂中的《中華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八億字;

　　以上均由任先生掛帥。還有許多項目,如《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中國佛教史》等,不勝枚舉,也都由任先生主編。

　　此外,任先生經(jīng)領導任命,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創(chuàng)辦了中國科學院(今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改革開放后,又擔當起國家圖書館館長的重任。

　　拙見以為,中國現(xiàn)當代的大學者中,學問道德文章與任先生相埒者不少,但是,為什么時代只選中了任先生擔當多種重任,這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單純埋頭搞學術的學者往往缺乏領袖群倫的能力,學術上沒有卓越成就的人大家又不服氣。環(huán)顧國內(nèi),學術上卓有建樹、為人沖和恬淡但又極有主見的任先生堪此重任。

　　另外一點,則是可以銜接著上一點來說。我觀察任先生為學的軌跡,大約先生最早是想研究西方哲學“本體論”那一套,進行“尋根究底”的�？箲�(zhàn)時期,逐步取向中國哲學史范疇。解放初,以研究道家特別是《老子》為切入點。后來,經(jīng)過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剴切指示,儒釋道兼修,旁及世界幾大宗教。改革開放后,逐步開始領導整理與保護我國古典文獻的事業(yè)。他的事業(yè)越作越大,路子也越走越寬。任先生有時與我閑談時說,不宜把個人鉆研的內(nèi)涵與社會需要割裂,而要跟隨國家、社會的大需要,團結多數(shù)人一起來作,那樣,前景一定光明。要跟大家一起前進。這些話使我豁然開朗。這些年來,任先生不嫌棄我,有工作常常找我參加。大前年,任先生忽然打電話給我,說:“你當《中華大典·民俗典》主編�！蔽艺f,手頭的事已經(jīng)排到三年后了。老師說:“國家任務,先干這個。”我還要推,老師說:“就是你了!”說完,電話掛上了。后來,“二十四史”的事,續(xù)編《大藏經(jīng)》的事,把我也列名在內(nèi)。想起任先生“跟大家一起”的教導,心想,有老師當主心骨撐著呢!大樹底下,且先乘涼再說。而今已矣!正當聞鼙鼓而思中原主帥之時,何處更得先生!

　　任先生逝世,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三單位合送挽聯(lián)一副:

　　秘閣失元老;弘規(guī)蔭后生。

　　作為追隨多年的老門生,我也勉力作成挽聯(lián)一副:

　　虎觀仰音容,輒覺平居親炙少;樗材承顧遇,長懷感激負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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