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漁兄：

　　你好。捷克之行歸國后，一切是否順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講《中國三十年各派社會思潮》，很受啟發(fā)，但也有一點遺憾，不吐不快。自蘇煒在《中國之春》1992年1月號發(fā)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識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謂“三大文化‘圈子’”的說法。你在演講中提出了“五大‘派別’”，我是非常贊成的。但是你說第五個流派“以鄧小平的大公子鄧樸方為領(lǐng)導，他們出了一套叢書，叫《二十世紀文庫》”，我是不能同意的。這使我深感，歷史是很容易被遺忘的。如果當事人不現(xiàn)身說法，連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態(tài)的人，也會對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過這封長信，介紹一下《二十世紀文庫》的來龍去脈，順便與你討論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別，不妥之處，請你批評指正。

　　一、五大“派別”百花齊放

　　蘇煒說“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
你說“派別”，就提高了一個層次，還會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說的五大“派別”分為兩組：一組與現(xiàn)實政治關(guān)系較少，是比較純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組則與現(xiàn)實政治有比較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第一組包括兩個“派別”：中國文化書院和“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前者如你所說，“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國要走向現(xiàn)代化，傳統(tǒng)文化應該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應該恢復和弘揚傳統(tǒng)文化”，“它是以弘揚與復興國學為己任的”，所以可以稱為“新國學派”。后者如你所說，“它的特點就是介紹當代，也就是20世紀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潮”，所以可以稱為“新人文主義”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說是絕配。

　　中國文化書院是由馮友蘭、張岱年、朱伯、湯一介等教授共同發(fā)起，聯(lián)合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學院等單位及臺、港和海外的數(shù)十位著名教授、學者一道創(chuàng)建的一個民間的學術(shù)研究和教學團體，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務(wù)委員會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羨林繼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導師中，老一輩的有馮友蘭、鄧廣銘、張岱年、侯仁之、何茲全、啟功、金克木、吳曉鈴等，“人到中年”的有湯一介、包遵信、龐樸、李澤厚、李學勤、樂黛云、梁從誡等，海外學者有陳鼓應、韋政通、劉述先、魏斐德、傅偉勛、成中英、林毓生、杜維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務(wù)、維持機構(gòu)運轉(zhuǎn)的是創(chuàng)辦時連副教授還沒有評上的青年學者王守常、李中華、魏常海等人。我在創(chuàng)辦函授大學的時候，曾特意向他們請教經(jīng)驗。書院的主要活動方式是短期講習班、進修班、函授班，還舉辦了多次較大規(guī)模的國際學術(shù)會議，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較研究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1989年5月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和“中國宗教的過去與現(xiàn)在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書院出版物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書院舉辦了兩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函授班，在全國有12000余函授學員；
另一類是正式出版的《中國文化書院文庫》，分“論著類”、“講演錄類”、“資料類”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立于1986年秋，主編甘陽，副主編蘇國勛，編委于曉、王煒、王焱、王慶節(jié)、劉東、劉曉楓、孫依依、紀宏、余量、何光滬、陳來、陳平原、陳維綱、陳嘉映、林崗、周國平、胡平、趙越勝、徐友漁、郭宏安、閻步克、秦曉鷹。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輯時，從編委名單中取消了胡平。編委會除了推出《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外，還推出了三個書系：“一是‘學術(shù)文庫’，二是‘新知文庫’，都是翻譯，但前者為經(jīng)典作品，后者是比較重要但分量輕一些的著作；
三是“‘人文研究叢書’，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寫作�！薄冬F(xiàn)代西方學術(shù)文庫》和《新知文庫》的副主編增加了劉曉楓，《人文研究叢書》的副主編是三人，再加上王焱�！冬F(xiàn)代西方學術(shù)文庫》和《人文研究叢書》的編委還有曹天予。你曾說：“說起來第三種最重要，但是實際上我們最重視的是第一種。我們知道學術(shù)建設(shè)不是幾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當時其他人發(fā)表的研究成果，覺得在沙灘上建大樓是立不住的。我們下的決心是：翻譯他二十年再說。因為我們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潛心研究中國，特別重視西方學術(shù)思想的引介�！�

　　你們編委會的成員中，我與胡平最熟。他還為何家棟與我主編的《青年理論家文稿》約來了陳維綱、趙越勝的稿子。王焱則是《青年理論家文稿》的編委之一。王煒、陳來、閻步克、秦曉鷹包括你，當時也都有交往。余量、紀宏是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團委的書記和專職干部，同時也是我們組織的一個青年團體的成員。我和甘陽的頭兩次私人接觸，都與“文化：中國與世界”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一次是在1985年甘陽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不久。因為我1984年10月來所后，就借走了哲學所圖書館的英文版《社會科學哲學》小冊子，想要翻譯。當時復印還不太容易，所以該書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時間。甘陽第一次來找我，是來索要這本書，我當時很忙，考慮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時間翻譯，就和甘陽一起去了圖書館，辦了還借書手續(xù)。后來好像是由“新知文庫”出了該書的譯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陽和蘇國勛來位于羊坊店的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書事宜。當時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紀文庫》編委會與擬議中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合并的建議，甘陽沒有同意。甘陽當時還和何家棟談過與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計劃。正好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老何因為發(fā)表了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被免去了常務(wù)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的職務(wù)。后來通過王焱的聯(lián)系，才談攏了與三聯(lián)書店合作的計劃（《人文研究叢書》則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蘇煒說：“‘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國與世界’）這個‘圈子’明確提出的口號（暗合了捷克哈維爾提出的同樣口號）�！笔欠袢绱�，你應當比我更有發(fā)言權(quán)。但是上述兩個與現(xiàn)實政治關(guān)系較遠的派別最終都沒能真正脫離政治。在1989年那場運動中，甘陽為“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lián)席會議”起草了《十點聲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lián)席會議”帶到中國文化書院會議室開了幾次碰頭會。這充分說明了知識分子的人心所向。當時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運動的對立面。

　　第二組有三個“派別”，按你的說法是“以王元化為首的圍繞《新啟蒙》雜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紀文庫》為代表的“第五個文化山頭”。但是在我看來，這三個“派別”的當事人都不會完全認同這種稱謂，因為它們的形成和演變要比第一組的兩個“派別”復雜得多。下面分述這三個派別以及我認為比較合適的命名。

　　該組的第一個“派別”，有一個早已約定俗成的名稱——“理論務(wù)虛會派”。其成員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論工作務(wù)虛會”上極為活躍的胡績偉、于光遠、周揚、童大林、吳江、王若水、楊西光、馬沛文、王惠德、林澗清、廖蓋隆、阮銘、孫長江、李洪林、郭羅基、蘇紹智、馮蘭瑞、吳明瑜、鮑彤、于浩成、張顯揚、嚴家其等。前面五個人是以胡耀邦為首的十一人會議領(lǐng)導小組成員（另外五人是保守派）；
嚴家其當時只有36歲，可能是會議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輕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這個“派別”。

　　許紀霖說：知識分子的自由意識和獨立人格，這一訴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為一個普遍的共識�！斑@一獨立意識的關(guān)懷便催生了我所稱之為的思想界。在‘文化熱’之前，中國除了專業(yè)的學術(shù)界，只有理論界，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在理論界展開的�！敝�識分子“慢慢地從體制中心向體制邊緣發(fā)展、向民間發(fā)展”，便“開始建構(gòu)起一個民間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時間，理論務(wù)虛會派為鄧小平、胡耀邦起草講話稿，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撰寫社論和特約評論員文章，還不能歸入許紀霖意義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們便淪為被打壓的對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為與民主墻的聯(lián)系受到調(diào)查；
1981年，郭羅基被下令趕出北京；
1982年，王震當上中央黨校校長后首先就拿吳江、孫長江、阮銘開刀，把三人調(diào)離黨校；
1983年，周揚、王若水、王元化因為周揚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會的報告——《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中“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受到胡喬木的強烈批判；
1986年底胡耀邦下臺后，王若水、張顯揚被勒令退黨，蘇紹智、孫長江被撤職，也險些被勒令退黨……到1987年，除了鮑彤成為趙紫陽的智囊，其他理論務(wù)虛會派成員均成為“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這也促使他們脫離“理論界”，進入“思想界”。如果要從思想的角度來給這個“派別”命名，最合適的應當是“異化派”。這表明當時他們還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羈絆，是馬克思主義陣營內(nèi)部的反對派。當然，進入九十年代以后，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閼椪�民主主義者。以“新啟蒙”來命名這個“派別”，容易與三十年代陳伯達等人的“新啟蒙運動”相混淆。一些沒有參加《新啟蒙論叢》的人可能也不會認可。

　　“以王元化為首的”僅是《新啟蒙論叢》編委會�！爱惢�派”還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說由胡績偉任主編，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編的《民主叢書》。于光遠、馮蘭瑞等人當時還掌握著一些輿論陣地，譬如說馬列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經(jīng)濟學團體聯(lián)合會下屬的《經(jīng)濟學周報》。這個派別作為“理論派別”的時候，應當說是以“胡耀邦為首的”。當其成為“思想派別”的時候，就沒有為首者而是聚合為多個團體協(xié)同作戰(zhàn)了。

　　我們再來看《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1984年主編包遵信，副主編金觀濤、唐若昕，編委王岐山、王小強、王曉魯、尹藍天、劉青峰、樂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賦、何維凌、嚴家其、陳子伶、易小冶、張鋼、賈新民、陶德榮、翁永曦、黃江南、董秀玉、樊洪業(yè)、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顧問嚴濟慈、杜潤生、張黎群、陳翰伯、侯外廬、鐘沛璋、錢三強，編委丁學良、王焱、陳越光、秦曉鷹。金觀濤說：“除了編委，還有一些義務(wù)工作者，他們幫助整理稿件、作記錄、組織活動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瑣事務(wù)，但是一開始叢書上沒出現(xiàn)他們的名字�！薄爱敃r我們都三十多歲了，他們年紀更輕一點，大學剛畢業(yè)，充滿理想、熱情和朝氣�！�…他們有的是放棄了已有的工作，來為《叢書》做事。他們后來成了叢書活動的骨干，有的當了編委和副主編。”1987年金觀濤出任主編（包遵信、陳一諮增為顧問）后，副主編增補了陳越光，編委增補了王軍銜、劉東。1988年，副主編增至陳越光、賈新民、唐若昕三人，編委增加了劉溢、林和生、夏小萬、黃鳴、蕭功秦、梁曉燕、謝選駿、蔡大成。

　　劉蘇里說：“其實，這套影響巨大的叢書，叫叢書并不準確，因為從選目中很難看出其中的內(nèi)在邏輯。作者隊伍，從境內(nèi)到港臺，到外國，應有盡有。選題也是五花八門，政治、經(jīng)濟不必說，甚至還有美學、文藝理論。內(nèi)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體亮相所具有的姿態(tài)了。它的運作，很大程度上開了民間出版的先河，雖然編委會成員二十年后各奔東西�！备赎栐诤筒榻ㄓ�對話時說：“金觀濤他們和我們編委會有一個很大的差別，他們和黨內(nèi)的改革派關(guān)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個和黨內(nèi)改革派靠得比較緊，他們是想影響政策……他們基本上是和體制結(jié)合比較緊，所以他們討論的語言老是半官方語言�！币粋�說“他們基本上是和體制結(jié)合比較緊”，一個說“一批文化精英……開了民間出版的先河”，把兩句話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種改革機制：要首先能夠被“體制”視為自己人，才有機會打缺口、開先河。這個“派別”與前一個“派別”、后一個“派別”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與“正確性”。

　　《走向未來》群體在前面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1981年初，陳云、鄧力群是推動制定中央“九號文件”最力者。該文件規(guī)定“處理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總方針”是：“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fā)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
決不允許這些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qū)之間串聯(lián)，在組織上、行動上實現(xiàn)任何形式的聯(lián)合�！迸c此同時，陳云卻夸獎了跨單位組合的“四君子”，鄧力群也夸獎了跨單位組合的“農(nóng)村組”。由于有他們作為榜樣，已經(jīng)�？�的民刊《沃土》主編姜洪和《北京之春》編委陳子明才能組建“就業(yè)組”和“國情組”。由于有《走向未來》群體率先結(jié)成社外編委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才能和其他人隨后組建一系列編委會。

　　由于《走向未來》群體內(nèi)部的政治和思想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為可以贊同劉蘇里，稱之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為了強調(diào)編委會成員均為青年（年齡最大者為包遵信，1983年是45歲，還有金觀濤等幾名“文革”前大學生，編委會平均年齡比其他編委會還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緣。

　　金觀濤妻子劉青峰的叔叔劉茂才，當時是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幫助他們聯(lián)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這樣還不行。金觀濤說：“我們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協(xié)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編委會；
還需要找一個對編委會負起政治責任的單位來管我們，也就是找一個掛靠機構(gòu)。只有找到這種創(chuàng)新形式，才能使編委會在現(xiàn)行體制下合法運作。而實現(xiàn)這種制度創(chuàng)新，則要依靠不同年齡、不同職業(yè)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來》編委會掛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這樣的機緣。當時是唐若昕穿針引線，而青少所的負責人是鐘沛璋。他一見我們就問：為什么要做叢書？我說，就是想辦一套啟蒙的思想性叢書。他一聽就明白，一拍即合，這就成了�！币簿褪钦f，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來》的政治保姆，所以編委會顧問中有該所所長張黎群和副所長鐘沛璋，副主編中有該所工作人員唐若昕。這里順便說一下，唐若昕也是“就業(yè)組”和“國情組”掛靠青少年所的牽線人。我們當時也邀請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長、我姑姑陳爾玉在浙江大學地下黨時的戰(zhàn)友李景先擔任“國情組”領(lǐng)導小組組長（姜洪和我為副組長）�！蹲呦蛭磥怼穮矔�編委會在社科院“清污”運動中被保了下來，沒有政治后臺而有政治前科的“國情組”則被扼殺。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銷了，殘部并入社會學所。這個生命短暫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別”中的兩個，是應當在歷史上留下一筆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銷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國殘疾人聯(lián)合會工作；
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島市市委副書記、邯鄲市市長；
2008年8月在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黨委書記兼總經(jīng)理任上因經(jīng)濟問題被逮捕，2008年底被“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金觀濤到香港后，曾與陳方正用英文合著《從“青年文稿”到“河殤”》（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K: Chinese University of HK Press, 1997.），從書名中可以看出，他對《青年文稿》的重視不亞于《走向未來》叢書。李銀河說：“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個《青年文稿》，當時的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對我們非常支持，這個《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兩本，其中一本叫《歷史的沉思》，金觀濤用‘三論’（系統(tǒng)論、控制論、信息論)來批判僵化的傳統(tǒng)教條的論文就在那本書里登出來了�！苯鹩^濤從這時開始才成為具有廣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獲得官方承認的有以下幾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專門指示要從他們中間挑選團中央委員（有周為民、王軍濤、韓志雄、賀延光、李西寧、王立山等。后來，這些人積極參與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團中央和中宣部還準備組織他們?nèi)ト珖�巡回演講，可是這些人不識抬舉，自發(fā)搞簽名運動、請愿游行，要求公審“四人幫”，還搞“自發(fā)刊物”（胡耀邦認為，對當時的民刊，既不打為非法刊物，也不稱群眾刊物，稱其自發(fā)刊物，寓意能夠“引導”），因此很快就被邊緣化。第二批是匯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銀河當時撰寫了《要大大發(fā)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fā)表，后來全國各大報都轉(zhuǎn)載了，有一個整版”。她們“一幫子小年輕”作為國務(wù)院研究室工作人員，列席了理論工作務(wù)虛會，所以才有資格創(chuàng)辦《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黃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們因提出“抑需求，穩(wěn)物價；
舍發(fā)展，求安定；
緩改革，重調(diào)整；
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針而備受陳云的贊賞。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級的青年人，后來因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鄧”而落馬。第四批是“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問題研究組”，其成員包括陳一諮、何維凌、王小強、王曉魯、張鋼等。我們從《走向未來》編委會名單中可以看出，除了被黨內(nèi)保守派邊緣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幾乎囊括了其他幾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銀河不是太早出國，她們肯定是編委會的重要成員。

　　如果用《走向未來》編委會的靈魂人物金觀濤的思想傾向來給這個“派別”命名，正如你所說：“科學的世界觀與科學的方法論有一整套新東西，這套東西是建立在上個世紀科學發(fā)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們（金觀濤、劉青峰）認為：應該用這套東西來解釋歷史，解釋中國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陳詞濫調(diào)，那些老教條來解釋。他們想給中國提供的是一個基于最新自然科學成果之上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據(jù)此可以稱之為“新方法論派”。

　　“最后一派一般人……沒有多作研究”，主要是因為政治障礙。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北京青年報》記者曾在1986年寫了長篇報告文學準備介紹，被我攔了下來，稿子現(xiàn)在還在我手里。1989年之后自然就更不能寫了。其實海外學界對這一派有不少研究，在一些關(guān)于中國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政治運動的英文著作中辟有專節(jié)、專章，甚至還有專著問世。金觀濤在上述英文書中對這派有所介紹和評論，顧昕則以英文發(fā)表多篇專題論文。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們是“新型知識分子”、“政治異議人士”、“公民社會先行者”，你則慧眼獨具，“特別重視”“他們專心致志地介紹當代國際上的社會科學”。我在下面會說明這派特別注重“經(jīng)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這些東西”的原因，之前先作一個概括介紹。

　　第五個“派別”的核心是《走向未來》叢書、青年經(jīng)濟學會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對“文革”路線；
在“四五運動”中，他們積極參與和推動這個運動，使運動具有了明確批判“現(xiàn)代秦始皇”的專制獨裁和要求搞現(xiàn)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們隨后又投入了民主墻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間政改派”。他們集反對“文革”極“左”路線、反對“四人幫”、反對“凡是派”等歷史責任和歷史榮譽于一身，在當時具有廣泛的影響。

　　作為民間政改派重要一員的閔琦，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編輯，在總編輯黎澍的支持下，于1986年春籌劃組織了以政治改革為主題的討論會。這次會議成為1986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熱的起點。5月，陳子明、余量、閔琦、陳兆鋼、王志剛等以中國社科院青年社會科學論壇、《政治學研究》編輯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的名義召集了青年理論工作者“政治體制改革與發(fā)展”研討會。在《二十世紀文庫》編委會組建的同時，還成立了以我和余量為召集人、閔琦為秘書長的“青年政治研究會籌備組”。籌備組成員與《二十世紀文庫》常務(wù)編委和政治學分編委會有很大的重疊。之后的幾個月，鄧小平連續(xù)六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在政府的層面驟然間熱了起來。我們從事的推動政治民主化的實踐和研究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關(guān)注和某種程度的支持�！度嗣袢請蟆�、《光明日報》、《望》、《中國青年報》等多家重要媒體頻繁報道我們活動的消息和綜述文章。在此期間，陳一諮、何維凌曾與我和盛平私下交談過一次，因為種種原因，雙方合作之事后來無疾而終。直到1989年，作為體制內(nèi)的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和“三所一會”的一些人，和作為跨體制的以中國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眾多中青年研究人員和教師為研究基礎(chǔ)、以叢書編委會和民間研究所為活動平臺的民間政改派，基本上是兩股道上的車，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點。去年我見鮑彤時得知，當時雖然有很多人都向他提到我們，但考慮到我們的民主墻背景，他不允許政改辦的人正式與我們接觸。因此，我們一直是與鮑彤、陳一諮、吳國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間政改派”。

　　根據(jù)民間政改派總體上的思想傾向，不妨稱之為“現(xiàn)代化派”。在這一點上，與“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是有差異的。甘陽說：“對現(xiàn)代性的這種批判意識到八十年代后期實際已經(jīng)非常自覺，最明確的表述是我1988年為《八十年代文化意識》所寫的‘前言’�！痹撉把灾赋觯骸拔覀儗τ趥鹘y(tǒng)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時也有肯定的，留戀的一面，同樣，對于‘現(xiàn)代社會’，我們不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時也有一種深深的疑慮和不安之感。我以為，這種復雜難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將會長期地困擾著我們，并將迫使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種‘兩面作戰(zhàn)’的態(tài)度：不但對傳統(tǒng)文化持批判的態(tài)度，而且對現(xiàn)代社會也始終保持一種審視的、批判的眼光�！薄抖�十世紀文庫》則基本上與“后現(xiàn)代主義”絕緣。這一派對于“現(xiàn)代”的堅守，從《二十世紀文庫》兩個子叢書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個叫《現(xiàn)代文化》叢書，一個叫《現(xiàn)代社會與文化》叢書；
也從同一時期的其他活動中表現(xiàn)出來。

　　1988年11月，由盛平擔任籌備組組長和大會籌委會主任，由他任所長的北京社會與科技發(fā)展研究所和《經(jīng)濟學周報》主辦的“首屆全國現(xiàn)代化理論研討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八十年代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民間學術(shù)會議，有于光遠、黎澍、李銳、李慎之、蘇紹智、于浩成、戈揚、丁守和、許良英、馮蘭瑞、張顯揚、嚴家其、張晉藩、羅榮渠、溫元凱、黎鳴、孫立平、蕭功秦等全國300多名專家學者與會。在這次會議上，蕭功秦就提出了新權(quán)威主義的主張，引起了爭論。當時會議還提出蘇聯(lián)勃列日涅夫時代停滯18年的問題，以此反思中國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滯的陷阱。

　　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我和王軍濤主持了十幾次“現(xiàn)代化”學術(shù)沙龍，每次有十幾人到幾十人參加。1989年5月24日至6月3日，我和孫立平、楊百揆、石小敏、劉力群、閔琦、劉衛(wèi)華等人突擊撰寫題為《中國現(xiàn)代化論綱》的長文，準備一次性發(fā)表在《經(jīng)濟學周報》上，可惜沒能完工。

　　總結(jié)一下：第一個“派別”是中國文化書院，在思想傾向上是“新國學派”；
第二個“派別”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在思想傾向上是“新人文主義派”；
第三個“派別”是理論務(wù)虛會派，在思想傾向上是“異化派”，《新啟蒙》論叢是其標志性出版物之一；
第四個“派別”（或群體）是“青年精英派”，就其靈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傾向上是“新方法論派”，《走向未來》是該派從《青年文稿》到《河殤》之間一個相當重要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第五個“派別”是民間政改派，在思想傾向上是“現(xiàn)代化派”，《二十世紀文庫》是體現(xiàn)出該派特別注重有別于“人文學科”的“社會科學”的代表性出版物。這里的順序不是按照問世先后或重要性排列，僅僅是出于敘述的方便。在我看來，對于八十年代中國整個思想理論界來說，影響最大的還是第三派，但最沒有持續(xù)生命力的也是第三派，因為該派的代表性人物，現(xiàn)在大多數(shù)已經(jīng)跳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樊籬。

　　觀察五大“派別”的名單，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把它們連接起來的名字。李澤厚、龐樸是中國文化書院的導師，也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顧問，李澤厚同時還是《二十世紀文庫》的編委。包遵信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第一任主編，也是中國文化書院的第一批導師。胡平同時是《二十世紀文庫》與“文化：中國與世界”的早期編委。王焱同時是《走向未來》叢書、《二十世紀文庫》、“文化：中國與世界”的編委。唐若昕是“青年精英派”和“民間政改派”掛靠青少年所的共同牽線人。李盛平與張顯揚、于光遠、馮蘭瑞、孫連成是社科院馬列所的同事，主要通過他們的關(guān)系，把民間政改派與理論務(wù)虛會派聯(lián)系起來。

　　據(jù)盛平回憶：1988年12月底，官方召開了一個慶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0周年的紀念會。盛平他們的研究所在公安大學禮堂也開了一個相同主題的紀念會，規(guī)模有近200人。于光遠、項南、黎澍、李銳、李慎之、王若水、蘇紹智、丁守和、許良英、馮蘭瑞、孫長江、張顯揚等人都參加了。項南在會上發(fā)言說，今天開會感到了一股解放區(qū)的清新空氣。這個會議實際上是從精神上追隨胡耀邦的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交匯。胡耀邦在理論務(wù)虛會前后多次指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77年、1978年是大搏斗的兩年，是天翻地覆的兩年，一大批理論界的先鋒闖將為撥亂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在當下的官方史書中，理論務(wù)虛會派和民間政改派的歷史貢獻都被一筆抹殺了。

　　除了上面所說的分組，我們還可以根據(jù)團體運作方式把五大“派別”再分為兩組。第一組：中國文化書院是自立團體，書院經(jīng)費全部通過收費辦學和接受個人及團體資助等方式自籌；
《二十世紀文庫》編委會隸屬于一個民辦實體，籌備階段是隸屬于民辦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的編輯部，后來是隸屬于民辦北京社會與科技發(fā)展研究所的編輯部，在經(jīng)費上并不仰仗于出版社。第二組是沒有自立實體的社外編委會。理論務(wù)虛會派的一些人曾是主管新聞出版機構(gòu)的部局級干部，他們還有許多體制內(nèi)資源可以挖掘，所以暫時還不需要建立民辦實體。“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大都是名士派頭，不屑于從事經(jīng)營活動，組織上也不太規(guī)范，從周國平所披露的情況來看，即便是沒有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編委會也有難以為繼之虞�！蹲呦蛭磥怼穮矔�編委會介于兩組之間，據(jù)劉青峰披露，1988年，編委會曾創(chuàng)辦“二十一世紀研究院”，但還沒有完全運轉(zhuǎn)起來，就在政治風暴中夭折了。

　　你演講中的相關(guān)小標題是“80年代：五大‘派別’，百家爭鳴”，我很同意這個說法，所以挪用到這里。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還有許多活躍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團體，譬如說武漢李明華為主編的、王一鳴為社長的《青年論壇》，上海陳奎德主編的《思想家》雜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還有其他比較重要的青年思想團體。胡平曾點出“王潤生主編的《傳統(tǒng)與變革》叢書”，稱其“力圖以生動明快的風格普及新的倫理觀念和法治觀念”。我亦認為應當補充介紹這套叢書的編委會。副主編：許醫(yī)農(nóng)、楊利川，編委：王輝、王通訊、鄧偉志、石小敏、齊海濱、吳稼祥、楊百揆、鄭繼兵、張維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這個團體和我們比較接近，因為楊利川、楊百揆是北京大學競選運動中名列前茅的競選人，石小敏是“國情組”和北京社會經(jīng)濟科學研究所的重要成員，王潤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論家文稿》的編委，齊海濱是《現(xiàn)代化與政治發(fā)展》叢書的編委，另有幾個人與我們來往也很多。1989年以后，王潤生、齊海濱流亡海外，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吳稼祥、楊百揆銷聲匿跡多年；
楊利川棄文經(jīng)商；
這個團體像其他幾個“派別”一樣被摧毀，這對于中國思想文化界是非常慘痛的損失。

　　二、《二十世紀文庫》的策劃、組織、出版

　　《二十世紀文庫》的創(chuàng)意、策劃是李盛平和我，編委會實際主持者是李盛平，叢書出版人是張宏儒和李盛平（因為有一部分書屬于合作出書，出版社只負責給書號）。鄧樸方不是文庫的“領(lǐng)導”，他是華夏出版社的主管單位殘疾人聯(lián)合會的領(lǐng)導。至于為什么由他來掛名“主編”，這里面有接下去要講的故事。

　　你的演講中說，文庫“活躍分子，有現(xiàn)在非常著名的鄧正來、李盛平這些人”。鄧、李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還是要指出，把正來放在盛平的前面，而且把他們僅稱為“活躍分子”，恐怕是不合適的。當時，鄧正來住在羊坊店的地下室里，為文庫法學系列承擔了很多工作，但他只是文庫的一般編委，連常務(wù)編委也不是。叢書出了第一批之后，他就離開了編委會。他在《現(xiàn)代文化叢書》也做了不少工作，是這個叢書的第二副主編。倒是你沒有提到的沈志華，是文庫的常務(wù)編委。但沈志華也是后來增補的，自始至終擔任文庫常務(wù)編委的，是先后擔任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所務(wù)委員和北京社會與科技發(fā)展研究所所務(wù)委員的肖金泉、賈湛、王偉，還有社會與科技所副所長兼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黎鳴�！耙岳钍⑵綖轭I(lǐng)導，他們出了一套叢書，叫《二十世紀文庫》”，才是符合實際的說法。

　　1986年春，還是在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前身中國政治與行政發(fā)展研究中心的時候，我和李盛平已經(jīng)組織了若干社外編委會（下面再介紹），但規(guī)模較小，感到不過癮，因此醞釀搞一個大型的社會科學文庫，先從翻譯入手。（當時出著作顯然還不成熟。后來盛平他們打算在《二十世紀文庫》中增加著作系列，但這時已到了1989年，這一計劃就停了下來。這件事當時由黎鳴負責，他已經(jīng)組織了十幾部稿件。）此時，我們通過各種活動，聯(lián)系了數(shù)百名青年研究人員、青年教師，有已經(jīng)成型的組織架構(gòu)和骨干隊伍。賈湛建議聯(lián)系華夏出版社。賈湛是賈拓夫的小兒子，他的哥哥賈宏生在殘聯(lián)幫助鄧樸方工作，任中國康華實業(yè)有限公司副總經(jīng)理，他的姐夫張宏儒當時是華夏出版社總編輯。盛平與宏儒見了面，雙方談了半個小時，一拍即合。隨后我也與宏儒見了面。在請鄧樸方出任主編的問題上，大家意見一致，因為這樣一來，推出一些政治敏感的譯著就比較有保障。在這一年，因為別的事情，我和盛平曾與鄧樸方見過一面，顯然他對我們的印象還可以，否則就不會答應出任主編，為我們遮風擋雨。

　　盛平認為，鄧樸方的作用還不僅如此，他是一個具有時代感和歷史責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問題，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義的。在一次討論鄧樸方在聯(lián)合國殘疾人大會上的講話稿時，樸方在討論中堅持和弘揚人道主義的提法（當時黨內(nèi)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胡喬木曾明確反對這個提法）。所以樸方擔任這個主編，不是簡單地為我們遮風擋雨，也有思想上贊成我們的想法。

　　下面說一說，為什么恰恰是李盛平和我，既沒有成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的粉絲，也沒有參與“異化”和“人道主義”討論，而是“專心致志地介紹當代國際上的社會科學”。這與我們的經(jīng)歷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盛平和我分別是歷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學哲學和文學的雅士。包遵信和金觀濤也是歷史和理工科出身，這恐怕不完全是偶然。

　　盛平，1949年9月生于北京，是真正的“共和國同齡人”。他是1976年清明節(jié)擺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正中央“民族英魂”條幅的制作組織者，是1977年1月6日在王府井大街貼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第一張大字報——《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執(zhí)筆者，是早期西單民主墻上揭批吳德的著名大字報《捂得捂不得》的作者。1980年，他在首都高校競選運動中是率先競選和當選的西城區(qū)人民代表（稍后胡平和我也當選為海淀區(qū)人民代表）。大學畢業(yè)后，他在《百科知識》雜志擔任編輯，負責社會科學方面的稿件（梁從誡則負責自然科學方面的稿件）。這使他得以結(jié)識多學科的專家學者，在社會科學界具有廣泛的人脈。

　　實事求是地說，盛平是《二十世紀文庫》的主要領(lǐng)導，但在確定文庫基本思路和框架方面，我的作用也很關(guān)鍵。文庫著重在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等學科下力氣，是盛平、肖金泉、賈湛等人和我的共同想法。文庫后來沒有在哲學和文學方面下大力，也是根據(jù)我的意見，為的是與你們的叢書減少交叉，以免發(fā)生對譯者的爭奪。

　　我1952年出生，是“文革”前的“老初一”，但是我在插隊六年期間自學了全部中學課程，養(yǎng)成了自學的能力與習慣。1974年成為“工農(nóng)兵學員”。額爾登高畢公社根據(jù)阿巴嘎旗的電話通知，告訴我已被北京大學化學系錄取了，等我到了旗所在地，卻被招生辦臨時掉了包，領(lǐng)到的是北京化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因而沒能成為你和胡平、軍濤等人的校友。我讀的是基本有機合成（現(xiàn)在叫化學工程）專業(yè)，第二年就因為“反革命集團嫌疑”被逮捕。1978年底恢復學籍后，我就決定考研。我報考了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門專業(yè)課是高等數(shù)學、物理化學、結(jié)構(gòu)化學，我在大學（畢業(yè)證書上注明1974—1980，實際上只有一頭一尾兩年多）只讀了一點物理化學（工科比理科簡單得多），其他兩門都是自學，考研時取得了高等數(shù)學95分、結(jié)構(gòu)化學84分的好成績。

　　我從一開始考研究生，就沒準備搞所學的專業(yè)，主要是為了開眼界，系統(tǒng)了解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我的專業(yè)是分子生物學，研究方向是“眼鏡王蛇神經(jīng)毒素生物大分子結(jié)構(gòu)的X光衍射分析”。首先要采集蛇毒，給小白鼠注射檢驗毒性，這是動物學工作；
從蛇毒中分離提純神經(jīng)毒素，要用電泳、質(zhì)譜儀等，這是生物化學工作。而我所在的生物物理所七室，主要是用晶體X光衍射的方法測定生物大分子的結(jié)構(gòu)，因為在豬胰島素晶體結(jié)構(gòu)分析方面的成就，曾獲得中國科學發(fā)明一等獎，僅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X光衍射的數(shù)據(jù)要在計算機上分析，還要懂一些計算機軟件�？傊�，這個專業(yè)要接觸動物、生化、物理、計算機等學科，對理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一點，比較符合我的理想。在讀研期間，我先后發(fā)表過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心理學和未來學的論著，當時雖然還沒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說法，卻正好是朱蘇力所說“有‘文革’中自學經(jīng)歷并興趣廣泛”但“專業(yè)能力不足”那一類人的典型。

　　民主墻和高校競選運動被壓制后，我就開始致力于民間社會科學思想庫的建設(shè)。最近我找到了分別寫于1981年和1982年的兩個提綱：

　�、俜剑ㄓX），行（政學）；
②陳（子明），政（治學）；
③王（軍濤），未來學、青年學；
④李（盛平），歷史、官制方面；
⑤魏軍：鄉(xiāng)村政權(quán)的沿革、結(jié)構(gòu)、比較、模式設(shè)計，鄉(xiāng)村政權(quán)與經(jīng)濟組織關(guān)系的文章，法學與社會學方法結(jié)合；
⑥呂樸，黨政關(guān)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呂（嘉）民，國家計劃資本主義的價值，大家可討論？蘇聯(lián)政體的演變，馬恩列斯關(guān)于政體的思想；
⑧胡平，可化名發(fā)表，形成學派，倚重。

　　逐步建立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中心的設(shè)想

　　一、建立�？蒲芯啃〗M

　　 1. 經(jīng)濟學小組：就業(yè)問題小組+北大經(jīng)濟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課題：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包括就業(yè)），姜洪有詳細計劃

　　廣義（包括經(jīng)濟體制改革）、狹義

　　 2. 政治學小組：詳見另頁

　　課題：集中于行政學方面

　　 3. 歷史學小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課題：世界近代史、共運史

　　4. 哲學方法論：胡平+……+黎鳴+軍濤？

　　5. 文藝沙龍：老呂+老彭+……，創(chuàng)作與文藝評論

　　6. 社會學與人類學：

　　7. 法學：

　　二、多學科沙龍

　　一、二月聚會一次，分別報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學科進展、動向等，輪流主持與報告，討論

　　人員：除上述小組成員外還可請農(nóng)經(jīng)會人參加，其他人。

　　最近的兩次報告：方覺的行政學，姜漁的就業(yè)小組成果。

　　三、確定多學科研究課題：

　　例如：匈牙利、捷克體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經(jīng)濟、歷史……法律。

　　四、成立秘書組

　　例如：閔琦、姜漁、任、于曉生？

　　（引文標點字句遵從原始文獻，未予改動——編者注）

　　到1983年，我和姜洪、石小敏等人就創(chuàng)建了“國情組”。同年4月，在成都舉行的“民族學、社會學、青少年研究科研規(guī)劃會議”上，我代表該組作了《社會科學要自覺為改革提供咨詢》的發(fā)言，我說：“要高瞻遠矚地解決青年所面臨的一系列現(xiàn)實問題，絕不能就事論事，孔中窺豹，必須開拓眼界，胸懷全局，首先要對國家的基本國情和總體發(fā)展戰(zhàn)略有深入透徹的了解。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把組名改為‘國情與青年發(fā)展研究組’”。“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僅要為改革提供理論的依據(jù)，而且要直接參與規(guī)劃改革的遠景藍圖，選擇改革的目標體系，擬定改革的評價指標，設(shè)計改革的最佳程序。無須贅言，澄清基本理論問題，創(chuàng)建新的學科，勾畫新的理論框架，都是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要職責”�！霸谖覀冄芯拷M現(xiàn)有六十余名特約研究人員中，已獲得或正在進修碩士學位者有三十余人，獲得學士學位者二十余人，所學專業(yè)包括政治經(jīng)濟學、計量經(jīng)濟學、工業(yè)經(jīng)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商業(yè)經(jīng)濟、計劃統(tǒng)計、財政金融、世界經(jīng)濟、國際關(guān)系、科學社會主義、哲學、社會學、法律、歷史、中文、新聞、教育、外語、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自動化、計算機軟件、系統(tǒng)工程與系統(tǒng)分析等三十多個專業(yè)�！笨梢赃@么說，在當時這批人中間，只有我才能與這么多專業(yè)的人對話，并把他們聚集整合起來。

　　我在代李景先起草的《關(guān)于青少年研究所國情與青年發(fā)展研究組的情況報告》中寫道：“國情組從3月份成立至5月初，陸續(xù)成立了七個課題組，它們是：勞動就業(yè)課題組、勞務(wù)消費課題組、工資課題組、流通與市場課題組、干部課題組、人口與教育課題組、青年社會學課題組。”“國情組正式成立剛剛半年，但是已經(jīng)可以看出，采取各種靈活的方法，充分調(diào)動和利用社科院以外的研究力量，進行跨部門、多學科、綜合性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是大有發(fā)展前途的。”所述七個課題組，勞動就業(yè)組有姜洪、姜漁等，勞務(wù)消費組有石小敏、劉偉等，工資組有黨曉捷、秦永楠等，流通與市場組有蔡曉鵬、張學軍等，干部組有李盛平、楊百揆等，人口與教育組有楊東平、張力、周孝正等，青年社會學組有楊利川、黃晶生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陳兆鋼著《組織論》等。1989年5月5日發(fā)行的《寧夏新書目》，“隆重推出……集國外當代政治發(fā)展之研究成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思考”的譯著9種：（美）A.J.H編《政治腐化》、（美）彼特•M•布勞等著《現(xiàn)代社會中的官僚體制》、（美）倫納德•賓德等著《政治發(fā)展中的危機與延續(xù)》、（英）K.C.惠爾著《現(xiàn)代憲法》、（美）約瑟夫•拉帕隆巴拉主編《政黨與政治發(fā)展》、（美）約瑟夫•拉帕隆巴拉等著《科層組織與政治發(fā)展》、（美）沃爾特•羅森鮑姆著《政治文化》、（美）盧西恩•W•派伊編著《傳播與政治發(fā)展》、（美）費列克斯•A•涅梅羅等著《現(xiàn)代公共行政》，預計在7—9月出版發(fā)行。我在6月9日趕到銀川，要求出版社加快印制，以免查封，但是已經(jīng)來不及了。上述9種書，我看有些20年后尚未問世。

　　《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在1989年以前由我主編，張曉明副主編；
編委有安延明、孫乃修、李河、李鵬程、劉繼、張強等。這套叢書在策劃階段先散發(fā)了一個調(diào)查表，請學術(shù)界專家學者推薦思想家人選，推薦上來一共100多人。編委會從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和前蘇聯(lián)的類似叢書中挑選原本，約稿102種，進入編輯環(huán)節(jié)80多種。其中最初由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前五本——《耶穌》、《馬基雅維里》、《蒙田》、《尼采》、《薩特》，每本發(fā)行量均高達幾十萬冊。“六四”以后，由張曉明接任主編，章建剛副主編；
他們繼續(xù)把這套書出下去，最后一共推出了64種。1989年以后出版的書中，增加了一個編委何明虹（陳子明、王之虹合起來的意思），并用此筆名出版了我的譯著《波普》。

　　如果當時允許民辦出版社，縱觀上述民間政改派的學術(shù)譯著編輯出版工作，已經(jīng)可以與一個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在這方面尤其要強調(diào)李盛平的貢獻，他既是我們當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是工作最力、成果最多的人。

　　1986年，我在《外國著名思想家》首批書發(fā)行會的發(fā)言中說明了譯叢的出版宗旨：“如果我們把世界學術(shù)文化比作一棵參天大樹，那么上面所說的那些主義、模式都只不過是它的一片片樹葉。樹葉生長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樹葉。我們編輯這套叢書，不僅介紹思想巨匠們在改變?nèi)祟愃枷敕绞胶蛢r值觀念，推動人類進步方面的杰出貢獻，而且要展示出他們對于真理的激動人心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的深切的同情�！毕Ｍ�全面地了解和推介人類文明的思想寶藏，在這一點上，我們和你們乃至八十年代的整個中國思想界，是有高度共識的。

　　一寫就寫了這么多，期待你的回音。

　　相互糾錯以求真——徐友漁回復陳子明

　　文/徐友漁

　　子明，你好！

　　很高興收到你關(guān)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別與《二十世紀文庫》的來信。首先我要說，我樂于接受你的指正，我愿意承認，雖然我自認為是在專門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思潮，但對于一些思想文化活動的人事背景與操作、推出過程，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你在信中披露的種種情況，如果你本人不說，外人不可能了解。看得出來，對于我們共同論列的第五個派別，你不但以內(nèi)部人士和策劃者的身份作出回顧，而且利用了不少當時的文字記錄，事后還研究查證了有關(guān)資料，所以，你的說法無疑具有相當?shù)目煽啃院蜋?quán)威性，對于我們研究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十分重要。

　　關(guān)于30年來的中國社會思潮，我發(fā)表了不少文章，作了多次講演，我有一種自覺和自�。喝绻�主要只是我在說，雖然我并不追求話語霸權(quán)，但萬一形成一種印象，人們，尤其是后來者，以為我所講的就是歷史，那就會造成嚴重問題。我的闡釋既受我掌握資訊的限制，也受我的見識和水平的局限。只有不同的人，特別是事件、活動的當事人，出來講述、爭論，不同故事的總和才有可能接近歷史真實。

　　我以上的感想不是客套話，而是反思和受到一些事情刺激的結(jié)果，對此，我想多說幾句。

　　中國在政治制度上是中央集權(quán)制，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不但官方如此，民間的事情也大受影響。不管人們愿意不愿意，一般而言，身處北京的人發(fā)言的機會多、聲音大，形成一種無意識的文化霸權(quán)。有的時候，不但外國人，就連中國人也把北京幾個人講的故事當成中國的歷史而不是歷史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期間年輕人對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又如“文革”中思想文化沙龍的出現(xiàn)，以及思想、文學方面的探索，北京的故事當然很有價值，但外省也有同樣甚至更為堅苦卓絕的探索和更深刻的成果，雖然我不敢斷定北京的故事遮蔽了外地的故事，雖然我認為外地的有趣故事沒有廣為人知有當事人自己的責任，但無論如何，以北京來代表甚至代替中國是不合理的。

　　我說這話不光是責備別人，而是含有自我批評。我多多少少也有這樣的毛病，身在北京，說的話往往是“中國如何如何”，甚至把自己周圍一些人做的事、說的話說成是“中國如何如何”，直到有外地的同行、朋友發(fā)出抱怨，認為不公平，認為太自我中心，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偏狹。

　　現(xiàn)實的刺激來源于兩本書：《八十年代：訪談錄》和《七十年代》，雖然這兩本書都很不錯，但我也聽到不少人的疑問：“這就是八十年代？”“這就是七十年代？”比較共同的意見是，這兩本書有兩個突出特征：一、小圈子主義，編者只找自己的熟人朋友，不去努力尋找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那個年代的人物；
二、泛文學傾向，講述者太集中于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對于那個時代的氣氛有渲染，而思想則付諸闕如。當然，書中每一個講述者的故事都真實感人，編者也沒有宣稱他們的書可以充分代表一個重要的年代，但無論如何，既然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為書名，讀者有理由希望能在書中看到那個年代思想的形態(tài)、脈動與變遷。

　　總的說來，《八十年代：訪談錄》和《七十年代》是有價值的，它們畢竟為歷史研究留下了寶貴的資料，以上的批評意見是以一種嚴格、挑剔的標準發(fā)出的，意在提醒人們，當我們不僅想表達純粹個人經(jīng)驗，而是想提供時代圖景時，必需的不僅是個人的興趣和熱情，還要有歷史感，否則當我們在彰顯某些東西時，會在無意中遮蔽某些東西。

　　談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別，免不了要對主要的流派進行劃分和概括，你在信中說：“自蘇煒在《中國之春》1992年1月號發(fā)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識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謂‘三大文化圈子’的說法，你在演講中提出了‘五大派別’，我是非常贊成的�！睂Υ�，我想補充和展開一下。

　　思想文化“圈子”、“派別”或者“山頭”的數(shù)量，是個有趣的話題。說是三個，蘇煒并非“始作俑者”。在我的記憶中，這個提法出自陳來。我記得1988年我在國外，在一份海外中文報紙上讀到陳來的文章，介紹當時活躍的思想文化派別，說是有三個：一、中國文化書院；
二、《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
三、“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由于陳來在當時已經(jīng)相當有名，本人也是文化熱中的活躍人士，海外關(guān)心大陸思想文化情況的人采用了他的說法，一時間，“三大文化山頭”的說法似乎成為定論，我當時就有“是否全面”的疑問。

　　我于1988年夏天結(jié)束留學回到北京，發(fā)現(xiàn)我所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很樂于接受“三大文化山頭”的說法，尤其是我們的主編。究其原因，我認為是前兩個山頭比我們形成早、實力強，能與他們并列，平起平坐，無形中是占了便宜。蘇煒不是這個編委會的成員，但通過趙越勝的關(guān)系和我們打得火熱。蘇煒（雖然與我關(guān)系很好，但我不得不說）對于思想學術(shù)并不在行，很講哥們兒義氣，把我們這伙人看得很了不起，愛說貶低其他山頭的話，所以在1992年又提起三個文化圈子，似乎我們這伙人最強。

　　當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闡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別與活動時（首篇文章是發(fā)表在《東方》1995年第2期上的《從“主義”到“問題”——中國學術(shù)思想近10年走勢縱論》），我感到“三大文化山頭”的概括有重大偏頗和缺失，不能表現(xiàn)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概貌，而且對于另外一些做出重要成績的個人和團體有失公平，所以我作出“五大派別”的概括，并力圖簡練、準確地刻畫它們各自的內(nèi)涵與特色。實際上，把數(shù)量從三個擴大到五個仍然不全面，所以我后來在講演、文章中還提及“貓頭鷹文庫”、“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編委會”等，但還是受自己的愛好和接觸范圍的局限。

　　比照顧到方方面面更為重要的是，要對思想本身作出準確的描述、深刻的剖析。我感到，我們兩人對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別的闡述，除了各自熟悉與不熟悉的優(yōu)缺點可以互補之外，還有方法上的不同，或許也可以甚至應該互補。

　　我偏重于思想本身，有把思想作為一個自足領(lǐng)域的傾向，描述思想與時代條件、時代需要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
你偏重于推出思想的人，推出思想過程中的人事關(guān)系，人群的聚合與重組。對于我來說，就像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樣，思想是主題，它后面的人事不論怎么變動，思想有自己運行的法則。

　　我的這樣純粹思想史的傾向使我采取了一種“文本主義”的方法，即把刊物、書籍、文章、會議作為首要的研究對象。而你偏重于一群人，他們聚集起來形成的群體，人們進入或脫離群體的過程與結(jié)果。當我談到“新啟蒙派”時，我注重聚集在《新啟蒙論叢》旗下的人，即它的編委會成員和主要撰稿人。而你的敘述則涵蓋了許許多多的人，按時間順序可以把他們叫做“理論務(wù)虛會派”或“異化派”等。我以為，你的描述的缺點是：第一，這個群體太大、太雜，很難把他們作為一派概括其思想特征；
第二，即使他們是傾向相同、氣味相投的人群，其中多數(shù)人并沒有對所加標簽的思想流派在文本上作出貢獻。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用一個思想派別的名稱來標志這么大的一個人群實在有點困難，但他們的身份、地位、知識結(jié)構(gòu)和思維特征又確實具有明顯的共同性，可能最合適的稱呼應該是“理論界的黨內(nèi)民主派”，但這個稱呼對于一個思想派別而言恐怕過于寬泛了。

　　你把第四個派別叫做“青年精英派”，把第五個派別叫做“民間政改派”，對此我很不習慣，我感覺這更像是對于社會階層和集團的劃分，不能由此感知思想文化的內(nèi)涵。

　　我更明白我的方法的問題。如果文本主義是正確的，那么我說《二十世紀文庫》編委會以鄧樸方為首沒有錯，因為該文庫每本書上都印著主編為鄧樸方，白紙黑字，有根有據(jù)，這相當于你們的公司正式注冊，登記了一個法人，出了事要拿他是問，能說他不是負責人嗎？但這反映的只是形式，而非實質(zhì)，因為不考慮實際情況，不能解釋這套書是基于什么考慮和操作過程問世的。

　　文本主義的弊害在某些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暴露無遺，由于他們不了解背景，不了解實際情況，只能根據(jù)官方報刊和民間印刷品作研究，而中國政治的特點是說一套做一套，“打著紅旗反紅旗”，而掌權(quán)者更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所以他們的研究往往很膚淺，陷入混亂、矛盾的文獻中感到茫然，我在研究文革時能比他們做得好，除了同樣掌握豐富的文字材料外，更關(guān)鍵的是我知道文字后面的人、動機、過程，文字與意圖、目的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

　　我對你們這個派別了解不多，以純思想史立場進行解釋產(chǎn)生的問題，還表現(xiàn)為把其他人的工作歸到鄧正來的頭上，這是不對的，當然過錯全在我，與鄧正來本人無關(guān)。我對以下情況比較清楚并且高度重視：“八九”事件之后，各文化山頭土崩瓦解，一些重要人物流落海外，當九十年代初出現(xiàn)一點復蘇機會時，鄧正來抓住了，成為收羅以前各山頭殘部并招募新軍的幾乎唯一的“山大王”。從九十年代起，“社會科學派”一枝獨秀，我把鄧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理解成繼承和發(fā)揚光大《二十世紀文庫》的精神和事業(yè)的實體，把鄧正來在1990年代的重要性投射到了八十年代的作用上，這有點像我平時很不喜歡的所謂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立場：用邏輯或理念的發(fā)展代替歷史事實。

　　我現(xiàn)在并不因此完全否定我的方法，因為，我們處理的畢竟是一段思想文化史，如果我們只是講述一群人做了一些事情，組織了一些活動，而不分析闡釋思想的意義，那有舍本逐末之嫌。

　　我認為，比較恰當?shù)姆椒�，是要把思想、文本和事實、歷史結(jié)合起來，用歷史過程中的事實來說明思想、文本產(chǎn)生的實際情況，用思想和文本來說明從事活動的人們的意圖和取得的成就。

　　說到這里，我認為不論是你或我，在對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說明中，都只是說明了我們的想法和表達想法的努力和過程，還沒有揭示我們思想產(chǎn)生的原因和機制。我主要想說兩點。第一，我們怎么看待當時中國的現(xiàn)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的近現(xiàn)代歷史，中國的未來，這些想法決定我們力圖依靠引進當代西方某一類思想理論，以革新中國，實現(xiàn)某種社會理想，這是需要和值得說明的。第二，間接地也是更深入地，我們應當說明，為什么在一種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強力的意識形態(tài)灌輸?shù)臈l件下，我們能夠突破從小加之于我們的桎梏，獲得新的理念，認同人類的普世價值。是哪些主客觀因素使我們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思想自我革新的？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八十年代回溯到七十和六十年代，那是真正進行探索和發(fā)生巨變的時期，需要從群體性的社會思想還原到個體的思想覺醒和精神嬗變，我們應該寫出一部基于個體和個人與社會歷史互動關(guān)系的思想發(fā)生史與精神發(fā)育史。我想系統(tǒng)地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還能就這個問題與你交流。

　　最后，我想談一談你信中偶然涉及的有關(guān)“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幾點情況，事實證明，不深入到一個派別的內(nèi)部，不是當事人，有些復雜、微妙的情況是很難準確把握的。

　　你在信中說，你與李盛平這個派別，以及包遵信、金觀濤那個派別沒有對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等二十世紀的大思想家、哲學家予以重視，而是關(guān)注現(xiàn)實問題，與你們是歷史和理工科出身有關(guān)，我認為只是表層解釋，還可以說得更深入。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特色和主打項目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主要流派與人物，比如存在主義的海德格爾、薩特，英美語言哲學的維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學派的弗洛伊德，解釋學的伽達默爾等，這也是該編委會獨樹一幟、大獲成功的原因。這個編委會的核心成員是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學所現(xiàn)代外國哲學研究室培養(yǎng)出來的研究生，他們偏重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主要流派與人物，這首先與他們所受的專業(yè)訓練有關(guān)，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認為，重視什么，在剛開放的中國從事思想文化活動選擇什么作為引進、介紹的內(nèi)容，還有一個學養(yǎng)和眼界的問題。中國與外界隔絕幾十年，對內(nèi)搞思想文化一元化，在打開國門、放眼世界的時候，怎么借鑒、學習什么，把什么擺到優(yōu)先地位，與人們對中國與世界的認識有關(guān)，與人們對思想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有關(guān)。事實上，當初我們這批人選擇學習研究現(xiàn)代西方哲學，大多不是被動、隨機的，而是有一種自覺的選擇。我記得當我決定考研究生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報考于光遠的研究生，這意味著做學問與改革，尤其是經(jīng)濟體制改革聯(lián)系最密切。我最后放棄這個打算而是選擇學習當代西方哲學，與我認為應該重啟嚴復的事業(yè)，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層次實行變革有關(guān)。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立時間很晚，成員很沒有資歷，而且書生氣很重，社會活動能力很差，為什么能夠異軍突起，而且還有那么一點后來居上的氣勢？這與各編委會的知識結(jié)構(gòu)與眼光不無關(guān)系。事實上，一些有實力的文化山頭都有擴充領(lǐng)域、囊括天下的雄心，但他們對于二十世紀的主要人文哲學思想沒有了解，他們的視野和規(guī)劃存在盲區(qū)。正是因為那些早已出道、事業(yè)有成的文化首領(lǐng)們認識不深、重視不夠，或者略有所知而對重量級對象啃不下來，才給我們這批后來者留下了一大片活動空間。不能設(shè)想，要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但不重視20世紀的最新發(fā)展；
不能設(shè)想，全力了解西方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而對最為厚重的，基礎(chǔ)性的人文哲學思想的主要流派不作深入研究。

　　你在信中說，你所屬的派別的思想傾向可以稱為“現(xiàn)代化派”，而“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傾向不是這樣。你引證我們的主編甘陽的話說，他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意識到八十年代后期實際已經(jīng)非常自覺，最明確的表述是他1988年為《1980年代文化意識》所寫的前言。

　　我認為以此來下判斷不準確。甘陽的前言發(fā)表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離編委會停止活動很近，不能代表編委會的思想傾向。當時，海內(nèi)外根據(jù)出版物和公開言論劃分、評判各個文化山頭時，把我們這個編委會稱為全盤西化的代表，雖然在官方的詞匯中“全盤西化”是個貶義詞，但對我們而言卻是褒義，我們，特別是主編，對于這個稱謂是欣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因為它準確地說明了我們工作的性質(zhì)和我們的思想傾向。甘陽也許會說，西方思想包含他喜歡的艾略特、海德格爾的反對現(xiàn)代性的思想，但只要我們忠實于當時的語境，就會同意，全盤西化等于現(xiàn)代化，而沒有后現(xiàn)代或反現(xiàn)代的意義。我不否認甘陽有質(zhì)疑現(xiàn)代性的傾向，但這一點基本上沒有在編委會的指導方針上表現(xiàn)出來，更沒有起支配作用。

　　你在信中談到了文化山頭與當時現(xiàn)實政治的關(guān)系，你引證蘇煒的話說，“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國與世界”這個圈子明確提出的口號，它暗合了捷克哈維爾提出的同樣口號。我認為，這是蘇煒把后來的認識投射到以前的思想，我從來沒有在這個編委會內(nèi)部聽說過這個口號，也從來沒有感覺到編委會有這種明確的認識。

　　你還認為，雖然“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是與現(xiàn)實政治關(guān)系較遠的派別，但最終都沒能真正脫離政治。你舉出的例證是，在1989年那場運動中，甘陽為“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lián)席會議”起草了《十點聲明》，我并不確切知道甘陽起草了這個聲明，雖然我知道他在后期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lián)席會議”組織活動中參加得很深。但我要說，主編的個人活動不能代表編委會的立場和態(tài)度，另外，他的行動與1989年的政治是一種什么關(guān)系，也比較復雜，其中還包含一些值得反省、警惕的東西。

　　記得在1989年3月，北島找到了甘陽，征集簽名，他的請求被甘陽拒絕。應該說，甘陽有行動和選擇的自由，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但甘陽的拒絕在編委會內(nèi)部引起了強烈不滿和廣泛議論，有人認為北島不是找甘陽個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文化群體的代表。一位副主編說：“他這樣，以后何以立足于士林？”這句典雅的話在圈子內(nèi)外廣泛流傳。我認為，在一開始，甘陽的態(tài)度使編委會內(nèi)多數(shù)成員失望，與大家的態(tài)度相反。

　　后來，甘陽的態(tài)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zhuǎn)彎，介入得很深，而且有的事還使用了編委會的名義，照我看來，這是不明智的，因為他的做法并沒有征求編委會的意見，而且很可能危及編委會的生存——雖然后來事態(tài)出人意料，任何人的態(tài)度和行動都無關(guān)大局。我認為，甘陽雖然是編委會的主編，但不能依他的態(tài)度來判斷編委會的態(tài)度。編委會作為一個群體，態(tài)度一般而言總是比較穩(wěn)定，甘陽則立場多變，像股市上的炒家，他有賭徒性格。他自九十年代以來又有不止一次180度的大轉(zhuǎn)彎，他的表現(xiàn)不能當成出自思想、信念來認真對待，更不能代表一個群體。

　　上面說的事情，有些很瑣碎，但要為歷史求真，小事也需要盡可能弄清楚。這一點并不容易，我仔細讀過陳方正與金觀濤合著的《從“青年文稿”到“河殤”》，其中的訪談，凡是我知道情況的都有錯誤，他們也采訪過我，我禁不住懷疑，我的記憶是不是也會發(fā)生錯誤。所以，大家來回憶并相互糾錯，恐怕是求真的唯一辦法。

　　陳子明，政治學者；
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此次通信完成于2009年5月底。

　　來源：《領(lǐng)導者》28期。天益網(wǎng)受權(quán)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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