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味”本來不應當成為一個問題，從原始社會開始，人群就分為男人和女人，估計從那時開始，男人就有男人味，女人就有女人味。只不過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階層對“女人味”的定義會有不同。

　　在狩獵采集的時代，會打麋鹿大概是有“男人味”的表現，會采果子能找到可食用的植物塊根是有“女人味”的表現。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三妻四妾、打老婆是“男人味”的表現，裹小腳、走起路來風擺荷葉是“女人味”的表現。我說“女人味”甚至在不同階層有不同定義時，想到的是一位美國黑人婦女在一個女權大會上的著名演說。這位女士對美國女權運動中的白人中產階級主流價值有意見，就在會上放了一炮，演講標題是：“難道我就不是女人？”其中大講她作為女奴怎樣挨鞭子，干粗活。她對“女人味”的定義肯定跟一個白人銀行家太太的定義不同。

　　“女人味”在中國被當作一個問題鄭重其事提出來是在改革開放之初。那時，國家百廢待興，人心思變。人們對此前的一切價值有一種狂熱的顛覆沖動。長期以來，“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女人不但從閨房走出來，而且進入了傳統(tǒng)上屬于男人的領域，下大田鋤地呀，開公共汽車呀，最前衛(wèi)的甚至下了煤礦，那兒可完完全全是男人的領地。那時，在所有的商店里都買不到化妝品，全國的女人除了上臺演節(jié)目都不化妝。都到1988年了，我從美國學了社會學回來，有一天突發(fā)奇想，坐在北京車道溝的馬路牙子上數路上的女人有多少化了妝，多少沒化妝。記得這個出于一時興起的小型調查的結果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女人化了妝。大概是因為社會上“女人味”嚴重缺失吧，有一大批人包括搞婦女研究的都開始呼喚起女人應當恢復“女人氣質”來，這是學術語言，用非學術語言來說就是：女人要有“女人味”。

　　客觀地說，我們現在的社會中，女人大多已經恢復“女人味”了，有那么多時尚雜志的引領，有占全國雜志封面90%的美女做榜樣，中國的女人雖然不見得個個向林黛玉的方向努力，不見得個個按賢妻良母的標準要求自己，但是很多女孩肯定不是像我們年輕時那樣把“鐵姑娘”（文革時對能吃苦耐勞的女人的褒稱）作為自己修煉的標準，而是有自己的一套“女人味”的標準了，其中有溫柔、美麗，也許有順從，甚至可能有性感，但是不一定有聰明、能干，更不會有攻擊性、領袖欲。用比喻來說，就是小鳥依人、春藤繞樹吧。

　　我們怎樣看待這個對中國古代社會女人氣質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呢？我的看法是，我們也許應當否定“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舊口號，但是取而代之的不應當是“時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樣”，而應當是“時代不同了，女女不一樣”。在這個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新時代，女人并沒有全體回到宋朝或者清朝，有些女人的價值改變了，不太喜歡順從，不太甘于輔佐男人的角色。有的女人愿意做小鳥，也有的女人愿意做人；
有的女人愿意做春藤，也有的女人愿意做樹。因此，新時代的“女人味”里面不僅應當包括溫柔、美麗、順從，還應當包括聰明、能干，甚至包括攻擊性和領袖欲。按這個新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前副總理吳儀難道缺少“女人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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