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研究生前，曾看過任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看過他發(fā)表在雜志上的論文。1978年到北京讀研究生，按導師黃心川先生的安排修習了任先生的佛教概論與古代漢語。1984年起跟隨任先生讀博士。其后，在先生指導下從事佛教文獻學研究，整理敦煌遺書，作為先生的助手參加《中華大藏經》的工作，亦曾在先生直接領導下在北圖善本部工作多年。幾十年相隨，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座高山�！墩撜Z》中弟子論孔子，有“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慨。對先生，我有同感。先生精通儒釋道三教，曾對我說，尤其對道教有心得。我自愧愚鈍，先生博大的學問，并沒有完全學到。先生辭世，泰山其頹。悲痛之余，深為慚愧，先生交待的工作，到現(xiàn)在還沒有做完。但先生的教導，未敢或忘。

　　幾十年相隨，先生的存在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份�，F(xiàn)在落筆，卻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處說起。這篇文章，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講先生是怎樣培養(yǎng)學生的。

　　三年碩士研究生，跟隨黃心川先生學習印度佛教。畢業(yè)論文為《那先比丘經初探》。這篇論文，我寫得很苦。一些核心觀點，自己感覺觸摸到了，卻又很難清楚地表達出來。黃先生對這篇論文能否通過曾有點擔心，一度讓我避開那些敏感的問題。但是，我已經鉆到牛角尖里了，雖然力求按照黃先生的要求去修改，但三轉兩轉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上。我向任先生表達自己的苦惱，任先生支持我的觀點。有了任先生的支持，黃先生也放心了。于是進行論文答辯。記得答辯委員主任是任繼愈先生，委員是季羨林先生、金克木先生（因故沒有參加）、黃心川先生、宮靜先生、張保勝先生。答辯會上，任先生特意拿來廬山慧遠的《三報論》、《明報應論》，讓我講解這兩篇文章的含義。實際是從側面支持我的觀點。答辯會上，先生們對后輩愛護有加。特別是季先生，雖然我的觀點與他不同，且在答辯會上與他當面爭執(zhí)起來，但依然寬容大度地對待我。最終全票通過答辯�，F(xiàn)在回想當時的情況，心里十分溫暖，也深為老師們的風采折服。

　　1984年，在同學的鼓動下，決定報考博士研究生。動機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國佛教之源，但在中國，研究印度佛教的人太少了。許多人，包括一些大家，往往一進入印度佛教領域，就會說錯話。所以，加強印度佛教的研究，非常必要。我自己學習、研究印度佛教已經6年，有些體會，有點想法。但能力實在有限，自覺好像面前有一堵墻，不知怎么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機會，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進行下去。

　　當時在我的專業(yè)范圍內，有資格帶博士的，只有季先生、任先生兩位。于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說：好，歡迎你報考。我提出兩個希望：一、希望讓我繼續(xù)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語，只有日語馬馬虎虎還能湊合。因此，外語考試希望能讓我考日語。先生當時沒有說什么。

　　過了幾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開門見山講了如下一番話：

　　關于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慮再三，今天找你談談。

　　你說希望繼續(xù)研究印度佛教。我覺得不合適。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應的條件。首先是語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這幾門語言，你都不行。如果下決心把這幾門語言學好，那就要花費很多時間。你今年已經36歲，有沒有這么多的時間？不真正搞通那些語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個二流學者。我這里只培養(yǎng)一流學者，不培養(yǎng)二流學者。再說，培養(yǎng)一個中國佛教的博士生，我心里有底。培養(yǎng)一個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樣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沒有底。

　　我考慮，你如果想報考博士生，就要改專業(yè)。改為佛教文獻學。佛教文獻學是佛教研究的基礎，我們現(xiàn)在正在編纂《中華大藏經》，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獻學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來，不能適應形勢發(fā)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發(fā)表過這方面的文章，有這個基礎。如果專業(yè)改為佛教文獻學，你要下決心，從你開始，把中國的佛教文獻學建立起來。

　　任先生讓我回去好好考慮，說：你考慮以后，愿意改專業(yè)，告訴我；
不愿意改，也告訴我。愿意改以后，如果反悔了，不愿意改了，也可以；
開始不愿意改，想想又愿意改，也可以。允許反復。然后給我講了一段王陽明的故事：王艮去與王陽明辯論，辯輸了，拜王陽明為師�；厝ヒ院�，想想不服氣，回過頭來再辯，又輸了，重新拜師。如此反復。王陽明的其它弟子很不耐煩，說這個人怎么這樣反復無常。王陽明說：這個人能夠獨立思考，很好。現(xiàn)在，在專業(yè)方向問題上，我也允許你反復。

　　回到北大，我反反復復地掂量，曾一度決定放棄報考任先生的博士生。詳細經過這里就不講了�？傊�，任何東西，如不能正確對待，都會成為前進的包袱。6年的印度佛教研究生涯，當時成為我一個放不下的包袱。但最終，還是按照任先生的指引，改攻佛教文獻學。

　　現(xiàn)在回過頭來再看這段經歷，深深感到當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確。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現(xiàn)在依然在印度佛教領域耕耘，語言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關。我雖然學過梵文、藏文、英文，但都只淺涉一點皮毛。過不了語言關，的確充其量是一個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角色。即使過了語言關，也可能干脆成為一個語言研究者。我體會，搞學術研究，與用兵一樣，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之道，因勢轉化。雖然剛開始研究印度佛教是目標，學語言只是手段。但這幾門語言本身都是博大精深的學問，值得搞一輩子。很可能學語言學出興趣，成為一個放不下的包袱，從而將主要精力花在語言研究上。畢竟研究那幾門語言，資料更多，更容易得到，比研究印度佛教更容易出成果。

　　而在中國佛教研究領域，佛教文獻學是基礎性學科。從世界范圍看，無論是巴利佛教研究、梵文佛教研究，都是先從文獻整理、研究開始。中國佛教的文獻，以歷代大藏經為代表，固然汗牛充棟，但真正用現(xiàn)代學術方法進行過科學整理的卻非常有限，還有大批資料散在大藏經之外，甚少有人關注。任先生后來經常表述這樣一個觀點：中華民族的文化遲早會復興，在文化復興之前，必然有一個資料整理的階段。資料整理，就是為文化復興做準備。這種工作，很枯燥，但總得有人來做，而且要靠中國人自己做。任先生讓我從敦煌學切入佛教文獻學，而敦煌學又是陳寅恪所謂“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先生站得高，看得遠，以他的學術洞察力，敏銳地發(fā)現(xiàn)佛教文獻學對當今乃至將來中國佛教研究的重大意義及其蓬勃生命力，指引我走上敦煌學、佛教文獻學的治學之路，從而取得今天的成果。我深深感到先生是對我學術道路影響至深的少數(shù)幾個人中最為重要的。

　　但這個問題僅從個人角度談，未免太小。上面已經談到，任先生認為，為了民族文化的復興，需要提前整理資料。他是從這個思路出發(fā)招收相關研究生。實際上，略微回顧一下任先生歷年招收博士生的情況，就可以明白先生心中有一個宗教學建設的全局。1983年先生招收第一屆博士，原定計劃2人，一個中國哲學，一個藏傳佛教。后來因故收了李申（中國哲學）一人。1984年招收金正耀與我。金正耀是道教研究，側重外丹。我是佛教研究，側重佛教文獻學。同年賴永海從南大轉來，也是佛教研究，側重佛教思想。1985年招收何光滬，宗教學原理。1986年招收宋立道，側重南傳佛教。從專業(yè)設置可以看出，先生培養(yǎng)學生，是有計劃，有目的，有布局的。顯然是根據學科發(fā)展的需要挑選學生，加以培養(yǎng)，分兵把口，希望中國宗教研究的各個領域都能均衡發(fā)展。這體現(xiàn)了先生作為中國宗教研究領導者的遠見卓識。先生給我的任務是建立中國的佛教文獻學，這與當時佛教研究的現(xiàn)狀有關，更與當時正在進行的《中華藏》編纂有關。也就是說，先生培養(yǎng)學生，立足于學科的需要，國家的需要，有著長遠的目標。

　　我認為，這體現(xiàn)了先生培養(yǎng)學生的第一個特點：立足國家需要，放眼學科全局，穿透歷史需求。

　　先生培養(yǎng)學生的第二個特點，選好對象后，既不拘一格，又嚴格要求。

　　不拘一格，講兩件事情。

　　一、入學考試。外語按照我的希望，考的是日語。專業(yè)課考卷是兩道大題，第一道題為：學術界一般認為宋以下中國佛教已經衰落，你的觀點如何？第二道題則是關于《那先比丘經》。這張專業(yè)課考卷，鮮明地反映了任先生的風格。第一道題，直入學術最前沿。第二道題，不拘一格收人才。

　　我們都知道，中國佛教史研究，宋以下至近現(xiàn)代以前，始終是最薄弱的領域。第一道題直指這一領域。如果說，20多年來，我在宋以下佛教領域有所思考，提出信仰性佛教、儀軌佛教等一些新的觀點，最初就濫觴于這張考卷。至于第二道題，本來就是我碩士論文的題目，對此，我自然駕輕就熟。

　　二、博士課程。先生一向主張，研究生以自己學習、研究為主，不要上那么多課。上課只是啟發(fā)思路而已。至于博士生，更應該通過實踐培養(yǎng)獨立研究的能力。對我的博士階段學習，先生指點了方向，交代了任務，規(guī)定我兩周匯報一次，每次依據我的匯報給予針對性的指導外，沒有為我開設過一門課，也沒有特地坐下來，專門為我講過一堂什么課。要畢業(yè)了，從研究生院領來登記表，上面必須填寫兩門專業(yè)課的成績。我既沒有上課，也沒有考試，哪來的成績呢？任先生接過表，順手給我填寫了兩個不高不低的分數(shù)。于是交給研究生院。

　　至于講嚴格要求，那事例真是講不完。我想講如下幾點體會：

　　一、提出目標，講明要求

　　研究生考試結束，還沒有正式發(fā)榜，先生便把我叫去。以往與先生也經常見面，先生從來非�？蜌�、和藹，但這次與不同以往，先生與我作了一次十分嚴肅的長談，所以至今記憶猶新。

　　先生指出：你沒有上過大學，屬于自學成才。自學成才有好處：肯吃苦，某些領域的知識比較豐富。但也有缺陷，知識結構不均衡。因此，要認識自己的缺陷，補上自己的缺陷。

　　先生又說：我講過，我只培養(yǎng)一流學者。你自己要立下志向，向一流學者去努力。你以前興趣比較廣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專業(yè)上，不要旁騖。不要東搞一點，西搞一點。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做出成績。他舉了一位挺有名的先生做例子，說：“以前，我不會在你面前講這種批評他的話，今天我要講一下。他這也搞，那也搞，幾十年了，到底是搞什么的呢？你要接受教訓。敲鑼賣糖，你的鋪子到底是賣什么的？要明確�！�

　　先生說：你聰明，肯動腦筋，是好事。但有時不扎實。你要培養(yǎng)自己“沉潛篤實”的學風。學問要做扎實。一是一，二是二。你以前的碩士論文，為什么不能充分說服人？就是材料不足，根據不足。材料充足了，問題自然清楚了。

　　先生說：我們現(xiàn)在正在編纂《中華大藏經》。你的任務是從敦煌遺書入手，把敦煌遺書中那些沒有被歷代大藏經收入的資料整理出來，準備將來收入《中華大藏經》。你要踏踏實實地從原始資料著手，對敦煌遺書一號一號地進行研究、整理。在這個過程中，認真研究敦煌地區(qū)佛教的特點。你的博士論文，可以以“敦煌佛教”為題目。

　　二、嚴格督促，決不放松

　　那次談話時，先生規(guī)定我每兩周到三里河寓所去一次，匯報兩周的學習情況。

　　從1984年秋天正式跟從任先生學習佛教文獻學，到1988年夏天論文答辯，整整四年。四年中，如無特殊情況，則風雨無阻，每兩周與先生見一次面。起先是單獨見面，沒多久，先生讓我參加《中華藏》領導小組。這個領導小組也是每兩周開一次會，以研究、解決《中華藏》編纂中的各種具體問題。于是，學習匯報與小組開會便結合在一起。一般是先開會，會后我單獨留下，匯報兩周的學習。每次匯報，必須有扎扎實實的內容。這兩周，看了哪些書，研究了多少敦煌遺書，有什么收獲、心得？有什么困難、問題。先生則對機予以指導。因為先生認真，我不能不認真。所以，每次基本上都能夠帶著問題去，帶著收獲回來。

　　三、不僅言傳，而且身教

　　對我每次提出的問題，有些任先生當場給予解答。有些他讓我請教其它先生。比如，他說周紹良先生在佛教文獻方面很有造詣，便向周先生打了招呼，讓我有事多向周先生請教。當時周先生在法源寺佛教圖文館上班，于是我經常往法源寺跑。周先生對我的教育、培養(yǎng)，也是我終生難忘。此外，任先生還曾介紹我登門請教張政烺先生、周一良先生等。

　　回想當年任先生說“培養(yǎng)一個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樣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沒有底”，回想他讓我就一些問題請教其它先生，深深為先生的人格所折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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