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又是一個發(fā)展速度很快的國家，且是一個基尼系數越來越大，城鄉(xiāng)差距越來越大的國家，在整個發(fā)展過程中，農民相對收入越來越少，相對狀況越來越差，因此，社會各界似乎一致認為，中國必須改變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以讓農民和城市人同樣享受到經濟發(fā)展的好處，讓農民也可以過上城市人的生活。農民無疑是向往城市生活的，電視天天在向農民傳播著現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城市小資生活情調讓所有農村青少年陶醉其中，因此，無論從事農業(yè)生產是否賺錢，農村青少年在初中或高中畢業(yè)以后，幾乎無例外地要到城市走一通，打工闖天下成為農村青少年僅次于讀大學的夢想。

　　到了城市打工，農村青少年很快就會發(fā)現，城市夢仍然是有些遙遠：雖然打工可以掙比農業(yè)生產更多的錢，但打工很辛苦，每天的勞動強度不大，勞動時間卻很長，且不自由，城市的打工生活與電視告訴他們的城市小資生活，在情調上相差很遠。好在青少年體力好，精力旺盛，可塑性強，他們很快就習慣于這種單調、乏味和長時間的打工生活，并且習慣于工廠生活的干凈和規(guī)律。

　　進城務工的農村年輕人，除少數例外，絕大多數人很難在城市通過打工，獲得足以在城市安居下來的收入，他們必須在農村奉養(yǎng)父母，依靠農村父母的農業(yè)收入來成家，來生兒育女，來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他們必須將自己的子女留在農村家中，讓年老的父母照看，他們逐步成為從城市務工中賺取收入以維持在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龐大群體。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城務工的農村年輕人，年齡增大了，忍受強體力勞動的能力和完成技巧性勞動的能力降低，超長勞動時間難以忍受，務工收入并未隨著務工年限的增長而增長，反而隨著年齡增長而越來越少。到了中年，就很難再適應高強度的工廠勞動，這個時候，進城尋找小資情調的夢已破碎，對生活要求變得越來越現實，雖然他們已經不太適應農村的臟亂差，但他們也發(fā)現了農村的好處：農業(yè)生產很自由，農閑時間多，農村消費低，農村空氣新鮮，果蔬新鮮，以及農村的錢耐用，農村用錢的地方也相對較少。近年來，隨著農業(yè)稅的取消和新農村建設發(fā)力，外出多年的農民突然發(fā)現，農村的生活條件大有改善，而農業(yè)機械化又極大地減輕了農作體力，農村并非他們青少年時期所想象的噩夢，而城市也并非他們所想象的天堂。他們認識到，他們過去所向往的城市光鮮生活，其實只是城市一部分人的生活，而農村生活中也不乏美好的東西：農村生活并不缺少美，而缺少發(fā)現。與其到城市做人下人，不如在農村做人上人。

　　農村因此成為進城務工但卻不能因此創(chuàng)造在城市完成勞動力再生產條件的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最終歸屬，或者說，進城失敗的農民，他們還有一個相對不錯的農村歸屬，他們在城市生活得艱難困苦時，就可以回到農村過那種有點世外桃源的溫飽有余基礎上的生活。又因為他們可以回去，而不必非得呆在城市忍受苦難。

　　在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下面，進城務工農民中，只有不超過30%的農民可能在城市碰上好運氣：獲得穩(wěn)定的高收入的就業(yè)機會或做生意賺了錢，而70%以上進城農民注定是不能獲得在城市安居所需收入條件。也就是說， 70%進城農民最終都不得不再回到農村。

　　問題是，進城務工失敗的這70%農民還回不回得去農村，還能不能回去過那種溫飽有余，與自然親近，有點悠閑又花費不多的生活。若不能回去，數量龐大的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的農民，就不得不在城市尋找維持溫飽的職業(yè)，城市那些僅夠維持溫飽的職業(yè)，就成為眾多不再能回去農村的農民所競爭的目標，而越多的人來競爭這類目標，這些參與競爭的人們就越是難以獲得良好的收入可能性。城市只有很少的人在揀破爛時，破爛王的收入可以支撐起他們在城市的體面生活。當越來越多進城農民不再能回到農村，而不得不在城市揀破爛時，揀破爛就只會有越來越少的收入。

　　正是因為當前中國在部分進城失敗的農民可以返回農村，而不是不計代價地呆在城市競爭維持溫飽的邊緣性就業(yè)機會，而使留在城市的農民工仍可以獲得溫飽線上的收入，回村的農民工也可以獲得體面的生活。這樣一種格局下面，一方面是城鄉(xiāng)差距在拉大，城市內部的結構也在分化，一方面是整個社會并未在局促有限的城市空間中形成嚴重的兩極化，中國最底層的社會仍然可以保有溫飽以上的生活，而不至于挨餓。這應該是中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的最大秘密，又是中國農民所享受到的底線人權。據國際糧食署的統(tǒng)計，當前世界，挨餓人口的數量約在9億多人，而2008年挨餓人口又將增加7 500萬。在全球近10億挨餓的人群中，中國挨餓人口應該是比較少的。據我們的調查，當前中國農村，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農民數量應低于3 000萬，如此算來，中國最下層的人口生活的質量，是遠高于世界最下層人口生活的質量。按10億人挨餓的比例，全球每六個人就有一個挨餓，中國13億人，應有二億多人挨餓。實際上，中國未解決溫飽問題的人口數量可能只有二億多人的十分之一，這對于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

　　二

　　前不久到湖北京山農村調查，發(fā)現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出現了一個持續(xù)多年的土地流轉高潮。我們調查的孫橋鎮(zhèn)沙嶺灣村，90年代以來，共有約50戶(全村500戶)將房子和承包地一并賣給四川來的移民，而進到城鎮(zhèn)務工經商。農民進城的動力既來自農業(yè)的推力，又來自城市的拉力。農業(yè)的推力是90年代高額的農民負擔，種田劃不來，而城鎮(zhèn)務工經商的誘惑，使農戶愿意以極低的價格將房屋和承包地賣掉，而轉移到城鎮(zhèn)。我們調查的孫橋鎮(zhèn)就在90年代中期修建了商貿一條街，均是上下兩層的臨街樓房，一層做商業(yè)門面，二層做家居用房。附近農民包括沙嶺灣村農民將自己的房屋和承包地以極低價格賣給外地來的移民，而以較高的價格買了商貿街的臨街房。這些買了臨街房的農民，自然不可能都做成生意，——城鎮(zhèn)并不因為開門店的人多起來了，就會有更多人來購物，城鎮(zhèn)及推而廣之的城市就業(yè)機會并不因為人們有更強烈的就業(yè)愿望而無限增長。我們在調查期間，到讓如此眾多農戶賣掉房屋和承包地的商貿街考察，發(fā)現商貿街90%以上臨街門面房都關門閉戶，戶主外出打工去了，只有不足10%的門面仍在慘淡經營，其中不少家是開麻將館供農民娛樂。

　　沙嶺村不僅在高農民負擔階段出現了一波農民賣斷房屋及土地的高潮，而且在取消農業(yè)稅后再次出現了賣斷高潮，甚至有30例賣斷發(fā)生在2004—2006年。不同的是，在90年代，一般農戶賣斷房屋和承包地(戶均10畝)，價格大多不超過1萬元，其價格甚至低于賣斷住房的造價。而在取消農業(yè)稅后，農民賣斷房屋和承包地的價格上漲到3至5萬元，其價格已在賣斷房屋的價格之上了。最近出現的一例當地農民認為不可思議的高價賣斷的例子是，一個農戶竟以8.5萬開價賣掉其房屋和16畝承包地，當然，這個農戶的住房也的確是大而好的，是造價高的。目前，這個具有大而好的住房再加上16畝耕地承包權的農戶還沒有找到買主。農戶賣斷房屋及承包地，大多是要以此來應對他們的各種急需。2004年沙嶺灣村一個農戶以1.5萬元賣掉自己的住房與14畝耕地，是因為在縣城理發(fā)的兒子結婚，急需用錢。賣掉房子農戶的弟弟非常希望獲得自己兄弟土地的承包權，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像樣的經營規(guī)模(他自己有12畝土地)，但他說自己拿不出1. 5萬元錢，而之前的2003年，賣掉房子農戶的弟弟花5萬多元修建了新的樓房，且現在每年純收入早已超過1萬元。

　　問題不在于買房屋并因此獲得土地承包權的農戶，而在于那些要錢急用并因此賣掉房屋和承包土地的農戶的狀況。除少數因為子女考上大學并因此在城市獲得穩(wěn)定就業(yè)和收入的家庭，及少數在城市做生意發(fā)了財的農戶，絕大多數賣掉房屋和承包地進城的農戶的處境，似乎并未比在農村的原有處境好。糟糕的是，在沙嶺灣村，在90年代賣掉土地進城的農民的生活狀況，遠不如那些仍在農村擁有房屋和承包地，從而可以有效依靠家庭人口生產周期來靈活應對務工務農，并因此可以獲得更有體面及更多尊嚴，也生活得更好和更多預期的農戶的狀況。在農村占有土地和房屋的家庭，在務農與務工之間，在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可謂進退有據。

　　而那些賣斷房屋及承包地的農戶，隨著年齡的增長，打工收入越來越少，務農收入一塊又已不再有，這些家庭就越來越難以在城市生活下去，也越來越難以租得起房子。他們又不好意思再回到村莊生活。只有那些的確沒有出路又“臉皮厚”的農戶，不得不再回到村莊，找塊荒地建一個又破又小的房子住著。他們沒有了承包地，收入來源少，住得條件差，而10年前，他們絕決地將自己辛苦建造的住房和可以獲得收入的承包地低價賣斷給他人了。他們不得不過著比過去更加困難、更不體面的生活。

　　十年前賣斷房屋和承包地的農戶，還只是整個中國的極少數，而若現在是相當部分農戶賣斷承包權，置自己于死地而希望在城市獲新生，則進城農民之間的競爭就會更加殘酷，且最終不得不淪入貧民窟及不得不重回村莊苦度余生的農民，就不會是一個小數目。

　　這個意義上，讓農民進城后，還可以回到村莊，回到過去那些溫飽有余的生活當中，正是當前中國農民應該享有的最基礎的人權。

　　來源：華中科技大學學報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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