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發(fā)寫這樣一本書的念頭，是一個偶然事件促成的。

　　1999年，文藝界的老前輩黎辛先生在《縱橫》發(fā)表了《文藝界平反冤假錯案的我經我見》一文，以親歷者的身份談到丁玲因“歷史問題”而平反的艱難，但其中的原因卻沒有談及，給我留下了何以如此的問號；
而且，由于黎文大多是靠記憶和“近年隨風飄來的”的“數(shù)據(jù)”（黎辛語），難免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我忽然想到，我曾看到過當年為丁玲平反時中國作家協(xié)會所編印的有關丁玲“歷史問題”的完整的材料，何不根據(jù)這些材料，對黎辛前輩的文章作點辨證和補充？于是，我寫成了《丁玲歷史問題結論何以反復——對〈文藝界平凡冤假錯案的我經我見〉的辨證與補充》一文�！犊v橫》的編者本著學術民主的精神，將拙文稍作刪節(jié)發(fā)表了。

　　不料，我這篇本意是作點“辨證與補充”的小文，卻引起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時任《縱橫》主編的汪新兄告訴我，黎辛先生對我的文章很有意見，準備寫反駁的文章。我認為，這樣沒有什么不好，學術爭鳴，百花齊放，我的小文能引起黎辛先生更多的回憶，對學術界也是好事。同時，出于對黎辛前輩的尊敬，我請求時任《縱橫》編輯的張建立女士能帶我去看看黎老前輩，先當面聆聽他的教誨。黎老前輩同意了。

　　在張建立女士的陪同下，我聆聽了黎老前輩一個多小時的教誨。黎老前輩大致給我講了丁玲歷史問題結論過程中的一些人事關系，的確使我很受教益。但是，他對我的文章的評價，卻讓我難以接受。他說，1、我的文章沒有給讀者一個合乎邏輯的引導。理由是，我沒有著重強調1940年和1984年丁玲的歷史問題結論。其潛臺詞是，是不是我對這兩個結論有什么看法呀？2，對于一些特殊環(huán)境下留下的材料，是不是可以用？3、我這樣寫，客觀上為周揚等人作了開脫。

　　現(xiàn)在想來，黎辛前輩大概把我看高了，以為我是一個很在行的文學史研究者；
同時，認為我這篇文章似乎是受什么人指使。其實，那時我還是一個在這一領域門外探頭探腦的人，處在為入門而苦讀書和采訪的準備階段，對這一領域所能牽涉到的人和事沒有絲毫戒備，更談不上背后有人托著的問題——我倒是真希望有這么個人能給予我?guī)椭�的。所以，黎辛前輩才以耄耋之身，要繼續(xù)寫文章。

　　其實，我寫文章進行“補充與辯證”，出發(fā)點很簡單：我讀到黎辛的文章后，第一感覺就是，丁玲歷史問題的復雜，在于她給國民黨寫的那個字條，又不在于那個字條。因為，像1984年中央組織部給丁玲所做的結論所說，這個字條的確不算什么，構不成什么需要審查的問題；
而為什么我又認為在于這個字條呢？因為是丁玲的做法把問題搞復雜化了。如果丁玲在1940年陳云、李富春代表中央來給她作結論時就把這個字條的事情向黨交代清楚，不就什么事情也沒有了嗎？可是，當時丁玲有向組織交代后怕組織不信任的心態(tài)，就把此事有意隱瞞了，以至于到1943年審干時才補充交代，并做了那樣上綱上線的自我批判。這樣，事情就復雜了。復雜之處在于：對于有著嚴格組織紀律、對黨忠誠的人來說——每個黨員對組織忠誠是這個組織自始至終的要求，丁玲的做法就有了對黨不忠誠的嫌疑。在中共的歷史上，像丁玲這樣做的人也還有一些，有的人甚至為此付出過代價，像在黨內比丁玲地位高許多的潘漢年，在血與火的年代，為黨出生入死，但因為沒有向組織說出見過汪精衛(wèi)的事情，后半生則在磨難中度日，以至于含冤謝世后才獲得平反。應當說，丁玲也好，潘漢年也好，在當年的環(huán)境下鐵的組織紀律面前有顧慮，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和平的環(huán)境下重新看待這一切，都不算什么——中央給兩人平反的做法也證明了這一點；
至于我本人，從不認為認為丁玲因為這么一點事情就應該受到那么大的磨難，同時，我也決沒有不同意中央結論的想法（我那敢作如此之想）。所以，我寫這篇小文，純粹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fā)。

　　后來，黎辛與我商榷的文章寫出來，《縱橫》的編者在發(fā)表之前也送給我看了。黎辛文章在鋪排史實的同時，向讀者傳達的是這樣一個意思：1984年中央為丁玲所做的結論是正確的，探討這個結論的來源，就是對中央結論的否定。這可是一頂大帽子，我當然很重視。于是，我也給《縱橫》編輯部寫出了一個簡短的聲明，主要是強調一點：我所作的只是學術探討，我是擁護中央對丁玲歷史問題的結論的。《縱橫》將黎辛的反駁文章和我的聲明（作了刪節(jié)）刊載在同一期上了。

　　與黎辛這場筆墨官司過后，我再一次研究了丁玲的有關材料。我認為，我與黎辛在總的方面并沒有什么分歧：我們都認為中央給丁玲的歷史問題結論是正確的。但從學術角度來說，中央為什么給丁玲再作一次結論，總得有個前因后果。因此，從學術探討的角度來說，我并沒有錯——歷史就是歷史，誰也不是完人，如果非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完人，弄巧成拙不說，最重要的是要愧對歷史。同時，針對黎辛的批評，我覺得應該從正面闡述的方式寫一篇文章來作答，把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都寫出來。于是，2000年5月底，我完成了兩萬字的《丁玲歷史問題結論的一波三折》一文。那時，我正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任社長助理兼編輯部主任，就把文章給了副主編韓鋼兄。韓鋼兄看后，認為很好，囑我不要在其它地方發(fā)表，就發(fā)在《百年潮》。后經過主編及主管領導審閱，發(fā)在2000年第7期上。

　　不料，文章發(fā)表后卻陡生風波。首先傳來的消息是，與丁玲有過很深交往的楊桂欣先生對此文有意見，說我美化周揚，替周揚開脫。周揚與我非親非故，我何以要為他開脫？再說，就是我想為他開脫，歷史俱在，我開脫的了嗎？我當然沒有這個意思，就給他寫了一封信予以解釋。信中我憑記憶引用了恩格斯（其實是馬克思）的一句話，大意是說一個人本來想進這個房間，卻被引入了另外一個房間，我認為，楊桂欣的反應顯然是走入了另一個房間。其次，稍后主編楊天石先生告訴我，中國丁玲研究會要為我這篇文章專門開一個討論會。為我的一篇小文開討論會，這倒讓我一則一喜，一則一俱。喜的是，這篇小文引起那么大的重視；
俱的是，從楊桂欣的反應來說，這個會不是一個批判會吧？但不管怎么說，既然是為我的文章開會，我當然愿意去聽聽，哪怕就是批判會也不能對我缺席批判，我畢竟可以明白自己到底錯在哪里。于是，我主動要求參加這個會。經楊天石的聯(lián)系，我被獲準參加。

　　8月3日上午九點，會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小會議室召開。關于會議的情況，我就不做描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后來發(fā)表并被楊桂欣多次收錄在書中的發(fā)言記錄。這里，我只說一段小插曲：

　　那天我到得比較早。進門后見到一位矮小的老者在張羅會場，我向他確認會議是不是在這里召開。他問我是誰，我報上姓名同時問他貴姓。“陳明”。我趕忙恭敬地伸出手，不料，陳明卻轉身了，我伸出的手僵持在半空中，許久不知道怎么放下來。“這人怎么沒有風度�！蔽野蛋档叵胫�，然后訕訕地找個靠邊的位置先坐下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陳明。在我來參加這個會之前，我的一位也作編輯的朋友警告我說，你不要不重視這件事，陳明特不好惹。王蒙寫過一篇談丁玲的文章，陳明組織了一批人寫文章進行批駁；
陳徒手也寫過一篇丁玲的文章，也遭到了陳明的批駁。我說，你說的事情我知道一點，這無所謂的啦，不同的觀點和看法進行交鋒，對學術繁榮有利。朋友說，如果這樣倒也沒有什么，可是你不知道，陳明最愛做的一件事就是向上面告狀。朋友舉例說，她那里摘過一篇公開發(fā)表的黃秋耘回憶錄中關于丁玲的一段回憶，陳明就興師動眾地給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寫信，并附上自己的反駁文章，書記就批給他們，搞得編輯部很緊張。“我算是領教此人的厲害了�！� 朋友憤憤不平地說，“其實，陳明直接把文章寄給我們，我們當然發(fā)，可是他偏偏采取這種方式。表面上顯得自己有黨性，其實一篇學術文章與黨性何干？他這是倚老賣老，用關系找權力，然后以權壓人。”朋友再一次警告我說：一定要把事情想的嚴重一些。我倒是滿不在乎。我想象不出我這篇小文有什么可告的由頭，還有，現(xiàn)在月朗天霽，政治與學術早就分成兩鍋了，即使告了又有何妨？

　　后來事情的發(fā)展，果然驗證了朋友的警告：首先，8月3日的座談會上，就是“作協(xié)黨組委托”的會議——一般情況下這代表著組織上的行為，使我這個與會的小字輩不知該驚恐萬狀還是該受寵若驚。其次，陳明真的向中央領導寫信了。陳明告狀的由頭讓我非常吃驚。說這篇文章是“否定改革開放以來撥亂反正的偉大成果”云云（我沒有看到原文，是當時領導傳達的意思，從后來發(fā)表的座談會冠以《撥亂反正的歷史結論必須堅持——中國丁玲研究會針對<百年潮>雜志發(fā)表<丁玲歷史問題結論的一波三折>一文召開的專題座談會記錄》的題目來看，也證明有這頂“帽子”的），這么大的帽子，虧他能想得出來。政治與學術不但放在一鍋里煮，還能煮出“花”來！陳明果然厲害！我也因此被撤掉了社長助理兼編輯部主任的職位。這其中的曲折不說也罷。讓我始終耿耿于懷的是，因為這篇文章，讓《百年潮》的同仁、我的領導都很緊張。給他們添了這么大的麻煩，直至今天，我心里還是很內疚。

　　事情過后，我也基本上沒有工作可做了，有了大把的時間，我倒真涌起了認真地研究周揚與丁玲關系的念頭。本來，在我開始作周揚的研究時，我倒是把與周揚關系密切的毛澤東、魯迅、胡喬木、馮雪峰、夏衍等人一一列出來，單立一個搜集材料的“活頁夾”。我也知道丁玲與周揚關系更多一些，名單里之所以不列她，是因為她與周揚的關系牽涉了諸多的個人是非。而且，我也擔心，面對著受了那么多磨難的丁玲（我始終不同意丁玲身邊的人所說的這磨難是周揚給的說法），我要描述他們的關系會帶著朦朧傷感的淚水給予丁玲一份同情，這就會讓我無法冷靜地直面歷史。

　　現(xiàn)在，既然陳明給我戴了那么大的帽子，倒激起我進一步探究周、丁關系的勇氣，我倒要看看在丁玲遭受磨難的過程中周揚到底起到多大作用。2003年，我完成了《周揚與馮雪峰》一書后，即開始《周揚與丁玲》的寫作。2004年底，我決定把這一題目改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冤案始末》，詳細地描述這場冤案的曲折，并完成了初稿。其后，一直在修改，直到2007年1月正式交付出版社。

　　在這一過程中，我得到了諸多學人的鼎力幫助；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老師得知我的研究后，以淵博的學識助我，以兄長般的寬厚鼓勵我，書稿完成后，他在百忙中通讀全書并作序為之添彩。

　　著名學者朱正先生給我提供了諸多的數(shù)據(jù)。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主任關信基博士，為我提供了一段難得的安靜的寫作時間。在受邀在中心作訪問學者的時間里，中心豐富的藏書為我的研究提供了以往看不到的資料。本書的成稿正是在這一段時間里完成的。

　　本書引用了我對文壇老前輩們口述資料，他們的講述，不但為學者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數(shù)據(jù)，而且豐富了本書的內容。

　　我的朋友陳曉萍女士（《中國新聞周刊》主編助理）通讀了書稿，不但當了義務校對，并提出了諸多建設性的意見。

　　蕭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仰東（《人民政協(xié)報》高記編輯）、孟紅（《縱橫》雜志社）、羅靜文（首都師范大學圖書館）、史義軍（自由撰稿人）等朋友在數(shù)據(jù)上提供了無私幫助。

　　書稿交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后，審閱本書稿的學術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們提出的修改意見，對于啟發(fā)我的思路，重新梳理寫作思路，有重要的貢獻；
出版社的陸國燦、偉強先生以及本書責任編輯張雅苗女士付出了辛苦的勞動。

　　在此，謹向他們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徐慶全

　　2007年5月30日于北京．樂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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