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是金融危機，中國是初級的結構性生產(chǎn)過剩危機。為滿足美國人民需要而擴張起來的中國沿海地區(qū)巨大產(chǎn)能，突然像被結扎的育齡婦女，不再受孕。機器停了，廠門關了，工人被辭了……

　　這時候就產(chǎn)生了不同的解救危機的思路：是通過減稅等福利性政策擴大居民消費，來刺激有效需求，逐步消化產(chǎn)能過程；
還是通過高稅收，把資源動員到政府手里，用政府投資拉動投資，增加就業(yè)崗位？從目前情況看，國人青睞的是第二條思路。

　　不信請看最近的新聞：總投資為300億元的天津官港生態(tài)游樂園將于3月份正式啟建，預計2015年全部建成，這將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內沙灘浴場；
一棟高達 646米、投資逾百億的“平安國際金融中心”將在深圳動工，這一高度將超越在建的632米的 “上海中心”，它將成為中國第一高樓；
西安火車北客站將投資58億，有望建成中國第一、亞洲最大的客運火車站；

　　這三條新聞的關鍵詞都是最高比較級，不是“最大”，就是“第一”。還值得注意的是，總投資達４００多億的“最大”或“第一”項目，都不是生產(chǎn)性項目，也不是教育、醫(yī)療、圖書館、博物館等提升國民身心素質的短缺項目，除了火車站外，都是“樓堂館所”。

　　2004年開始免征農(nóng)業(yè)稅，終結了數(shù)千年來農(nóng)民交皇糧的歷史，政府為這項千古一遇的工程花了多少錢呢？1000億（當年的農(nóng)業(yè)稅總額）。而上面所提的項目，就相當于這項工程的一半！難怪在一次小型會議上，一個企業(yè)家擔心，4萬億救市資金，救的可能主要不是人，而是“鐵公‘雞’”——鐵路、公路、機場。從上面的情況看，連鐵公雞都沒有救，救的是某些人瘋狂的欲望。當時，周天勇教授也說，從社會輿論對救市方案的反應，可以看出四熱四冷：政府熱民間冷，國企熱民企冷，大公司熱小公司冷，官員熱百姓冷。

　　從歷史上看，中國有一個千年難治的痼疾：興盛和危機時刻都喜歡大興土木和大干快上。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秦始皇。他統(tǒng)一六國之后，秦帝國處于興盛與危機并存的時刻：興盛是因為它集中了六國資源，并且建立起了一元化的高度集權的資源動員體制；
危機是因為它對內暴政對外黷武激起民怨沸騰。

　　為了消耗資源，以及百姓的精力和仇恨，秦始皇舉國進行當時全球最大的工程建設：秦皇一共修建了至今仍然是中國最著名的3條水渠，其中鄭國渠和都江堰是統(tǒng)一前修的，南方的靈渠是統(tǒng)一后修的；
道路建設是一個更大的工程，據(jù)估算，秦修筑的道路總長度為6800公里，據(jù)《劍橋中國史》的作者說，這個長度，比吉朋估算羅馬時代，從蘇格蘭境內的安東尼斯墻通到羅馬，然后止于耶路撒冷總長為5984公里的道路還要長近1000公里；
比這個還要著名的工程是萬里長城，動用了30萬人，費時10年；
和長城同樣有名的是阿房宮，花的人工少些，花的錢更多；
比長城工程更浩大的是驪山陵寢，動用了60多萬民工。這些項目建設，對后世功不可沒，但卻加深了秦帝國本來就在流血的傷口。上世紀50年代后期的“大躍進”，其結果也不理想，“三年自然災害”，不過是對人為危機的一個遁詞。

　　不過，把歷史上的大興土木和大干快上，和今天的政府救市混為一談，肯定是錯誤的�；食瘯r代的大興土木，是傷民，不是安民，是通過勞役搜刮民脂，不是安排就業(yè)。但在一點上有共通性，那就是都涉及資源配置問題�；食瘯r代的資源，全部由政府來配置，而且按照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方向配置；
今天的資源，是政府和市場共同配置，是增大政府的配置份額，還是相反；
是通過減稅讓納稅人自己來配置資源，還是相反，這才是今天的問題。

　　在選擇救市思路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是，第一，政府主導分配救市資金，在西方可能有效，在中國未必有效，因為對政府的約束條件不同（民選與非民選），接受救助的企業(yè)性質不同（國有與非國有）也不同，在人家那里可能刺激就業(yè)，在我們這里可能刺激官員尋租；
第二，在政府分配投資，和投資主體仍然是國有企業(yè)的條件下，加大投資，是否必然拉動就業(yè)？第三，刺激投資能否緩解我國的結構性生產(chǎn)能力過剩？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考慮清楚，大興土木式的救市就不知道是福還是禍。

　　原載2月10日網(wǎng)易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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