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溫州人已走在全國前頭推行習俗觀念的改革了。而推行這一習俗觀念改革的先行者陳虬先生，1903年1月1日于他一手創(chuàng)辦的甌文學堂溘然長世了。創(chuàng)造表記溫州話的文字說明溫州人已是“大”中國中的“小”社會主體了，有自己的語言、習俗、倫理情操。而溫州這個小社會只是浙江十一個府中的一個，今天，浙江的走向引領著全國開放改革的去向，而浙江的改革又以溫州為先。

　　浙江的近代改革始於鴉片戰(zhàn)爭，是龔自珍發(fā)出了第一個號聲。而真正在鄉(xiāng)村社會實行近代改革的則是在太平天國以后的瑞安縣。孫氏兄弟以翰林身份回鄉(xiāng)辦學興教，他們著眼處并非是“以夷制夷”的洋務思路，而是重建文化資源。他們在南宋永嘉“事功”學派的思想中發(fā)現(xiàn)了建設近代中國的思想養(yǎng)料，以此為號召，培養(yǎng)了一代新型人材，溫州社會從此開始成為推動全國改革的思想策源地。

　　近代溫州的“三杰”——陳虬、陳黻宸、宋恕既效力於鄉(xiāng)邦，又都是具有全國影響的變法改革志士。洪振寧先生說，溫州人在傳播中原文化的過程中又轉化了傳統(tǒng)的文化理念。這是非常妥當的見識。西方人有“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之說，然而溫州的文化傳統(tǒng)非獨是“小傳統(tǒng)”，轉化實是創(chuàng)新的過程，轉化后的文化理念又形成了一個“大傳統(tǒng)”。宋恕的變法思想立足於鄉(xiāng)村，他的“更西服”主張實宣告了中國文明向全球文明的轉軌，經譚嗣同的發(fā)展形成了一個“功事”與“民主”相結合的近代中國的精神源流，到梁漱溟的“鄉(xiāng)治”思想又一次顯示了中國社會內在更新的活力。

　　新文化的觀念先在一時一地形成，然后從近到遠擴散傳播，最終改換了中國的面貌，那末，我們要問，為什么是溫州，而不是中國其他的地方？劉練軍用“社會資本”的概念來說明，但從溫州人想要自己的語言形式這點來看，在近代溫州，已有了把指頭握成一個拳頭的社群意識，溫州人很早就領悟了一種近代的生存方式——社群合作。溫州人是通過近代觀念的傳播形成了自己的群體，這實是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一種資本。知識分子與民眾的距離很近，官僚與社群也非統(tǒng)治與被治的關系。民眾對宗教的需求可以得到合理滿足，知識分子不以激進相標榜。我們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一種反現(xiàn)代化的文化保守主義反而成了現(xiàn)代化進程的前排兵。這就出現(xiàn)了本土化與全球化雙向共進的當今課題。當今溫州社會的新貌是近代溫州發(fā)展的結果。

　　人類正在向信息社會發(fā)展，一種跨地域、跨國界的互動發(fā)展模式正在出現(xiàn)。文化是形成社群的要素，社群合作才是資本的來源，因此，可以說，資本主義是一種社群合作的文明，而把重點放在“文明”上，就是將主導21世紀走向的“知”本主義。能否把有形的資本轉化為無形的文化，又以無形的文化去創(chuàng)造有形的財富，取決于溫州人文化更新的能力。在大一統(tǒng)政治高壓下，地方社會最缺乏的是對普世人權觀念的體認，追求財富本身成了目的，于是，環(huán)境與外來勞動力成了獲得財富的手段。在亞洲經驗中，自由化日本成了把發(fā)展的基礎放在對人權尊重上的典范，在溫州近代“三杰”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前路的地圖，需要一個社會共識——建立一個指導溫州改革發(fā)展的信息開發(fā)與交流的機構，而這個機構要把基礎放在對溫州本土人文資源的研究與利用上。在封閉的政治與開放的社會中，溫州能否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子關乎全局。（改定于200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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