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以后，其研究方法和體系引起不少批評。比如，1953年卡爾·J·弗里德里希在他組織的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關于極權主義的學術會議上，圍繞界定極權主義的概念問題，他持肯定觀點，提出了關于極權主義的5個特征：1，一種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
2，一個信奉這一意識形態(tài)并且通常由一個獨裁者領導的單一的政黨；
3，一個發(fā)達的秘密警察系統(tǒng)；
4，對大眾傳播媒介的壟斷；
5，對軍事機器的壟斷。1956年，他與布熱津斯基合作，出版了在極權主義理論發(fā)展史中至關重要的著作《極權主義專政與獨裁》，補充了第6個特征，即一種直接的中央計劃經(jīng)濟體制，控制全民生活。在1953年學術會議上卡爾·J·弗里德里希提出，把極權主義體制作為特別的道德墮落（peculiar moral obtuseness）是不合適的研究方向。(注1)雖然弗里德里希沒有提及阿倫特名字，可是阿倫特主動作了反論：極權主義體制的關鍵“問題既不是使用暴力本身，甚至也不是它的史無前例的暴力規(guī)模，問題在于人們沒有注意到極權主義體制整體顛覆了乃至傳統(tǒng)的諸如‘不能殺人’的道德律。”(注2)她更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極權主義本質是傳統(tǒng)的道德從根本崩潰——所以要從倫理的視角來分析極權主義體制形成的根源。這一個特點可以說是阿倫特特有的、創(chuàng)新的視點和方法，她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提出了獨特的觀點：20世紀的極權主義體制是“新生事物”，極權主義體制不同于以前歷史上所有的專制體制。鮑伊修說得好：阿倫特對極權主義體制下道德淪喪認識的意義在于：她揭示了這樣的體制會使我們永遠離開應該追求的崇高的人性目標。（注3）

　　根據(jù)伊麗沙白·楊—布洛赫的傳記《愛這個世界：阿倫特傳》記述，《極權主義的起源》自1945年底開始寫作。最初計劃是由“反猶太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帝國主義”三部分組成。（注4）1947年阿倫特調整了計劃，和在前幾年已發(fā)表的論著基礎上寫出的前兩部分不一樣，準備在第三部分中重新通過斯大林主義的事例來追究極權主義體制的本質。這第三部分就是1958年新版中改寫、補充的“意識形態(tài)與恐怖”那一部分。從她著手寫《極權主義的起源》開始到1958年新版問世之間約10年間，還醞釀和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人的條件》（1958年）。《人的條件》的完稿標志著阿倫特的思想逐漸形成一個獨有的體系的標志，因此，我們在讀《極權主義的起源》時，要注意新版與初版之間的不同，結合她的其他著作才能比較完整把握該書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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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城邦（polis）的政治傳統(tǒng)是追求一種善的政治生活。蘇格拉底確立了批判、抵制那種背離善的政治生活、恣意統(tǒng)治他者的僭主制度政治傳統(tǒng)，以后，直至西歐近代的自由主義者都把追求自由的、善的生活作為政治條件，批判暴政是一種政治傳統(tǒng)。阿倫特著作和學說的原創(chuàng)性，就在于她指出20世紀的極權主義體制與歷史上的專制、暴政統(tǒng)治相比，遠為徹底地破壞、瓦解了傳統(tǒng)的公共領域的道德律令。極權主義的新，就新在這里。阿倫特與布呂希爾夫婦在1943年聽到歐洲傳來的消息，得知希特勒采取了對猶太人最終解決種族滅絕的政策和手段。那時候他們還將信將疑。布呂希爾對軍事史很內行，怎么也想不出滅絕猶太人會對希特勒在歐洲的軍事行動會帶來什么好處，根據(jù)軍事常識，無法理性證明為了戰(zhàn)爭勝利有必要屠殺600猶太人。何況這種屠殺本身還要消耗戰(zhàn)時的人力和物力。(注5)

　　傳統(tǒng)的暴君是在常識范圍之內行使暴力，在目的和手段一致的合理性的基礎上行使暴力，而且這種常識是暴君與臣民的共識。如果暴君踐踏“不能殺人”這個共同的戒律來威脅臣民要對其保持順從，他只是有目的地侵犯、違反了與臣民共同承認的戒律，是為了實現(xiàn)某一具體目的。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曾說聰明的暴君都懂得盡量少使用暴力，要竭力偽裝成善良的君主。但是，極權主義體制不僅不忌諱使用暴力，還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tǒng)的所有道德律。阿倫特在《人的條件》如此分析道：歷史上的暴政是違背雅典城邦以政治活動（action）優(yōu)先的傳統(tǒng)，把制作（work）放在首位，而極權主義體制卻是史無前例完全通過勞動（labor）來駕馭臣民，臣民被強制反復從事單一的行為勞動（labor），被強迫完全退出公共政治領域的活動，原先制作（work）純屬私人領域，現(xiàn)在臣民不僅失去公共領域里活動（action）的政治權利，私人領域也遭到了侵犯。勞動成了生活的全部，饑餓、維持生命的營養(yǎng)的需求成了生活的本質，具有強迫必然性。柏拉圖就是構思了一個哲學王，為了實現(xiàn)自己理想企圖通過“制作一個政體，使得全民恐懼。但是，柏拉圖以來這種立足于“制作”的政治傳統(tǒng)，在20世紀也被極權主義體制顛覆了，按照阿倫特在《人的條件》中的說法，“勞動動物取得了勝利�！痹�先資本主義社會里，管理社會生產是官僚體制，為了生產力發(fā)展，剝奪了人的社會平等權利，然而，極權主義社會，意識形態(tài)取代了人的生命過程，秘密警察取代了官僚體制，因此恐怖與勞動結合在一起�！凹{粹種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取消了600萬猶太人自然死亡的權利”，恐怖和勞動結合的最典型的代表是集中營，集中營的恐怖利用人的求生本能，第一步摧毀了被關押者的人格、接著就是使得被關押者喪失所有的人類道德觀念。如果說20世紀以前的帝國主義競爭的原動力是出于大眾的欲望的高漲，那么20世紀新出現(xiàn)的把意識形態(tài)放在第一、建立在虛構的烏托邦基礎上的全新的極權主義體制的原動力，是無力的烏合之眾、孤立的個人。后來阿倫特發(fā)現(xiàn)，把納粹德國的群眾運動放在歷史中去考察的話，這樣的結論還經(jīng)得起檢驗，因為納粹確實通過所謂群眾運動，通過選舉取得政權；
蘇俄卻不一樣，并沒有這樣群眾運動的歷史環(huán)境。所以阿倫特在新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中，不再像1951年初版那樣強調蘇俄絕對權威、絕對權力的歷史淵源；
而是論述了這兩個體制的不同，即斯大林是通過人為制作了表面上的結成一團的群眾，實為孤立的個人。這種人為制作是通過建立契卡機關、清洗異己運動、發(fā)展到全民告密恐怖等各種手段逐步完成的。這樣的體制比納粹以種族為標準來確定“潛伏敵人”（potential enemy）任意度更高，可以更加隨心所欲行編造出使暴力的理由，因此也更加容易制作全知全能領袖的形象。也因為這個原因，在新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論述斯大林體制時，阿倫特修正了“潛伏敵人”（potential enemy）這個概念，用“客觀敵人”（objective enemy）取代了“潛伏敵人”（potential enemy），因為當意識形態(tài)確立以后，就是一關、始終、永遠正確的，所謂大眾的意志也就成了領袖的意志，領袖的意志也就是意識形態(tài)。

　　如果說只是領袖們要破壞、拋棄人類共同的、傳統(tǒng)的、普世的道德律令，沒有大眾的迎合，那也是徒勞的，再說光是一個體制，徒有精英和暴徒，沒有大眾配合，也運轉不起來。

　　阿倫特在新版《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三部分的開頭，就指出了這一點。因為庸俗的大眾（philistine）是資產階級追求物質利益的產物，從階級分離成孤立的個人，資產階級本身的瓦解形成了原字化的個體。組成希姆萊組織起來的歷史上最大的犯罪組織成員的不是暴徒，而是平庸的人們。一方面物欲橫流的人們，使用暴力踐踏了抑制這種欲望的秩序和道德，孕育了把破壞本身作為目的的、集暴徒大成者的暴君。另一方面，體制本身造就了只關心物質私欲的俯首聽命的庸俗的大眾。他們的出現(xiàn)使得極權主義體制巨大的犯罪才變得可能。因為對這樣只追求家庭及其私利、對他者毫不關心的人們來說，參與恐怖活動只是一種謀生的職業(yè)（job），他們不關心這樣的工作會帶來何種后果。甚至被殺害的是誰？意識形態(tài)內涵到底是什么？等問題，對于他們來說，也是不存在的。他們只考慮純粹的技術問題，工作的效率。對于他們，沒有是否許可的問題，道德問題已經(jīng)消失了。我們從這一段論述可以得知10年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再度引起爭議的原由，即使在阿倫特的成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新版中已經(jīng)論及極權主義體制下的倫理責任問題了，10年后這樣的思考更加成熟了，[如果對阿倫特這一歷史時期的學術思考的漸變過程感興趣的話，可以參閱她的《思維筆記》（Denktagebuch）]面臨艾希曼審判這樣現(xiàn)實的政治事件，就發(fā)起新的挑戰(zhàn)。當然，更早的同一論題的文章，還有1945年的那篇《組織的犯罪和普遍的責任》。該文章收入Essays in Understanding。其他相關文章還有：1964年的“獨裁制度下個人的責任”(Per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1968年的“集體的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阿倫特曾強調：極權主義體制式20世紀產生的、沒有先例的、沒有比較可能性的史無前例的事件和體制，使用已有的現(xiàn)成的知識體系和傳統(tǒng)的政治經(jīng)驗已經(jīng)無法對它帶來的一系列新現(xiàn)象進行完整的有效的理解。為了理解極權主義體制這樣一個“新生事物”，有一個中介的方法，就是把現(xiàn)有的認知作為預備性理解，才可能不扭曲地理解極權主義體制中的“新生事物”的一部分，逼近其本質。她的初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關于帝國主義的論述就是這樣一個中介的預備性的理解，新版《極權主義的起源》問世以后的《人的條件》、《論革命》、等著作，也都是她對極權主義本質更深入探究的不斷的深入，為了對新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作修正或補充。阿倫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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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把極權主義的起源看作這樣的事件：它不只是涉及少數(shù)人的思想、特定的民族與社會群體的命運，而是把所有人的生活納入這樣體制之中，至少是實際上卷入了其政治體制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嶄新的統(tǒng)治。因為這個改變了地球上所有的政治條件與政治關系事件，所以，其他所有的傳統(tǒng)的斷裂的修復開始變得不可能了。那以后，我們的傳統(tǒng)的斷裂成了既成事實。（注6）

　　阿倫特未曾在斯大林體制下生活過，大多依據(jù)納粹統(tǒng)治時代的事例分析、討論極權主義體制下倫理責任問題。但是這種突破純粹政治學研究中傳統(tǒng)的制度研究的“新手法”本身也是阿倫特學說的魅力所在。她去世14年之后，東歐體制瓦解，在斯大林體制的研究有了新的發(fā)展。曾在斯大林體制下生活過的托多羅夫，最近20年來研究的重心與1980年代前局限于文藝學之內的研究相比，發(fā)生很大的變化，寫了不少研究極權主義體制的著作。他也受到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社會道德律令完全被顛覆的分析的影響，繼承了阿倫特的這一觀點。在他的《生活在異國他鄉(xiāng)的人》（注7）的前三章論述中，明顯有這影響的痕跡。比如，托多羅夫說極權主義社會的三個特征：1，用一種意識形態(tài)作為自己的專用統(tǒng)治工具，然而這并非一種信仰只是一種隨時可以改變的手段；
2，用恐怖手段來控制媒體、民眾言行，為了恐怖政治的正當化，必須虛構一個敵人；
3，在整個社會生活規(guī)則是把私人利益和權力結合起來的那種無限制追求。對私欲和權力相結合的追求那樣強烈欲望在其它社會體制內也存在，但是遠不如極權主義社會那樣蔓延到每一個人那種腐敗嚴重的程度。上述三個特征同時發(fā)生功能，虛偽的信仰造就謊言、虛構的敵人是鼓勵人們檢舉他人、告密的產物，通過追求權力達到滿足私欲。所以，這樣的社會表面進行高尚理想的宣傳，背后是少數(shù)掌權人無恥的統(tǒng)治。社會完全失去民主社會中個人倫理不可缺少的自律——民主社會存在第一條件，同時建立在個人自律基礎上公共領域的自律和約束也蕩然無剩了，當政者可以隨意解釋或改變任何法規(guī)。于是造成了極權社會人的主要特征是“兩重化”：用謊言構筑的公共場合的言論與實在的私人生活內部的言說分離的現(xiàn)象、恐怖環(huán)境下的認知與行為實踐分離，是極權主義社會能夠惡性循環(huán)長久延續(xù)的原因。個人道德自律的人、拒絕“兩重化”的公民就會被作為不順應體制的“敵人”。社會政治生活中不僅“告密”、“檢舉”盛行，由于告密能獲得升遷和利益，人們都以他人的苦難作為自己的愉悅。因為人對死亡的恐怖勝于對自由的渴望，包括知識分子在內，人們都失去自律的倫理規(guī)則。托多羅夫贊成哈維爾的說法，個人都成極權主義共同犯罪者，“人人是囚犯，同時人人是看守”，因此有人認為只是社會體制的“邪惡”，社會中個人都是“善良”的想法，是不真實的——全體成員遭受污染。32因為人類對死亡本能的恐懼遠超過追求真理的勇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極權主義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也不能在避免這種污染——也是阿倫特所說得平庸的大眾中的孤獨的一員。

　　只是托多羅夫沒有把這種平庸劃一化，說當然在極權主義的夜色中，并不是所有的貓都是同樣灰色的，最低限度地奉獻與熱心工作、賣身投靠之間還是有區(qū)別的，他把這種體制下的知識分子分為三類：1，與國家有緊密聯(lián)系、享受許多來自國家的特權與經(jīng)濟上的利益，領袖們聽取他們的建議；
2，體制外的作家，與市民社會有緊密聯(lián)系，盡管得不到報酬與利益，對自己能與民眾保持同樣感情感到愉悅；
3，純粹的藝術家，不接受來自國家的榮譽稱號，可是也同第一類知識分子一樣，避免批評政府，為藝術而藝術，喜好私人領域的世界。既不有損自己人格，也容易得到廣泛的認同和稱贊。托多羅夫贊賞哈維爾等在極權主義體制下抵抗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早年在保加利亞想走的追求純粹藝術的第三條道路表示反省。

　　阿倫特在撰寫《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時候，24歲的托多羅夫剛從保加利亞來到巴黎，誰想到這個專注于結構主義研究的青年，20多年后會關注起極權主義體制下的政治倫理問題？誰能想到阿倫特思想之“新”有如此的生命力。

　　注釋

　　1，C.J.Friedrich,(ed.), Totalitarianism.Harvard U.P.1965.p.58。弗里德里希批評阿倫特過于注重意識形態(tài)這個要素。他認為拋棄道德這一點上，古代的獨裁者比今天的極權主義領袖更早，做得更徹底，因為他們不像今天共產主義者那樣，還把奮斗目的賦予高尚的道德，所以拋棄得更徹底。另外，2年后出版的弗里德里希與布熱津斯基共著（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Z. K.,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1965）中，他追加了極權主義的第6個特征，即一種直接的中央計劃經(jīng)濟體制，控制全民生活，并且對羅斯福提出的“免于匱乏的恐怖”的人權觀念給予肯定。

　　2, C.J.Friedrich,(ed.), Totalitarianism.Harvard U.P.1965.p.78.阿倫特對極權主義體制下道德淪喪的意義的認識，R.Boesche

　　3，R.Boiesche, Theories of Tyranny：From Ploto tu Arendt, Penn State Press, 1996,p.457.

　　4，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Yelu U.P.2002，pp.279—282.

　　5, 參見《漢娜·阿倫特/海因利希·布魯希爾書信集》，孫愛玲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6，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p.309.

　　7，ツヴェタン・トドロフ（Tzvetan Todorov），《他郷に生きる者》小野潮譯，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8。據(jù)查，臺灣桂冠出版公司的2004年出版該書，把書名譯成《失卻家園的人》。

　　8，同注7，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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