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些回憶文章里，人們說得最多的是1977年的恢復高考。而我卻還記得1966、1973和1977等年份，那都是歷史的轉折期。“歷史的轉折期并不美麗，就像河道的彎口上常常匯聚著太多的垃圾和泡沫”（余秋雨語）。我“有幸”親歷過了，我那遙遠而蔥郁如希望之樹的大學夢里，于是就有了一圈圈苦澀而深刻的高考年輪……

　　一、一九六六年

　　大學夢該是從小就有的。

　　三歲時，我上海的親爺把我交給父親時，對父親說，你讓他讀書吧。你培養(yǎng)他讀小學，我就培養(yǎng)他讀中學；
你培養(yǎng)他讀中學，我就培養(yǎng)他讀大學。父親說，好。他們這樣約定。

　　其實，這種約定是多余的。我父親雖是農民，但一生崇文。他自己只讀半年書，卻自學達到中學文化水平。我剛會說話，父母就教我念自問自答的兒歌：長大做什么？讀大學。大學讀了做什么？賺鈔票。鈔票賺來做什么？供阿爸供姆媽供老婆供兒！指導思想不大正確，但父母讓我讀書該是沒問題的。于是，我的大學夢小樹一樣隨著我的長大而長大。

　　到了考上溫州一中的第二年，我父母相繼生病了。先是母親患胃病，到溫州住院一個月后回家。不久，父親的腳被生銹釘戳了，破傷風，腳板腫得像磚頭。到溫州住院、開刀，卻留下后遺癥：傷口不愈合，終年流水流膿。父親本是干農活的好手，卻因腳傷不能下田，人便蔫了矮了。生產(chǎn)隊照顧，讓他當抽水機管水員。收入就減少。兩人醫(yī)病，本就不多的家底花光了，生計也成問題。有人對父親說，快讓文起回家種田，何必把自己苦死？父親只是苦笑，卻沒有叫我回家。我于心不安，寫信給親爺，說家里困難，回家?guī)透赣H種田去。親爺來信，叫我千萬不要停學，由他每月寄我七元錢（其中一元是大姐給的）生活費，算是踐了上輩人當年的約定。

　　這以后，我雖繼續(xù)讀書，但心中不是滋味�？锤赣H瘸一只腳干活，總覺愧疚萬分。我把這種苦惱對虹橋中學我初中的老師說了。老師開導說，這有什么？哪個父母不為子女做牛馬？你要考上大學，就對得起父親。

　　這話給我安慰，讓我心安理得地把高中讀完,并下決心考上大學報答父母。

　　這是1965年的冬天，我讀高一。溫一中是溫州名校，升學率高，我成績好，出身又好，圓我兩代人的大學夢是不會有問題的。沒成想1966讀高二那年，我一只腳就要伸進大學門檻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二、一九七一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誰都沒想到是大革文化命的，誰都沒想到這一革就是十年。雖說學校亂成一鍋粥，但沒說不上大學。上頭有話，說在“文革”中表現(xiàn)好的，過兩年就能上大學。這給我幻想。書不能讀，我會拉琴，就到紅衛(wèi)兵宣傳隊拉二胡、小提琴當樂隊去。我勤奮練琴，想過一兩年“文革”結束了就去考音樂學院，這是我的冷門。就這樣堅持了兩年。到1968年，中央下了文件，要“三屆生”（六六、六七、六八三屆高、初中畢業(yè)生）全部“四個面向”，即面向農村、面向廠礦、面向邊疆、面向基層當工人、農民去。我農村出來，只有一個面向，回家當農民。

　　希望肥皂泡般一個個地破滅，大學夢就悶死在心里成一圈圈苦澀的年輪。我的思想產(chǎn)生巨大的落差，覺得自己受騙了，覺得這一輩子書讀錯了�？纯春臀乙黄饎趧拥霓r民們這么健壯、這么滿足于現(xiàn)狀。就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讀書只能增加我對痛苦的敏感。我恨書，恨書讓我想入非非。我把多年讀過的教科書、資料和課外書全賣了。又覺得走出虹橋走到溫一中這段路走錯了。既然走出去又走回來，何必出去？這只能給我痛苦，就如看過光明的人成了瞎子，還不如生來就瞎！我又把在校期間的來往信件和拍的照片全燒了，讓自己完完全全還原到“0”。我起早摸黑隨父親下生產(chǎn)隊勞動；
我還跟朋友學木匠；
我還到永嘉山里背樹做咸菜桶腌咸菜；
我種菜種瓜腌菜擔到芙蓉山區(qū)販賣；
我又在二十歲的時候結了婚……總之，我穿最破的衣服干最累的活；
我北不出大荊，南不出樂成，也不給同學朋友寫信，把自己封閉在家里田里。我用近于自戕的行為懲罰自己，努力把自己速成為原創(chuàng)農民。于是，我成了生產(chǎn)隊里皮膚最黑打扮最農民的農民。1968年底，我穿草鞋戴箬笠到縣“知青辦”開回鄉(xiāng)介紹信時，工作人員問：你弟弟為何自己不來？

　　事實上，我把自己給忘了。那兩年，別說大學夢，連吃好些空閑些的想頭都沒有。我希望自己是一介草民，愚昧無知頭腦簡單的草民。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傅天佑來動員我一起去代課教書，我才想起自己，愣半天，問：要我嗎？天佑說：怎么不要？我們是難得的好教師啊。語文、數(shù)學、物理、化學，什么都能教，還有音樂，還有體育（天佑是縣籃球隊隊員），哪個校長不攤開雙手接我們？我半信半疑地跟天佑去虹橋區(qū)教辦申請代課。天佑給領導遞煙我遞煙；
天佑陪領導抽煙我也抽煙。天佑會抽煙，我不會，就惡心頭暈、中暑似的（后來知道是暈煙）。終于，好幾個學校的校長搶著要我們。最后是南岳中學的倪校長發(fā)話：這兩位是我南岳中學的人了，誰搶，我跟誰急！倪校長在“文革”中是有背景的，他一說，誰都不吱聲。天佑說，不能便宜他，要他把我們的老婆也安排了。我說，可能嗎？天佑說，我去說。于是，我和天佑真的夫妻雙雙到南岳教書去。我們代課，老婆是民辦教師。

　　現(xiàn)在有句話常說：你知道你是誰？那時候沒這話，我卻真不知道我是誰。那時有自尊自信嗎？沒有。我感謝天佑老兄，是他鼓勵我又一次走出農門。當時，我沒意識到這對我的一生會有什么作用。倒是我的小姨子老二意識到了。她從武漢寫信給我說：如今先把書來教，將來再把大學上！

　　我突然醒過來：還有個大學夢哪！多么遙遠多么艱難的夢，還能做嗎？

　　這是1971年的春天，“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大學已停止招生好多年了。

　　三、一九七三年

　　好容易到了1973年，上頭有精神，說大學要恢復招生考試，但要單位舉薦，報考名額按系統(tǒng)分配。我的單位雖在杏灣小學，但是臨時代課，戶糧關系還在虹橋鎮(zhèn)一村大隊，我還是農民，要由大隊推薦。這對我來說，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雄關。因“文革”開始，我那當支部書記的堂兄就被打倒了。我父親也因解放前當過道士受沖擊，成為“運動員”。加上我妻子家庭成份不好，想大隊推薦就難如登天。但我不死心，去公社打聽消息，聽說大隊里分到一個名額，就多處活動，求神拜佛，回話有好聽也有難聽的。結果可想而知，我沒戲。后來，這次考試被“白卷英雄”張鐵生攪了，說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不考了，推薦工農兵上大學了。就想，我就算推薦上了也白搭。

　　又一圈苦澀的年輪。

　　然而，事不成夢卻未泯。每看到熟人、同學、學生被推薦上大學了，我心中總像蟲叮蚊咬似的，癢癢的痛痛的苦苦的，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終于粉碎了“四人幫”。我看到希望，看到前途。我拿起筆，想用文藝創(chuàng)作走出一條新路。1977年，我創(chuàng)作了許多文藝作品。寫了小甌劇《捉蟹記》（與人合作）、表演唱《戴紅花》，以及樂清蓮花《擂戰(zhàn)鼓》、樂清花鼓《百花朝陽》、小歌舞《歡慶十一大》等。我為它們譜曲，參加了樂清縣文藝會演并得了許多獎。這給了我鼓舞，自以為找到了新時期我自己新的人生道路。于是，我文思泉涌，又以民歌體創(chuàng)作了小詩《不除四人幫恨難平》、《東海漁歌》、《金山銀山艙中堆》等，還以溫州鼓詞的形式，創(chuàng)作了長詩《送雨衣》。我將平生第一次創(chuàng)作的這些文學作品寄出去投稿，想以此走出一條作家的道路，我還想調離杏灣這個小漁村到虹橋中學任教。我雄心勃勃，以為道路就在腳下。

　　然而，生活卻給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由于派性問題，粉碎“四人幫”后，“文革”中我的不同派即所謂路線正確派掌權，他們將我打入“另冊”。因我在“批林批孔”時當過學校的教導主任，就被作為這個公社中小學中錯誤路線人物來批判。又對我采取變相的專政措施，把我的宿舍從全校最高的三樓小間搬到全校最低的樓梯下地下室，讓幾百個學生天天在我頭頂上“咚咚咚”地踩來踩去；
寄出去的幾首小詩要發(fā)表了卻因政審通不過而泡湯。我那幾百行的長篇鼓詞《送雨衣》下場更慘，《杭州文藝》同意發(fā)表來函請學校政審蓋章，頭頭一邊寫信不同意發(fā)表，一邊要我交出原稿審查。審查半月后退回，原稿被撕好幾頁（說是孩子撕的，不知是撕了還是擦屁股了）。我千方百計活動調虹橋中學教書，虹中同意了，卻被主管的“區(qū)教辦”頭頭（也是另一派頭頭提拔的）卡住，事后訓斥我說，你別想走，“地富反壞”一樣老老實實在杏灣呆著……

　　1977年底，傳來恢復高考的消息。特別是對“文革”中失去高考機會的“三屆生”的優(yōu)惠政策，如年齡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等，更是令人振奮。對我來說，考上大學，不僅能圓了我?guī)资�年的大學夢，更能改變我深陷絕境的現(xiàn)狀。于是，我激動，我興奮，我坐立不安，我夜不能寐。我決定去報名參加高考。

　　就這時，上頭來通知，叫我?guī)т伾w行李，到公社參加“說清楚學習班”。

　　四、一九七七年

　　現(xiàn)在才知道，1977年的恢復高考還是鄧小平下決心壓下來的，教育部為此開了44天會。因為恢復停止12年的高考，又匆促上馬，一時沒經(jīng)驗，就決定由各省采取不同措施自行考試。于是各地都搞兩次考試，一次由縣里出卷初試，一次由省里出卷正式考試。從11月28日開始12月25日結束，時間僅為一個月。就這樣，1977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五點鐘起床，向學習班負責人請假，翻過杏灣嶺，再步行十幾公里到虹橋中學參加初試。一路上，天地朦朧，星光暗淡，一如我的前途。我就這樣暗淡著進考場，一看題目倒簡單，數(shù)理化綜合卷都是一些初步知識，語文是一部分語文知識加一篇作文，作文題目叫《一年》。我想這是要求寫粉碎四人幫一年后的內容，就寫了一篇散文，說一位老教師在“文革”中吃盡苦頭，粉碎四人幫一年后努力工作，登上優(yōu)秀教師的頒獎臺。誰想，就是這篇幼稚的作文，在改卷評分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評卷的都是虹橋中學的教師。其中一些是我初中的老師（他們都是業(yè)務骨干），一些是所謂路線正確的教師。所謂的路線正確，只不過和我不同陣營造反但得勢者。

其中有許多是從小學調中學來的，學歷資歷不高，但因得勢而不可一世。這樣兩批人在一起批改我的作文，就出現(xiàn)嚴重的分歧。我的老師們認為我的作文文筆好，觀點正，想象力豐富，打高分。那些“路線正確者”因看到我的名字，便一棍子打死，說不及格。這叫做親不親路線分。理由當然要有，說是虛假。劉文起路線錯誤，寫的卻是路線正確的內容，這就是虛假，虛假的文章最差。我的老師們自然不同意。于是有了爭執(zhí)，于是我的考卷就棄嬰一樣放桌上無人問津。其時那位勸我考大學的老師來了，聽說我的作文評分不下，急了，補充說我的作品最近報刊上還發(fā)表，夠水平的。這就適得其反。就有路線正確的造反派教師很階級斗爭地反問：發(fā)表哪兒？拍電報把它拉下來！自然是“今日天下究竟是何人之天下”的味道�；鹚幬队谑菨饬�，四下噤聲。

　　 這是1977年“天涼好個秋！”的11月，我又一次被剝奪了高考的資格，我大學夢的希望樹上，又留一圈苦澀的年輪。

　　五、一九七八年

　　1978年12月，就是我抽調到縣里半年之后，我和詩評家駱寒超、作家胡兆錚一起在衢州參加《東�！分鬓k的創(chuàng)作座談會。那晚停電，我們摸黑坐房間里聽駱寒超講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突然，窗外大喇叭里傳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消息，說也巧，當廣播里播放全會公報時，來電了，天地一片光明。駱寒超的故事正好講完，他用詩的語言說：“往事已成過去，新的命運開始了！”

　　六、一九七九年

　　1978年是我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中非常關鍵的一年。

　　然而，1979年上半年的杭州之行，卻讓我已經(jīng)死去的高考欲望干柴碰猛火般地轟轟烈烈起來。

　　到杭州是去參加文藝創(chuàng)作會議的。會議期間，我抽空去杭州大學看望在杭大上學的小姨子老三和中學時的同學。走進大門，看到校園里散步的大學生，看到聳然而立紀念碑似的杭大圖書館，悲欣交集的情感潮水般地涌上心頭，初中時讀過的小說《勇往直前》里的句子一下子跳出腦海：

　　這就是她幾天來魂牽夢縈的地方，這就是她從進高中就開始寄予希望并曾經(jīng)用幻想描繪的地方，這就是她將要生活四年，把自己培養(yǎng)成一個又紅又專的人，以備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地方……

　　自從初中時讀了《勇往直前》，小說里描寫的華南大學在我心中一直作為大學夢的標本珍藏著。都以為記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想不到我與生俱來、與時俱長的大學夢卻是如此的刻骨銘心，如此地洶洶而來勢不可擋。這時，一個聲音不斷地在耳邊重復：“不進大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你將終身遺憾！”

　　也許有人不理解。然而我相信，像我這樣對大學夢寐以求但不能遂愿的人都會有切膚之痛。三十年后，我和朋友一起赴京參加全國作代會。空閑中，朋友約我結伴同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我們在兩所大學里轉悠一天，還在北大學生食堂里用午餐，很有登堂入室在知識殿堂朝覲的感覺。朋友說，他每次來北京，總去北大清華，這是朝拜，這是汲取靈感！朋友和我同年，因家庭出身原因，只讀到初中。自學成才當作家后，到南京大學作家班取得大學學歷。他的話我最能理解。

　　回樂清后，我馬上向余局長提出要考大學。為不讓余局長傷心，最后我加了一句話：大學畢業(yè)后，我還回樂清文化局效力。

　　沒想到余局長非常開通大度。聽完我的話，沉吟片刻說，我支持，你積極準備吧。這令我感激涕零又心存歉疚。離高考還有兩個月，我只在夜里復習功課，不影響白天的工作。為了能考重點大學，除數(shù)理化，我還在外語上下功夫。因我過去是讀俄語的，這方面的材料不多，復習難度更大。

　　到了高考報名，卻傳來壞消息：今年不招老三屆！

　　哐啷一聲天地抖，周遭一片漆黑。只有一個念頭很明白：我的大學夢永遠破滅了！

　　就有許多人來勸我，包括虹中那些當年勸我報考大學的朋友和老師們（我感謝他們）。他們說了很多，都論證不讀大學照樣成名成家的道理。我只有苦笑，只有用加倍努力的工作撫慰我又一次受傷的心。

　　難道我高考年輪的最后一圈，只能又刻下苦澀？我不甘心。

　　終于到了高考的前幾天，招辦的人說，老三屆可報考溫州師專民辦教師進修班，考不考？我說：“考！”

　　考試時的狼狽自不必說。師生同堂、叔侄同科，年齡相差懸殊的尷尬，年輕氣盛螃蟹般正牌考生面前的畏縮和躲閃等等。我們這些老童生“范進”們經(jīng)受的不僅只是文化考試，還有心理承受力的考驗。我還不死心，為了萬一還有考重點大學的僥幸，加考了俄語。考俄語時，偌大教室就坐我一人。監(jiān)考的虹中教師認識我，說，你考吧，我出去抽支煙，反正只你一個，偷看也沒人。

　　就這樣，我總分考了470分，俄語46分。這成績當年不知能否上清華北大的線，但至少能上浙大。當然，奇跡沒有發(fā)生，我只能上溫師專的民師班，那個班的錄取分數(shù)線是200分！臨了，溫師專本部又不愿辦這個班，把我們一百多位老少爺們打發(fā)到平陽師范學校戴帽的大專班培訓。

　　放榜那天，我不敢到虹橋鎮(zhèn)的大街上去看。別人告訴我錄取了，我也沒多少的高興。比我年輕十來歲的同班同學興沖沖地約我同去上學，我也回絕了。1979年10月某一天清晨，我辭別母親去學校。母親已雙目失明，早年的胃病又復發(fā)，雙腳也不能行走。她躺在床上流淚說，要不是大學，我真舍不得你走！我含淚逃也似地離家。沒有朋友沒有親戚送行，只有年過七旬的老父親和還在鄉(xiāng)下教民辦的妻子領著一個六歲一個八歲的兩個兒子送我上車。車子啟動，看著老幼病殘四位親人三角架似地戳在冷風瑟瑟的晨光里，我落淚了。

　　大學兩年，我又經(jīng)歷一個個磨難。父母相繼生病、去世，堂兄乘人之危發(fā)難，讓我平添800元錢的債務（這債務讓我背了三年），一家人靠妻子每月24元民辦工資生活……然而，上大學畢竟是天大的喜事，學校雖不理想，畢竟是圓了二三十年遙遠而漫長的大學夢，畢竟是我已搭上高考的最后一班船，我一生的風帆從此乘風破浪，勇往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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