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穆旦的人生陷阱

　　浙江海寧的陳伯良先生以80高齡，積數(shù)年精力，寫出《穆旦傳》。按照人之常情，我等后生只有欽佩的份。待我讀完之后，卻又覺得遺憾甚多，比如從頭開始，陳先生似乎一定要把穆旦塑造成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到了文章的結(jié)尾，陳先生又忍不住高呼：“安息吧！我們敬愛的愛國詩人”，這種帶有道德標簽的傳記立場，在我看來，幾乎要把穆旦的詩歌價值和人生教訓徹底遮蔽了。好在我們讀《穆旦傳》，讀的是穆旦的人生，穆旦的詩歌，而不是讀陳伯良先生的傳記方法。就著陳先生陳列的諸多穆旦資料，我相信所有喜愛穆旦的人會對穆旦有一次更加立體的了解。

　　掩卷思考，忽然覺得在詩歌價值和人生教訓這兩個向度上讀穆旦，可能才會真正還原穆旦，讓穆旦在歷史的行列里找到合理的位置。眾所周知，在詩歌界，穆旦的地位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確定無疑了的，眾多專家給與了穆旦崇高但是準確的評價。我個人認為，現(xiàn)代漢詩到穆旦手上，已經(jīng)成熟。從詩歌史看，五四一代詩人，與穆旦同時代的詩人，均沒有達到穆旦的水平，這其中包括了大家熟悉的艾青、郭沫若，聞一多。1949年以后，詩歌淪為工具，淪為街頭巷尾、田間地頭的口號，一直到80年代朦朧詩歌興起，現(xiàn)代詩歌的語言品質(zhì)才得以恢復，但朦朧一代顯然在視野和學養(yǎng)方面不及穆旦。直到90年代后期，以于堅代表的詩人們通過后現(xiàn)代技術的打磨，復蘇人性主體，才讓漢語詩歌多多少少具備了超越穆旦的跡象。

　　但是穆旦的人生教訓呢？人們欣賞他的詩歌，似乎有意無意忽略了他的一世悲苦，半世屈辱。南開大學的來新夏教授說得好：“他生前的二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觀的向往和客觀的反饋，反差太大，不論做什么樣的詮釋，穆旦終究是個悲劇人物。對于穆旦，用世間的通用詞匯應該是含笑九泉了，但這句話是活著的人對亡者的祝福，實際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如此總結(jié)，讓人心里發(fā)苦，我想問，這是為什么？怪時代么？穆旦所處的時代的確荒誕、無恥，但他有過繞開這種無恥與荒誕的機會。經(jīng)歷過死亡與貧窮之后，穆旦自費去美國留學，找到了好妻子周與良，他的人生軌跡在這個時候絕對是一派明媚。他的好友楊振寧、李政道勸他不要回國，但他卻執(zhí)意回到了大陸，將自己弱小的身軀和心靈主動卷進到一場曠世的浩劫中；
怪命運么？我認為命運對穆旦非常有恩賜，他有著常人不備的聰明頭腦，他還借著命運的眷顧，從原始森林中死里逃生，那么多人都在森林里成了白骨，只有穆旦活著走了出來，這只能解釋為是命運的垂青；
怪性格么？他溫柔內(nèi)斂、寡言少語、樂于助人，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好人啦。

　　我忽然意識到陳伯良先生把穆旦定義為愛國主義詩人，為我打開了另一種思考路徑。穆旦這一代人剛好處在“救亡壓倒啟蒙”的轉(zhuǎn)折階段。從陳先生收錄的資料來看，穆旦的救亡意識顯然是非常濃烈的�！斑�有一次，社會上抵制日貨，穆旦就不讓母親買海帶、海蜇皮吃，因為當時這類海鮮大多是從日本進口的。要是買來，她不僅一口也不吃，到頭來還把它倒掉。因此連大家庭中的伯父們也議論穆旦是赤色分子，讓他三分”。如果陳伯良記錄的這個細節(jié)屬實的話，便足以證明穆旦這一代人從小就完全被救亡式的國家主義情緒所統(tǒng)轄。穆旦在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中曾經(jīng)給他的中學同學寫信，描述運動場面。“一二九那天，清華、燕京的師生，冒著嚴寒，高唱著聶耳的《畢業(yè)歌》，莊嚴的列著隊，向西直門走去，竟被禁閉的城門阻在外面，當即遭到軍警的驅(qū)趕和鎮(zhèn)壓”。可以想見，當年的穆旦一定是一個血脈賁張的愛國學生。

　　這樣的情緒構(gòu)成了穆旦的早年部分詩歌文本，比如，被眾人稱道的《贊美》，“一個民族已經(jīng)起來”這樣的句子反復用了多次。觀察穆旦其他的詩歌文本，國家主義和救亡意識一直是他的主線，宏大敘事似乎多于命運的細節(jié)。當然，他的《隱現(xiàn)》已經(jīng)顯露出清晰的人性意味和宗教關懷，可以肯定，如果穆旦的詩歌寫作能夠持續(xù)展開，他的詩歌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可惜這一切只能是假設了。

　　當年穆旦有如此心態(tài)，應該是大勢所趨，艾青曾經(jīng)指責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和學生不關心現(xiàn)實，沈從文、張愛玲一個時期內(nèi)被大眾讀者忽略，主要原因就是救亡意識不足。即使在西南聯(lián)大，也有學生中途離學，奔赴延安，學校組織了歡送會，馮友蘭、聞一多熱烈支持，顯然，穆旦受到影響應該在情理之中。日后，他以詩人和大學助教的身份參加遠征軍，除了一些生活上的原因，內(nèi)心深處的救亡意識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需要強調(diào)的是，在左翼青年大面積救亡思潮的縫隙中，另一種理性思想一直在傳播。胡適在不同場合提醒學生，“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針對國家主義者所鼓吹的“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的論調(diào)，胡適向青年呼吁：“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面對蘇聯(lián)的國家模式，胡適甚至撰文，稱蔓延于蘇聯(lián)和東歐的共產(chǎn)主義思潮，僅僅是人類文明發(fā)展歷史上的“一次小小的逆流”。博學者如錢穆先生也數(shù)次提醒青年人要學有所長，力勸“在校師生須安心讀書”。現(xiàn)在看來，穆旦更多的是受到了左翼思想和救亡運動的影響，對于胡適、錢穆等人的提醒并沒有深刻體會，或者說是他對意識形態(tài)的陷阱明顯警惕不足。這種文明價值方面的錯覺，直接導致穆旦日后放棄在美國的學術前途，萬里迢迢回到大陸，立志參加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

　　攀比總是讓人心酸。當年穆旦和楊振寧、李政道、巫寧坤等人在美國成立“研究中國問題小組”，巫寧坤、穆旦主張回國，楊振寧、李政道反對。若干年后，楊、李二人成為世界級泰斗，也成為共產(chǎn)黨中國的座上賓，巫寧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窮困潦倒，90年代后決意移居美國，歷史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巫先生幾乎用一輩子的時間，繞了一個沒有意義的圓圈。穆旦則成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從此放棄詩歌寫作，靠翻譯打發(fā)時光，59歲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別人世�，F(xiàn)在，穆旦的四個孩子生活在北美，穆旦的夫人周與良在美國去世，他的親人們的生活方向，算是對穆旦生涯的小小補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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