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對國內1979年以來出版的86本政治學方法論有關教材的調查表明，我國政治學方法論研究總體上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在“研究規(guī)范、體系劃分、模型設置、邏輯論證、價值取向”五個方面仍存有嚴重的缺陷，制約了政治學研究的發(fā)展與進步。因此，今后的政治學方法論研究要著力實現“大學科和小學科、規(guī)范性和經驗性、理論性和實踐性、傳統(tǒng)性和現代性、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有機結合，進而建構科學的政治學方法論體系，以此推動政治學研究的科學發(fā)展。

　　關鍵詞：政治學方法論；
現狀評估；
研究原則；
學科發(fā)展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偉大的改革實踐強烈地呼喚著政治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并用于指導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而政治科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與突破，又依賴于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根本變革。因為任何科學理論都需要科學的研究方法來支撐，政治學也概莫能外。

　　中國政治學自恢復以來，“在極短的時間獲得了勃勃生機，不僅創(chuàng)建了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形成了既體現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基本理論原則，又具有鮮明個性特色的政治學的基本范疇和基本理論，而且積極服務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局，研究、解決現實生活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發(fā)揮了獨特的作用”[1]。但就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和原創(chuàng)性而言，我國“政治學研究尚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tài)”[2]且主要表現為研究方法的落后。研究方法的滯后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約了政治學研究的開展，削弱了政治學解決當代中國政治實踐問題的作用和功效，使政治學研究游離于政治現實之外，導致“學術性與現實性脫節(jié)乃至相互沖突，造成論點武斷、缺乏嚴密精巧理論論證的嚴重后果”[3]。

　　為此，有必要對當前我國政治學方法論的現狀進行評估與反思。筆者在此對86本有關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教材進行了調查，分析了當前政治學方法論研究的現狀，提出了建構科學的政治學方法論的路徑選擇，以求推動政治學研究的科學發(fā)展。

　　二、研究設計說明

　　此次調查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

　　（一） 調查樣本歸集。

　　歸集調查樣本主要采用三個標準。

　　一是時間的選取。時間上選取自1979年4月(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務虛會議上的講話后)至2008年6月為調查時間段；

　　二是樣本的選取。所選取的樣本以蘇州大學可資查閱的政治學方法論有關教材為主，包括9本政治學方法論教材和77本政治學基礎類教材兩個部分。政治學基礎類教材中政治學方法論的觀點在學界的影響具有廣泛性，將之列入可以更好對政治學研究現狀進行全面客觀地考量；

　　三是科目的選取。研究科目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政治學基礎類有關方法論內容主要按照多數編著者的研究取向，將研究方法分為傳統(tǒng)研究方法、現代研究方法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并對之設置了相應的二級科目。二是對政治學方法論教材的研究科目主要劃分為作者國別、作者單位和研究科目。研究科目又劃分為質化指標和量化指標兩大部分，并設置了30個二級科目。在上述兩種研究劃分中，科目的設置和數據填列主要是按照每本教材的章節(jié)部分所涉及到內容進行填列和統(tǒng)計的。

　�。ǘ�）調查研究方法�！把芯糠椒ㄊ菦Q定一項政治學研究成果質量高低的基本前提”[4]。此次研究，筆者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根本方法為指導，使用經驗研究基本方法，采用定量研究從技術角度出發(fā)來揭示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現狀，力求做到規(guī)范研究和經驗研究相結合。即在采用描述性手法揭示教材文本內容基礎上，利用文獻查閱法和實地調查法兩種方式進行分析評估，借助統(tǒng)計表格、數學計量等方法為研究論證提供精確的數據支持。

　　（三）調查分析框架。此項調查目的是分析當前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現狀，找出我國政治學方法論的發(fā)展方向。本文第一部分交代研究的緣起，第二部分對研究設計作了說明，第三部分就政治學方法論研究的現狀進行了述評，繼而在第四部分提出了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發(fā)展走向，結論部分對全文主旨進行了提煉。

　　三、政治學方法論研究的現狀述評

　　通過對教材作者、基礎教材方法論部分和方法論專著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我國政治學方法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有的缺陷。

　　(一)政治學方法論教材的作者構成

　　政治學方法論有關教材編（著）者是教材的創(chuàng)作者，其學習經歷和研究環(huán)境等相關因素直接影響到教材觀點的形成和研究質量的高低。

　　表1：政治學方法論教材作者部門統(tǒng)計表（略）

　　由于存在一人多著或一著多人的情況，筆者對教材作者只抽取第一主編86人為核算對象。由表1中可知，我國政治學研究隊伍初具規(guī)模，從事高等院校的教育研究人員所占比重最大，表明高等院校編著者是政治學基礎類教材編著者的主體，承擔著政治學教學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大對高等院校研究者的扶持力度，同時也應該發(fā)揮社會科學院、黨校和政策研究機構學者的積極作用。外國教材的作者所占比重為21%，主要以西方學者為主，說明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政治學者對中國政治學研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在政治學方法論專著中(參見表4)，我國作者所占比重為45%，外國作者所占比重55%。我國方法論教材的作者都來自高校，外國教材作者和譯者也都來自高等院校。從教材指標的分析和作者的分布可知，我國方法論研究水準在科學性方面相對而言還處于劣勢，這種狀況直接反映出我國政治學方法論研究隊伍弱小的實際情況。如果再深入考察就會發(fā)現，外國方法論專著是由我國學界挑選的精品，并未囊括其全部著作，而我國有關專著就是4本，說明我國政治方法研究面臨青黃不接的局面，應加大方法論的研究力度和扶持力度。

　�。ǘ�）政治學方法論基礎教材的研究現狀

　　政治學基礎類教材有關方法論研究現狀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1、方法論內容的普及性和簡略性。大多數教材對政治學研究方法進行了普及性介紹，但結構安排在兩個方面過于簡單。

　　一是方法論內容所占比重很小。大多數教材對政治學研究方法作了一些專門性描述，但仍有些教材沒有設立專門部分來介紹、或根本就沒有涉及政治學方法論。如趙寶煦《政治學概論》、馬洪《簡明政治學》、皮純協(xié)《政治學教程》、鄧初民《政治科學大綱》、藍瑛《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學》、劉彤《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云光《社會主義政治學》、李景鵬《權力政治學》等編著的教材都沒有專門論述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內容。此種情況在我國早期政治學教材中是一個普遍現象，隨著政治學研究的發(fā)展和科學研究技術的應用，方法論內容介紹所占比重逐漸提高。邱曉《政治學原理》是我國第一本將政治學方法論納入政治學基礎體系進行專門論述的教材，體現出其學術研究理念的前瞻性。但值得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即使設置了方法論內容的教材，其篇幅安排多數也沒有設置專章關于方法論的論述，一般為1節(jié)或更少，主要表現為對政治學研究方法常識的簡略性介紹。華世平《政治學》安排整章篇幅來論述政治學研究方法當屬進步之舉。外國有些學者做法比較可取，如德國學者柏伊姆《當代政治理論》對規(guī)范理論、經驗分析理論和辯證批判理論及其相關研究方法作了深入的探求。英國學者馬什《政治科學理論與方法》以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議題為脈絡對政治學理論與方法作了系統(tǒng)的介紹�？梢哉f，此種教材體例的安排使政治學的理論探索與方法研究相得益彰。

　　 二是政治學方法論內容邏輯安排不夠合理。教材對方法論的介紹大多簡單采用條塊結構，方法論各種概念和體系之間缺乏嚴密的邏輯關系，基本上都是概念的堆積和空洞的說教，方法論研究存在表層化、平庸化現象，未能以案例的形式進行具體地分析和描述，研究方法缺乏操作性。

　　三是方法論內容表現為概略性介紹，常常形成教材內容的雷同或相同，導致教材的質量下降。這在政治學基礎類教材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許多教材的主要內容和框架結構雷同到近乎逼真的程度，不同程度上導致了研究經費、出版資源和學生資金等資源的嚴重浪費。

　　表2：政治學基礎類教材有關方法論知識要點分布統(tǒng)計表（略）

　　2、方法論體系的建構性和批判性。政治學方法體系的建構大致完成，多數教材對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要點如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類型、研究技術等不同層次知識作了系統(tǒng)簡明的比較性介紹，包括實證主義與歷史主義、經驗研究和規(guī)范研究、演繹法和歸納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等。

　　在新興學科發(fā)展的影響下，許多學者對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治理論、過程研究法、行為分析法、政策分析法、角色分析法、精英分析法、博弈論等知識有不同程度地研究，基本符合“伊斯頓研究方法的系統(tǒng)化和科學化的目標” [5]。這些方法的介紹和運用，使我國的政治學研究逐漸“從傳統(tǒng)的政治思維范式走出來，開始用政治學的理論邏輯和范疇體系來思考政治學問題”[6]。如燕繼榮《現代政治分析原理》對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作了初步的區(qū)分，楊光斌《政治學導論》將博弈論的內容引入了政治學基礎教材并試圖與現實政治實踐相聯(lián)系，表明我國學者正在努力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研究。但是，許多教材在吸收國外政治學知識方面缺乏學理上的批判性。一是受簡單化的實證社會學觀念限制，多數教材通常把研究和介紹國外政治學方法論的視野，僅僅限制在英美政治科學范圍內，而未把歐陸政治學方法論更多地納入研究體系。二是在國外政治學方法論的分析方面，基本上還停留在客觀介紹上，甚至還存在著“食洋不化”的問題，未能做到批判地吸收和借鑒。

　　3、方法論劃分的主流性和多樣性。眾多基礎類教材中，王惠巖《政治學原理》、王浦劬《政治學基礎》、俞可平《政治學通論》、景躍進《政治學原理》在方法論分類與結構方面比較規(guī)范和有所創(chuàng)新，對政治學方法論的劃分比較合理，代表了學術界的研究主流。

　　對于政治學研究方法論的劃分，國內教材對方法論的劃分體現出多樣性。有的劃分為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體方法，也有劃分為學科性方法、程序性方法和工具性方法等不同分類。筆者按照多數教材的做法，將政治學研究方法分為三類，即傳統(tǒng)研究方法、現代研究方法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進行統(tǒng)計分析。

　　 在三種研究方法中，“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普遍地、靈活地運用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范疇，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與其他政治學理論體系的根本不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之所以高明的基本原因” [7]并占據著方法論主流陣地。其階級分析和歷史分析的數值也說明，當前中國政治學最基本研究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

　　如表2，傳統(tǒng)研究方法中的歷史研究比重為7%、制度研究比重為6%、哲學研究比重為5%、法律研究比重為2%，現代研究方法中的比較研究比重為8%、系統(tǒng)研究比重為6%、實證研究比重為5%。

　　上述數據表明，傳統(tǒng)研究方法已失去昔日強勢地位，現代研究方法形成與傳統(tǒng)研究方法相抗衡的態(tài)勢。傳統(tǒng)研究方法的衰落，主要是由于其不適應現代政治學研究發(fā)展的需要、不能對現實政治生活提供合理解釋所致。歷史研究和制度研究指標數值較高，是由于歷史主義作為政治學研究的一種范式，當前在借鑒科學研究方法的過程中也取得一定程度的發(fā)展�，F代政治學研究方法由于吸收最新科學知識成果，比較適應當前社會經濟政治發(fā)展的需要，比較研究、實證研究和系統(tǒng)分析指標的數值說明了這點。但盡管對實證研究論及頗多，多數教材撰寫體例卻“缺乏實證研究、嚴重無視政治實踐案例，使學科長期處于一種形而上學的狀態(tài)。” [8]因此，政治學教材的實證研究，目前還停留在介紹和傳播階段，傳統(tǒng)的、靜止的、定性的學科研究方法依然是學界主流的研究方法。

　　此種方法格局的產生的原因主要歸結于兩個方面。一是在對待傳統(tǒng)和現代研究方法的認識上有偏差。許多學者認為傳統(tǒng)的政治學研究方法無力提供對政治現實的合理解釋而忽視該方法的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對現代研究方法比較重視卻又存有不能克服的困難，因而只能對方法論體系的研究作比較粗略的描述。二是忽視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深入研究。認為只有實證研究才稱得上是政治科學，在研究中并未科學地應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而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指導思想來供奉。

　　其實，“馬克思是第一個運用科學術語來解釋政治問題的理論家。他應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揭示歷史發(fā)展的動力，這使其得以憑借自然科學的法則來預測未來” [9]，成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

　　表3：政治學基礎類教材研究方法主要內容統(tǒng)計表（略）

　　4、方法論取向的繼承性和創(chuàng)新性。政治學研究取向隨著政治學主要內容的變化而發(fā)展變換，研究取向的變化也影響著政治學主要內容的構成。

　　如表3，政治學基本框架主要由國家論、階級論、民族論、權力論、政黨論、人民民主、政治發(fā)展、政治文化、政治行為、政治制度、國際政治論等內容構成，基本上繼承了傳統(tǒng)政治學研究方法所涉及的內容。

　　表2中交叉研究指標數值表明“當代政治學研究還與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相互交叉,產生了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政治經濟學、地緣政治學、生態(tài)政治學、政治人類學、計量政治學等一系列新興邊緣學科” [10]，拓寬了研究領域。

　　但政治學研究方法對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關注還不夠全面或深入，有許多應由政治學回答的問題沒有著重研究，創(chuàng)新力度還需加大。如對公民政治權利的研究力度，與政治權利在現實社會中日益增長的重要性不成比例等。

　　5、方法論研究的理論性和實踐性。多數教材比較側重于理論的傳授而忽視對現實政治實踐的關懷。相對于政治學方法論理論研究的成就而言，政治學方法論現實應用分析比較缺乏。即使有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案例分析，那也表現為理論與實踐的簡單嫁接而未達到有機結合的狀態(tài)。

　　如對“治理理論”的研究，多數學者將研究視閾滿足于西方治理理論的介紹和引用，局限于用西方的理論來剪裁中國的現實，導致西方理論與中國實踐的“水土不服”。拋棄這種特色而尋求以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實際，是沒有多大現實意義的。這種研究方法的“兩張皮”現象比較普遍，使我國政治學研究成為國外政治學說在中國現實的簡單論證，既降低了我國政治學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對國外政治學說的正確理解。

　　此種現象的產生，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政治學研究隊伍主要以高校學者為主(見表1)，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政務型人員很少。學者和政務人員的分割使研究缺乏應有的溝通和合作。即使有合作也是一種停留于體制外的表層的、象征性的協(xié)調合作關系。政治學者缺乏對政治的實踐和經驗，導致政治學理論研究缺乏對現實政治的解釋力。

　�。ㄈ�）政治學方法論專門教材的研究現狀

　　 政治學方法論專門教材研究現狀的考察有兩種分析視角。

　　表4：政治學方法論專著簡明指標統(tǒng)計表（略）

　　1、根據方法論的內容所涉及的指標來進行考量。此種分析視角是從質化、量化指標角度來進行考察，其二級科目指標分布在三個區(qū)間。

　　第一區(qū)間指標數量為1—3的二級科目有：博士論文寫作、方法評估、方法創(chuàng)新、課程論文寫作、語言表述、研究方法基礎、研究認知基礎、比較研究、軟件演示、數學模型等10項。此區(qū)間的指標數值較低，一方面說明這些指標尚處于探索性階段，還沒有得到學界專家的認同，其質量高低有待于研究實踐的檢驗；
另一方面也說明某些指標研究需要較高的跨學科知識，研究者因為能力所限，未能涉足或不敢進入此領域。如數學模型建構、數理分析軟件應用、方法創(chuàng)新等指標都對研究者能力具有很高的挑戰(zhàn)性。立足于一般性知識介紹的基礎上，有學者也力求理論創(chuàng)新，而理論研究的深度直接決定了政治學方法論教材的水平高低。

　　第二區(qū)間指標數量為4—6的二級科目有：研究模式分析、研究策略取向、文獻研究、理論建構、因果聯(lián)系、政治測量、調查研究、職業(yè)道德等8項。此區(qū)間的指標數值適中，說明研究者對之已采取認可的態(tài)度，并顯示出對此類指標的喜好。職業(yè)道德、政治測量等指標數值較高，可看出學界對思辯方法的應用或文獻資料的引用還非常熱衷，也說明政治學方法研究者數理知識的薄弱。第三區(qū)間指標數量為7—9的二級科目有：方法類別、統(tǒng)計方法、方法含義、選題說明、研究樣本、研究變量、數據搜集、數據分析、研究程序等9項。此區(qū)間的指標數值較高，說明學界的研究者對這些指標都充分認定。從這些指標可以看出，方法論含義是每一個研究者都必須進行明確的指標，方法類別的劃分和統(tǒng)計方法的應用已常見于政治學研究方法中，經驗性研究方法比重日益加大。其他指標，從選題說明、研究樣本、研究變量、資料搜集、數據分析到研究程序都是理論研究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說明每個研究者都重視研究環(huán)節(jié)的邏輯論證或理論論證。在科學化研究的趨勢下，理論、命題、假設、變量和測度成為研究的核心概念或過程。

　　2、根據方法論的教材所涉及的指標來進行考量。此種分析視角是從各教材涉及指標來進行考察，其二級科目指標分布在兩個區(qū)間。

　　第一區(qū)間指標數量為12—18的著作有：夏夫利《政治學研究方法》、王德育《政治學定量分析入門》、李瑛《現代政治學計量方法》、張銘《政治學方法論》、盧卡斯《政治及有關模型》、齊斯克《政治學研究方法舉隅》、范埃弗拉《政治學研究方法指南》。除張銘《政治學方法論》外，其余都側重于從定量角度去研究。因為政治學定量研究較少側重知識點的介紹，而是側重理論研究的實戰(zhàn)訓練，所以它們的數值比較低。同時，這些著作都傾向于選擇特定角度做深入細致的研究，不力求面面俱到，也是形成指標數值較低的原因。

　　第二區(qū)間指標數量為19—23的著作有：嚴強《政治學方法論》、胡宗山《政治學方法》，分別從方法的質與量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其優(yōu)點是可以較全面地介紹方法論知識，不會導致重要知識點的遺漏。但其弊端常表現為研究的不夠深入和不夠精確。如何科學處理方法論兩個方面的知識結構，是方法論研究者面臨的一道亟需解決的難題。

　�。ㄋ模┱�治學方法論研究取得的成就

　　政治學研究成績的取得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1、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理論體系架構大體完成。教材對政治學研究方法的體系已經取得初步共識，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從規(guī)范研究到經驗研究、從宏觀研究到微觀研究、從靜態(tài)研究到動態(tài)研究已基本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方法論體系。方法論體系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質化研究，另一部分是量化研究。另外還有各種不同的方法體系的劃分，在研究側重點方面有所不同，由此形成比較研究的良性發(fā)展趨勢。在方法論體系各層次結構方面也取得較大進展，對所屬內容結構作了較為合理的區(qū)分。

　　2、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研究視角取向日益多樣。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技的日益發(fā)展，各種學科的研究方法都被政治學研究予以借用或借鑒。經濟學研究方法、社會學研究方法成為政治學研究方法的主要來源或補充力量。特別是數學模型、決策過程分析、系統(tǒng)分析、結構分析等方法越來越受到研究人員的青睞，政治學研究渠道日益多樣化。政治學研究初步實現了學科間研究方法的融匯貫通，豐富了研究手段，提高了研究質量，拓寬了研究視野。

　　3、政治學研究方法的量化研究比例得到提高。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由于受傳統(tǒng)思想和蘇聯(lián)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一直以來注重思辯研究�；謴驼�治學科以來，由于很多政治學研究人員是從歷史學、哲學和倫理學等專業(yè)轉型過來，其原來自身所持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政治學的研究，其學生也必然受到此種研究方式的影響，學界形成注重質化研究的狀況。近年來，由于西方教材的大量傳播，政治學者與西方人員的頻繁交流，我國研究方法日益受到西方學者的影響，量化研究比例日益提高，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日趨增強。

　　4、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統(tǒng)計方法應用受到認同。如表4，統(tǒng)計方法的應用受到作者的一致肯定，其指標數值為9。這表明學者都強調統(tǒng)計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也間接表明學者們對定量研究重要性的認識。因為在當代，政治學研究的發(fā)展離不開數理統(tǒng)計方法等知識的支撐。這種趨勢要求政治學專業(yè)的學生必須進行一定的數理知識的學習和訓練，以便為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礎。

　　5、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模式流程日趨統(tǒng)一。研究過程是政治學研究方法的一個重點，其研究過程包括一般的邏輯過程和具體的實施過程兩個方面。邏輯過程是政治學研究從理論到研究，從研究到理論的政治學知識的產生和積累過程，而具體的實施過程則是任何一項完整的政治學研究都需要經歷的幾個特定階段，它“包括研究準備、資料收集及資料分析”。[11]方法論教材對研究模式或研究流程都有提及，只是側重點不同，有的是側重研究邏輯過程，有的是側重研究實施過程。

　�。ㄎ澹┱�治學方法論研究存有的缺陷

　　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缺陷也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1、研究方法的不規(guī)范現象大量存在。現有教材中，研究規(guī)范的缺失現象大量存在。一是規(guī)范研究不注重規(guī)范。規(guī)范研究整個研究體系存有很多缺陷，如缺乏理論預設、問題意識不明確、文獻引用不準確、文獻評論不規(guī)范、研究方法側重思辯研究等；
二是經驗研究不注重規(guī)范。經驗研究資料獲取途徑單一、資料分析方法單調、資料引用與問題結論相脫離。如引用的案例不適合方法解說、研究的資料搜集局限于文獻的引用而不注重拓寬研究資料來源等。三是研究方式不注重規(guī)范。政治學研究方法陳舊單一的局面并未打破，由于深受傳統(tǒng)研究方法的影響，一些學者難以從思想層面上和習慣做法上突破以往傳統(tǒng)研究方法上的陳舊框框，仍未能實現從“應然”研究方法向“實然”研究方法、靜態(tài)研究方法向動態(tài)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轉變。

　　2、研究體系的劃分標準仍有缺損。教材對政治學劃分的標準存有模糊的理解。一是對政治學方法基本概念仍未形成清晰見解，在方法論類別和設計的理解上存有分歧。同時，很多學者把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相混淆，把政治學的基本方法和具體方法相混用。二是對政治學方法層級劃分仍存有較大的爭議。對政治學方法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式、研究技術等術語的所屬概念不能進行相對區(qū)分和恰當歸類。如對演繹法與歸納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經驗研究和規(guī)范研究等在政治學方法體系中層級所屬未有確定。三是對政治學方法的理論體系未能深刻把握。各教材在論及方法論時，只是籠統(tǒng)地做簡要說明。

　　3、研究模型的項目設置仍有缺乏。多數教材對研究模型的項目設置缺乏科學的依據。一是在案例教學中沒有利用研究方法論建立分析模型或者理論框架來討事件的發(fā)生原因，只提供對現象的描述性信息，缺乏提供預測事件發(fā)展方向的功能；
二是案例研究過程項目的設置缺乏科學的依據，缺乏對案例設置的論證或說明。盡管學者對案例研究過程已經達成共識，但對具體內容尚未形成統(tǒng)一意見，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環(huán)節(jié)還是照搬外國教材或移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相關設置。

　　4、研究過程的邏輯論證仍有缺少。目前的研究對邏輯分析重要性還認識不足。一是在運用政治學方法的時候，資料的引用與政治學研究的論證相脫節(jié)，研究方法其實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研究過程中案例的結論與案例的論證缺乏內在的邏輯聯(lián)系，導致學界對已有的規(guī)范性研究和經驗性研究也表示出強烈的不滿，提出所謂的經驗研究“多淪為或人云亦云，或語焉不詳的空洞推測” [12]。二是政治學方法的論述較為空洞。國內學者出版的政治學方法論的教材大多數沒有真正以方法論標準來要求自己，有些教材只是具體就某一研究方法進行介紹和剖析，有的是從總體上就政治學方法論或基本方面進行簡單論述，而很少有人“自覺地對政治學研究方法論的應用與使用情況作細致、專門而系統(tǒng)的分析” [13]。

　　5、研究理論研究與政治實踐有所脫節(jié)。政治學研究應該把促進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作為研究中心，這是我國政治學研究首要的價值取向�！爸挥芯邆淞舜_定的價值趨向和政治立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過程中，人類理性才能在各種政治力量相互沖突的政治斗爭中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最終解決其所要解決的政治問題” [14]。因為，“無偏見的政治理論是不存在的” [15]。因之，政治學研究應立足于這個基點，采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嚴謹的研究，以揭示政治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著力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重大理論和重大現實問題。我國政治學研究在這方面的表現卻差強人意。一是研究方法遷就研究目的，拋棄方法論科學性標準，從馬克思主義原著中尋求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的現成答案，或是僵化地地拿著某些具體結論任意地規(guī)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學的研究；
二是套用西方政治學術話語和資源，忽略其形成背后的西方經驗，政治理論的研究與政治實踐相脫節(jié)，并以此來裁剪中國政治現實，把復雜的中國政治發(fā)展概念化、公式化，使政治學研究陷入“全盤西化”的歧途；
三是把政治學的政治性片面理解為對現實政治特別是現行法律、政策的單純注解或論證，使政治學研究成為政治實踐的注釋。

　　四、政治學方法論研究的發(fā)展方向

　　為解決政治學研究方法存有的缺陷，今后的研究應力求做到“五個結合”。

　　1、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大學科和小學科”相結合，即研究方法的總體與個體相結合。

“大學科”指所有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小學科”則指政治學科。由于科學的快速發(fā)展，現代政治學有條件采用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來豐富政治學內涵。大學科的理論背景是現代科學的系統(tǒng)論、控制論和信息論，其創(chuàng)立促進了政治學和自然科學的融合，揭示了政治運行的內在機制和規(guī)則，增強了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但由于上述方法往往只是從單一或特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帶有較大的片面性。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深化對政治學科自身的研究。政治學“核心問題主要是效率、民主與平等三大問題” [16]，其研究邏輯論證可歸納為：從政治人的邏輯起點出發(fā)，研究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政府所持有的政治權力以及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利的博弈，經過雙方的博弈，政治發(fā)展達到政治文明目的，促進社會的和諧發(fā)展。這就需要綜合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力促政治學研究推陳出新。

　　2、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規(guī)范性和經驗性相結合，即研究方法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規(guī)范研究方法強調政治學研究的價值標準，主要運用定性分析的分析手段。經驗性研究方法強調以實證的數據來檢驗一般的理論和原則，分析手段主要是定量分析。經驗研究和規(guī)范研究的差異，也正是其各自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優(yōu)勢。規(guī)范研究可以獲得理解社會生活的深刻見解，而經驗研究社會生活的理解缺乏深度，但在提供理論的論證上具有精確性特征。政治學研究過程，首先要重視事實研究，在梳理事實的過程中，切忌作出價值判斷，而且即便是作出價值判斷的時候，也要充分考慮到這些價值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力求經驗研究和規(guī)范研究相結合，務求科學地觀察、描述、說明、解釋和預測政治現象。

　　3、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結合，即研究方法的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理論“是指由一系列具有內在邏輯聯(lián)系的概念、假設、定理、公理和觀點等組成的事物或現象進行系統(tǒng)說明并且有可驗證性的命題組合”[17]。理論是我們對政治現象的認識，并可對政治實踐提供指導，因而尋找有效的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的基本框架，是我們運用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政治學研究建構或檢驗理論有著一定的法則和邏輯，因而對理論及其與研究關系的認識和理解，是深入研究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基礎。然而，實踐是檢驗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標準。理論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或為解決現實問題做準備。這就需要對政治實踐的觀察和提煉，在實踐的基礎上形成正確的理論并應用于指導實踐。

　　4、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傳統(tǒng)性和現代性相結合，即研究方法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相結合。傳統(tǒng)性指自古希臘政治學以來各歷史時期政治學家對政治學研究的智慧結晶，主要被視為政治哲學�，F代性則指當代以來政治學家借助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對政治學研究的發(fā)展和完善，較多地被人們稱之為政治科學。今天，“作為一門發(fā)展中的科學，政治學依然存在著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爭論” [18]。實證主義認為研究應該仿效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的觀點不失科學性，但其認為“一切關于道德的和基本的選擇或原則的學說都成了荒謬的無稽之談的觀點也存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使其無法作到真正的價值中立，必然轉變?yōu)闅v史主義或相對主義，導致虛無主義和道德思想的墮落，而這種情況需要政治哲學來補救” [19]。

　　5、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相結合，即研究方法的自主性與借鑒性相結合。從事政治學研究，首先必須扎根于我國特殊的土壤中，以我國的實際問題為研究對象，應用行之有效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提升我國的政治學研究水平，使政治學研究方法帶有中國特色，這是我們開展研究的必要前提。同時，“本土化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命題，它要借鑒和學習世界各國政治學研究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將其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以平等的身份成為世界政治學大家庭中的一員”[20]。因此，我國的政治學研究應當在立足中國的基礎上走向國際化，政治學研究方法的體系結構與邏輯論證應當與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接軌，吸收全人類的政治智慧為我們所用。

　　五、結論

　　三十年來，我國的政治學方法論研究已經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形成了較為健全的政治學方法論體系。但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總體水平還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tài)，集中體現為五個方面的嚴重缺失。此種現狀迫切要求我們必須加大對政治學方法論的研究，建構中國特色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方法論體系，切實貫徹“五個結合”的原則，提高我國政治學方法的研究和應用水平，促進政治學研究朝原創(chuàng)性、實踐性和科學性方向推進，更好地服務于當代我國政治實踐的需要，實現我國政治社會的健康、穩(wěn)定、協(xié)調、持續(xù)的和諧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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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楊海蛟:《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學研究特點及發(fā)展趨勢》，《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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