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6日晚，在“鳥巢”舉行奧運開幕式預演。雖然，理所當然地，只有等到正式開幕，人們才能夠觀賞到這些景象，但從中央電視臺傳來了好消息——將充滿中國文化元素。

　　同樣是中央電視臺，這幾天還忙著另外一樁事：連續(xù)表彰幾位與奧運有關的幾座著名建筑的著名外國建筑師，包括聲稱要把中國文化傳統(tǒng)“逼到危機的邊緣”的那位（可以與這句名言并美的還有一位人士不那么太有名的名言。她一到中國就說“難道周圍都是狗屎，我也要與它協(xié)調(diào)？”）。以及另外兩位，堅持他們設計的每平方米耗鋼量高達500kg，總造可能高達70億的場館與每平方米耗鋼量只有30kg、造價折合人民幣只有10億的悉尼奧運場館是“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兩回事”，只有耗資超出任務書規(guī)定的14倍、最后導致工黨政府下臺的悉尼歌劇院才配得上與之媲美。而這座場館，巨大無比密密麻麻的鋼架承載的卻只是厚僅0.2毫米的薄膜！這些鳥巢形的鋼架與鳥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與看臺是脫節(jié)的，取掉它，只須加上一個合理的雨棚，完全不會影響場館的運行。

　　此類輿論由來已久，比較近些的可舉《光明日報》2006年9月7日發(fā)表的葉廷芳先生的長文《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為例。該文在歷數(shù)中國文化包括建筑文化的諸多弊端以后，響應安氏“我就是要切斷歷史”的狂論，力主中國建筑要與世界“接軌”，贊揚“我國在這方面也確實與世界接軌了”，因為這些建筑“都實行了國際招標，并都讓外國高手們中了標”；
認為“不管成敗如何，這個開頭是值得肯定的”，唯一的理由卻是未加論證的“藝術沒有國界”。

　　但2007年1月建設部和發(fā)改委等五部委聯(lián)合發(fā)布的《關于加強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設管理的若干意見》卻給這種輿論發(fā)出了警告。文件強調(diào)“以人為本，立足國情”。重申建筑藝術應該“弘揚歷史文化，反映時代特征”，“重視保護和體現(xiàn)城市的歷史文化、風貌特色”。鼓勵“自主創(chuàng)新”，規(guī)定“應立足國內(nèi)組織設計方案招標，避免盲目搞國際招標”。對“一些地方不顧國情和財力……不注重節(jié)約資源能源……甚至存在安全隱患”提出了嚴厲批評。可以說，這個文件也是對從2000年開始的、關于建筑方向問題的那場曠日持久的大辯論的一個權威結(jié)論。

　　就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也有3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保護、繼承、弘揚法”，中國媒體以“哈利波特淹沒了劉胡蘭”的大幅標題報道了這件事。

　　面對如此對立的兩種指向截然不同的觀點，我真的又一次無所適從了。

　　我只從兩點提出質(zhì)疑：第一，難道建筑不是一種藝術？難道被稱為“人類文化紀念碑”的建筑可以超出所有藝術的共通屬性，不是文化的外化？文化真的就“沒有國界”，隨之，藝術也“沒有國界”？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和藝術，都可以“不管成敗如何”地通通“接軌”？而正是文化，才是一個民族得以存在的根據(jù)，失去了文化，這個民族也就不再存在。

　　“現(xiàn)代化”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保護文化的多元化，尤其對國家性、紀念性、文化性大型公共建筑或城市標志性建筑而言，理應更多地體現(xiàn)一個時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特色。國際建筑師協(xié)會近二十年來就一再呼吁發(fā)展中國家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區(qū)域性文化特色”。如果中國建筑都真的與世界（在當前，其實際所指自然是占據(jù)優(yōu)勢話語權的西方）“接軌”了，必會導致民族記憶的喪失。

　　中國的民族記憶并非完美無憾，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其優(yōu)秀部分，卻確有其獨具的價值和魅力。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近170年以來國運最昌盛的時期，隨著國力的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逐漸加強，近十幾年來，中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從官方到民間，都出現(xiàn)了巨大的變化，繼承優(yōu)秀傳統(tǒng)也越來越成為公眾的熱門話題。

　　但恰恰在這十幾年，卻出現(xiàn)了由不尊重至少是不懂得中國文化的一批外國人，主導了我們的建筑思潮，并有人以“接軌”為由為之辯護。其實，只有科學技術包括建筑科學和技術這些操作層面的東西，才可以談到“接軌”（也不是說接就接），而文化，是只能借鑒而不可“接軌”的。問題至大，不可不辯。

　　質(zhì)疑之二是：難道建筑是一種“純藝術”？ 后者的許多創(chuàng)作都屬于個人行為，花的是自己弄來的錢，又沒有什么物質(zhì)性功能，表現(xiàn)的是個人的觀念，與能源、環(huán)境也不會有太多關聯(lián)。作為個人，人們自有選擇的權力，但即便這樣，作為一種文化，“接軌”對于純藝術來說也是一個偽問題。一位美術理論家在他的《能提倡文化接軌嗎？》中問道：是曹雪芹接巴爾扎克的軌？還是畢加索接齊白石的軌？

　　建筑師花的可不是自己的錢，作為建筑藝術主要體現(xiàn)者的多數(shù)公共建筑，更都是納稅人的辛苦錢，難道可以不顧國情和建筑的功能本性，不惜人力物力財力，由著外國人的性子，表現(xiàn)他們的個人“張力”？

　　“現(xiàn)代化”的另一個重要觀念就是保護環(huán)境和強調(diào)節(jié)約資源。近些年吹來的這股建筑洋風卻背離了這一原則（“水立方”或許例外）。從一開始爭論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八年了，雖然多數(shù)人已早有共識（鳳凰衛(wèi)視網(wǎng)站對國家大劇院的民調(diào)表明，不認同者竟占到88.6%），但從理論界輿論界視之，情況仍令人憂慮。

　　我真的非常擔心：這些中國人付出如此之高物質(zhì)和精神代價的作品，幾十年以后，真的會成為設計人和他們的辯護人一再保證的“舉世的典范”？誠然，世界上確實有當時并不叫好，后來卻證明是好的事物存在（這句話，今天已成為替這幾座建筑辯護的毫無例外的套語了）。但是，也有著當時被瘋狂崇拜恨不得推向世界如今卻被徹底否定了的東西。不管東方還是西方，不管在建筑還是更多方面，都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梢钥隙ǎ�后一種還占到多數(shù)。雖然痛心，我倒是更加相信，隨著中華文化的重新崛起和能源、資源、環(huán)境觀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它們的荒唐只會更加為人唾棄。

　　2002年10月，德國人馮·格康在中國舉辦“在中國從事建筑設計”展覽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只有故宮、天壇和長城是不可替代的。不客氣地講，北京的現(xiàn)代建筑沒有一個是尊重傳統(tǒng)的�！�…現(xiàn)在北京的建筑在我的印象里，完全是美國化的，就像是雞尾酒。我看到太多的北京建筑在追求一種表面化的東西。”他善意地指出：“那是不健康的，建筑設計的出發(fā)點應該考慮和當?shù)氐臍v史與傳統(tǒng)的關系�！�

　　馮·格康的言說可能有點刺耳，或許言過其實，但很值得我們思考。

　　這類被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極力推薦給中國的追求新、奇、特、怪、洋的東西，其實在西方都已經(jīng)沒有多少市場了。設計中央電視臺那座扭七拐八新樓的外國建筑師自己也承認：“這一建筑也許是中國人無法想象的，但是，確實只有中國人才能建造�！憋@然，中國已成了這類建筑師的最后一塊表演場。

　　趙汀陽在他的《觀念圖志》中對這類“藝術”作過這樣的評論：“他們需要突破，突破本身變成了藝術的任務和目的，開始是為了突破古典藝術概念，后來變成互相突破其他藝術家的思路。藝術不再追求成熟和完美，而是追求叛逆、造反、破壞、革命、另類和變態(tài)�！边@些藝術家所遵循的，“只是一些也許打破日常規(guī)則的肆無忌憚的想法�！�

　　當然，對于一些外國建筑師朋友和與我觀點相異人士力求在世界面前展現(xiàn)中國新形象的良好出發(fā)點（如果確實如此的話），以及他們付出的辛勞，筆者可以表示尊重。要在新建筑上體現(xiàn)中國特色或在超大型建筑上做到盡量完美也并非易事。有的問題一時辯不清楚，不妨求同存異。筆者只是企望，在以后的建筑創(chuàng)作中，建筑師能夠在心里，給“建筑”的本體精神，給追求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中國特色，多少也留下一些位置，對于“現(xiàn)代化”的真諦，有更深的理解。

　�。ㄖ腥A讀書報，2008年7月23日）

　　花絮：

　　上文是北京奧運開幕前夕在筆者一篇文章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原文經(jīng)編輯先生小有刪改后與別的文章構成一組發(fā)表了。我發(fā)信給編輯先生說：“粗瞄了一眼，看來我又成‘孤立派’了，或者，應該叫‘反動派’，但沒有關系。”編輯先生回信說：“蕭先生：是啊，從這組文章來說，您比較孤立，但我并非有意為之。從一個專題來說，光說好，只發(fā)一種聲音的文章就沒意思了。因此，多虧有您的文章，才使這個專題沒有變成一邊倒。應該謝謝您。

　　事實上，您也并不是孤立派。我給×××先生打電話，他其實有很多見解，可惜他不愿在報紙上公開談。這次如果我能采訪到×××院士的話，那這組文章的分量也會不一樣，而且也更符合報紙平衡報道的原則，可惜他住院了，不好再去打擾他老人家。另外，此前和關注城市的×××、××包括一些朋友聊起，他們雖然不是建筑方面的專家，但也指出了一些建筑不實用、破壞城市風貌的問題�！�

　　同版也發(fā)了葉廷芳先生的新文，當本人正呼吁“求同存異”時，葉先生仍老當益壯，斗志昂揚，依然不作任何論證地宣揚他的“藝術無國界論”，并說“一個經(jīng)常接觸或?qū)ｉT從事古典藝術（建筑）研究的專家，他的大腦里固有的審美信息已經(jīng)飽和，以致與現(xiàn)代藝術格格不入，而是堅持‘泥古、厭新、拒外’的慣性思維。對于這類朋友的爭論我是向來不奉陪的。因為，你說得再多，他的大腦已進不去別的信息了�！笨磥肀救瞬粌H反動，簡直就是反動透頂了，竟敢公然“泥古、厭新、拒外”，妄圖阻擋歷史的前進。

　　葉先生在發(fā)表了他那篇《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并遇到張良皋先生和我的駁議后（參見張良皋：《中國建筑文化再反思——回應葉廷芳先生“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蕭默：《建筑慎言“接軌”與“藝術”——兼與葉廷芳先生商榷》，均見《新建筑》2007年第3期），看來已經(jīng)坐不住了，在不回答論辯方的任何質(zhì)疑并給論辯方加上許多帽子之余，竟以“不奉陪”為名，以掩飾其無法應對之窘境，未免大失風度，竊深為之憾也！

　　葉先生為了證明與西方文化“接軌”之必要，武斷地判定中國建筑理論一直比西方“滯后”，說“直到漢代”才有了一部與建筑有關的《考工記》，而羅馬人維特魯威的《建筑十書》“早在公元前一世紀”（實際只能說是公元前后）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就算葉先生對《考工記》成書時間的判定是對的，西漢東漢，跨越公元前后各200多年，如何僅憑“漢代”一詞就斷定《考工記》“滯后”于《建筑十書》呢？葉先生的“直到”和“早在”又從何談起？其實，《考工記》在公元前5世紀上半葉即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齊國就已經(jīng)成書了，其時或稍后，凡儒、法、老、墨和堪輿家都對建筑理論作出了各自的頗有深度的貢獻，并對此后的中國建筑文化發(fā)生過深度的影響（參見拙主編國家重點《中國建筑藝術史》“三代”章及“理論光輝”篇諸文的相關論述），而《建筑十書》的實際影響要遲至15世紀文藝復興時代才得以更多體現(xiàn)的。葉先生仍然不作論證，還斷言中國的統(tǒng)治者“從來都是強調(diào)功能而忽視藝術”的，顯然荒謬，或者葉先生甚而連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天壇、頤和園和十三陵都沒有去過，也或者去過而沒有絲毫感受。更可怪者，葉先生竟至也渾然不明建筑師與工程師、藝術家為何物，將他們混同起來，并把前兩者分別為解決安全、堅固、經(jīng)濟、設備或功能問題所作的努力，通通貶之為“工匠心態(tài)”。號召他們一定要“走出工匠心態(tài)”，責備中國建筑師“作為一個階層，他們始終沒有擺脫‘匠人’的地位，作為工程師或藝術家而進行自由的藝術想像或創(chuàng)作”。以上所言，都在我的駁議中附帶提到過了，葉先生至今也未回應。不過，從此類笑論，已足可判定其缺乏對建筑的基本認知，本可不予理睬的，本人的駁議，也并非為彼所作。

　　還是古人說得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智）也�！币�知道，誰也不會在意笑論制造者的“奉陪”與“不奉陪”，并隨之起舞的。

　　這本小書（指拙編《世紀之蛋——國家大劇院之辯》，2005年已在美國出版，中國版即將出版）就要結(jié)束了，我還是認為，延續(xù)了這么多年，至今仍未見終止之勢的這場大辯論，“不論正方還是反方，所有這些意見都是彌足珍貴的”（錄自此書在美國初版后向胡錦濤、溫家寶二位贈書的附函）。每位人士的觀點，包括安德魯先生的，都值得重視。如果這本小書，能有幸作為一種歷史資料性的記錄，成為我們繼續(xù)探討的參考，編者就非常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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