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總體進程

　　傳統(tǒng)的輿地學孕育了歷史地理學。輿地學主要研究歷代疆域、政區(qū)、地名、水道的因襲與變異，長期以來是歷史學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鑰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僅被視為為歷史研究提供一個空間舞臺而已。

　　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地理學思想和方法的傳入，逐漸沖破了輿地學的藩籬，學者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新的方法和視角來研究歷史時期發(fā)生的一切地理現(xiàn)象，并探索這些現(xiàn)象發(fā)生、發(fā)展和變化的規(guī)律。這樣，現(xiàn)代科學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就應運而生了。1934年由顧頡剛、譚其驤創(chuàng)辦的禹貢學會就是有志于開創(chuàng)現(xiàn)代歷史地理研究的學術團體，自費籌辦的《禹貢》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學術成果，更培養(yǎng)了一批歷史地理學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華而停辦。

　　歷史地理學得到充分發(fā)展并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則是解放后的事。當然，發(fā)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文革"以前，歷史自然地理因其階級屬性不強而有所發(fā)展，并在國家建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與國家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經濟地理（含歷史經濟地理）因受蘇聯(lián)影響而呈一枝獨秀式地畸形發(fā)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于經濟地理而茍延殘喘；
但人文地理長期被視作偽科學，作為歷史地理學重要內容的歷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所以，真正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和方法，在基礎理論研究、新領域開拓、相關學科的交流與融合以及結合四化建設的專題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還是改革開放以后即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幾年里所取得的。

　　關于學科的性質，五十年代以來即展開了學術討論，并在主要方面達成了共識。侯仁之最早闡明了歷史地理學是現(xiàn)代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的基本觀點。他系統(tǒng)地闡述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任務、方法和意義，說明歷史地理學是現(xiàn)代地理學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景觀的變化，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的地理景觀，而且還要探求其發(fā)展演變的規(guī)律 。譚其驤、史念海對此均表示贊同。譚其驤認為它的研究對象與現(xiàn)代地理學完全一致，僅僅是時間上的不同而已；
但同時又多次強調運用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不僅能為歷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時又能從歷史文獻中汲取豐富的、無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認為"以前歷史地理學還屬于歷史學的范疇，自然要運用治史的方法進行探索"，"既然（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就該兼用地理學的方法從事研究" 。此外，黃盛璋提出歷史地理學是介于歷史與地理兩門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盛敘功認為它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尹國蔚提出它是一門獨立的綜合性學科等觀點，均成一家之言，呈現(xiàn)出百家爭鳴的良好局面。

　　 對各分支領域的理論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長足的進展。黃盛璋對綠洲學、馬正林對歷史城市地理學、周振鶴對歷史政治地理學、韓光輝等對歷史地圖編制理論、李并成對歷史民族地理學、王振忠對歷史社會地理、龔勝生對歷史醫(yī)學地理學、王社教對歷史農業(yè)地理學、雍際春對歷史文化地理學、趙海軍對歷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與探索，為各分支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在學科基本建設上，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成就。一是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顧頡剛、章巽合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部分）出版于1956年，開我國綜合性歷史地圖集之先河。作為毛澤東主席1954年交辦的任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譚其驤主編、歷時三十余年而于1988年才出齊的八大冊《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切歷史地理專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與出發(fā)點，奠定了本學科牢固的基石。在它的影響下，《中國歷史地震地圖集》、《中國史稿地圖集》、《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抗日戰(zhàn)爭等一批斷代、專題歷史地圖集相繼問世；
區(qū)域性歷史地圖集的編制也形成風氣，已出版的有北京、廣東、西安、上海四種。規(guī)模更大、門類更全、內容更精彩的《國家歷史大地圖集》正在出版之中，預計這將大大推動本學科的全面發(fā)展。二是歷史地名工具書的編撰。三十年代臧勵龢等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已遠遠適應不了需要。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撰的《辭�！窔v史地理分冊、《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分別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權威的歷史地名工具書。分省的歷史地名工具書則有廣東、浙江、湖南三種。即將出版的史為樂主編《新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將在這方面取得巨大進步。三是通論性、總結性與區(qū)域綜合性著作的不斷涌現(xiàn)。通論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種，主編或第一編著者分別是：史念海、鄒逸麟、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陳昌遠、張步天、韓濱娜、李恩軍、張全明、陳代光。1982年出版的譚其驤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鄒逸麟主編《中國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由多個專業(yè)單位協(xié)作攻關，集眾人之長，是學術界成果的總結之作，比上述通論性著作更具權威性。至于區(qū)域性綜合性研究的，則至少有關于黃淮海、河西走廊、荊楚、東北、蘇北的五部專著問世。

　　 隨著這門學科的日益興旺和成熟，產生了一批頗具影響的學術大家，顧頡剛被認為是歷史地理學的開山祖，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則為歷史地理學三大家，他們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學術繼承人，從而圍繞他們逐漸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歷史地理的中心。

　　 二、 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進展

　　 作為歷史地理學一個分支，它是從五十年代開始發(fā)展起來的，譚其驤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是這一分支領域的前期綜合成果，侯仁之主編《環(huán)境變遷研究》在學術界也頗有影響，同時又在歷史氣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動物等方面均有進展和新成果問世。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個省份的歷史氣候資料，文煥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漢黃河中下游氣候的專著，竺可楨1972年發(fā)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是一篇杰出的經典論文，張家誠、龔高法、張丕遠、劉昭民、滿志敏等學者對歷史氣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關于歷史上水體變遷的研究，成果豐碩，僅有關黃河歷史的研究專著和論文集便有十余種。關于長江、珠江、海河、淮河變遷歷史均有專著問世，譚其驤、張修桂、施雅風、陳吉余關于洞庭湖、鄱陽湖、青海湖、東部海岸歷史變遷的研究成果均堪稱范式，譚其驤對海河水系、史念海對運河、鄒逸麟對黃河、曾昭璇對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對遼河水系、王守春對塔里木河、李并成對敦煌綠洲水系、傅林祥對黃浦江等河流演變歷史的研究結論也均成一家之言，有關歷史上羅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鑒湖、廣德湖、白洋淀、文安洼、梁山泊、居延澤、華北平原湖沼與古河道、長江三峽工程背景與長江水旱災害、上海與天津成陸過程等專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國家某些政策失當，造成一些地區(qū)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加劇甚至沙漠化，譚其驤對黃河下游河道變遷與中游農牧業(yè)更替關系 、侯仁之對西北毛烏素沙地與烏蘭布和沙漠變遷 、史念海對黃土高原植被 、陳橋驛對紹興天然植被的考察與研究 ，都是有針對性的，在學術上起著開創(chuàng)作用，不少學者如朱震達、于希賢、朱士光、趙永復、陳育寧、景愛、王尚義、鄧輝等繼踵其后，在研究廣度、深度上均有所進展，從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文煥然、何業(yè)恒為主的一批學者在歷史時期野生動物地理的研究方面發(fā)表了一連串的論文和專著，論述了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得出了其變遷總趨勢是分布區(qū)域由小變大、分布范圍北界日趨南縮、有的種屬甚至瀕于滅絕的結論�？傊�，環(huán)境變遷研究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的熱門課題，今后將長盛不衰，象藍勇關于明清皇木采辦對西南地區(qū)環(huán)境的負面影響 、龔勝生關于兩千年來瘴病分布變遷 這樣的研究，基礎扎實而立意新穎，昭示了這一領域良好的發(fā)展勢頭。

　　 三、 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進展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間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國實際上已被列為禁區(qū)，因而歷史人文地理也難逃厄運。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中國的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迎來了科學的春天。譚其驤指出：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與門類頗為廣泛，比外國要豐富得多，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中國所特有的，因此他預言："歷史人文地理將是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為繁榮的分支之一，在中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進程中，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來，歷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因領域眾多，宜分八個方面加以總結。

　　1.歷代政區(qū)研究

　　這是傳統(tǒng)的輿地學的核心內容之一。1980年出版的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反映了這一方向。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和《辭�！窔v史地理分冊中。1987年出版的周振鶴《西漢政區(qū)地理》，解決了清代以來許多學者沒有解決的問題，是歷史政區(qū)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邁乾嘉"來形容并非過譽。以后，相繼有研究東漢、明代政區(qū)的專著（作者李曉杰、靳潤成）問世。牛平漢等編著了明、清兩代政區(qū)沿革綜表，而以《中國歷代行政區(qū)劃》為名的書至少有兩部，分省歷史政區(qū)沿革的著作則有湖北、安徽、山西、廣西、寧夏、內蒙古、北京等多部。

　　這一活躍領域里，發(fā)表的論文涉及郡縣制、僑州郡縣制、路州縣制、府制、行省制的許多方面和行政區(qū)劃劃分原則、州縣等第變遷、政區(qū)改革等內容，其中有些是熱點問題，有些具有突破性進展。前者如關于秦郡的考證，乾嘉以來無慮數(shù)十家�！稘h書·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發(fā)現(xiàn)內有后置者，王國維《秦郡考》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個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內，遂據(jù)《史記》紀傳益以陶、河間、閩中、黔中四郡；
譚其驤《秦郡新考》 則認為應補入陳、廣陽、閩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數(shù)目，因為秦統(tǒng)一后對郡的建制有所增補。關于秦代有無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學術界也有爭論。后者見于周振鶴《自選集》尤多，其《縣制起源三階段說》將春秋戰(zhàn)國縣制起源劃分為縣鄙之縣、縣邑之縣、郡縣之縣三個階段，"由縣鄙得縣之名，由縣邑得縣之形，由縣的長官不世襲而得縣之實，這或者可以看成是縣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對東晉南朝僑州郡縣、六朝政區(qū)增置濫置、南朝內地的少數(shù)民族政區(qū)等問題都做了窮盡式的研究 ，從而使以前的同類成果相形見絀。

　　2.歷代疆域研究

　　解放前,關于中國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將中國與中原王朝等量齊觀,因而關于疆域的定義并不十分確切。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者首先遇到了疆域問題上的一連串難題。主編譚其驤深入細致地剖析了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經過反復琢磨，直到晚年才發(fā)表了他的論文《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 。他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是多民族共同締造的國家，因而中國與中原王朝是兩個不同概念：凡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員在歷史上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
她所管轄和活動的范圍，都是歷史上中國的疆土；
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歷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沒有一個政權曾經包括過所有中國的領土。這個觀點，現(xiàn)在成了邊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論。在學術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規(guī)模效應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叢書，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學術專著。論地域，這些成果覆蓋了西北、蒙古、東北、西藏、云南、臺灣、海南、釣魚島、南海諸島等地，填補了不少空白；
論時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甚至象南越國邊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羈縻府州、明代遼東都司等這樣偏僻但很有意義的專題，也有專門的論著問世。

　　3.歷史產業(yè)地理研究

　　古代中國以農立國,因而歷史農業(yè)地理的成果蔚然可觀。當然，"文革"及其以前描述性的籠統(tǒng)敘述占絕大多數(shù)，近二十年來始在學術深度上進展較快。史念�！逗由郊�》（1-5集）內許多論文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八十年代提出"歷史農業(yè)地理"概念后，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許多青年學者紛紛以此為研究方向，因而有關成果層出不窮，成為一門顯學。迄今為止已出版斷代農業(yè)地理專著3部、分省歷史農業(yè)地理專著近10部。韓茂莉著《宋代農業(yè)地理》探討了自然條件對農業(yè)的影響、人口土地與農業(yè)生產的關系、主要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與輪作方式的變化、主要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黃河中下游、東南、荊湖、西南、嶺南五大區(qū)域的農業(yè)生產與土地利用特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第一部斷代農業(yè)地理專著，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她的近著《遼金農業(yè)地理》是對學術事業(yè)的又一奉獻。吳宏歧著《元代農業(yè)地理》是這方面另一部專著。郭聲波著《四川歷史農業(yè)地理》是第一部區(qū)域歷史農業(yè)地理專著，填補了不少空白，也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資深專家們曾經預言：若各地學者均能象郭著那樣以本省為范圍作通貫古今的歷史農業(yè)地理研究，則一部完整的中國歷史農業(yè)地理當指日可待了 �？上驳氖�，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關于明代蘇皖浙贛和龔勝生、周宏偉、耿占軍、馬雪芹、陳國生關于清代兩湖、兩廣、陜西、河南、云貴等省的歷史農業(yè)地理研究專著，覆蓋范圍當今16省。

　　這一領域發(fā)表的論文有上百篇，有宏觀綜合的考察、有斷代農業(yè)區(qū)域的綜合研究，有對單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變遷的研究，呈現(xiàn)一番繁榮的景象。其中，史念海對黃河流域、趙永復對河西走廊、杜瑜對甘寧黃土高原、司徒尚紀對廣東等地的農業(yè)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區(qū)為單元的探索；
鄒逸麟對蠶桑業(yè)、黃盛璋對礦冶業(yè)、趙松喬對種植業(yè)、李為對造紙業(yè)等產業(yè)的歷史地理探討則屬部門地理研究；
而華林甫對唐代粟麥稻、韓茂莉對宋代麥桑麻、曹樹基對清代玉米番薯等作物進行斷代的歷史地理研究，均較以往對農作物的籠統(tǒng)研究向前邁進了一步。

　　4.歷史人口地理研究

　　這項研究長期處于停滯狀態(tài)。1986年出版的葛劍雄著《西漢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斷代歷史人口地理專著，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該書對西漢人口分布的密度、遷徙、增長率以及糧食生產關系等問題作了詳盡分析研究，為歷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開創(chuàng)了一條新路子，具有引導意義。此后，有關斷代人口地理的專著僅唐代便出版了三部 、區(qū)域性歷史人口地理專著一部 、動態(tài)的歷史人口地理（移民史）專著至少4部 ，葛劍雄《自選集》內這方面的精辟論述亦復不少，還有多種人口史研究專著涉及地理問題。發(fā)表的論文也很可觀，重要的如李儀俊對中國人口重心轉移的研究，在國內尚屬獨創(chuàng)；
司徒尚紀對海南、曹樹基對明初長江流域、吳松弟對宋代福建、唐亦功對金代京津唐等地區(qū)的歷史人口地理分布與變遷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傊�，這一領域近十幾年來所取得的成果對現(xiàn)代人口地理學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

　　5.歷史城市地理研究

　　據(jù)權威學者分析,作為人文地理學分支之一的歷史城市地理學,直到70年代末期才開始有所發(fā)展。馬正林《豐鎬-長安-西安》一書出版于1978年，當時國內這方面著作還相當少見。到了80年代初，這種研究有了較大的發(fā)展，論著數(shù)量可觀、質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對北京、上海、西安、南京、開封、洛陽、廣州、杭州、成都、武漢、沈陽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對江陵、南陽、紹興、安陽、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鎮(zhèn)甚至斷代城市的大量研究，涉及了城市起源、類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間比較研究等方面，其中絕大多數(shù)為單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象傅崇蘭、楊平林、葛劍雄、王玲、李孝聰?shù)瘸鞘腥貉芯�，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從而成為歷史地理學各分支學科中的翹楚。歷史城市地理學的發(fā)展，在推動整個學科的前進腳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馬正林編著《中國城市歷史地理》一書的出版（1998年），標志著這個分支的成熟 。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歷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學術界將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并列為五大古都；
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說盛行，1983年還出版了陳橋驛主編的《中國六大古都》一書；
但譚其驤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說法，認為鄴（安陽）作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 。隨后，陳橋驛又主編了《中國七大古都》一書。盡管有的學者對七大古都之說提出異議，并多次撰文、反復申述，但多位反駁者均認為"七大古都"說較為合理，學術界的看法漸趨一致。1983年成立了古都學會，，不定期出版論文集《中國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

　　侯仁之是建國后用現(xiàn)代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城市地理的開創(chuàng)者，他對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無出其右者。在他發(fā)表的許多論著如《歷史地理的理論與實踐》、《侯仁之燕園問學集》、《侯仁之文集》中，論述了北京的地形特點、聚落興起、園林分布的一些規(guī)律、歷代建都過程、都城布局的發(fā)展演變，以及水源開發(fā)、宮廷廣場的演變等重要問題，并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規(guī)劃等工作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以后又結合城市規(guī)劃，他對邯鄲、淄博、承德等城市興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給后人以重要啟迪。1991年，他又倡議對北京周圍地區(qū)進行"區(qū)域鏈"的研究，有的論著已開始響應 。

　　6.歷史軍事與交通地理研究

　　歷史軍事地理范圍很廣，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關于長城的研究，論著堪稱豐富，但以泛泛而談的居多，象張維華《中國長城建制考》這樣嚴謹?shù)闹�作畢竟只有少�?shù)�！蹲x史方輿紀要》自清末以來即被視為軍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歷史軍事地理價值的論文僅有施和金《中國古代戰(zhàn)爭的地理分布》一文。該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戰(zhàn)爭的地理分布及其特點，后有人補充了清代戰(zhàn)爭地理分布的論述。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有相當圖幅是歷代戰(zhàn)爭地圖，而在張海鵬編著《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中，戰(zhàn)爭地圖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過論述戰(zhàn)國國防地理、《通鑒》戰(zhàn)爭地理、歷史上的國防區(qū)域、歷代戰(zhàn)爭與氣候等問題的論文。解放后，史念海關于陜西歷史軍事地理多有研究，并發(fā)表了關于唐代前期關東尚武風氣的專文 ；
陳可畏對城濮之戰(zhàn)和垓下之戰(zhàn)作了重新研究；
辛德勇關于劉邦出入漢中、韓信平齊、巨鹿之戰(zhàn)等楚漢戰(zhàn)爭中地理問題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長期未解決的問題。

　　歷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絲綢之路、海上絲路、大運河等問題上，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論著。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及一大批水運史、航海史著作盡管側重點不在地理方面，但無疑為歷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資料。在現(xiàn)有成果中，章巽對秦國交通與海上交通、黃盛璋對《西天路竟》與川陜交通、李之勤對秦嶺交通、劉希為對隋代交通、王颋等對元代各行省站道、楊正泰對明代驛站等問題的考證與研究，均是比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兩份，分別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叢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代表了目前歷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7.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

　　這個領域是新興的熱點，雖然起步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來勢很猛，呈現(xiàn)出強勁的發(fā)展勢頭。其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某種社會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鶴與游汝杰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盧云著《漢晉文化地理》和周振鶴關于秦漢宗教地理、風俗地理、現(xiàn)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胡阿祥關于中古郡望郡姓、張桂林關于媽祖信仰起源與傳播、張偉然關于南北朝佛教地理、吳成國關于東晉南朝婚姻禮制地域差異、王日根關于地域性會館等專題的研究�！斗窖耘c中國文化》論述的問題，如方言與移民史、方言與民俗、方言與地方文化、方言地理與人文地理等，多有發(fā)明，令人耳目一新。盧云研究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時期文化區(qū)域與文化重心、秦漢濱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論文，具有很高的識見，他的專著《漢晉文化地理研究》對漢晉時期精神文化領域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文化區(qū)域及其變遷、濱海宗教文化帶與漢晉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態(tài)的地域分布、俗樂區(qū)域與雅樂中心四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填補了多方面的學術空白，同時也為我們展示了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廣闊前景。二是某一時期某種人才地理分布的綜合研究，如史念海對兩《唐書》人物籍貫地理分布、李泉對兩漢中高級官吏籍貫分布、王尚義對漢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點 、蕭華忠對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胡阿祥對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葉忠海對南宋以來江浙成為文人源地原因等專題的研究，專著則有曾大興著一部。三是歷史區(qū)域社會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紀對廣東、張偉然對湖南與湖北、藍勇對西南諸省的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專著，是這一領域第一批具有開拓性的著作；
王子今對秦漢區(qū)域文化、程民生對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也均各具特色；
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堪稱是一部歷史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qū)域研究》一書，匯集了語言、宗教、風俗三種文化區(qū)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區(qū)、區(qū)域文化地理六項專題的研究成果，頗具學術深度，為歷史文化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另外，衛(wèi)家雄關于明清閩臺風俗、單樹模關于古代蘇北文化地理、徐建春關于先秦浙江文化區(qū)、劉巖關于河北地域文化景觀等問題的論文，也對歷史區(qū)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討。至于歷史文化地理的通論性著作，目前已有兩部，但在吸收學術界現(xiàn)有成果、反映學術前沿方面并不太理想。

　　8.古代地理學家、地理文獻與學術史研究

　　這一領域成果豐碩，集中體現(xiàn)在關于地理學史、酈道元《水經注》、徐霞客《游記》、歷代地理總志與正史地理志、古地圖等專題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是地理文獻研究中的精品，而譚其驤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則是這方面最權威的撰述。20世紀出版的通論性地理學史著作有七種，作者或主編分別是：王庸、侯仁之、于希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鞠繼武、王成組、趙榮；
論文不勝枚舉，其中有些論題向李約瑟難題子課題進軍，體現(xiàn)了良好的學術方向。出版中國地名學史專著兩部（作者分別是孫冬虎和華林甫），地質學史也已有專著面世，但地貌學史、人文地理學史、歷史地理學學術史之類的著作迄今未見。20世紀發(fā)表《水經注》研究專著30來部、論文約270篇、有關徐霞客游記的論著約200篇（種），涉及酈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學（含地名學地質學地貌學）、文學、文獻學、金石學價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兩門顯學--酈學和徐學。世紀初著名的酈學家有楊守敬、熊會貞等，而世紀末的酈學家則首推陳橋驛，陳氏還倡議編撰《水經注》新版本、新繪《水經注圖》。徐學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帶出來的，此后是侯仁之帶出來的，褚紹唐、吳應壽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記》（1982年）則是徐學史上一項劃時代的突出貢獻，后來又有朱惠榮校注本問世（1985年）。學者們對《禹貢》、《山海經》、《括地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資治通鑒》胡注、《讀史方輿紀要》的研究，均有一批專題論著發(fā)表。關于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許多精深的成果問世，特別是胡阿祥對《南齊志》、趙呂甫對《新唐志》、施和金與徐規(guī)對《宋史·地理志》、馮永謙與張修桂對《遼志》的證校補糾，都極有貢獻，鄒逸麟對《漢書·溝洫志》、周振鶴對《漢書·王子侯表》的箋正也均系力作 。金毓黻、趙萬里兩種《元一統(tǒng)志》輯本為嚴謹?shù)妮嬝�之作，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為作者的精心之作，但賀次君輯《括地志輯�！反嬖诘膯栴}較多。古地圖研究很熱門，三巨冊《中國古代地圖集》代表了這方面最高的學術水平，關于考古發(fā)現(xiàn)的放馬灘地圖（1986年）、馬王堆地圖（1973年）和傳世的禹跡圖、華夷圖、平江圖、靜江府城圖、西夏地形圖以及數(shù)量可觀的明清地圖，均有大量研究論文發(fā)表，已有多種古地圖選集問世，通論性地圖學史專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別是王庸、陳正祥、金應春、盧良志），甚至有的學者還專門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圖。

　　四、 展望未來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有用于世的學科 ，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為國家建設已經并將繼續(xù)作出重大貢獻。譚其驤關于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是最有希望的預言，如今已經應驗，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必將持續(xù)繁榮下去；
而在全球環(huán)境日益惡化的背景之下，我國的環(huán)境變遷研究也將日益興旺起來。所以，出于學科本身發(fā)展的需要和社會的企盼，歷史地理學學科在新的世紀里一定會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發(fā)展，歷史地理工作者也必將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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