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個人的軌跡

　　出站

　　入站

　　客來

　　客往

　　何站?

　　何客?

　　誰寐?

　　誰覺?

　　1970年夏天，顛簸在日本鐵路的一輛慢車上，我寫下這些短句，以為我把紅塵攘攘的過客做了一個冷眼旁觀的寫照，沒想到素描對象原是素描人，我的一生，仆仆風塵，出站人站……

　　1937年，我在日本侵略者橫飛大半個中國的炮火碎片中呱呱墜地，在南中國沿海的一個小村落里，在無盡的渴望、無盡的饑餓里，在天一樣大地一樣厚的長長的孤獨里，在到處是棄置的死亡和新血流過舊血的愁傷里，我迅速越過童年而成熟，沒有緩刑，一次緊接一次，經(jīng)歷無數(shù)次的錯位，身體的錯位，精神的錯位，語言的錯位……

　　第一次放逐：是家庭離散。我們?nèi)�家被趕到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那里“白色的中國人”壓迫“黃色的中國人”，那里“接觸的目光是燃燒的汗，中風似的驚呆，不安滲透所有的器官、血脈、毛管和指尖……我們不敢認知尚未認知的城市，不敢計算我們將要來的那一個分站”……

　　第一次愁渡：帶著狂暴內(nèi)戰(zhàn)后對于中國文化的焦慮與游疑不定沉重的心情，我到了臺北上大學。參與其他的詩人藝術家試圖重建中國文化的努力，試圖找到一個人處，促使此刻正急速解體的中國文化的原質(zhì)根性得以復蘇更新。我寫詩，先用中文，然后用英文，轉化，翻譯，要讓大家注意到我們生死存亡的處境，不光是認識我們原質(zhì)根性的危機，還要認識我們本有的抗拒暴力強權的潛在力量，孕存在古代哲學美學和古典詩里的視野，包括道家為抗拒“以語框物”“以人制天”的霸權運作所提供的“去語障解心囚”的策略，進而探索和認識西方現(xiàn)代哲學詩學因為批判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系統(tǒng)“以語框物”“以人制天”的強制行為而切人/回響東方的思域的詭奇蛻變……

　　第二次愁渡：自愿的放逐?不自愿的放逐?來到美國而慢慢變成被人稱之為跨文化的一個“場域”，一個pass.port(所謂護照/通運港)，在兩個文化的夾縫間，滿溢著張力，滿溢著戰(zhàn)栗，滿溢著噩夢，在不同的地方的夾縫間，在風景的夾縫間，在焦慮的夾縫間，永遠夾在中間，永遠錯置錯位……

　　2.Antagonisties丫mbiosis(異質(zhì)文化爭戰(zhàn)的共生)

　　現(xiàn)代中國文化、文學是本源感性與外來意識形態(tài)爭戰(zhàn)協(xié)商下極其復雜的共生，借生物學的一個名詞，可以稱之為Antagonistic Symbiosis(異質(zhì)分子處于斗爭狀態(tài)下的共生)，指在是19世紀以來西方霸權利用船堅炮利、企圖把中國殖民化所引起的異質(zhì)文化與本源文化的爭戰(zhàn)。現(xiàn)代中國文化、文學一開始便是與帝國主義軍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侵略辯證下的蛻變與轉化，其過程復雜多面而詭奇，既橫暴神秘又美麗攝魂。在兩種文化爭戰(zhàn)的夾縫中，聞一多寫下噩夢似中國的形象：

　　啊，橫暴的威靈，你降伏了我，

　　你降伏了我!你絢縵的長虹——

　　五千多年的記憶，你不要動，

　　……

　　你是那樣的橫蠻，那樣美麗!

　　仿似希臘神話中的蛇發(fā)美人Medusa，真是千蛇萬緒，令人驚駭，令人愁傷，是我一度說過的中國人不得不承受的“郁結”。

　　在“五四”之初，德先生和賽先生確曾開啟過重要的文化的轉機：懷疑精神、批判精神、開放精神，使青年能對傳統(tǒng)文化中宰制性的權力架構做出挑戰(zhàn)，做出反思，包括把維護傳統(tǒng)權力架構的解讀的方式破解(如《古史辨》的努力)，但同樣的反思精神并沒有應用到外來意識形態(tài)上。事實上，對西方的知識、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沉醉，往往壓倒了對中國文化原質(zhì)根性異化生變的思索。這種把侵略者、殖民者的思想內(nèi)在化——即被外來思想同化到無法反思、無法認知這些曾經(jīng)幫助他們批判傳統(tǒng)宰制架構的外來思想，在最深的底層里，實在是另一種宰制形式，對人性的削減有很大的創(chuàng)傷性，是與中國文化宰制加構以外所強調(diào)的“自然”、“無待”、“無礙”背道而馳的。自“五四”反帝反封開始，自從“五四”對舊有政治、倫理、美學秩序做情緒化的鞭撻和歐美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文學理論大規(guī)模地不分皂白地移植之后，影響所及，是賽先生(包括其引發(fā)的物化、商品化、目的規(guī)劃化、人性單面化的文化工業(yè)——即以貨物交換價值取代人之為人的價值)的得勢，和持護、培植人性深層意識一與風范的精純文學藝術的虛位，包括中國古典詩提供的靈活語法所代表的非干預性非宰制性的觀物、表物的立場與策略，包括可以幫忙我們破解權力架構解除語言暴力的道家思想，包括人法自然的山水詩里提供的物物無礙的世界……之淡化和邊緣化。所以，在這個內(nèi)在化的過程中，兩種文化便無可逃避地進人復雜的沖突、對峙、爭戰(zhàn)、協(xié)商、調(diào)整。這種異質(zhì)爭戰(zhàn)的共生一面深深觸擾了中國本源的感受、秩序觀和價值觀，一面引發(fā)了弓張弦緊的文化對話。

　　中國作品，既是“被壓迫者”對外來霸權和本土專制政體的雙重宰制做出反應而形成的異質(zhì)爭戰(zhàn)的共生，所以它們一連串多樣多元的語言策略，包括其間襲用西方的技巧，都應視為他們企圖抓住眼前的殘垣，在支離破碎的文化空間中尋索“生存理由”所引起的種種焦慮。有一點是最顯著的，那就是，中國作家的激情——焦慮、孤絕禁錮感、猶疑、懷鄉(xiāng)、期望、放逐、憂傷，幾乎找不到“唯我論”式、出自絕緣體的私秘的空間，它們同時在內(nèi)在的、個人的，也是外在的、歷史的激情，個人的命運是刻鐫在社會民族的命運上的，因為它們無可避免地是有形殖民和無形殖民活動下文化被迫改觀、異化所構成的張力與攪痛的轉化，像大部分第三世界的作品一樣，它們不得不包含著批判的意識，雖然不一定帶有批判的語句。這些作品往往充滿了憂患意識，為了抗拒本源文化的錯位異化，抗拒人性的殖民化，表面仿佛寫的是個人的感受，但絕不是“唯我論”，而是和全民族的心理情境糾纏不分的�，F(xiàn)代中國的作品大部

　　分都如此，我曾在別處舉穆旦的一首詩《我》為例：

　　從子宮割裂，失去了溫暖，

　　是殘缺的部分渴望著救援，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里。

　　從靜止的夢離開了群體，

　　痛感到時流，沒有什么抓住

　　不斷的回憶帶不回自己。

　　遇見部分時在一起哭喊，

　　是初戀的狂喜，想沖出去樊籬

　　伸出雙手來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絕望，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里，

　　仇恨著母親給分出了夢境。

　　這首詩有人或許會用精神分析的眼光來看，認為寫的是人格分裂。但事實上，在現(xiàn)代中國這樣獨特的文化場域里，個人和民族是不分的，這里寫的也是外來霸權所引發(fā)的中國文化的分裂，既是個人的也是民族的“既愛猶恨說恨還愛”的情結。

　　現(xiàn)代的中國仿佛無限期地在虛位的夾縫中猶疑困苦。舊文化割棄了，但浸淫了幾千年的光輝精純的文化，真的可以揮慧劍斬斷情絲千萬丈嗎?向新的文化認同，但新的文化在哪里呢，什么面貌?什么實質(zhì)?中國真的凝融力在那里?西方真的凝融力(如果有)在那里?是“五四”至今都沒有解決的問題。當魯迅在其《仿徨》集中的題詞，特別拈出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他也是要與屈原被流放的情境比況。這一個文化的心境，這一個“郁結”，魯迅的《野草》表達得最深入。中國人是苦難的，他們恒常在兩種文化的夾縫里，在不同的錯位空間、風景、夢的夾縫哀傷穿行，承受著身體的、精神的、語言的放逐之痛。

　　鴉片戰(zhàn)爭以后，洋務運動以來，往西方“取經(jīng)”已經(jīng)成為一個主要的目標，至今未斷。但這些現(xiàn)代的“取經(jīng)”者，與唐代的玄類相比，便發(fā)現(xiàn)后者雖亦受流離的體罰與失神，但他沒有必要為唐代文化情傷攪痛，現(xiàn)代的“取經(jīng)者”，不管是文科理科，他們流離下的神騷體痛，都是與救亡之急糾纏不分的一種文化轉位的情結。這個母題反復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xiàn)。“五四”以前的小說，譬如郁達夫的《沉淪》，臺灣時期的小說譬如白先勇的《滴仙記》。詩方面譬如聞一多的《我是一個流囚》(還有多首類似的話)，王獨清的《我從Cafe中出來》，辛笛的《杜鵑花和鳥》、《巴黎旅意》等等，余光中的《多峰駝上》(也是如玄類比況，他在唐人街上找不到唐人)，葉維廉的《賦格》、《愁渡》、《松鳥的傳說》。其實，現(xiàn)代中國的詩，幾乎大部分或多或少正面或側面地都曾觸及這個文化轉位錯位的情結。

　　3.雙重的文化錯位：五六十年代的臺灣

　　抗戰(zhàn)勝利還沒有透一口氣，狂暴的內(nèi)戰(zhàn)又把中國人狠狠的隔離，親離子散凡40年，飽受雙重的錯位。被迫離開大陸母體而南渡臺灣的作家們，在“初渡”之際，頓覺被逐離母體空間及文化，永絕家園，而在“現(xiàn)在”與“未來”之間焦慮、游疑與仿徨；
“現(xiàn)在”是中國文化可能全面被毀的開始，“未來”是無可量度的恐懼。五六十年代在臺的詩人感到一種解體的廢然絕望。他們既承受著“五四”以來文化虛位之痛，復傷情于無力把眼前渺無實質(zhì)支離破碎的空間凝合為一種有意義的整體。在當時的歷史場合，我們?nèi)绾稳チ私猱斍爸袊�的感受、命運和生活的激變以及憂慮、孤絕禁錮感、鄉(xiāng)愁、希望、精神和肉體的放逐、夢幻、恐懼和游疑呢?我們并沒有像有些讀者所說的“脫離現(xiàn)實”，事實上，那些感受才是當時的歷史現(xiàn)實。

　　這里牽涉到幾個感受與表達的因應問題：

　　第一，面對中國文化在游疑不定里可能帶來的全面瓦解，詩人們轉向內(nèi)心求索，找尋一個新的“存在理由”，試圖通過創(chuàng)造來建立一個價值統(tǒng)一的世界，哪怕是美學的世界!來離補那渺無實質(zhì)的破碎的中國空間與文化，來抗衡正在解體的現(xiàn)實。(洛夫說：“寫詩即是對付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這些心理、美學的活動都發(fā)生在臺灣逐漸成為我們?nèi)怏w與精神的故鄉(xiāng)“之前”，發(fā)生在臺灣逐漸成為重建中國文化的重鎮(zhèn)“之前”。

　　第二，在我們被漩人這種游疑不定的情緒和刀攪的焦慮的當時，流行的語言(所謂“反共文學”)卻完全沒有配合這個急激的變化；
事實上，可以說完全失真。由于宣傳上的需要，激勵士氣，當時一般在報章雜志上的作品，鼓吹積極意識與戰(zhàn)斗精神，容或有某種策略上的需要，卻是作假不真。所謂語言的藝術性，除了避開老生常談的慣用語之外，還要看它有沒有切合當時實制裁的感受。當時詩人們在語言上的實驗和發(fā)明，必須從這個關鍵去看。

　　第三，由于我們站在現(xiàn)在與未來之間冥思游疑，一面主題和語態(tài)充滿著“追索”、“求索”，回響著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另一方面，我們很自然地便打破單線的、縱時式的結構，進出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同文化的時空，做文化歷史聲音多重的回響與對話，也因此，在語字上，在意象上，不少詩人企圖通過古典語匯、意象、句法的重新發(fā)明與古典山水意識的重寫來再現(xiàn)本源的視野來馴服凌亂的破碎的現(xiàn)代中國的經(jīng)驗。

　　第四，由于臺灣被納人世界兩權對立的冷戰(zhàn)舞臺上，當時雖號稱“自由中國”(與極權的“共產(chǎn)中國”相異的意思)，但當時政府的“恐共情結”是如此的失衡，幾近心理學所說的妄想、偏執(zhí)狂(paranoia)，如像共諜林立，草木皆兵似的，而進行了相當嚴厲的肅清和有形無形的鎮(zhèn)壓，包括迫害了不少本土無辜的思想青年，在整個文化氣氛上，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文字的活動與身體的活動都有相當程度的管制。當時的詩人們，有意無意間采取了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晦澀”、“多義性的象征”與“借語/借聲”(一如杜甫《秋興八首》中之借漢史諷唐)。最明顯的例子是雷震的案子，他寫的《反攻無望論》帶給他10年的身人圖圈，1957年前后臺灣現(xiàn)代詩中所發(fā)散出來比此更深的絕望感則安然過關。(見后)

　　以上是“郁結”的歷史與美學的一些跡線。我現(xiàn)在舉些例子略加說明。“郁結”雖然是我當時提出來的用語，但洛夫、痖弦、商禽和我都不約而同地刻寫了孤絕禁錮感、與原鄉(xiāng)割切的愁傷、精神和肉體的放逐、夢幻、鄉(xiāng)愁以及絕望、記憶的糾纏、恐懼和游疑。洛夫早期的作品里出現(xiàn)了“我是一只想飛的煙囪”的意象，但這里不是一只“想飛”的云雀，而是戰(zhàn)爭傷殘后，從多次死亡中逃出來，隨著軍隊渡過與他家園永絕的臺灣海峽暫時停駐后，對那失去的世界追望那種無奈的禁錮感。而到了他的《石室之死亡》：

　　只偶然昂首向鄰居的角到，我便怔住

　　在清晨，走著巨蛇的身子

　　黑色的發(fā)并不在血液中糾結

　　宛如——你的不完整，你久久的懾怒

　　支撐這一條黑色支流

　　我的面容展開如云，苦梨也這樣

　　而雙瞳在眼瞼后面移動

　　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

　　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石室之死亡》，初稿，1959)

　　最后兩句的意象所發(fā)射出來的不只是個人的“切斷”、“創(chuàng)傷”、“生命無以延續(xù)的威脅、歷史記憶與傷痕則繼續(xù)不斷”的情境，而且也是社會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切斷”、“創(chuàng)傷”、“生命無以延續(xù)的威脅”和“歷史記憶與傷痕不斷”的回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加上當時政治氣候嚴厲的肅清和有形無形的鎮(zhèn)壓，以洛夫的情況而言，更加復雜。他身為軍人，對政府給他的照顧難免有一份感激之情，但作為一個詩人，他不得不為那份斷傷和不安存真，在情緒上就是一種張力，反映在文字上自然也是一種張力。詩中的“不完整”、“黑色支流”和“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都不用解釋便可以完全明白的。

　　我們很容易便也明白商禽下面兩首一度被認為是難懂的詩：

　　長頸鹿

　　商禽

　　那個年輕的獄卒發(fā)覺囚犯們每天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
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遮巡，去守候。

　　(1959)

　　門或者天空(1965)

　　商禽

　　時間 在爭辯著

　　地點 沒有絲毫的天空

　　在沒有外岸的護城河所圍

　　繞著的有鐵絲網(wǎng)圍

　　繞著沒有屋頂?shù)膰鷫�里�?/p>

　　人物 一個沒有監(jiān)守的被囚禁者。

　　被這個被囚禁者所走成的緊靠著圍墻下的一條路。

　　在路上走著的這個被囚禁者

　　終于離開了他自己腳步所筑的路

　　他步到圍墻的中央。

　　他以手伐下里面的幾棵樹。

　　他用他的牙齒以及他的雙手

　　以他用手與齒伐下的樹和藤

　　做成一扇門；

　　一扇只有門框的僅僅是的門。

　　(將它綁在一株大樹上。)

　　他將它好好的端視了一陣；

　　他將它深深地思索了一頓。

　　他推門；

　　他出去……

　　他出去，走了幾步又回頭，

　　再推門，

　　出來。

　　出去。

　　在沒有絲毫的天空下，在沒有外岸的護城河所圍繞著的有鐵絲網(wǎng)所圍繞著的沒有屋頂?shù)膰鷫�里面的腳下的一條由這個無監(jiān)守的被囚禁者所走成的一條路所圍繞的遠遠的中央，這個無監(jiān)守的被囚禁者推開一扇由他手造的只有門框的僅僅是的門

　　出去。

　　出來。

　　出去。

　　出來。出去。出去。出來。出來。

　　出去。

　　出。出。出。出。出。出。出。

　　直到我們看見天空。

　　在五六十年代，臺灣雖號稱自由中國，但出境是控制得相當嚴，只有特殊階級和通過留學考而有辦法找到大筆保證金的人才有“出去”的希望，其他的人只有“空望”于“空想”，尤其是像服務于憲兵隊連坐巴士到城里的錢都沒有的商禽而言。加上冷戰(zhàn)時期美國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巡邏，名為保護臺灣，事實上是絕了反攻的希望，“瞻望歲月”的重量又怎能被沒有經(jīng)過這種被斷棄，仿佛是雙重的斷棄之痛的年青獄卒所了解呢?在有形與無形的鎮(zhèn)壓和禁錮下，“這個無監(jiān)守的被囚禁者推開一扇由他手造的只有門框的僅僅是的門”想走出去而永遠走不出去的廢然絕望完全躍然于紙。

　　像這樣的文字策略，在書寫之初，不完全像我回顧敘述這樣條理彰明，而是極大心理壓力的轉化。痖弦在1981年寫的《現(xiàn)代詩30年的回顧》說：“50年代的言論沒有今天開放，想表示一點特別的意見，很難直截了當?shù)卣f出來；
超現(xiàn)實主義的朦朧、象征式的高度意象的語言，正好適合我們，把一些社會的意見和抗議隱藏在象征的枝葉后面�！薄坝澜^家園”的廢然絕望確是當時的痛傷，但他們不能說。我的《賦格》在求索的游離中突然浮出一首少年時代念過的古詩：“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也是“借語/借聲”在無形的禁制下的轉喻。

　　由于這種仿佛是無限期延長的禁錮與絕望，對過去的記憶，尤其是歷史的記憶的追望和憂心，便占有詩人意識大部分的涌動，譬如，痖弦在時間的激流中抓住一些記憶的斷片來持護他在離散文化空間中的憂懼。記憶是一種相克相生的東西，它既是一種囚禁，對流離在外的人是一種精神的壓力，嚴重的時候，可以使人仿徨、迷失到精神錯亂。但記憶也是一種持護生存意義的力量，發(fā)揮到極致時，還可以成為一種解放。記憶的相克相生一一囚禁與解放——在痖弦的詩中尤為顯著而強烈。他大部分的詩都可以視做記憶(包括很多童年的記憶，歷史的片段和人物的塑像)的重新拼合為一個完整的詩的世界來抗拒歷史的流失。他的《鹽》可以看做是這樣一個企圖。

　　二蟾嫉壓根也沒有見過退斯妥也夫斯。春天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就在愉樹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沒有開花。

　　鹽務大臣的駱隊在700里以外的海澹走著。二嬤嬤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沒有過。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嬉笑著把雪搖給她。

　　1911年當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嬤嬤卻從吊在榆樹上的裹腳帶上，走進了野狗的呼吸中，禿鷹的翅膀里；
且很多聲音傷逝在風中，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開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壓根兒也沒有見過二燎蟾。(1958)

　　詩人說：如果退斯妥也夫斯見到我們故事中的二嬤嬤，作為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中悲慘人生代表的二嬤嬤——和她所代表的更大的苦難和絕境，便可能被刻鐫為永久的印記；
因為她或類似她那樣悲滲的中國人的處境沒有被像退氏那樣把歷史做永恒印記的大作家，這些歷史、文化的記憶——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中成千成萬的悲慘人物的境遇——便勢將流失，勢將因為沒有被書寫印記而沒湮沒。不過詩人痖弦看見了書寫了，他無異把自己與退氏比況，用記憶的書寫來挽回歷史文化的流失。他用了凸顯事件明澈細節(jié)的省略壓縮方法來敘述二繚媚因為得不到鹽而盲而死的悲慘命運，這里同時投射出幾個副敘述：(一)中國長久以來沿海經(jīng)濟與內(nèi)陸經(jīng)濟的重大差距(鹽務大臣的駱隊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泥走著/二嬤嬤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沒有過)；
(二)1911年的革命原是要帶來解放和進步的(如裹腳帶拆除所象征的)，但實質(zhì)上沒有做到什么改變；
(三)所謂現(xiàn)代化，由思想到物質(zhì)上的改變，恐怕只有城市化的一些地區(qū)和城市的知識分子而已，廣大的農(nóng)村，則還停留在啟蒙之前長久的悲慘情狀。

　　4.我的《賦格 》與五六+年代

　　我先說明幾點：(一)((賦格》在1959年寫成，離開現(xiàn)在相隔44年，我應該可以回顧，做分析性的討論，但我希望讀者了解，當時的我，只是22歲的青年，思潮的起伏，是依著“郁結”的驅勢而行，并不如我現(xiàn)在分析出來仿佛有計劃的寫作，況且我那時還沒有太多的論理思維，事實上論理思維會干預詩情的自由興發(fā)，所以請讀者在看完文章之后，好好去感應我們的詩。(二)我前面說我們“不約而同地”刻寫了孤絕禁錮感、與原鄉(xiāng)割切的愁傷、絕望、記憶的糾纏、恐懼和游疑，我們不是經(jīng)過互動才互相呼應的。相同的危機產(chǎn)生相似的美學議程；
事實上，我是《賦格》在香港《新思潮})(我和昆南、無邪等人辦的雜志)上發(fā)表、被張默、痖弦和洛夫選人他們編的《六十年代詩選》之后才認識他們的，之前可以說沒看過他們很多的東西，尤其是早期的，這樣，我們之間的回響，更說明了危機感籠罩性之驅勢。(三)我應該在這里談談我到臺灣前在香港的一些特殊的情況。

　　香港，這個倫敦、巴黎、紐約、芝加哥的姐妹城市，對我這個剛被逐離開“親密社群”的鄉(xiāng)下的12歲的小孩子而言，沖擊很大：沒有表情的臉，猜疑的眼睛，漠不關心，社交的孤立斷裂，徹底的冷淡無情，加上一種特有的文化、民族意識的空白。英國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采取利誘、安撫、麻木制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務的工具，制造原住民一種仰賴情結，使殖民地成為殖民者大都會中心的一個邊遠的羽翼，仰賴情結里還包括弱化原住民的歷史、社團、文化意識，并整合出一種生產(chǎn)模式，一種階級結構，一種社會、心理、文化的環(huán)境，直接服役于大都會的結構與文化，西方工業(yè)革命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工業(yè)”，即透過物化、商品化、目的規(guī)劃化把人性壓制、壟斷并將之工具化的運作，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識的幫兇，殖民文化的利誘、安撫、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經(jīng)濟化商品化到一個程度，使任何殘存的介人和抗拒的自覺完全抹除。在文化領域上，報紙的文學副刊和雜志泛濫著煽情、抓癢式的商品文學，大都是軟性輕松的文學，不是激起心中文化憂慮的文學，其結果是短小化娛樂性的輕文學，讀者只做一刻的沉醉，然后隨手一丟，便完全拋人遺忘里，在文化意識民族意識的表面滑過，激不起一絲漣漪!對歷史文化的流失沒有很大的悲劇感，偶然出現(xiàn)的嚴肅認真的聲音，一下就被完全淹沒。反諷地，就是在這龐大匆匆游魂似的群眾中的焦慮與孤獨里，我被逐向“生存意義”的求索而萌芽為詩人。是我的幸運，在無邊的憂郁里，在當時甚為活躍的《中國學生周報》的學生聚會里，我認識當時的詩人現(xiàn)在的名書家王無邪。用西方的典故說，王無邪就是帶領我進入詩樂園的維吉爾。我當時談不上是個作家，更不用說詩人了，但因著他耐心的勸進，我慢慢寫起詩來，更多的鼓勵來自他的好友，當時被稱為“學生王子”的詩人昆南，不但鼓勵，而且邀我共同推出一本才出三期便夭折、但對我寫詩的成長極為重要的詩刊《詩朵》，因為在辦這三期的期間里，我寫詩，閱讀成千以上的中外詩人，選登選譯，包括重新肯定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詩人。從無邪和昆南私人的收藏里，猛啃中外的詩人。除了在鄉(xiāng)下小學時便開始念的《古文觀止》和舊詩之外，我投入最多時間的是“五四”以來的詩人，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詩人，并從他們那里學到很多技巧：“意象內(nèi)在的呼應”，“場景的變換”，“保持事務刻刻在眼前發(fā)生”，“戲劇場境的推進”，“事件律動與轉折的緊扣”等(見我的《我與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系》一文)，幫我完成后來詩中利用音樂的驅勢、氣氛的凝融以達致氣氛彌漫和騰騰進展涌動的效果。外國的詩人包括波德萊爾(Baudelaire)，馬拉美(Mallarme)，韓波(Rimbaud)，魏爾倫(Verlaine)，29世紀末詩人塞孟慈(Arthur Symons)，道蓀(Ernest Dawson)，早期的葉芝(Yeats)，早期的艾略特(Eliot)，包括他的《空洞的人》，奧登(Auden)的《在戰(zhàn)時》、《下午禱》，羅倫斯(D.H.Lawrence)，狄蘭•湯瑪斯(DylanThomas)，金斯堡(Ginsberg)的((吼)}，柯索(GregoryCorso)的《炸彈》，洛爾迎(GareiaLorea)，梵樂希(Valery)，阿波里內(nèi)爾(Apollinaire)，白略東(Breton)，艾呂亞(Eluard)，蘇白維爾(Supervielle)，圣約翰•淮斯(St一JohnPerse)，亨利•米修(Henri Miehaux)，杭內(nèi)•沙爾（ReneChar)和里爾克(Rilke)等。在這些現(xiàn)代詩人的作品里逐漸提升出來一些語言的策略，可以幫我在香港殖民辦證下特殊現(xiàn)代性激蕩的經(jīng)驗里找到一種抗衡的起點。簡單地說，西方現(xiàn)代詩為抗拒“分化而治”和知識、人性的異化、工具化、隔離化、減縮單面化的現(xiàn)行社會為了要從文化工業(yè)解放出來，并設法保持一種活撥、未變形的、未被站污的詩，他們要找回一種未被工具化的含蓄著靈性、多重暗示性和意義疑決性濃縮的語言。

　　當時我站在現(xiàn)在與未來之間冥思游疑，“追索”、“求索”，我是帶著《詩朵》時期以來這些人的詩的語言策略，進出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同文化的時空，做文化歷史聲音多重的回響與對話，一面，利用古典語匯、意象、句法的重新發(fā)明，利用中國詩所重視的呈現(xiàn)的方式—讓視覺意象和事件演出，讓它們從自然并置并發(fā)的涌現(xiàn)代替說明，讓它們之間的空間對位與張力反映種種情境與狀態(tài)來表出原是物物關系未定、渾然不分的自然現(xiàn)象的方式—融合西方現(xiàn)代詩提供的含蓄多義濃縮的語言來馴服凌亂的破碎的現(xiàn)代中國的經(jīng)驗。

　　痖弦在《六十年代詩選》序上說：“葉維廉是我們詩壇一向缺乏的具有處理偉大題材能力的詩人，在中國，我們期待‘廣博’似較期待‘精致’更來得迫切�！边@個評語我不敢當，但“廣博”確是驅使、籠罩我當時創(chuàng)作的心境，“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愈，民離散而相失兮……去故鄉(xiāng)而就遠……”應該是以史詩的氣魄去寫它的。在這首詩的情況，我選擇了近似西方交響樂的結構來呈現(xiàn)中國的情與景，也是文化爭戰(zhàn)融合的一種試探�！顿x格》這個題目取音義譯自Fugue，意大利文是Fuga，意為飛翔或飛逸，是一種復音樂曲(亦譯為“追逸曲”或“遁走曲”)。羅倫士•亞伯論巴哈的Fugue時指出，有幾個主題，分別插人，像回音般應合著，和弦并不完全，可能只有一兩個全音程較明顯，第三個全音程要靠聽眾要想象加人。以上是我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思跡與美學的線索。至于這首詩里面歷史記憶文化破碎意象的侵人纏繞，凝融中心的縹緲無著，生死的漂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東沖西撞的求索，追望，失落，攪痛，傷情到仿徨問天……就不一一說明了，我就把詩附在后面讓讀者慢慢穿行吧。這樣的“郁結”在《賦格》到《愁渡》間的作品最為濃烈，在1970年吐血割胃后，風格數(shù)度改變，其間，因著妻子慈美，我們共游了臺灣和臺灣以外不少美麗的山川，也曾寫下不少農(nóng)村山光水色，但我始終沒有完全走出這個“郁結”。

　　「附〕

　　賦格

　　葉維廉

　　其一

　　北風，我還能忍受這一年嗎

　　冷街上、墻上、煩憂搖窗而至

　　帶來邊城的故事；
呵氣無常的大地

　　草木的耐性，山巖的沉默，投下了

　　胡馬的長嘶，烽火擾亂了

　　凌駕知識的事物，雪的潔白

　　教堂與皇宮的宏麗，神抵的丑亭

　　穿梭于時代之間，歌曰：

　　 日將沒

　　快，快，不要在陽光下散步，你忘記了

　　龍祭的神諭嗎?只怕再從西軒的

　　梧桐落下這些高聳的建筑之中，昨日

　　我在河畔，在激激水聲

　　冥冥蒲葦之旁似乎還遇見

　　群鴉詠銜一個漂浮的生命：

　　 往那兒去了?

　　北風帶著狗吠彎過陋巷

　　詩人都已死去，狐仙再現(xiàn)

　　獨眼的人還在嗎?

　　北風狂號著，冷街上，塵埃中我依稀

　　認出這是馳向故國的公車

　　幾筵和溫酒以高傲的姿態(tài)

　　邀我仰觀群星：花的雜感

　　與神話的企圖——

　　 我們且看風景去

　　其二

　　我的手腳交叉撞擊著，在馬車的

　　狂奔中，樹枝支撐著一個冬天的肉體

　　在狂奔中，大火燒炙著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蔭道融和著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一排茅房和飛鳥的交情圍擁

　　我引向高天的孤獨，我追逐邊疆的

　　夜禱和氈墻內(nèi)的狂歡節(jié)日，一個海灘

　　一只小貓，黃梅雨和羊齒叢的野煙

　　那是在落霜的季節(jié)，自從我有力的雙手

　　撫摸過一張神圣的臉之后

　　 他站起來

　　模仿古代的先知：

　　 以十二支推之

　　 應驗矣

　　 應驗矣

　　我來等你，帶你再見唐虞夏商周

　　大地滿載著浮沉的回憶

　　我們是世界最大的典籍

　　我們是互廣原野的子孫

　　我們是高峻山岳的巨靈

　　大地滿載著浮沉的回憶

　　熒惑星出現(xiàn)，盤桓于我們花園的天頂上

　　有人披發(fā)行歌：

　　 龜山蔽之

　　 手無斧柯

　　 奈龜山何

　　薰和的南風

　　解懾的南風

　　阜民財?shù)哪巷L

　　 孟冬時分

　　 耳語的時分

　　 病的時分

　　大火燒炙著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出站入站：錯位、郁結、文化爭戰(zhàn)205蔭道融和著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我們對盆景而飲，折葦成笛

　　吹一節(jié)逃亡之歌

　　其三

　　君不見有人為后代子孫

　　 追尋人類的原身嗎?

　　君不見有人從突降的瀑布

　　 追尋山石之賦嗎?

　　君不見有人在銀槍搖響中

　　 追尋郊諦之禮嗎?

　　對著江楓堤柳與詩魄的風和酒

　　遠遠有峭壁的語言，海洋的幽闊

　　和天空的高深。于是我們憶起：

　　一個泉源變作池沼

　　 或滲入植物

　　 或滲入人類

　　 不在乎真實

　　 不在乎玄默

　　我們只管走下石階吧，季候風

　　不在這秒鐘；
天災早已過去

　　我們來推斷一個事故：仙桃與欲望

　　誰弄壞了天庭的道德，無聊

　　或談談白鼠傳奇性的魔力……

　　 究竟在土斷川分的

　　絕崖上，在眸晚梁儷的石城上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嗎?

　　 我們游過

　　千花萬樹，遠水近灣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嗎?

　　 我們一再經(jīng)歷

　　四聲對仗之巧、平仄音韻之妙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嗎?

　　走上爭先恐后的公車，停在街頭

　　等一個無上的先知，等一個英豪

　　騎馬走過—— 多少臉孔

　　 多少名字

　　為群樹與建筑所嘲弄

　　 良朋幽邀

　　 搔道延佇

　　夜 灑下一陣爽神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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