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試圖創(chuàng)造一種抗爭文體(a resistance genre) ———一種期望打開個體抗爭經驗的嶄新可能性的次文學(a minor literature) 。這種抗爭文體浪跡于一個身體痛楚的地帶:當前中國經濟特區(qū)工廠生活中的尖叫( scream) 和夢魘(dream) 。我將追溯一個來自農村的“打工妹”,在中國結合到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如何被資本主義、現(xiàn)行體制以及當地男性文化的勢力撕裂。我還將顯示一個女性屬民( subaltern) 如何面對強大的社會,以及身體痛楚如何在工廠中產生。我認為,痛楚的身體并不是一個失敗的身體,而是一個抗爭的身體。而無論紀律監(jiān)管的力量怎樣厲害,那個女性身體也能透過工廠中的種種慢性痛楚來加以反抗。按照巴特勒(Bataille) 的說法,尖叫和夢魘顯示了人類忍受痛苦的限度以及獲得自由和叛離的可能性,是人類經驗的極限。而根據福柯(Foucault) 對夢的解讀,我認為“打工妹”的尖叫和夢魘,在意識與無意識的交界掙扎,是人類自由的一次長途跋涉。

　　凌晨四時,一聲尖叫刺進了深夜的黑暗,與往常沒有兩樣。阿英又做了同一個噩夢,并且尖叫起來。我給那鬼魅似的叫聲驚醒了,然后,夜又沉入了深深的寧靜之中。

　　1995 年11 月至1996 年4 月,我在深圳一家港資電子廠當全職工人(參看Pun Ngai,1999), 阿英是在這家工廠做事的一個“打工妹”。我們工作的公司名叫Meteor 電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Meteor) ,在我逗留期間,這里約有500 至550 名工人。

　　我到這里來的初衷,是研究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下,中國女性的工作生活和身份的變化。但到了實地考察的最后階段,卻不期然遇上了這些尖叫和夢魘,一種身體政治和叛離的文體開始展現(xiàn)眼前。

　　由于部分女工不滿阿英的尖叫聲而搬到別的房間,我遂得以搬進和她同住。那是一個不足100 平方尺的小房間,里面放了4 張雙層鐵架床,8 個人擠在一起。這就是深圳特區(qū)工廠宿舍的一般情況(參看Lee Ming Kwan ,1998) 。宿友的關系相當緊張,這不但因為空間狹小、隱私難隱,也由于阿英的尖叫聲嚇怕了大家,讓人不能安寢。我也并不好受,這倒不是因為不能睡個好覺,而是因為無從把握、理解那尖叫聲和為之執(zhí)言。受害最少的似乎是阿英自己,她在尖叫聲中醒來,馬上又倒頭睡去。

　　尖叫聲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靜———由于急于理解這尖叫,在這個房間里只住了一個星期,

　　我已陷入了焦灼之中。

　　那一片寂靜并沒有使我裹足不前,反而在那一刻給我提供了認識人類痛苦和叛離的嶄新可能性。我無法不開創(chuàng)一種抗爭文體,盡管這在初時并未清楚意識到,但在一種欲望的驅使下,我參與了書寫生產,并把自己與抗爭政治接通。我為一種次文體的誕生而著迷,這種次文體能明確顯示個人進入歷史敘述和分析的歷程,盡管那些經驗之中有些是不能傳達的,有些是局部的,并為特定歷史以及社會文化形態(tài)所主導。以下就是這種新文體提出的一些問題:

　　一、一種關于尖叫的社會研究能否成立? 那尖叫本身并無語言,它以刺耳的聲音淘空了意義,以巨大的力量破壞了語言。怎樣才能記錄這尖叫、理解這聲音? 怎樣才能把它帶進符號世界、安置在指涉的鏈條(signifying chain) 中? 我是否會把那尖叫的欲望毀滅? 或者,為了一種新的書寫,這毀滅的危險是否無可避免?

　　二、一種關于人類痛楚的文化研究能否成立? 在田野研究的尾聲,我把自己推向了身體痛楚的經驗極限,這個極限作為普遍的人類經驗再度拒絕了種種文化范疇和符號的歸類。社會現(xiàn)象學是否能夠提供一種捕捉人類痛苦的方法? 如果不得不為痛苦執(zhí)言,那么,不同的人類痛苦經驗之間又是否有文化差異呢?

　　三、一種關于抗爭的次文體(minor genre) 能否成立? 尖叫、夢魘和身體痛楚往往被巨型的抗爭論述湮沒和抹煞掉,這些個體經驗能否視作叛離的行為? 倘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為人指摘之處在于其把夢魘和尖叫統(tǒng)統(tǒng)歸入無意識領域,那么,我們能否認為抗爭的可能性就正在意識與無意識的交界? �？�(Foucault) 把夢解讀為人類自由的一次長途跋涉,我們從中可以有什么得益?

　　一、尖叫———一種次文體的開創(chuàng)

　　阿英夜半的尖叫已經持續(xù)了一個月,她說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也控制不了�！奥牭饺思业恼務�,我很不開心。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醒來的時候,那叫聲消失了,然后我又倒頭睡去。不過,我每天晚上都做著同一個夢,我夢見自己來到一個碼頭,正要坐船過河。那道河把兩個村分隔開來,如果要到對面那個村,就只能坐船。我必須坐船,但我眼巴巴地看著船離去,在那里干著急。我發(fā)現(xiàn)我的身體太疼了、太累了,不能活動。我怕得要死,因為船已經離去。那里只剩下我一個人,而天色開始轉黑。夜來了,我走投無路了�！�

　　阿英在夢中害怕得無法控制自己的尖叫,但她一叫便會醒來,然后又倒頭睡去。其他女孩子也睡著了,獨有我一個人醒著。我一時陷入了極度的焦灼和痛苦之中,因為我所受過的社會研究訓練并沒有告訴我怎樣去掌握這種情況。我迷失了,迷失于我醒來聽那尖叫的一刻。倘若我們的時代真如德塞圖所說是屬于一種視覺史詩(epic of eye) 的時代,“視象如癌變般的擴散是我們社會的特征,衡量任何事物均以其展示和被展示的能力為依歸”(Michel deCerteau ,1984 ,xxi) ,那么,我們的“學術表演工作者”(“showbiz academics”) 是否仍能接受一些不可見的,甚或前語言(pre2language) 的東西? 但是,我們沒有選擇。那尖叫如此有力,它以無邊的指涉力量,直入意義世界。它直接來自一個屬民的身體,來自一種往往被拒之文字以外的人,來自一個為實現(xiàn)自己的生活而掙扎的個體;它來自一個“打工妹”,一個被壓迫但是仍然抗爭的主體。

　　正是在工廠里遇到了這尖叫,并且嘗試理解、詮釋和整理其極限的可能意義,迫使我去認識、理解和創(chuàng)造一種抗爭的次文體。什么是次文體? 或者,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用語,什么是次文學? 他們在《卡夫卡———邁向一種次文學》一書中,列出了次文學的三個特點。首先,次文體的語言受“高度非地域化”(“a high coefficien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的影響。次文學并非來自一種次語言,而是由一個少數社群在主導語言里創(chuàng)造出來的;第二,在主導文學中,個別主題之間互相扣連,社會環(huán)境只作為背景而存在,但次文學則完全不同“, 它的狹小空間迫使每個個別情節(jié)直接連結到它所形成的政治和社會”;第三,在次文學中,一切都具有集體價值“, 并不存在可以從集體中分離開來的個體聲音,這個體聲音也不可能從屬于這個或那個‘主流’”。次文學是人民關懷的文學(literature of people’s concern) :“不會有個體化的主體,只有群眾合奏的聲音,只要這些聲音不是無中生有的,并且只要它們純粹是作為未來的破壞力量或建設之中的革命力量而存在,次文學就會表現(xiàn)它們。”(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 - 18)我參照這些洞見,想為當代中國創(chuàng)造一種抗爭的次文體,阿英的尖叫不單是屬于少數社群的,而且也是邊緣的、屬民的,我們從中知道她的這種經驗不僅與主導語言相對立,而且更完全與語言本身相對抗。尖利的聲音把這個異化的、俄狄浦斯式的世界(Oedipalized world) 的符號秩序搗毀。然而,抗爭的次文學畢竟抗拒被物化為任何文體,而要保持開放。抗爭的次文體只著眼于個人的經歷,它的魔力并不在于把個體的敘述一般化為集體的宣言,而在于直接顯示出一切個人故事并不是歷史的敘述和分析。阿英的尖叫是異乎尋常的,卻也并不例外,也并不個體化,它是對每個女工都不得不面對的處境的一種譴責。

　　同時,抗爭的次文體也從德塞圖多元文學(heterological literature) 的概念中獲得靈感。那是對他者的研究,是他者的經驗。它并無自身的空間,而只有在他者的地方浪跡之時,它才存在。次文學并不明了自身,除非它明了了他者,找出他者究竟是什么,否則它并沒有自己的身份。它存在于他者的空間,在無名之境浪跡。它的狀況就是它的非狀況。德塞圖描述多元文學的性質時說,次文體尋找自己的邊界、極限,不外乎一種他者的書寫活動,好比經歷一次“性”的過程:“它們按著‘性’的進程前進,把他者、異于己者的出現(xiàn)視作前進中不可避免的曲折。多元書寫的這種‘性’活動———一種不會完全成功的活動———把它轉化為色情:正是‘對象’之無從進入,造就了生產。”(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1)

　　如果說與那尖叫的接觸就像性接觸,則那種經驗無疑是痛苦多于快樂的。阿英的尖叫把我引誘進一個陌生的、危險的領域,那里處于聲音與文字之間、語言與非語言之間、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然而,也正由于這誘惑,使我達到了迷狂的狀態(tài)(ecstasy) ———一種不僅只知有自己也知有他者的個體經驗(Boldt2Irons ,ed. ,1995) ,我領會了那痛苦,領會了在不可能的經驗之中的書寫可能,也領會了創(chuàng)造一種抗爭的次文體的熱切欲望。而闖進存在與非存在(unpresence) 、符號與非符號(unsymbolic) 的夾縫之中,便有可能達致意義和叛離。那道夾縫、那種新穎、那條邊界,畢竟是抗爭欲望的來源,提供了令人出神的經驗的嶄新可能性,留待我們去發(fā)掘。

　　二、個人創(chuàng)傷

　　我不知道我為什么會做那個夢,而且每次夢到的都一樣。那個碼頭、那條河,我是多么熟悉,仿佛曾經到過……啊,我什么時候開始做這個夢的呢? 一個月前,我們連續(xù)三個晚上加班工作到11 點半,而我們要在禮拜天的早上搬進新宿舍。我很累,全身每個部位都疼,身體就像不屬于自己似的。我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也無法叫痛楚停止。當我的同房宿友外出購物,只剩了我一個人的時候,我便大聲叫起來,聲音大得連自己也難以置信。我給這叫聲震驚了,后來,夜里便有了那個夢和尖叫,重復又重復。

　　阿英的尖叫在若干程度上類似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創(chuàng)傷性神經官能癥(t raumatic neurosis) �？ㄜ健た�洛斯對創(chuàng)傷作了最為一般的描述:“一般而言,創(chuàng)傷被定義為對意料之外的或過分的暴力事件的反應,這些事件在發(fā)生的時候并不完全為人所理解,后來則作為重復的回神、噩夢,以及其他反復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重新出現(xiàn)。超乎心理痛苦的創(chuàng)傷經驗,意味著某種矛盾:即使目擊暴力事件,也可能完全無法理解該事件,理解的到來可能緩于目擊。因此,反復出現(xiàn)的創(chuàng)傷事件———雖未成為意識的一部分,卻一而再地闖進視覺之中———意味著在所能看見或所能知道的東西以外,創(chuàng)傷者和事件之間還有著更為廣泛的關系,而且,創(chuàng)傷事件的反復出現(xiàn)與作為視覺重復核心的延緩性和不可理解性是分不開的�！�(Cathy Caruth ,1996 ,9122)

　　阿英重復不斷的夢魘和尖叫,似乎在告訴我們她正在經歷著某種創(chuàng)傷。但是,除了異常尋常的身體痛楚外,在她的生命中并沒有如精神分析所認為的可以列作個人創(chuàng)傷的意外或突發(fā)事件。在表面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是個普通工人,和他人無異,盡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遇到阿英的時候,她在Meteor 工作已干過13 個月,并在1996 年3 月底搬進了當時居住的宿舍。她沒有發(fā)生過工業(yè)意外;除了1996 年春節(jié)她的祖母故世,家里也沒有發(fā)生過什么大變故。她得到祖母病重的消息后,趕回湖南。她的祖母在正月十五去世,但她沒有參加葬禮,翌日便返回工廠了。她的祖母終年83 歲,所以她覺得是壽終正寢的。這的確給阿英帶來悲痛,但卻不是意外的震驚。

　　弗洛伊德在《快樂原理之外》一書中說道:“普通的創(chuàng)傷性神經官能癥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創(chuàng)傷性神經官能癥形成的原因主要是驚異、驚駭;第二,所引致的損傷或傷害,同時成為反對神經官能癥發(fā)展的一條律則�！�(Freud ,1950 ,9 - 10) 。

　　弗洛伊德認為,焦慮和驚慌并不足以導致神經官能癥,除非一種突如其來的驚異和驚駭狀態(tài)。由于意識并未做好面對的準備,那些突發(fā)事件式悲劇便不知不覺地進入了無意識,并在那里不斷地重復展開。然而,在阿英的生活里,并沒有發(fā)生過使她震驚的事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弗洛伊德在對猶太人被屠殺所作的研究中,把創(chuàng)傷理解為延緩了的“童年”悲劇經驗———摩西被害于猶太歷史之初。但是,我對人類心靈創(chuàng)傷起源的任何本質化形式均不感興趣,我想要說明的是,阿英的夢魘和尖叫存在于她的社會生活經驗中。在我看來,她的創(chuàng)傷是心理的,也是社會的�？梢詳喽�,在阿英的創(chuàng)傷經驗中,加班工作所引致的身體痛楚首先顯露于意識的領域。她的尖叫最初是在下午空無一人的宿舍里,繼而置換到無意識領域:她的經驗進入了夢里,并在那里不自覺地反復展現(xiàn)。隨后的尖叫,則發(fā)生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她在尖叫中醒來,然后又倒頭睡去。從意識到無意識,又回到意識的曲折歷程,構成了我們以下要說的多重故事。

　　三、慢性痛楚:身體與工作過程

　　我背上經常疼,我來這里工作了幾個月,背上就開始疼。比起那些一天到晚坐在車間的裝配女工,我已經舒服多了,我只是在生產部打字、做記錄、記帳,有時還可以起來走走,喝喝水,歇一歇�？墒俏冶成线�是疼,真是不明所以。有時是背上疼,有時又跑到脖子上去。阿英在廠里是生產部文員,她在家鄉(xiāng)念完中學,又到廣州念了一年會計,現(xiàn)在的工作是她的第二份工作。阿英對自己身體痛楚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她有時認為是因為過度工作和緊張所致,有時又埋怨自己24 歲年紀太大,沒有精力一天干12 個鐘頭的活,不適合在工廠工作。廠內女工的平均年齡為2012 歲,而大多數車間女工只有16 至18 歲。年紀大表示身體不足以應付工廠工作。大多數“打工妹”多在這里工作3 年以上,健康開始退弱。

　　眾所周知,電子工業(yè)多采用有毒化學物質,我沒有豐富的醫(yī)學知識,對化學物質的影響或工業(yè)健康禍害,了解不多,所以無法深入探討那些損害身體機能的病癥。不過,我以自己和其他女工的共同經驗為依據,把重點集中在廠內十分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上,它們包括頭痛、喉痛、感冒和咳嗽,胃病、背痛、惡心、眼痛、眩暈和虛弱,以及痛經。

　　幾乎每個電子生產車間上的工序和崗位,都涉及一系列復雜化學程序的應用或操作。半導體裝配的第一項工作是清洗,幾乎要用上所有化學清洗劑,例如溶劑、酸性和堿性物質,用來給晶片或電路板去除油污、漂潔、蝕刻、氧化和打磨。酸性物質和有機溶劑毒性可能非常高,對人體健康可能有長遠的影響( Gassart ,1985) 。前線工人最容易暴露于有毒的清洗劑,特別是那些負責印刷電路板和半導體裝配的工人。大多數重要工序例如焊接、粘合、鍍敷、封裝,以至其它裝配程序,都有種種的清洗。Meteor 所用的是浸洗法:晶片和印刷電路板在進行裝配之前,先要在一大缸加熱了的溶液中清洗。有機溶劑如酒精、脂類化合物、芳烴或氯化烴,是工廠中最通常采用,大抵也是毒性最猛的。這些化學物質有的是純溶液,有的則是用來混和或稀釋其它物質如墨水、顏料、塑膠和膠水。清洗室是最令人厭惡的地方,工人都不愿意到那里工作。化學煙霧和味道使人欲嘔,而且往往會引致頭痛、昏睡、眩暈或醉醺醺的感覺。

　　一個叫惠萍的20 歲女孩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她的臉色蒼白得十分可怕。她在清洗室工作已將近一年,她患有嚴重頭痛,經常感到眩暈:“你也是知道的,沒有人愿意在清洗室工作,所以他們就欺負新來的。我剛來的時候,他們就安排我到那里去,而且不再讓我調出來。室內的空氣叫人窒息,比醫(yī)院的氣味還要難聞。那些酸味令我常常感到頭暈目眩,而且精神不能集中。最近,我的頭痛得很厲害,如果好不過來,我想只有不干了�！�

　　粘焊顯然是另一個導致慢性痛楚的基本工序。這個工序把電子板和集成電路微晶片在一個機器上接合起來以制造電路,是半導體裝配的核心部分。生產過程采用機器,輔以電腦屏幕和顯微鏡,由于機器需要由粘焊技工操作和保養(yǎng),因此這是一個半自動工序。這家工廠有兩個粘焊工序:板粘焊和絲粘焊。板粘焊是一個人手工序,極其微小的半導體晶片(板) 和晶體管、二極管或集成電路微晶片,被安放到機器上。進行板粘焊的時候,要用環(huán)氧樹脂,以免電子板釘牢在機器上。工人利用鑷子把晶片分開,由于晶片很容易掉落,所以他們要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機器上。晶片是整個生產之中最昂貴的電子零件,這一點時常有人提醒工人,他們不得不在這樣的壓力下小心翼翼地工作。絲粘焊是采用鋁絲制造電路的另一個步驟。晶片本身是沒有作用的,除非用鋁絲把它連接到機器的端子。在絲粘焊的工序中也會用上超聲波。聲波使鋁絲和接合點上的分子震蕩并混合,形成粘合。由于板和絲都極其小而薄,工人只能利用顯微鏡和電腦屏幕把鋁絲粘到接合點上;然后,再在粘合了的板上滴上環(huán)氧膠作保護———工人用一支槍將環(huán)氧膠一滴一滴的射在板上,再放進烘爐里去烤。而人所共知的是,環(huán)氧樹脂有毒,有害工人健康,尤其容易引致皮膚病和肺部疾病( Gassart ,1985 ,122 - 123) 。在這道工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所處理的東西極為微細,而長時間用顯微鏡、高度專注于精細的工作,會導致眼部疲勞、眩暈、頭痛和精神緊張。如果工人持續(xù)用顯微鏡工作超過兩年,更會造成永久性視力損壞。Meteor 的機器是全天候運作的,因為該廠不但所生產的電子

　　零件價值不菲,這些機器也十分昂貴,所以,機器休班并不劃算。工人分兩班工作,由于白天我也要上車間,所以無法觀察情況,我只能在夜間了解。粘焊部門共有46 名工人,其中包括技術員、領班和車間組長。所有工人均為女性,而且據稱都是熟手,調到這個部門之前,在廠內已工作超過兩年。領班阿倫說,眼力好、功夫細、工作態(tài)度佳,這些對于粘焊工作特別重要。他解釋:“晶片損壞了是無法補救的,所以我們的工作壓力很大,得一絲不茍。工人在晚上往往精神不足,無法專注工作,因此工作節(jié)奏較慢,也較危險。

　　“粘焊工作比較辛苦,也更費神,所以這個部門的工資和獎金比起其他部門高一點。”機器聲音嘈雜,阿倫跟我說話時要提高嗓門。這里的溫度比其他房間和前線車間低得多,因為保養(yǎng)晶片和機器需要非常清涼的環(huán)境。尤其在夏天,工人午飯和晚飯的時候,在室內的低溫和廠外的高溫之間進出,溫度對比之強烈,容易使她們患上感冒和咳嗽。工人暈倒在粘焊室的事時有發(fā)生,尤以女性月經期間為甚。

　　淑美是這個部門較為年長的工人,一天晚上她告訴我:“不時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是生產的核心,是廠內最重要的工人,可是我們得著了什么? 就比其他工友多得那么50 塊錢人民幣。我們都知道自己的視力一天不如一天,有時候離開工廠外出,我也不敢接觸光線,我發(fā)現(xiàn)我的視力模糊,走路也走不出一條直線�！�

　　坐在淑美旁邊的阿玲打岔說:“我擔心我的眼睛過度疲勞,而我也有頭痛和胃痛(她指的是經痛) 。這里工作太緊張了,又日夜顛倒。我要求調走,但得不到答復。我真的不想有一天暈倒在這里。

　　這個部門的人都認為,一個女人一旦出現(xiàn)了眼部疲勞、頭痛和痛經,是再也不會好轉過來的。西藥和中藥,統(tǒng)統(tǒng)無效。阿玲表示,她在粘焊室工作了半年便患上頭痛,她嘗試過多種治療方法,都沒有用。她說:“痛楚有時像是治不好似的,就是回到家里,它也好像在纏著我�！卑滋焖�得不好,晚上工作緊張,使工人的健康一般比較虛弱,也導致了她們每個人身上的疾病。有時只要看看她的臉,便一清二楚;鄉(xiāng)村姑娘紅潤的臉,只消一兩年,便已退盡顏色。

　　工人們的痛楚程度當然不盡相同。也沒有一個“痛楚測量儀”可以量度,而痛楚的經驗也和個人知覺與社會影響分不開( Kleinman ,1994 ,6) 。一個工人的痛楚經驗很容易就能夠影響到其他工人,特別是同一個車間或工作室的工人。由于這些問題是無形的,大多數女工均把它們當作個人問題,而保持緘默。但是,這些問題一旦提了出來,幾乎所有工人都能道出她自己的故事。因此,身體痛楚的過程是身心失調問題,同時也是社會文化問題。

　　另一方面,克林曼認為,慢性痛楚除了是人類痛苦的具體呈現(xiàn)外,也可視為抵抗日常經驗的一個具體過程。他相信,慢性痛楚是力量的泉源,以其有待治療的頑強性質,足以向社會關系中的微觀政治作出有力的挑戰(zhàn)( Kleinman ,1994 ,174 ,187) 。痛楚不但會拖慢工作節(jié)奏,有時甚至會直接中斷或癱瘓整個生產;而眩暈和眼部疲勞則會影響粘焊技工操作機器的準確度和效率。所以,痛楚的身體并不是失敗的身體,反而是抵抗微觀權力的一面盾牌。

　　四、阿英的痛楚:身體與社會之間

　　我想我是愛他的。

　　我是窮,可我不貪心。

　　我忖度著,回家好呢? 還是到別處找工作好? 開始的時候真是茫無頭緒。

　　現(xiàn)在回頭說阿英的故事。我們已經知道,她的身體痛楚是工業(yè)勞動造成的,然而,身心失調的痛楚卻隱藏在更廣闊的社會和文化處境之中。當阿英提到24 歲年紀太大的時候,這不但是在說她的身體狀況,而且也透露了一些較為隱秘的和文化的東西,正在影響著她。年齡的問題充滿了性別和文化含義。

　　阿英在湖南西部一個市鎮(zhèn)長大,那是她所住過的最貧窮的一個市鎮(zhèn),但她家里并不窮,因為她的父母都是在鎮(zhèn)政府里當干部的。中學畢業(yè)后,阿英努力投考大學,但考過兩次都考不上。19 歲那年,父母把她送到廣州念一個為期一年的會計課程,畢業(yè)后她返回家鄉(xiāng),在鎮(zhèn)政府林業(yè)部門當會計員。阿英并不滿足于在一個貧窮小鎮(zhèn)里生活和工作,而在廣州一年,也讓她了解到城鄉(xiāng)之間的巨大差異。她說:“我在老家是個干部,但我的工資也只不過兩百塊人民幣,廣州一個普通工人也比我多�！背�了工資外,物質生活方面也有很大距離,以致沒有年青人愿意留在鄉(xiāng)下:“有文化的沒文化的,都想到廣州去碰碰運氣�！卑⒂⑦@樣說,想要我相信她并不特殊。她和姐姐一起跑到東莞去做工,姐姐嫁了一個當地人,于是她們每人給地方政府交了五千塊人民幣,把戶口從鄉(xiāng)下遷到了東莞。

　　一個人的命運系于他/ 她的出生地。出生于農村,便一生為農民;有幸出生于城市,便會成為工人。除非國家安排,否則人口流動是不允許的。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之下,人口流動的限制放寬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滿足私人資本或國際資本的需要。中國農民30 年來束縛在土地上,現(xiàn)在整個階層得到流動的自由,而同時也獲得自由去品嘗城鄉(xiāng)不平等的滋味。阿英在東莞待了兩年,在一家電子廠當秘書,每月工資600 元人民幣。頭一年她過得很愉快,因為有姐姐家里的支持,她吃住都在那里,享受其他離鄉(xiāng)背井的“打工妹”夢想不到的家庭生活。她的秘書工作直接向公司總經理負責,是一種高尚的工作。她學到很多東西,尤其學到如何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她變得越來越成熟了。

　　可是,一段感情的發(fā)生,卻迫使她離開那家公司,甚至離開東莞。因為她和那個40 多歲的香港總經理有了私情。

　　一個晚上,我們一起去逛書店,途中阿英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八麑ξ液芎�,像我叔叔似的,教了我很多東西。老實說,我并不討厭他。我們是在工作上的一對好拍檔,他也從不罵我或者批評我。⋯⋯可是他在香港有家庭、妻子和子女。他們有時來看他,很有家庭樂趣。嗯,他想我做他的情婦,而且答應給我地方住、照顧我。你也曉得,很多女孩子都想有這樣的關系,都在等男人來養(yǎng)活她們,不計較有沒有地位。但我卻很猶豫,也很害怕會發(fā)生什么不可知的事情,那會影響我一生的�！�

　　阿英拒絕發(fā)展這種關系,并且離開了公司。問她有沒有后悔,她報以一笑,然后答道:“有時候我真的惦著他。”頗為明顯,他們相互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情欲的關系。深圳有些住宅區(qū)叫做“二奶村”,香港商人養(yǎng)的小老婆都住在那里。我和其他女工經過那里的時候,她們都會拿那里的女人開玩笑“, 不要臉”“、賣身”,是常用來取笑那些女人的字眼。面子除了指個人的被尊敬,也包含著和其他人的關系,尤別是家庭和社群的關系。因此,“不要臉”不但意味著侮辱了自己,也意味著侮辱了家人和鄉(xiāng)里。成為“二奶”也就是做一個非法妻子、一個不道德的女人,她的不道德在于她不愿工作養(yǎng)活自己,在于她貪求奢侈的生活,在于破壞別的女人的家庭。而“賣身”則是以身體換取較佳的生活,亦即物質的追求。

　　其他女孩子議論那些女人的時候,阿英往往不作一聲。有時她會插一句:“那是人家的事,你們就別管好了�！痹谒�的經驗里,那個男人吸引她的不是他的錢,然而下決心離開他,卻并非沒有“面子”的考慮。她的姐姐、當干部的父母,以及她的高等教育背景,無不造成她的焦慮,使她壓抑自己的欲望�！拔沂歉F,可我不貪心�！卑⒂�從未忘記向我傳達這個明確的訊息。驅使她離開家鄉(xiāng)到別處尋找較好生活的,是貧窮;但驅使她愛上一個香港男人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卻不是貧窮。那種感覺是復雜的,她并不認為自己的愛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面子”以及不確定的前程促使她放棄了那段關系。

　　阿英的欲望被壓抑既是性的,也是文化的。現(xiàn)存文化雖然仍為一夫一妻的價值觀所主導,但其中充塞著對窮人和女性的歧視。特別是當男方來自高高在上的社會上層,與女方在物質生活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時,歧視便會更為嚴重。

　　離開東莞以后,阿英不知何去何從。“我忖度著,回家好呢? 還是到別處找工作好? 開始的時候真的是茫無頭緒。我惦著老家,很想回去,但我發(fā)現(xiàn)輪不到我去想,因為我的戶口已經遷出,我再也不能在鎮(zhèn)政府里找到工作。我無處棲身。我不能這樣返回老家�！�

　　就在這當兒,阿英省悟到,生命一旦被拋出,就再不能回頭,生命從此不受自己控制。她時常告訴我,她在到處漂泊。矛盾的是,她把自己愛一個男人的欲望壓抑下來,以免往后的日子不由自主;然而,她馬上發(fā)現(xiàn)自己已身陷一種不由自主的狀態(tài)之中。這個“頓悟”來得突然,我相信,這可能就是她的創(chuàng)傷的成因。阿英省悟到,有些東西是她接受不了的,而這個省悟是一個痛苦和拒絕的過程。

　　阿英把那些夢魘和尖叫視為源于她身體內部的無法駕馭的“惡魔”。這倒不是東南亞國家經常所說的纏繞女工的陰靈或鬼物(Ong ,1986) 。阿英認為自己害了“心病”。盡管她經常強調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但她常說:“在我自己里頭,恐怕有點不妥”,“我有病,你曉得吧,這就是為什么我有那些夢和尖叫”。對于她來說,夢魘和尖叫是她的病征,不僅是一種外來的支配,更是產生自她的身心、深植在她身心之內的力量�？墒�,一目了然,心病雖然是內在的、心理的,但和身體、社會是分不開的。

　　在阿英的故事里,我們可以找到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更為動態(tài)的關系。社會可能是“外在”的,但是,除非個體把生命徹底翻出,否則社會不能對它有任何影響。急劇的社會變化或非阿英所能控制,但它也只能在阿英認識和拒絕它的那一刻,才能破壞她的自我感覺( sense of self) 。然而,那里從來不存在個體和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個體永遠在不同程度上處于認識社會的過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便能明白“人不可能是個體化”的意思。但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去解析這個非人化的過程,并且顯示社會無時無刻不在對自我施行壓力;而自我,以其在世的存在(being-in-the-world) ,除了認識現(xiàn)實之外,別無可寫。

　　五、阿英的故事……

　　我知道我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在這個大城市的街頭游蕩的時候,我知道這里不是我的地方,它不屬于我,但是我不得不留下來。我看見有些人在路邊賣東西,我在想自己會不會有一天像他們那樣。

　　離開東莞以后,阿英得到一位親戚的幫助,在深圳找到電子廠這份工作。她不喜歡這份工作,她在東莞所享有的地位和特權,這里一概沒有。在她頭上的,是一個龐大的層級架構,她明白,沒有特殊的關系,即裙帶關系或親屬關系,晉升機會微乎其微。像Meteor 其他工人一樣,她每天工作12 小時,還不包括加班工作。在東莞的時候,她通常只工作10 小時,晚上還會有些余暇時間。在深圳,沒有了姐姐的支持,她在工廠里吃,在宿舍里睡。一切都得靠自己。有一天,幾個工人談起他們的工資,發(fā)起牢騷來,阿英對我說:“我從前不知道工廠是剝削得這樣厲害的。我知道老板賺很多錢,而工人的工資卻很微薄,在東莞那家工廠的時候,幾乎所有人的工資我都曉得。工人賺的很少,總經理一頓飯貴過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工人之間也不平等,有些人的工資是其他人的兩三倍。不過我那時并不問為什么,我接受了,好壞是命中注定�！卑⒂⒚吭沦�550 元人民幣,比以前少50 元。她認為她應賺得更多,因為她在廠里所做的工作超出一個文員所做的。她會電腦打字,會做試算表,又有做會議記錄的經驗,實際上大部分的辦公室工作都是由她擔起的。Meteor 的工人一般都意識到自己是一件商品,阿英尤其如此。在市場力量取代國家指令以調控社會生活的改革時代,急劇的轉變孕育了一種疏離之感。農村生活和工業(yè)生活不同,農村生活與土地和大自然相關連,多少還有一種自給經濟,而農民所付出的勞動,皆體現(xiàn)在他們所擁有的產品之上。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情況完全不同,他們所能做的,便是出賣自己的勞動,換取貨幣。賣身所指的不單是女性出賣身體給男性,以滿足其性欲,也指出賣身體給工廠。他們被迫意識到自己是無產者,在離開土地和農村之后,除了自己的身體之外,一無所有。

　　然而,階級意識卻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表現(xiàn)。阿英在東莞的時候,比較愿意面對工業(yè)生活,也覺得出賣身體是合理的。但到了深圳,她開始埋怨工資少,對不平等也更敏感。她對老板的看法,也隨環(huán)境而有所改變。她現(xiàn)在完全將自己放在一個階級對立的位置,而在東莞時,她的立場并不明確。她最為極端的說法是這樣的:“在以前我可以管人,現(xiàn)在我給人管。

　　在經理眼中,工人只不過是一些可以隨意丟掉的東西�！�

　　工作時間長、工作環(huán)境不理想,廠內工人的普遍感覺是“像條狗”。他們打趣說:“你唯一遺憾的,就是生來不是一條洋狗吧?”“望來世投胎? 那得記住投胎做狗,也要投到別的地方去�！被蛘哒f:“時來運轉,總有一天命會變的�！庇行┕と藟粝胗谐�一日成為小資本家,但有些則較為現(xiàn)實,他們知道在工廠勞碌幾年以后,便要返回農村。對于女性來說,這意味著在年紀還不太大之前出嫁,很少人有希望留在城市,除非她們嫁給一個當地人,或者把戶口遷到城市。如果不是,雇傭合同一旦結束,她們別無選擇,只得離去,雖然有些人會成為黑戶居民。因此,農民沒有太大的機會將自己轉化為真正的無產者,在城市形成一個新的勞工階級。因為國家仍然嚴格控制戶口制度,而城市和農村的生活水平也存在巨大的差距。

　　婚姻方面,阿英也是進退維谷。年屆24 歲,阿英得考慮她的婚事了。在農村24 歲這個年齡,幾乎已是單身生活的上限,獨身生活是農村所不能接受的�；橐鋈允恰敖K身大事”,女性的歸宿在夫家,而不在娘家。工廠的女孩子通常在二十三四歲便回家去,有的是自己決定回去,有的則是父母要求回去�？咕芑橐霾⒎遣豢赡�,但如此一來,女性便得完全靠自己生活,她們家里會反對,而這也會使家里蒙羞。工廠的女工往往在家庭期望與工作要求之間,婚姻壓力與城市生活的誘惑之間,左支右絀。頗為明顯的是,這些個體沖突和文化期望對雇用女工的工廠是有利的。因為女工們可以在16 至24 歲這段精力最旺盛的期間,把她們的勞動供給出來。經過四五年每天12 小時的工作后,她們的健康衰退的時候,便是她們結婚的時候,她們離開工廠,去生兒子,繼續(xù)為男性家族服務。

　　阿英對自己未來的婚姻生活沒有半點頭緒,因為她原來的戶口已經撤銷,而她想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在老家找個丈夫。每當她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便感到迷惘。

　　一天,我問阿英:“你為什么不在東莞或者深圳找個男人?”

　　“不是想像的那么容易。有戶口在深圳的男人不會討農村來的女人當婆。從北方來的、從其他城市來的漂亮姑娘多的是,不愁沒有選擇。在東莞的時候,我姐姐也有給我介紹過對象,但不是我不喜歡人家,就是人家不喜歡我。總之不容易�！彼龂@了口氣。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不結婚?”我追問。

　　“也想過。有時我不愿意想太多,讓日子溜過去算了。我還能怎么樣? 但問題是我需要有一份工作糊口,卻真的不知道以自己的健康還能繼續(xù)工作多少年。即使健康支持得住,我也不認為工廠會要一個老太婆�！�

　　然后,阿英沉默了下來。她的巨大焦慮是不難理解的。我們說過,她的汗水和淚水源自身心失調,同時也具有文化性。倘若戶口制度束縛了她的流動性,機器吮吸了她的青春和活力,父系制度便令她迷失于這個世上。三重擠壓。我們更接近阿英的夢魘和尖叫了。

　　六、夢魘、尖叫與抗爭

　　打破那些只能喚醒表層意識的客體性,恢復人的主體的徹底自由,夢揭示了自由在世界中邁進向前,以及自由從那一點起將自身變成世界。夢的軌跡,人類自由的整個漫長旅程。(Foucault ,1985 ,51 ,53)

　　我們現(xiàn)在回到阿英的夢魘和尖叫上去。支配是抗爭的開始。倘若阿英個人的故事揭示了社會和文化施加于個體的壓力,那么我們最后要提出的問題,便是個體在壓力的現(xiàn)實之下如何反應、自處,并作出抗爭。夢和尖叫是否就是叛離? 是否就是抗爭的欲望? 如果我們不想自落窠臼,說抗爭只發(fā)生在無意識領域,那么我們便須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對夢的解釋;其次,如果我們認為阿英的創(chuàng)傷并不是個人內在精神危機那么簡單,我們便必須把它納入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和文化處境來掌握,但又不陷入文化決定論;第三,從阿英的故事中我們究竟可以領略到什么? 她的夢魘和尖叫是否有助于我們開拓新的抗爭經驗,以及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嶄新的叛離境界? 總之,我們正在邁向一種抗爭的次文體的高度,其目的只有一個:浪跡于徹底的人類自由的漫長旅程,踏倒所有阻礙叛離欲望流動的藩籬,提供在這個世上自我解放和自我實現(xiàn)的個體經驗。

　　我們有幸在�？履抢锇l(fā)現(xiàn)了對夢的重要解讀。�？孪嘈�,夢不是受壓抑的欲望的實現(xiàn),也不是幫助做夢者逃避現(xiàn)實的影象狂想。夢是一種特殊的人類經驗形式,造就成Existenz 理論的可能性。他說:“然而,夢無疑不同于影象狂想,理由很簡單,夢是一種想象的經驗;而假使心理學的分析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能巨細無遺地說明它,這是因為它關系到某種知識論。”(Foucaut ,1985 ,43)

　　�？逻�提出了夢的另一種可能的解讀。�？聦Ωヂ逡恋聣舻睦碚摰墓�擊,在于“弗洛伊德將夢心理學化”。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存在著雙重化約。首先,他為了從19 世紀學者手中拯救出認為夢是“無意義”的看法,把夢的意義化約到無意識中去。其次,他以過度心理學化的轉譯方法,把象征意義化約為特定的夢的影象(images) ,而非想象(imagination) �！跋喾�,夢的經驗具有遠為豐富的內容,以至無法化約為心理學定律。”(Foucaut ,1985 ,44)

　　�？碌谝徊揭�做的,就是從無意識的領域和心理學的破壞之中,把夢的意義恢復過來。夢作為想象的經驗,是人類存在的實踐,也是超越的可能性。只有承認夢是想象的經驗的一個表征,是一種足以打破并超越主體和客體、意識和無意識二元對立的經驗,才能為存在提供在這個世上自我解放以及自我創(chuàng)造的經驗:“夢:像所有想象的經驗那樣,是超越的一個人類學指標;在這超越之中,夢以使自己成為一個世界,給予自己光、火、水,乃至黑暗,以向人宣示世界。夢的歷史的人類學意義告訴我們,夢以其物質性格,既在它的超越之中揭示世界,也以它的材料改變世界。”(Foucaut ,1985 ,49)

　　�？虏⒉话褖舻慕涷瀸�應于現(xiàn)實中的“缺失”,視為一種替代,或者受壓抑的欲望一廂情愿的實現(xiàn),而是希望恢復人的想象經驗的可能性,并以這種經驗的超越造就一次通向世界的徹底自由之旅。�？抡f:“自古以來,人便已在夢中發(fā)現(xiàn)他的自由被縛在世界的必然之上,并曉得他將在夢中碰見自己以至日后的自己,碰見他所做過的以至將要做的事情�！�(Foucaut ,1985 ,47)阿英的夢可以解讀為她實現(xiàn)自己的現(xiàn)世存在的軌跡,以及自由和抗爭的可能性。阿英受到三重擠壓,追求職業(yè)生活卻換來一副殘損的身體,性欲和道德壓力的矛盾使她精神緊張,婚嫁的文化要求和國家對其流動性的管制則把她困在中間,進也不得,退也不得。她在一個新環(huán)境中,驟然而且不期然地認識到這些。個體的痛楚,烙上了社會和文化創(chuàng)傷的印記,并在個體的生命中一再展現(xiàn)。阿英的夢是特殊的,但它的特殊性卻具有普遍性:它是一個身處中國社會轉型之際的女性工人所作的掙扎。

　　阿英把她與痛楚的斗爭推入夢中,從而恢復身體與自我的統(tǒng)一。她并沒有在夢中放棄掙扎,卻是繼續(xù)進行無望的斗爭。她跑過一條河,嘗試到達一處異地。阿英說:“我有時發(fā)現(xiàn)對那夢境十分熟悉,我一定曾經到過那兒。那好像在喚我回家,我跑啊跑的�！睂τ谒齺碚f,夢就像一個家;用海德格爾(Heideggar) 的話說,夢是Existenz 的棲身之所,是希望,是實現(xiàn)現(xiàn)世存在地可能性。那個夢本身是阿英生命的家,對她來說非常熟悉、親切、真實,但她在夢里卻又不斷地奔向某處奇怪的、陌生的地方�！拔也恢�道為什么自己拼命要過河,但我就是立定了主意這樣做,去追那條船。我很堅決。看見那條船離去,我發(fā)現(xiàn)自己充滿了非同尋常的力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仿佛要沖開擋在我前面的一切障礙。”

　　據我的看法,阿英的過河至少有三種可能的解讀。河流在中國農村往往是土地的分界線,一個女性過了河,便是離開了自己的家鄉(xiāng),來到一處陌生的地方。一種可能的傳統(tǒng)解讀方式是出嫁,因為在中國婚姻仍是父系和男權的風俗,女性須離開自己的鄉(xiāng)村,到她丈夫家里去開始新的生活;納入當代的處境中,女性過河,離開自己的土地,也可以看成是到城市里去謀生的意思。經濟改革、國際資本涌入中國,打開了新的可能性,給鄉(xiāng)村姑娘帶來了開展新生活的欲望和希望;在一個較為抽象的層次上,一個女性過河也可以意味著舊生活與新生活的決裂。阿英就是決心要和舊生活及其所有的痛苦以至無法忍受的存在方式決裂,投射到過河之上,就是期望異地的新生活會帶來一線光明。這倘不是一種浪跡的經驗,也是一種叛離的經驗。盡管實際上阿英一路坎坷,而且身體給痛楚撕裂,但那催促、呼吸,卻正是尋找新事物的強烈欲望。“無論我看來像有多大的氣力,我的身體就只是固定在那里,拒絕移動。”固定和奔跑,在阿英的生命里都是無可避免的。

　　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有一道夾縫。阿英因為穿過了無意識,而挽回了一個失去的自我。并且,她因延展了想象的經驗,而接合了意識與無意識,且在這個世上自由地經驗了她自己。酣睡的靈魂從未酣睡,反而比清醒的靈魂更為敏銳和活躍。夢魘和創(chuàng)傷經驗的重復,可以解讀為堅持斗爭以及對斗爭自由的不懈追求。在這個意義上,弗洛依德指夢是睡眠的守護者的說法是錯的。福柯說:“如果意識在睡眠時睡著了,則存在便在夢中蘇醒。睡眠本身,向存在所準備著的、理解著的、向往著的生活走去。如果這類似死亡,那便是不愿意死亡的生命的一個詭計”;它“在死亡的恐懼中”“玩弄死亡”,它維持了生命的整存(Foucaut ,1985 ,54) 。在覺醒而非酣睡的時候,存在的自由在夢中顯現(xiàn)。阿英并沒有在夢中酣睡,她反而在夢的經驗中繼續(xù)斗爭。她在夢中未能上船,陷入了困境:進也不得,退也不得。但是,她終于沒有在這個景況中酣睡或逃避。她掙扎再掙扎,為求移動那動彈不得的殘損的身體。對未來的憧憬,又一次在夢中遇到了障礙。可是,她并不放棄。她發(fā)出了一聲尖叫———這真正的抗爭,在夢的末處喚醒了自己。倘若無意識領域并非極樂之境,她便返回意識。那尖叫,處于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宣示了她的斗爭的存在。它跨越了語言與非語言、想象與現(xiàn)實、自我與世界。它是自我延展的最后泉源;自我的延展越過了所有個人的和文化的疆界,占有了遠遠大于生活世界的非地域空間。

　　阿英在人類自由和實踐的漫長旅程中,開創(chuàng)了一種抗爭的次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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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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