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老賈跳樓》，茫然無緒。就在這時，蕭功秦也發(fā)來他追記一位亡友的文章，情深意切。這篇文章提醒我，趁我們都活著，趕緊寫寫活著的朋友，而不能像徐復觀那樣在殷海光死后，再來寫“痛悼吾敵，痛悼吾友”。

　　我認識蕭功秦應該是1982年以后，在他虹口余杭路的老宅，那時他的窗外正好面對著一個巨大的垃圾箱。蕭說，他每天早上不用鬧鐘，可以準時被這個垃圾箱的臭氣“臭”醒，他的處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在這種環(huán)境里完成的。我每次去，就在這個垃圾箱外把自行車停穩(wěn)，然后大吼一聲“蕭功秦”，窗內(nèi)就會響起他喜悅的應答聲。那時他是臥室兼書房，小葉把茶泡上，掩門而去，我們就在垃圾臭味和滿壁書香的混合氣味中縱論“新權(quán)威主義”和“自由主義”。我那時僅是講師，他已經(jīng)是我們這一代人中最早的副教授。上海市圖書館的借書證必須是高級職稱以上才能擁有，我回滬后閱讀的最早一批外文書，就是借用他的借書證借出的。那張借書證令我羨慕之深，以致我很長時間都以能評上一個“副教授”為最高志業(yè)，只要有那張借書證，此生足矣。　　

　　80年代末我們的分歧日益加劇。某天下午，永福路文化沙龍聚會，歡迎英國學者施拉姆。一位朋友興沖沖拿來一份巴金領銜的呼吁書，在座所有人都簽了名，唯蕭功秦未動。我當然有看法，但也敬重他能在群情激昂中獨守一己的定力。5月底，我和另一個朋友在他家附近海寧路的一個小咖啡館夜談，爭論到最后，甚至說出這樣絕情的話：“如果外面出事，你還堅持目前的立場，那我們只好絕交，再不來往！”但我們之間的交往卻還是繼續(xù)了下來。也就在那時我們相約，將來某一天誰先死，后死者就以“痛悼吾敵吾友”為篇名，追悼對方�！　�

　　我出事后，他多次來我住處探望，并無一點“咎由自取”的幸災樂禍，按“前因”他是可以這樣說的，多少沒有這個“前因”的人也這樣說了，他卻在多種場合為我鳴不平。按“國情”，他還可以飛黃騰達，確也出現(xiàn)過這樣的機會，其實不然，他后來的發(fā)展一直不順。這里有個微妙的“吊詭”：那一年之后，蕭的觀點在高層很受贊賞，但在知識界卻受到抵制，每到評職稱時候，同行評議對他很不利，復旦某教授對他的學術(shù)評議甚至出現(xiàn)一路打叉，一叉到底的過分做法。知識界的情緒可以理解，但這樣對待不同觀點是另一種不公正，一旦掌權(quán)，和自己反對的專橫霸道有什么兩樣？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堅決捍衛(wèi)你發(fā)表觀點的權(quán)利”，離我們的知識界還很遠。蕭的觀點我至今都不認同，但他是一個認真做學問的書生，并不是出于政治投機。

“新權(quán)威主義”代表人物有過所謂“南蕭北何”的說法，北面那個“何”當上了某某委員，南面這個“蕭”則是一介書生，未得到任何好處。到如今，大學文科科研經(jīng)費突然“暴發(fā)”，“發(fā)”到天文數(shù)字，先是人搶錢，后是錢搶人，蕭功秦還是“一文不名”，書桌上沒有一項官家訂單�！　�

　　蕭的性格在于“透明”，朋友戲稱其“一‘俊’遮百丑”。長相也有孩子氣，他自己對我說過一件逸聞，他曾到弄堂口紙煙店買煙，被人一句話嗆了回來：“要買煙叫你家長來買！”說到“家長”，蕭的生父乃國民黨高級將領，黃埔六期生，官至胡宗南麾下第三軍參謀長，他從軍前在上海交通大學讀預科，由于馬日事變，家中遭難，失去讀書經(jīng)濟來源，投筆從戎�？茖W救國一直是他的夢想，從軍后，始終接濟湖南家鄉(xiāng)蕭族中考取工科的貧寒子弟，從不間斷，以至自己家里卻相當清貧，沒有什么積蓄。戰(zhàn)火紛飛中，這個國軍高級將領的皮箱里，居然裝的是一些化學試劑與化學筆記本，他還在長年的軍旅生活中保持著用各種三角杯做化學實驗的嗜好！　　

　　蕭還告訴我一件事，1947年11月國民黨第三軍在石家莊被圍，蕭在母親懷抱里坐最后一架飛機撤離。起飛前，其父乘一輛吉普車趕到機場，家人以為他是來送行的，沒想到他也上了這架飛機與家人同行。因為他突然接到上面命令，令他立刻乘飛機去北平，說是有緊急軍務相商。后來才知道，這個命令是胡宗南有意安排的，胡看到第三軍已經(jīng)無望，最后只能救出這個他賞識的參謀長。其父后來起義，成了志愿軍十二軍中的一員，他父親那個軍還參加過上甘嶺戰(zhàn)役，回國后任劉伯承手下南京軍事學院教官。他父親在部隊里寫自傳時，曾有如此段落：“請原諒，下面我要寫到胡宗南時，我還是要稱他為‘胡先生’，因為習慣了，改不過來了�！薄�

　　這已經(jīng)是民國逸聞。卻由于這一“軍事”背景，80年代我穿軍裝的時候，每次見蕭功秦就戲稱他也是“軍干子弟”。雖然，此“軍干”不是彼“軍干”，我是寧可與這樣的 “軍干子弟”作諍友，也不和其他“軍干子弟”高聲唱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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