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理論界的學術活動很多，我主要是參加經(jīng)濟方面。從1977年初開始，經(jīng)濟學界的學術活動比較多。這些活動對于確立市場化改革目標有什么影響？我只能說有影響，但不都是很直接的。

　　一、粉碎“四人幫”前后的思想動態(tài)

　　在毛主席去世以前，1975年7月5日，鄧小平領導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簡稱政研室）成立。不過4個月的時間，11月份，就開始批鄧了。

　　政研室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文章同“四人幫”強調(diào)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針鋒相對，提出了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三項指示是：學習無產(chǎn)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促進安定團結的指示、把國民經(jīng)濟搞上去的指示）。三項指示是毛澤東講的，不過不是一次講的，而是在近幾年的幾次講話時講的。鄧小平把這三句話摘出來聯(lián)在一起，稱為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篇約16000字的大文章，無疑是對“四人幫”的一發(fā)重型炮彈，還沒有公開發(fā)表，就遭到“四人幫”強烈的反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成了“三株大毒草”之一。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僅僅“四人幫”是搞不起來的，主要是毛主席要批鄧。為什么毛啟用鄧小平，然后又打倒他呢？因為鄧小平復出后，看到國民經(jīng)濟面臨崩潰的危險，就著手全面整頓。我認為，那個時候，鄧確實是為了把這個國家搞好。他出來以后，先是國務院副總理，后來又要他主持全面工作，黨的工作也要管。當然，黨政大權還在毛的手里。鄧小平要搞全面整頓，他先借毛的話說事。毛主席說過鐵路要整頓，他就說軍隊也要整頓，文化教育要整頓，經(jīng)濟要整頓，總之，各方面都要整頓。這就觸到了毛最敏感的問題：否定“文化大革命”。鄧一搞全面整頓，毛就怕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當時還有一個很不好的情況，就是毛遠新當了毛主席的聯(lián)絡員。毛遠新就在毛主席的面前，講遲群他們的缺點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講鄧小平的壞話，說鄧小平從來不講階級斗爭，毛主席聽進去了。

　　這一年的11月份，毛批示要中央政治局召開“打招呼”會。

　　11月14日，鄧小平和華國鋒、紀登奎在國務院召開了一次會，通知胡喬木、胡耀邦、李昌參加，會上宣布他們有錯誤，要檢查。11月16日和17日兩天，中央政治局開“打招呼會”，葉劍英、華國鋒、紀登奎、吳德、謝靜宜等和“四人幫”王、張、江、姚都在會上，會議由鄧小平主持。這不就等于讓鄧自己跟自己“打招呼”嗎？被指定參加“打招呼”會的有胡耀邦、胡喬木、李昌、周榮鑫，劉冰，這5個人。胡喬木是政研室的負責人，胡耀邦、李昌是中科院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成員，周榮鑫是教育部長，劉冰是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會上，毛遠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鄧小平就是不抓階級斗爭；
說鄧小平幫劉冰轉信，就是同情劉冰。劉冰寫信告遲群和小謝的狀，動機不純，“矛頭是針對我的”。鄧轉信就是要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會上，毛遠新還傳達說，鄧小平就是喜歡胡耀邦、胡喬木這些人，所以要跟他們“打招呼”，參加這個會是對他們的幫助�！胺駝t他們要作怪”。江青在這個會上就指責胡喬木，她說，你反對主席，你是主席的秘書��！江青嗓門很尖，很潑辣。胡喬木灰溜溜的。這個“打招呼會”，不就是發(fā)動批鄧嗎？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開始，鄧小平成了批判的對象。

　　在政研室的運動中，胡喬木首當其沖。造反派斗他，要他揭發(fā)鄧小平，他一開始說記不得了，零零碎碎地揭發(fā)了一些。后來吳冷西、王子野在會上揭出了一些材料。特別是吳冷西，他一條一條地系統(tǒng)地拋材料，排時間按順序地揭批。胡喬木就記下來，也排時間按順序，在全室大會上揭批鄧小平。特別不好的是，胡喬木在1976年3月上書毛主席，送上系統(tǒng)揭批鄧小平的材料，據(jù)我知道的是18條，也有人說是24條，揭批鄧小平�！八娜藥汀蹦玫竭@個材料后，如獲至寶，馬上印發(fā)全國批判。

　　胡喬木在“文革”后期，1975年，一開始是鄧小平班子里的人，是政研室7個負責人里面的第一個，鄧小平還說他是黨內(nèi)一支筆，但他生怕失去毛主席對他的信任，所以批鄧開始以后沒多久，他就給毛主席上書告鄧小平了。1976年毛澤東同志去世時，胡喬木要求去參加毛主席的遺體告別。他寫封信給江青，江青不同意。因為毛主席跟胡喬木的關系和跟李昌他們不一樣，喬木是在毛主席身邊過來的，他是秘書，感情特別深嘛，毛澤東如果不信任他了，他就倍感失落了……

　　為什么打倒“四人幫”以后，我們政研室仍然受到排斥呢？就是因為華國鋒還要繼續(xù)批鄧嘛！政研室傳達了華的指示：揭批“四人幫”，同時繼續(xù)批鄧。當時我們就對這個指示有不同看法。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我們政研室成為批鄧的一個重點，“四人幫”說政研室是“鄧記謠言制造公司”。

　　我們對繼續(xù)批鄧是很有反感的，是頂住了的。

　　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個順口溜，講的是1976年幾件大事：悲痛的一月，周總理逝世；
苦悶的二月；
凄涼的三月；
壯烈的四月，天安門“四·五”事件；
恐怖的五月，查后臺；
沉默的六月；
災難的七月，朱德同志逝世，唐山大地震；
惶恐的八月；
憂慮的九月，毛主席逝世；
狂喜的十月，“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嘛，萬眾狂歡；
觀望的十一月，就是說要看看華主席怎么作為啰……

　　1979年2月7日，“兩報一刊”（“兩報一刊”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發(fā)表社論，題目叫做《學好文件抓好綱》。那個時候，這個“綱”就是“兩個凡是” ；
在“兩個凡是”里邊，最根本的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華國鋒搞“凡是”，就是怕對自己不利。毛主席不是給華國鋒寫了“六字真言”嗎？要是主席的話都可以推翻，他的位置就不穩(wěn)了嘛。當時汪東興不是中央副主席嗎？汪東興執(zhí)行“兩個凡是”比華國鋒還厲害。他當時是分管宣傳的，他把持著《紅旗》雜志，排擠我們政研室。1977年，《紅旗》拿去了我們（集體寫作的）兩篇文章：《“四人幫”為什么砍掉百花齊放》、《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力量》，都沒有發(fā)表。而且汪還讓《紅旗》通知我們，政研室揭批“四人幫”的文章，不能以“國務院政研室大批判組”署名發(fā)表。關于談知識分子問題的那篇文章，后來在《人民日報》（1977年5月27日）發(fā)表，署了個筆名“向群”。

　　這個時候，我們幾個人，主要是在于光遠同志的領導下，從理論上面來揭批“四人幫”，因為“四人幫”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攪得很混亂了。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理論，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于光遠組織了3個小組，研究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方面是按勞分配。

搞這個題目，是因為1974年的12月，毛主席跟丹麥首相保羅• 哈特寧談話時講：“我們現(xiàn)在實行的還是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大差別，只不過是所有制變了。”“四人幫”抓住毛主席的這個“最新理論指示”，拼命宣傳，大肆詆毀按勞分配，大批資產(chǎn)階級法權。我們針對“四人幫”和他們寫作班子的謬論，進行揭發(fā)批判，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理論，指出照“文革”中的平均主義的分配辦法搞下去，生產(chǎn)就沒有了動力，不可能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勞動者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國民經(jīng)濟也不可能恢復和發(fā)展。第二個方面說起來比較拗口，叫做“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chǎn)力論’的批判”。1975年“四人幫”把整頓經(jīng)濟，抓生產(chǎn)建設當成唯生產(chǎn)力論加以批判。所以我們就批判對唯生產(chǎn)力論的批判，我們是對批判的批判，跟他們對著干。于光遠說：“我可以承認自己是‘唯生產(chǎn)力論’者”。這是第二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民主與專政的關系。實際上就是說，要批判“四人幫”提出的，對資產(chǎn)階級進行全面專政的謬論。當時就成立了這樣3個組。我和蘇紹智參加按勞分配組。第二個組批判對唯生產(chǎn)力論的批判，主要是林子力、有林。第三組有張顯揚和王貴秀，他倆當時在北大，張顯揚1979年調(diào)到馬列所來了，王貴秀去了中央黨校。這個組的活動，我不太清楚。

　　批對“唯生產(chǎn)力論”的批判的成果是，出了一本書。這本書的編寫和出版過程我很清楚，是于光遠布置的，林子力和有林執(zhí)筆，當時還在人民出版社的戴成，也參加了，書名是《對“四人幫”批判“唯生產(chǎn)力論”的批判》。寫書沒有地方，就在有林家寫。于光遠有時候叫我到他家里去取寫出的書稿，看了修改以后，我給他們送過去。這樣，我經(jīng)常到有林家。他住在沙灘附近，跟我們國務院政研室是離得很近的。我為什么談起這個問題呢？是因為看到《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鄧力群說，這本書，是他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寫的（見《鄧力群自述》，第116頁），這樣說是不符合事實的。我打電話問過戴成，因為子力已經(jīng)去世了，有林當了個什么官，我也不方便找他。戴成電話說：林子力當時（1975年）就對“四人幫”批“唯生產(chǎn)力論”有看法，“四人幫”倒了以后，于光遠提出成立揭批“四人幫”謬論的三個組，找了他的老部下林子力，林正好對這個問題有些研究。這時《紅旗》干校的有林被借調(diào)到政研室，參加了這個組。戴成是以出版社編輯的身份參加的。以林子力為主，在于光遠的指導下開始寫這本書。書的指導思想、結構框架、內(nèi)容安排，都是于光遠的思路。寫作過程中，于光遠看過全部初稿，動手修改過。部分書稿也送鄧力群、胡喬木看過，他們也提過一些意見。發(fā)稿前，林子力等三人到廣州去“統(tǒng)稿”。這個時候鄧力群曾經(jīng)關心、過問�？傊�，即令鄧力群也看過一部分稿子，關心過書的出版，也不能因此就說這本書是他叫林子力寫的。戴成說，這本書從頭到尾，最后審定，出版，都是于光遠布置、決定的。先是出了一個征求意見稿本，定稿后，再由人民出版社和廣州人民出版社兩家同時出版，然后在電臺連續(xù)廣播。順便講一句，這也是件比較能說明鄧力群人品的事。我寫的《五問鄧力群》一文中，曾提到1975年政研室?guī)讉�人集體寫作的《論總綱》，被鄧力群收入他的文集第一卷的事例�？磥�，鄧力群啊，往往把一些別人做的事都歸到自己的名下，好事都是他做的了。

　　二、關于按勞分配的討論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fā)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兩個凡是”。大約20日，于光遠同志找我和董輔礽等去商量，打算召集在北京市的經(jīng)濟學家，開一個按勞分配座談會。討論按勞分配，實際上沖擊了“兩個凡是”。按照“兩個凡是”，毛主席說過的話，畫過圈的，都不能夠改變。1958年，毛主席肯定了張春橋的《破除資產(chǎn)階級法權》的文章，這篇文章說，“資產(chǎn)階級法權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必須破除。1974年，毛主席又說按勞分配和舊社會差不多。當時，我們不能批毛主席，我們只能批“四人幫”。1974年，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的《論對資產(chǎn)階級的全面專政》，發(fā)動了一場對按勞分配的全面系統(tǒng)的批判。攻擊按勞分配中會產(chǎn)生資產(chǎn)階級，攻擊資產(chǎn)階級法權是產(chǎn)生新資產(chǎn)階級的經(jīng)濟基礎。

我們講，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嘛。要是真正地實行按勞分配，實行等量勞動相交換的話，絕對不會產(chǎn)生資產(chǎn)階級，因為不勞動不得食，提供多少勞動得到多少報酬，等量勞動相交換嘛。當時我們就是維護按勞分配�，F(xiàn)在來看，如果用實踐來檢驗的話，按勞分配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實行過，而且是實行不了的。這個我以后再說，因為我的觀點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了。從當時來講，我們就是批判“四人幫”，維護馬克思主義，在堅持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面來研究這個問題。當時我們很積極。就是那一年，1977年的2月25日，北京開了按勞分配座談會，為全國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做了準備。4月份，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
6月22日、23日這兩天，開了全國第二次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
10月底、11月初，又開了第三次的全國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1977年就搞了3次。

　　在第二次討論會前，光遠說，要編個資料，把“四人幫”的謬論按專題編出來，作為批判的靶子。他找了幾個人讓我領著編。大家翻報刊，查資料，編了一個多月，沒有編出來。后來我想起來了，從1974年開始，我就把報刊上批按勞分配的文章做了上百張卡片，可以拿來用嘛！那時，我為什么注意這個問題呢？因為1954年以后我已經(jīng)不做新聞工作，轉行搞經(jīng)濟學了呀！1958年，張春橋寫文章批資產(chǎn)階級法權。報刊上發(fā)表了不少文章，有贊成的，有反對的。鬧了一陣子。我不同意張的觀點，不過沒發(fā)表文章。74、75年報刊上又討論這個問題，引起我的注意。就收集資料，做卡片。我對光遠說，由我自己來編吧，我把這些卡片分別整理以后，按于老的要求編了一本資料，提供第二次全國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印發(fā)給大家。這個題為《關于按勞分配問題（“四人幫”及其喉舌的謬論以及其他有關報刊言論摘錄）》的內(nèi)部資料，1977年4月，收入上�！冻霭嫱ㄓ崱罚�到現(xiàn)在我還保存著哩。

　　第四次全國性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是在1978年10月份開的。會的規(guī)模很大，出席的代表除經(jīng)濟理論工作者外，不少實際經(jīng)濟部門和單位也有代表參加。會議從理論上進一步深入討論，不同意見充分展開交鋒，同時也討論了實際經(jīng)濟工作中的問題。我同趙履寬提供了恢復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的論文，在大會發(fā)言，討論熱烈，勞動總局的同志發(fā)言也很積極。

　　這次會議連同前三次會議的論文，1978年，由三聯(lián)書店先后出版了兩本論文集，書名《關于按勞分配問題》。這兩本書中，保存了詳細的材料，這里不詳談。

　　這幾次會中間，還開了一次會，也是全國性的會，但是規(guī)模不大，是在中央黨校開的，專門探討農(nóng)村的按勞分配。專談農(nóng)村分配問題的，就是這一次。

　　在第四次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以前，1978年的5月5日，國務院政研室發(fā)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題目是《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這篇文章我要說明一下，現(xiàn)在有的人搞錯了，說是我寫的，其實這是一篇集體創(chuàng)作。我只是寫作組里面一個成員。

　　這篇文章的寫作組，是由林澗清牽頭的。林澗清現(xiàn)在因病住院。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呢？這個同我和蘇紹智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在1977年8月9日，我們兩個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叫做《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產(chǎn)生資產(chǎn)階級的謬論》。這篇文章發(fā)表以后，政研室將它送給鄧小平。鄧小平看了，說，文章觀點是正確的，但是作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放開，還需要再寫一篇大文章，展開來，堂堂正正地把問題說清楚。鄧小平跟政研室的領導說了，跟于光遠他們說了，那天我正好是和蘇紹智在我家里寫另一篇文章，于老就到我家，給我們兩個說了這個意見。1977年晚秋，因為有小平的指示，胡喬木就布置寫作。指定林澗清牽頭，蘇沛、滕文生、林子力和我，我們四五個人一起，寫了一個來月。文章寫出來了，題為《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領導不滿意，決定不以特約評論員署名，用了筆名嚴實之送給《人民日報》，于78年2月27日發(fā)表了。

　　下一步怎么辦呢？有一天林澗清找我，說室領導請我?guī)�幾個人下去調(diào)查，到唐山看看開灤煤礦的分配制度。之前林澗清和于光遠商量了，決定從人民大學把對工資問題有研究的趙履寬借來參加。這個調(diào)查組就是我們?nèi)齻�人：趙履寬、胡冀燕和我。

　　1977年11月，我們出發(fā)去唐山，路上還出了點小事故。我們是乘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車子。不巧，頭一天下了雪，早上雪開始化，我們車子開過去，雪水濺到民兵的身上，把衣服弄臟了。那時，民兵維持交通，不是交通警，卻很厲害。他手中小旗子一揮，車就停了。民兵過來把司機的駕駛證收了，叫寫出檢查去領。司機很發(fā)愁，說不會寫，怎么辦��？我說：你不要著急，請老趙幫你寫。到了唐山，勞動局局長接待我們，我們把路上車濺雪水弄臟民兵衣服，要司機寫檢查的事對他說了。這位局長很不錯。他說，不用寫什么檢查，就去把證要了回來。檢查也不寫了。參觀開灤，他們只讓趙履寬下礦，不讓我和小胡下礦，說女同志不能下礦，沒辦法。我們座談會開了好幾次，討論勞動工資和按勞分配問題。在抗震棚里住了幾個晚上，同老百姓都很熟了�；貋硪院�，我們幾個人又集中重寫，這次林子力沒參加，趙履寬參加了。這次寫出的就是前面說到的，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那篇，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接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新華書店發(fā)行，產(chǎn)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用現(xiàn)在的話來講，就是所謂“轟動效應”吧，一時間成為普遍學習的文獻。例如：在當年召開的全國勞動局長座談會上，召集單位勞動總局就把這篇文章作為會議文件，發(fā)給代表學習，討論。我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這個座談會，也得到了一份。

　　持續(xù)近兩年的按勞分配討論，批判了“四人幫”的謬論，實際上沖擊了“兩個凡是”。前面提到，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大差別，這話是毛澤東跟丹麥首相談話時講的。如果按照“兩個凡是”，毛主席講的話不能改，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你怎么能說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新事物，不會產(chǎn)生資產(chǎn)階級呢？你怎么還主張恢復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呢？正因為按勞分配理論討論觸犯了兩個“凡是”，所以政研室署名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受到了“凡是派”的嚴厲批評。

　　這篇談按勞分配的文章發(fā)表后不幾天，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一文。這兩篇文章出來后不久，汪東興就在一個宣傳會議上批評說，理論工作要慎重，有的文章提的問題就不好。特別是貫徹執(zhí)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還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兩篇文章特別不好。這兩篇文章發(fā)表，我們都沒有看過，是哪個中央決定的？他這個話是很厲害、很惡毒的，意思就是說，你們眼中還另有一個中央，暗示你們要分裂中央。鄧小平知道此事后，跟政研室的負責人講：最近風聲很緊。汪東興，中共中央副主席，管宣傳的，他出來批評�！度嗣袢請蟆�、《解放軍報》轉載了談真理標準的這篇文章。吳冷西打電話批評《人民日報》，說這篇文章很壞，很壞，轉載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fā)表后，于光遠同志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現(xiàn)在“領軍”的問題提出來了。真理標準是從哲學上、指導思想上提出問題，我們按勞分配的討論是從一個具體的領域、經(jīng)濟領域提出問題的，是從實踐里面提出一個當前很重要的問題。而且我們要求恢復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對促進經(jīng)濟的發(fā)展起了實際的作用。但是，我們并不認為我們提的這個問題是一個可以概括一切的大問題。從哲學思維，從領導思想上解決問題的是真理標準的討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理論、沒有哲學綱領的指導的話，是搞不好的。

　　在1978—1980年這段時期，我們經(jīng)濟學界，還舉行過生產(chǎn)目問題的討論會。1980年12月4—10日開了一次規(guī)模很大的，全國性的討論會。成立了以于光遠、陳岱蓀、龔士奇、王惠德、宋濤等19人的大會主席團，我被推選為大會秘書長。會議收到論文114篇，大會發(fā)言39人，中心小組發(fā)言59人次，還在12月7日晚組織了一次沙龍。這次會議開得既緊湊，又生動活潑，我們白天開，晚上也開。白天開大會、小組會，晚上開中心小組會。中心小組會是會議領導小組和各組召集人一起深入討論白天會上發(fā)言中提出的問題。明確了生產(chǎn)是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人是生產(chǎn)的目的，而不是什么生產(chǎn)的手段。批評了“先生產(chǎn)，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窩”的觀點。王惠德在一次會上提出了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思想。另一次中心小組會上，于光遠講了一個信息：有幾個年輕人，其中之一叫翁永曦，他們提出了24個字的主張：“抑需求，穩(wěn)物價；
舍發(fā)展，求安定；
緩改革，重調(diào)整；
大集中，小分散”。據(jù)說很受陳云同志關注。大家就此展開了討論，認為抑需求、舍發(fā)展、緩改革、大集中，這些提法反映了一種保守的傾向，是不可取的。

　　如果問按勞分配、生產(chǎn)目的的這些討論對于全面市場化的改革有什么影響？要我說，有影響，但只是間接的影響。主要有兩點，一點是理論上，較深刻、全面地批判了“四人幫”詆毀按勞分配的謬論�！拔母铩逼陂g，“四人幫”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攪得很亂，特別是按勞分配理論。這場大討論澄清了許多混亂的觀點。實踐中，恢復了工資和獎金制度，激發(fā)了廣大職工的生產(chǎn)積極性，促進了國民經(jīng)濟增長，也為后來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物質(zhì)條件。再一點就是初步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前面提到，我在真理標準討論開始以前，經(jīng)濟學己經(jīng)討論了一年多，1978年5月5日結論性的文章發(fā)表。所以說，是經(jīng)濟學的討論首先沖擊了“兩個凡是”，但是還沒有完全突破，好像一扇門擠開一個縫縫。討論真理標準的文章于5月11日公開發(fā)表，這個門才完全打開。

　　按勞分配的討論，批的是“四人幫”，實際上也是批毛澤東。因為是他講的，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和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嘛！更何況，“兩個凡是”2月7日剛剛見報，僅僅十幾天，經(jīng)濟學界就跟“兩個凡是”針鋒相對，就批判詆毀按勞分配的謬論，這一點，就很不簡單了。盡管是這樣，我還是認為，按勞分配的討論，僅僅是初步?jīng)_擊了一下“兩個凡是”，真理標準的討論，才突破了“兩個凡是”。

　　是否可以說，這兩個問題相繼討論，為確立市場化改革目標，做了些思想理論上的準備呢？（待續(xù)）

　　馮蘭瑞，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副所長

　　本文發(fā)表于《領導者》（雙月刊）2008/2期，總第20 期，天益網(wǎng)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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