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代背景

　　1956年，《人民文學》雜志的主編是嚴文井，副主編是秦兆陽和葛洛。秦兆陽沒有想到，經他手修改后發(fā)表的一個青年作者的小說，會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產生那么大的反響。秦兆陽本人是一個小說家，但在他一生中，他的小說并沒有給人們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他自己的一篇理論文章讓人們記住了他的名字，還有就是經他手發(fā)表的這篇小說。

　　這篇小說的名字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作者是王蒙。

　　1956年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不平凡的年頭，一年前發(fā)生了胡風事件，然后是在全國開展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也許是因為胡風事件和隨后發(fā)生的運動，使知識分子在心理上產生了很大的恐慌，為了改變這一情況，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作了著名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是胡喬木起草的。在胡喬木一生中，這是他文字生涯中有份量的一筆。因為這個報告的中心思想是解放知識分子，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中央認定：“革命需要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知識分子�！边@次會議有一個重要文件，是當時“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辦公室”起草的《關于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這個報告中的重要內容，是把中國當時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及高級藝人的情況，作了分類統(tǒng)計，特別是他們的生活情況，可以看出，中央是想提高他們的待遇。我查看過這個報告，中國當時各個行業(yè)中最著名的知識分子的情況都在其中。這一年蘇共二十大開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也提出來了，這一段時間，用費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說就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但隨后就發(fā)生了反右運動。在胡風事件和反右運動之間，恰好有一個短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事后看，如果沒有這一個“早春天氣”，反右運動中，許多知識分子也可能就不說那么多話了，因為“早春天氣”里的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和作法，讓更多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產生了錯覺，這為他們后來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

　　說來有趣，1956年9月8日出版的九月號《人民文學》，它的編者絕對想不到這一期雜志會有那么多讓人難忘的文章。這期《人民文學》的頭題是秦兆陽以何直筆名寫的《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文章引起的事非，我就不多說了。接下來就是王蒙的小說，還有黃秋耘的短論《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黃秋耘就因為這篇文章差一點被打成右派，最后從北京中國作家協(xié)會發(fā)配嶺南。這期雜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彭慧一篇關于紅樓夢的研究論文，彭慧最后也成了右派，加上右派王蒙，這期雜志真是太不吉利。

　　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這期雜志的小說欄里并不是第一篇，而是第二篇。本期共發(fā)了五篇小說，用黑體標出的只有兩篇：第一篇是大群的《小礦工》，第二篇才是王蒙的小說。從這個排列上可以看出，編者對這篇小說是重視的，但還沒有重視到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據(jù)秦兆陽在1957年4月和5月中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召開的北京文學期刊座談會上介紹，情況是這樣的：“我們是6月中旬收到這篇稿子的。小說組里看了后，提了些意見，交給我。我看過后對組里的同志談了些意見，以后小說組請王蒙同志來談了一次，回去以后他作了較大的修改，又重新寄來。7月17日，第二天就要發(fā)8月號的最后一批稿子了，恰巧有一位作者臨時抽走了一篇待發(fā)的四萬字的稿子，就決定發(fā)王蒙同志的這篇。于是連夜趕著修改”（《新華半月刊》1957年11月號第147頁）。

　　涂光群當時是《人民文學》雜志小說組的編輯，據(jù)他回憶，最早看到這篇小說的是另一位編輯，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譚之仁。涂光群說：“那已經是深夜，我們都在芳草地的單身宿舍，譚敲開了我的門，向我推薦王蒙的這篇新作，認為它很有新意，尖銳地提出了現(xiàn)實生活中反官僚主義的問題，發(fā)表后一定會引起熱烈反響和關注。見他如此熱情，我也不敢怠慢，連夜讀了稿件。第二天上午我與譚交換了對小說的具體意見（我們在肯定小說的總的傾向時也提了些技術性的意見，建議具體商請作者修改），寫出稿簽，即將稿面呈秦兆陽�！保ㄍ抗馊骸吨袊�三代作家紀實》第504頁，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5年6月）從這些回憶可以看出，王蒙的小說是臨時換上去的，也就是說，從后來編好的雜志上看，編者對這篇小說并不是特別在意，但如果了解這是臨時換上去的稿子這個背景，就可以說，編輯是特別推崇王蒙小說的。

　　秦兆陽的編輯風格是喜歡修改作者的稿件，這是個好習慣，但也是個壞習慣，因為編輯過多的修改，對于原作也可能是傷害，小說的題目也是他改的。因為小說后來起了風波，主要原因是毛澤東支持小說的思想傾向，所以修改王蒙的小說也成了問題。1957年5月9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由“人民文學編輯部”整理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況》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對比刊在中國最大的一家報紙上，這在當代文學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現(xiàn)象。這可以說明當時報刊雜志對于領袖個人對一篇小說的態(tài)度，是絕對認同的，不敢有絲毫的怠慢。因為“毛澤東聽周揚等人說小說缺點部分是編輯秦兆陽改的。毛澤東提出要批評編輯。作協(xié)黨組原擬讓《人民文學》編輯部寫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茅盾主張先開個座談會，然后把座談會記錄發(fā)表，以便說明《人民文學》修改王蒙小說的情況，同時談談作家與編輯的正確關系�！保ɡ柚�《文壇風云錄》第3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后來對秦兆陽的批判中，他修改王蒙小說幾乎成了最大的罪狀，認為他強化了小說中小資產階級的情緒，其實他的修改大體可以說是文字上的，雖然有自己加上去的話，但基本還是按原作的思路進行的。秦兆陽本來可以不這樣做，但那個時代的編輯對于一個有才華的青年作者的作品，這樣處理，自然也有他的道理。在這一點上，王蒙是有風度的，雖然他在一些文章中對于修改自己的文章作了解釋，但從沒有責怪編輯。因為毛澤東肯定了這篇小說，在五十年代，批判《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倒有一種把帳算在秦兆陽身上的傾向。李希凡《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chuàng)作上的逆流》認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里的（主要是經過“人民文學”編者修改后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的翻版。”（李希凡《論“人”和“現(xiàn)實”》第2頁，長江文藝出版社，1958年8月）他又在《所謂“干預生活”、“寫真實”的實質是什么？》中說：“《人民文學》刊載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而《人民文學》的編者，也正是這一時期的修正主義的首倡者——秦兆陽，還把自己的文學見解強加到這篇作品里去，對小說作了重大的修改，強化了作品不健康的情緒和林震性格的偏激，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嗎？”（同上第20頁）李希凡在不知道毛澤東對王蒙小說的看法前，批判的主要是王蒙，但了解情況后，在文章中就突出說明是秦兆陽了。因為毛澤東對這篇小說的態(tài)度，1957年，在批判右派作家時，極少提到王蒙和他的這篇小說，那時受到批判最多的反而是劉紹棠等人。

　　在王蒙寫作生涯中，《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最重要的一篇，也可以說是王蒙最好的小說之一。當時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都以眼前的社會生活現(xiàn)實來判斷小說，比較普遍的意見認為，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義的作品。這樣理解不能說不對，但在這個層面上認識這篇小說是不夠的。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一書時，對王蒙這篇小說有一個新評價。他認為：“從小說的文本實際來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雖然具有揭示官僚主義現(xiàn)象、‘積極干預現(xiàn)實’的外部寫真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個人體驗和感受為出發(fā)點，通過個人的理想激情與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沖突，表現(xiàn)敘述人心路歷程的成長小說。……與外部沖突的再現(xiàn)相比，作者更注重對敘述人心理內部沖突的表現(xiàn)，甚至可以說，對心理沖突事件的精彩呈現(xiàn)，才是這篇作品的藝術獨特性所在。小說的主題和現(xiàn)實針對性也只有在對其內部視角的分析中才能獲得更切實的理解。”（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9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這個分析很有啟發(fā)意義，它提示讀者，特別是在時間過去許久以后，再從反“官僚主義”的意義上來理解這篇小說已沒有意義。

　　王蒙寫這篇小說的時候，只有22歲，當時在北京東四區(qū)團委工作，王蒙是典型的“少共知識分子”出身，左翼文化是他們的基本思想傾向，但王蒙在這類知識分子當中，是一個對現(xiàn)實生活有敏銳感覺，并能深入思考的。如果從廣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上來分析，王蒙這篇小說的主題可以概括為是黨文化與知識分子文化的沖突。這種沖突在王蒙筆下表現(xiàn)為他有意選擇的兩個意象，一個是：“組織部”，一個是“學生（青年）”，這兩個意象雖在寫實的一面，但同時也具有象征意義，王蒙也許不是有意為之，但現(xiàn)在看來，小說因為把握住了這兩個意象的內涵，所以小說獲得了超時空的意義，后代讀者可以從中解讀出他們自己的生活感受。這篇小說的內在沖突是代表“組織部”的劉世吾和代表“學生”的“林震”。如果細讀王蒙的小說，你會發(fā)現(xiàn)，在過了半個世紀后，他的小說還能讓讀者重新解讀出更為深刻的社會內容，就在于王蒙的藝術感覺使他在瞬間把握住了生活的本質。

　　我們先看小說開頭這一個細節(jié)：“三月，天空中紛灑著似雨似雪的東西。三輪車在區(qū)委會門口停住，一個年輕人跳下來。車夫看了看門口掛著的大牌子，客氣地對乘客說：‘您到這兒來，我不收錢�！蓖趺蓻]有解釋這個細節(jié)的含義，但不解釋卻給讀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是不敢要錢？還是不愿意要錢？在五十年代，可以解釋為是平民對政府和官員的感情，但半個世紀后讀者還會有這樣的感覺嗎？1957年1月29日，中國作協(xié)黨組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王蒙這篇小說，在會上，袁水拍有一個看法是：“三輪車不要錢，很擁護，但里邊是黑暗。有的也可說是無意的，但主要人物是不清楚的。劉世吾也是表面的�！保ā豆�小川全集》第11卷第326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00年1月）在五十年代的文藝批評中，有一個現(xiàn)象是，那些從政治立場上否定小說的批判者，常常比贊揚小說的人，更能看出小說的妙處，至少在對王蒙這篇小說的評價上，那些批判者的眼光還是有力的，不過他們的立場和對作者的態(tài)度是不可取的。

　　過去讀者認為劉世吾是一個官僚主義者的形象，不過這樣理解可能簡單了一些。劉也是北大學生出身，他在組織部，對什么事都覺得“就那么回事”。當林震把韓常新隨意整理簡報的事告訴劉世吾時，劉的反應是：“老韓……這家伙……。真高明……�！眲⑹且粋�陷在了“組織部”里的“學生”，而林震雖然來到了“組織部”，但還沒有陷進去。如果他在“組織部’呆下去，他也是一個劉世吾，因為黨的生活就是這樣。還是在中國作協(xié)的那次會議上，就有人認為：“他下去也會變成劉世吾，有類似的調調，有憂郁病、孤獨感的人�！保ㄍ�上第324頁） 劉世吾的哲學是：

　　“當然，想象總是好的，實際呢，就那么回事。問題不在有沒有缺點，而在什么是主導的。我們區(qū)委的工作，包括組織部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呢還是缺點是基本的？顯然成績是基本的，缺點是前進中的缺點。我們偉大的事業(yè)，正是由這些有缺點的組織和黨員完成的。”

　　在這篇小說里，還保留“學生”氣質的人，不論是林震還是趙慧文，都陷入一種困惑中，因為他們看到的現(xiàn)實生活和“他在小學時聽的黨課的內容不是一個味兒�！蔽乙恢庇X得王蒙在小說中有一種暗諷的東西，王蒙后來的小說中，也常有一種讓讀者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的東西，王蒙幾十年以后形成的創(chuàng)作風格，我們都可以在他早年的這篇小說中找到潛質，特別是他的諷刺藝術。

　　王蒙自己解釋寫作動機時說：

　　“想到了兩個目的，一是寫幾個有缺點的人物，揭露我們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極現(xiàn)象，一是提出一個問題，像林震這樣的積極反對官僚主義卻又常在‘斗爭’中碰得焦頭爛額的青年到何處去。

　　“我寫的幾個人物和他們的糾葛，有一些地方雖然能夠感受、傳達，卻不能清楚地分析、評價，寫這篇小說時，我是抱著一種提出若干問題，同時慚愧地承認自己未能將這些問題很好地解決的心情的�！保ㄍ趺伞蛾P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1957年5月8日《人民日報》，本文轉引自《新華半月刊》1957年11號第155頁）

　　王蒙當時是以檢討的心理說這段話的，但恰恰是他說不清楚的這些東西，獲得了長久的藝術感染力，如果他當時什么都想清楚了，那他的作品也只會是一篇概念化的東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五十年代一些今天看來還有藝術感染力的作品，基本都是作家在這樣的心理狀態(tài)下寫出來的。

　　二、小說風波

　　王蒙小說發(fā)表以后，很快引起了爭論。五六十年代，凡引起爭論的作品（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學術文章），通常有兩個結局：一是因高層人物的介入和表態(tài)，使作者在一夜之間名利雙收；
另外一種就是在政治上把作者打入冷宮，甚至使有些人失去生命。前者如因批判俞平伯而成名的李希凡和藍翎，因一篇雜文暗合了毛澤東心理的姚文元等；
后者如電影《武訓傳》和《清宮秘史》的作者，還有因寫《海瑞罷官》的吳晗、《電影的鑼鼓》的作者和寫了《草木篇》的流沙河，這樣的例子數(shù)不勝數(shù)。王蒙的命運當時可以說在這兩者之間。

　　當時以《文藝學習》為主要陣地，發(fā)表了許多關于王蒙小說的爭論文章。從1956年12月起，編輯部先后收到了參加討論的稿件1300多篇，編輯部用連續(xù)四期的篇幅發(fā)了二十五篇。在這期間，先后發(fā)表討論文章的還有《人民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延河》雜志。當時的討論，大體還在學術范圍，參預討論的人雖然看法不同，但所談都是自己的真實感受，不過主要聲音是否定王蒙的。當時和王蒙思想傾向一致的劉紹棠、邵燕祥、從維熙和鄧友梅都支持王蒙。

　　邵燕祥認為“作者是從豐富紛繁的實際生活里汲取主題直到每一個細節(jié)的�！眲⒔B棠、從維熙則認為王蒙的小說嚴酷地、認真地忠誠于生活，他們說：“王蒙同志沒有一點歪曲這個作為典型環(huán)境的黨組織，他逼真地、準確地寫出了這里所發(fā)生的一切。我們不能要求他根據(jù)對我們黨的整個概念來寫這個黨組織，因為這只能流于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實，才能有藝術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鄧友梅認為：“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缺點。林震的斗爭是因為黨性，批評缺點都是黨的教育。”（《郭小川全集》第11卷第324頁）

　　1957年1月29日，中國作協(xié)黨組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王蒙這篇小說，郭小川保留了一個不完整的紀錄稿。在這份紀錄稿一開始是這樣幾句話：

　　“最初，歌頌占80%。

　　現(xiàn)在，中間大，兩頭小。

　　歌頌者，——大學生，年青的作家�！�

　　王蒙的意見是：“正面表現(xiàn)不夠。1）不想把區(qū)委會寫成一團糟。2）不是把林震作為榜樣，是寫男女關系，對缺點是有偏愛。3）解決矛盾很困難，劉世吾心的深處有灰塵，一下沒法解決�！�

　　侯金鏡；
“是否一定寫了劉世吾的缺點，非寫優(yōu)點不可，也不一定。有害的是作者對林震的態(tài)度。后半部作者的情緒孤獨的、寂寞的�！�

　　張光年：“作者有才能，有熱情，保護性的批評�，F(xiàn)實觀的錯誤，引起很大的危害性。代表一種社會輿論。沒有敵情觀念�！保ㄍ�上第324頁）

　　另外參加會議的林默涵、艾青、張?zhí)煲砗涂靛�等對王蒙小說基本上持否定態(tài)度。而沒有參加會議的劉賓雁、唐摯、王愚卻是支持王蒙的，不過支持這篇小說的人，幾個月以后幾乎都成了右派，雖然成為右派的直接原因并不完全都是因為支持了王蒙。在這場討論中有三個人的看法值得注意，一是馬寒冰，一是李希凡，還有就是林默涵。李希凡和馬寒冰是反對這篇小說的，認為它不真實。在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上有問題的。李希凡說；
“在典型環(huán)境的描寫上，由于作者過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經心地以我們現(xiàn)實中某些落后現(xiàn)象，堆積成影響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環(huán)境，而歪曲了社會現(xiàn)實的真實�！保ā缎氯A半月刊》1957年7月號，145頁）但馬寒冰和李希凡沒有想到，正是他們對王蒙小說的批評，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度反感。黎之曾聽到過毛澤東的講話，他回憶毛澤東當時的講話情景：“在去年省委市委書記會上我就發(fā)表了意見，我不贊成他們的觀點。不知怎么，把我的話傳達錯了，只說他們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我再說一遍我不贊成他們的觀點。有個人叫王明，哎，不對，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寫了一篇小說批評共產黨工作中的缺點。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產黨，好嗎！部隊幾位同志就‘圍剿’，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么就沒有官僚主義�！保ā段膲�風云錄》第75頁）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和文藝界有一次談話，他說：“我看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宣傳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多長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著幫助他么。”（《毛澤東思想萬歲》第144頁，此為文革中廣泛流傳的印刷品，主要是毛澤東的講話�，F(xiàn)在文革史研究專家公認本書雖然在記錄的文字上有些錯訛處，但內容是真實的。對比后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文獻，可以肯定這本印刷品作為研究材料是沒有問題的）

　　1957年3月12日召開的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在反右派運動史上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次會議是涉及在反右運動中是否存在一個“引蛇出洞”論的問題。而現(xiàn)在看來，這次會議的召開，與一個作家的一篇小說有直接關系。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的幾次會議上，毛澤東認為“《文匯報》上姚文元的文章好。……很有說服力”（同上119頁）“有個姚文元，寫的還是比較有說服力，我還看得下去，就是馬寒冰的文章，我看不下去。”（同上144頁）后來馬寒冰是自殺了，而姚文元自然得到了重用。

　　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爭論的小說》，發(fā)表在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報》上。請注意這個日期：3月12日。這是毛澤東發(fā)表《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的日子。林默涵當時是中宣部文藝處的處長。他這篇文章與毛澤東講話在同一時間，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的配合。這個細節(jié)說明，當時中國的文藝政策和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完全是以毛澤東個人的好惡為轉移的。林默涵的文章是一篇有總結意味的文章。他對王蒙小說是肯定的，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文章最后說：“王蒙的這篇小說，雖然存在著上述的缺點，但他提出了這樣的尖銳的問題，并且表現(xiàn)了他的勇氣和才能，在這一點上也是值得我們歡迎的。我們希望并且相信他的藝術才能會在不斷的斗爭實踐和創(chuàng)作實踐中得到新的健康的發(fā)展�！睆奈恼聝热菘�，完全符合毛澤東后來對王蒙小說的評價�？梢哉f，林默涵的文章就是根據(jù)毛澤東的意思來完成的。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于1957年2月26日在頤年堂有一次座談會，主要談的就是文學批評問題。他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贊成他的很起勁，反駁他的也很起勁，但是反駁的態(tài)度不怎么適當。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正在討論，問題在于批評態(tài)度。小說揭發(fā)官僚主義，很好，揭發(fā)的不深刻，但很好，劉賓雁的小說并沒有批評整個的官僚主義。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正面的積極的力量寫得不夠，要批評。應該有批評，也應該有保護。正面人物林震寫得無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動�！�…王蒙是不會寫，他會寫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寫不好。寫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觀點的原因�！泵珴蓶|在這次座談會上，還批評了李希凡，說他的文章不能說服人。他說：“李希凡說王蒙寫的地點不對，不是典型環(huán)境，說北京有中央，難道不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說服人的�！薄袄钕７铂F(xiàn)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xié)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文章的頭半截使人讀不懂�！保ā睹珴蓶|思想萬歲》第114、115頁）

　　毛澤東還說：“王蒙的小說有資產階級思想，他的經驗也還不夠，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護。批評他的文章沒有保護之意。……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義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同上）

　　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當時許多作家都去聽了。毛澤東就是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對王蒙小說給予肯定的，之前都是座談會上的談話，而這次是正式的會議。毛澤東說；
“對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現(xiàn)在共產黨里面還有這種人�？偠�言之，只能講好，不能講壞，只能贊揚，不能批評。最近就在北京發(fā)生了一個‘世界大戰(zhàn)’，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偠�言之，講不得，違犯了軍法，軍法從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有那么幾個人，寫了那么幾篇文章。現(xiàn)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是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保ā睹珴蓶|思想萬歲》第175頁）還是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說：“其實王蒙這些東西不是毒草”。“批評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這個人我也不認識，我跟他也不是兒女親家，我就不服�！�

　　當時陳其通、馬寒冰等四人寫了《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者的幾點意見》。這篇文章所以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只是因為他們提前幾個月就想反“右”，而當時毛澤東還不認同這個看法。毛澤東的講話，在發(fā)表時刪除了一些具體內容，上面引述的關于王蒙的話就沒有了。據(jù)當時參加了這次會議的舒蕪回憶，毛澤東當時并沒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說：“我為什么有這樣一個的判斷呢？就是因為我親自聽了他的講話。一個人假也不能假到那個程度吧，何況是毛澤東。這種感覺只有到了現(xiàn)場才會有�！保ā妒媸徔谑鲎詡鳌返�26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

　　毛澤東雖然多次肯定了王蒙的小說，但王蒙最后還是沒有避免了右派命運。歷史有時非常偶然，誰也不會想到，1957年春夏之交，毛澤東前后的思想變化會與一篇小說的爭論有直接關系，而所有卷入這場論爭的作者，從中宣部負責文藝的主要官員，到一般的作家和普通作者，他們也絕對不會想到，所有的文藝批評最后只是一個人的思想，文藝上的是非和作家的命運，都與這一個人的看法相關，生活在這樣時代里的作家和文藝批評家，當他們明白了這一切后，會有一種大夢醒來遲的感覺，如果連這樣的感覺還沒有，同樣的歷史也許還會重現(xiàn)。作一個獨立的文藝批評工作者，真是很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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