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終于學會了自由選擇并終于開始獨立思考之后，你要感謝市場。

　　我記得這樣一些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平均而言，美國人的財富大約50% 是股票型資產，日本人這一比例則低得多，大約12%，韓國人更低。相比之下，經濟學家們覺得不可思議，中國為何有這樣多的“股民”？而且，在一家合資基金的最新報告里，我注意到，2007 年上半年新增賬戶的相當大比例，大約45% 吧，都是不足千元的賬戶，其中大約50% 是不足500 元的賬戶。

　　這些觀察意味著，數(shù)目極大的中國股民，很可能人均財富和人均收入都很低。例如，財富不過數(shù)萬元，月收入不過數(shù)千元。這些人難道不曉得股市風險很高？或者沒有體驗過虧損？或者，干脆就是不理性？這些疑問都有可能得到肯定的回答，不過，我認為更真實的理由，是我在這篇文章試圖闡述的，或者，就算是為中國股民找一個理由吧。

　　某一日，東北一位友人來訪，照例，我們在“湖畔居”喝茶聊天。那是四月的杭州，臨湖品茗，朋友們興致勃發(fā)。友人的友人，據(jù)說是“炒股專家”，正通過手機指導東北某股民炒股。詢問得知，我那位友人也是聽從這位專家指點，故獲利頗豐。這就引出我的一番議論，大意如下：當代中國人生活在千年未有之變局之內，經歷著三重轉型同時發(fā)生的階段，所以，每一中國人的未來，充滿著奈特意義上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不可預期且不可重復的，當代實驗經濟學家稱之為“ambiguity”，以區(qū)分于“risk(風險)”。

　　股票市場固然風險很高，可是，我們綜觀股市之外的種種生活，風險何嘗不高呢？與其走出股市得一人生之幻滅，為何不走入股市搏一幻滅之人生？或者，用經濟學的術語再說一遍：股市之外的高風險人生，卻并不帶來相應的高回報。大眾紛紛進入股市，是因為他們知道在那里承擔風險至少有帶來相應回報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與其終生儲蓄在銀行里并希望渺茫地預期不斷上漲的養(yǎng)老、醫(yī)療、住房、教育和日常生活的費用不至于完全侵蝕了他們微不足道的儲蓄，不如以這微不足道的儲蓄充當投資股市的本錢，反而是更富理性的選擇。

　　理性選擇的原理之一是：選擇越是基于自由權利，選擇就越接近理性。當然，自由絕不必定意味著幸福與快樂。就經濟行為而言，中國人普遍有了“選擇是否進入股市”這樣一項自由權利——這絕不意味著平等。所以，中國股民的行為是理性的。我還有一項最重要的理由，是貝克爾說過的，關于市場生活，他說，市場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讓每一個人能追求更多的幸福，而是讓每一個人能學會獨立思考，借助于每日每時的“自由選擇”實踐。

　　上面這一番議論，還需要進一步解釋。例如，許多讀者未必知道“三重轉型”所指的是什么，也未必認為股市之外的生活有很高的風險，最后，他們還未必贊同貝克爾對市場最重要功能的看法。我覺得與其更詳細地解釋，不如講一個故事。

　　我有一位老朋友——幼兒時代就是朋友了，和我不一樣，這朋友的人生可謂“坎坷”。后來，她有了一個兒子，很高，很帥。但兒子的母親工作艱難，幾乎沒有什么收入了。這母親的不尋常之處就在于她的勇氣和明智。幾年后，我再一次見到她，知道她正在“炒股”，而且很有成就。因為，兒子考上一家學費頗高的大學，大部分學費是用母親炒股的收入支付的�，F(xiàn)在，兒子大學快要畢業(yè)了，恰好股市瘋狂，母親又賺了一大筆。于是，我聽說，那兒子買了一輛小汽車。我佩服的是那位母親，真的不容易。年過半百，毫無學歷可言，居然在股市里有這樣的成就。回想過去，沒有股市的那些年代，她完全被命運擺布著，完全沒有屬于她自己的生活。所謂“命運”，當然與我們的社會制度有關。現(xiàn)在，見到我的時候，每一次，她總是信心滿滿。因為，那是她自己的選擇，是她自己選擇的生活，那生活是她自己創(chuàng)造的呀！

　　你看，市場就是這樣的，它強迫你自由選擇，它讓你無路可走不得不自由選擇，在這種時候，你會認為它是一種邪惡的力量，尤其是，“自由”往往與“競爭”密切相關，而你討厭競爭，因為它使人變得殘酷和貪婪。不過，當你終于學會了自由選擇并終于開始獨立思考之后，你要感謝市場，像康德那樣感謝它，盡管它或許表現(xiàn)為“邪惡”，其實它是大自然的隱秘計劃的一部分。

　　然后，只是當我們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并學會了獨立思考之后，大自然的隱秘計劃的其余部分才可能逐漸實現(xiàn)。這一點，康德的推測很準確，并且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幾乎是刻不容緩的使命。我們應當努力超越市場為我們設置的障礙，就如同當初我們借助市場超越了前工業(yè)時代的傳統(tǒng)為我們設置的障礙一樣。這一超越，必須是更符合道德的，更高揚人性的，從而也是更加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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