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文化的基本內質是它的多樣性和差異性，那么文化的發(fā)展就尤其需要寬容和包容，先進文化也就理應是一種包容的文化。

　　其實，有關文化的包容性，從認知到實踐，都是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近代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難解之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它更是一個爭論的焦點。

　　從當時的文化討論看，涉及到文化的包容，又有一個最為凸顯的問題，這就是關于新舊文化的相互關系。當時，很多人機械地把新與舊截然對立起來，割斷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并且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后者，將其徹底拋棄（這種認識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頗具代表性，其持續(xù)的時間亦相當長，影響很難根除）。針對這種非理性認識，李大釗敏銳地察覺到其中的誤斷。他明確表示：“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互相推演，仿佛象兩個輪子運著一輛車一樣; 又象一個鳥仗著兩翼，向天空飛翔一般。我確信這兩種思潮，都是人群進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確信這兩種思潮，都應知道須和他反對的一方面并存同進，不可妄想滅盡反對的勢力，以求獨自橫行的道理。我確信萬一有一方面若存這種妄想，斷斷乎不能如愿，徒得一個與人無傷、適以自敗的結果。我又確信這兩種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獨守的堅操�！保ā缎屡f思潮之激戰(zhàn)》，《李大釗文集》上，第660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大釗在此使用“激戰(zhàn)”一詞，其中之“貶義”實在值得玩味）在李大釗的現實理想中，他曾憧憬，“國家莫大之福，莫若以新勢力承繼舊勢力; 而莫大之害，則必為以新勢力攻倒舊勢力”。如果是“非鏟除舊勢力也，乃新勢力之自殺耳”（《辟偽調和》，《李大釗文集》上，第505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處在中國近現代文化的轉型時期，尤其是伴隨著各種外來思潮的大量輸入，如何正視新與舊的存在，的確困擾著很多人，而最能激勵人心的恐怕就是要徹底“推翻舊習慣舊思想”。當時“學時髦的人，對于舊習慣，不論是非善惡，都主張推翻，說這個就是新思想”（《對蔣夢麟<何謂新思想>一文的附志》，《東方雜志》17卷2號）。難能可貴的是，與普遍流行的看法不同，李大釗并沒有如此簡單化地認識問題、認識文化。他把新與舊看成是一個不可脫節(jié)、相互作用的整體，力主兩者“并存同進”，以理性的態(tài)度審視新與舊。從整體文化意義上講，他所闡釋的確是一種科學的、具有包容性的、合乎思維邏輯的、建設性的認知理路。如果沿著這條理路進行思索，肯定會將歷史（傳統(tǒng)）與現實更為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從而全力避免墮入武斷的思維歧途，形成僵化的思維定勢。但令人遺憾的是，事實上，在中國現代文化發(fā)展進程中，有很多人為造成的悲劇，大致都根植于對新與舊的扭曲認識，從而留給后人慘痛的歷史教訓。

　　應當指出，在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曲折發(fā)展中，文化的包容性，作為后五四思想啟蒙的重要議題又一次被張聞天鄭重地向中共提出來。在抗戰(zhàn)時期，他從建立民族文化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實際需要出發(fā)，分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特征。在他看來，新民主主義文化既是“民族的文化”，又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吧鲜鲂挛幕�的四個要求是有機的聯系著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但任何一種主義、一種學說，只要對于上述要求中的一個要求或一個要求中的一點要求有所貢獻，即可成為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任何一個主義、一種學說包辦新文化的企圖，都是有害的。新文化運動中，除抗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外，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廣泛的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參見《抗戰(zhàn)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后任務》，《張聞天文集》三，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我們要知道：這種“為抗戰(zhàn)建國以來服務，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與大眾的因素為自己內容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性質，基本上是民主主義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在新文化運動中起著最徹底的一翼的作用”（同上）。張聞天的這段話對抗戰(zhàn)時期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發(fā)展做出了充滿理性的定位，同時也是對當時中共內部盛行的“左”傾關門主義一種嚴肅的批判。它對于統(tǒng)一黨的思想認識，是及時而必要的。

　　就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本身而言，先進文化應當順應歷史發(fā)展的趨勢，領時代風氣之先。因此我覺得，培育先進文化，進行文化創(chuàng)新，離不開最廣大人民的文化實踐，應該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和人士。說到這里，我很想通過具體的事例來顯現觀念更新的必要。2001年，某省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特地拍攝了一部專題資料片《李大釗》。筆者在審看該片的腳本時發(fā)現：該片有一段關于李大釗與胡適關系的記述，中間提到1930年，胡適在《胡適文存》三集的扉頁上寫道，本書“紀念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并評斷了胡適的這一作法，說這就體現出“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態(tài)度”。對此，筆者深感遺憾，希望該片編者能夠改動一個字，以從根本上矯正他們的史觀和文化觀，也就是說要將“反”字改成“非”字，這雖然是一字之差，卻展現出兩種根本不同的理念。編者最終采納了我的建議。幾年來，對這件往事我總是難以忘懷。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文化研究中，一定要徹底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定勢中解放出來。因為文化問題本身十分復雜，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想方式為標準衡量一切，注定要受到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的懲罰。從現實生活中，我們也的確應當明白一個道理：要代表更大多數的人，首先就需要爭取、團結更大多數的人，絕不能人為地樹敵。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由于文化的多樣性、差異性、獨特性所帶來的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甚至易于激化。因此，特別需要講求調和與和諧。中國共產黨人適時地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治國安民主張，并且加以廣泛推揚，這是他們在文化思想上的一個劃時代的理性進步，它必將成為凝集中華民族團結、推進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的精神動力。(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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