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雜志與讀者見面的時候，《讀書》編輯部編選的十年文選第一輯也剛剛面世。我們的“小小十年”歷經風雨，即使在如秋水一般寧靜的時期，激流在也在深處滾動。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但激流是真實的。生活在大轉變的時代，這是思考者的命運，也是一份雜志的榮幸。借著編選文叢，我們也終于有機會向長期關心《讀書》的作者和讀者對我們的“小小十年”做一點交代。

　　《讀書》創(chuàng)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今已近三十年。首期《讀書》開篇標題為“讀書無禁區(qū)”，我們可以從中體味那個時代的精神氣息。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禁忌和新的支配性意識形態(tài)，因此“讀書無禁區(qū)”這個口號針對的不僅是特定時代的特定禁忌，而且也是隨時代的變化而產生出的新的禁忌。創(chuàng)刊至今，《讀書》的作者、編者和讀者已歷經變換，面對著急劇變化的時代，他們以各異的思想方式、多樣的藝術趣味和不同的學術訓練，孜孜不倦地探索，用各自的文章見證了改革時代中國的變化。在許多人的記憶中，《讀書》涉獵廣泛，但以文史為主；
思想敏銳，但并非政論刊物，作者們對于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懷是通過思想的和文化的評論方式來表達的。在近三十年的歷史中，《讀書》的文章時時收入作者的文集，或為其他文集選用，但由編輯部按主題編輯文選，系統(tǒng)出版，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將根據(jù)各種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題，持續(xù)地編輯出版《讀書》文選。

　　第一批出版的文選共計六種，全部選自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十年間《讀書》發(fā)表的文章。在這十年間，中國知識界處于一個分化組合的過程之中，觀點紛紜，立場各異，各種爭論紛至沓來，像八十年代那樣的一種以改革開放為基本尺度的“共識時代”已經消失。導致知識界爭論和分化的背景是：

　　在國內方面，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以來，中國的市場化過程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一方面是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和財富積累方面的長足進步，另一方面是城鄉(xiāng)之間、區(qū)域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嚴重分化，以及制度性的腐敗、普遍化的生態(tài)危機的擴展，等等。從九十年代的市場擴張和社會分化，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國家社會政策的調整，中國在所有領域都經歷了也正在經歷著一個深刻而劇烈的“大轉變”。在這個背景下，知識界再也不能像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樣將市場化、私有化當作理所當然的尺度來衡量社會變遷，那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術語，如改革與保守、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開放與封閉等等范疇，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圖景了。

　　　　在國際方面，隨著俄羅斯和東歐改革面臨的危機逐漸暴露，全世界范圍內有關改革的辯論就沒有停止，而歐洲社會福利傳統(tǒng)的瓦解也在另一個傳統(tǒng)內提出了對于七十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再思考問題。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一九九九年南斯拉夫危機及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及隨后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以及韓半島核危機、臺灣海峽局勢的變化、中日關系的轉變，也為中國知識界的分裂提供了動力。在這一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期被當作克服中國社會自身危機的唯一有效途徑的“全球化”命題逐漸失去了光環(huán)—如今，全球化除了用于描述全球經濟的相互關聯(lián)、傳統(tǒng)國家體制的轉變和日益增長的移民網絡之外，它還與帝國、帝國主義、支配、限制和壟斷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在文化領域，我們也經歷著兩個方向并不一致的新發(fā)展。首先是學術研究的專業(yè)化潮流和體制化過程。以有關學術規(guī)范、學術史等問題的討論為界標，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界試圖創(chuàng)造一種與八十年代“文化熱”截然不同的學術方式，它要求學者們以更加專業(yè)化、規(guī)范化的方式進行學術研究，這一起源于學者們的自覺倡導的潮流與這一時期中國大學和研究體制的改革與重組相互呼應，重新構筑起當代學術領域與其他社會文化領域之間的鴻溝與高墻。伴隨著學術工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經濟待遇的改善，大學和研究機構設立了種種基金、項目和獎懲機制，鼓勵學者以專業(yè)化、國際化的方式從事學術工作。其次是消費主義文化的崛起與大眾傳播媒體的支配地位的形成。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商業(yè)化的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報紙和網絡）迅速擴張，消費型大眾文化蓬勃發(fā)展，各種各樣裝幀講究、圖片精良的刊物應運而生，它們改變了那種主要依賴文字的閱讀方式，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閱讀趣味；
而大眾傳媒的發(fā)展，也使得許多學者更愿意扮演媒體學者的角色。這兩個趨向不但挑戰(zhàn)著中國的文人傳統(tǒng)，而且也挑戰(zhàn)著中國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傳統(tǒng)。

　　正是在這樣一個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初期的社會和文化氛圍中，《讀書》以批判性的思考為取向，兼顧多重立場，自覺地介入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轉變”，在若干問題上成為觸發(fā)重要論爭的思想論壇。七十年代末以降，經過幾代作者、編輯和讀者的共同努力，這份雜志已經形成了可貴的傳統(tǒng)，我們的方針是在繼承這個傳統(tǒng)的同時，漸進地對刊物作一些調整。從一九九六年起，《讀書》雜志發(fā)表了一系列專題討論，諸如大眾民主與憲法問題、全球化與亞洲問題、二十世紀的戰(zhàn)爭與革命、金融危機、三農危機、醫(yī)療改革與社會保障體制的困境、恐怖主義、新左翼與新自由主義之爭、法律與民主、民族主義、女性主義、國企改革與產權問題、生態(tài)危機、華人華僑與跨國家的網絡、媒體與新紀錄運動等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討論成為整個社會關心的全局性問題。說我們的方針是漸進的調整，是因為即使在介入這些現(xiàn)實性的問題時，《讀書》的主要策略還是從思想的、知識的和理論的角度出發(fā)，而不是進行直接的公眾討論或政策性辯論，它致力創(chuàng)造的是一個立足于反思和批評的建設性的思想氛圍。事實上，除了諸如三農問題等影響深遠的討論之外，《讀書》的大量文章并無一個單一的焦點，而是力圖發(fā)掘不同領域的課題，例如我們一直試圖跟蹤當代戲劇、藝術、考古、名物、文學、電影、人文地理、歷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現(xiàn)象和成果，及時做出評論，并在一定程度上，讓這些專門領域的討論，能夠回應當代社會面臨的問題。讓一份雜志既保持一定的取向，又保持“雜”的特點，是我們一直在探索的課題。

　　如果比較這一時期的《讀書》和先前的《讀書》，這份雜志的風格至少包含了兩個主要的變化：第一，雜志中有關社會問題、國際問題的討論和來自社會科學各領域的作者明顯地增多了；
第二，雜志仍以中國大陸的作者（以及海外留學生和海外華人學者）為主，但韓國、日本、歐洲、美國、東南亞、印度、拉丁美洲以及臺灣、香港地區(qū)的學者也成為《讀書》的作者。由于《讀書》雜志在傳統(tǒng)上是一份偏重文史的刊物，這些變化也引起了一些有關《讀書》的風格的爭論。這種有關風格的爭論又由于下述情況而變得更為尖銳：在八十年代，與《讀書》形成呼應和對話關系的，除了少數(shù)類型相似的刊物之外，是大量的學術刊物，如《文學評論》、《哲學研究》、《經濟研究》、《歷史研究》等等，但在九十年代商業(yè)文化、大眾傳媒深刻影響人們的閱讀趣味之時，像《讀書》這樣一個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該如何面對消費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間新的緊張？

　　在市場社會和大眾文化的氛圍中，傳統(tǒng)的精英與大眾概念已經難以表述當代的文化關系。是放棄我們的傳統(tǒng)，追新逐異，加入文化時尚的大潮，或者，追隨學術專業(yè)化的趨勢，將思想性的討論包裹在繁瑣注釋和論文格式的外衣中，還是批判性地面對當代社會不斷涌現(xiàn)的問題，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我們的人文傳統(tǒng)？我們面臨著幾個主要的選擇：第一，討論“三農”問題、恐怖主義或金融危機這樣的話題不大可能用文人雅士的語言，我們應該放棄這樣的討論嗎？第二，在大眾文化的趣味日漸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時代，許多讀者對于理論性的討論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樣感興趣，我們應該放棄所有的理論性思考嗎？第三，在全球化和區(qū)域化成為新的現(xiàn)實和課題之時，我們是否仍然應該將讀者關心的問題及作者的范圍集中在中國大陸范圍內？第四，介入當代社會問題的討論勢必產生出尖銳、冷峻的論爭，我們需要保持那種深受讀者喜愛的優(yōu)美、雍容的寫作風格嗎？在這四個問題上，我們的選擇可以說是毫不猶豫的：《讀書》需要介入真正的社會討論；
《讀書》不應該放棄理論性的探索；
《讀書》應該成為一個超越國界的公共空間；
《讀書》需要在介入當代問題的討論時盡可能地保持它的可讀性和對語言風格和人文趣味的敏感�？傊�，《讀書》不愿意丟失中國的人文傳統(tǒng)，追隨消費文化的潮流，也不愿意放棄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躲入學院的高墻。在上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取向中進行綜合與平衡并不容易，它需要我們在作者、讀者和編者之間持續(xù)地協(xié)調，我們的努力并不盡如人意，但這的確是我們持續(xù)探索的方向。

　　由于《讀書》雜志自覺地介入思想和文化領域的爭論，它的立場和取向也自然地成為爭論的話題。本輯文選只是從十年來的大量文章中選擇了一小部分，但從這些相關主題的討論中，也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讀書》從未成為單一立場和取向的傳聲筒，各種意見和立場時而針鋒相對，時而互相呼應，時而各說各話，加之各自論述的領域、背景各不相同，思想交鋒和文化批評的多樣性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論述的領域，還是作者的群落，這十年來的《讀書》雜志都較前更為擴大。這并不意味著《讀書》雜志沒有自己的取向，但這些取向與其說表現(xiàn)在具體觀點的取舍之上，不如說集中在更為廣闊的問題意識和反思性的態(tài)度之上；
實際上，《讀書》的取向并非某種單一明了結論或立場，而是一組相互關聯(lián)并包含著內在張力的取向，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取向為更為深入的思考提供新的空間。十年來《讀書》的討論包羅萬象，難以一一說明，這里不妨以本輯文叢的選題為例，略加解釋，權充對各方探尋和爭議的一個交代。

　　首先，《讀書》力圖超越西方中心論，展開對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qū)的討論，從文化、經濟和政治等各個方面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突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意識形態(tài)創(chuàng)造的種種歷史幻覺。中國現(xiàn)代化潮流在文化上的一個基本取向是學習西方，這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化討論中表現(xiàn)得極為明顯。九十年代初期對于全球化的熱情部分地植根于對于西方的想象。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一些旅美學者借助于各種新理論對于西方中心主義進行批判與解構，進而在知識界引發(fā)了初步的爭論。批判與解構是新認識的開端，但它本身卻沒有提供對于世界的更為深入和具體的知識，甚至許多重構關于中國傳統(tǒng)的努力也仍然限制在中國與西方的二元框架下。改革以來，中國知識領域有關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討論不僅數(shù)量有限，而且真正能夠將這些地區(qū)的研究帶入當代中國的思想討論的文章就少之又少，在許多重大的歷史認識問題上，這種知識和思想視野上的局限影響深遠。這一知識狀況不僅對于把握當代世界的脈搏構成了巨大的限制，而且也對建立新的自我認識形成了重要的障礙。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的時候，中國知識界幾乎提不出對于亞洲各國狀況的真正深入的分析和富有預見性的洞見，也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能夠從這一災難中幸免。這一知識狀況本身最深刻地體現(xiàn)了西方中心主義對我們的思想控制。從一九九六年起，《讀書》雜志持續(xù)刊發(fā)有關亞洲各國和地區(qū)、拉丁美洲以及俄羅斯、東歐等地區(qū)的討論，并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歐洲、美國以及香港和臺灣的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討論，力圖形成一種不同以往的、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識圖景。我們初步估算了一下，十年來僅僅有關亞洲地區(qū)的文章，《讀書》就發(fā)表了一百多篇--從戰(zhàn)爭與革命的共同反思，到當代世界變化的種種軌跡，從區(qū)域內部的互動，到從一種新的視野看待整個世界的變化，這些有關非西方地區(qū)的討論與有關美國、歐洲的分析一道，提供了一種與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當不同的思想圖景和知識景觀。

　　其次，我們將有關鄉(xiāng)村社會、城市改革和各種現(xiàn)實問題的思考引入《讀書》這個傳統(tǒng)上更偏重人文領域的思想空間�！蹲x書》雜志主要是一份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期，討論的中心始終是文學、歷史、哲學，對于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關注，主要是在理論的層面展開的。然而，中國改革的初期成就源自農村改革，九十年代初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也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提供了獨特的路徑，而九十年代后期逐漸暴露的三農危機嚴重地影響著中國改革的成敗。三農問題雖然在農業(yè)專家中早有議論，但這一問題成為公共討論的中心話題卻從《讀書》雜志開始。從一九九六年開始，《讀書》雜志就已經確定了一個方針，即將《讀書》的視野從一般性的人文討論和理論探討擴展到包括鄉(xiāng)村問題在內的更為廣闊的生活領域，這一年十月發(fā)表的題為《鄉(xiāng)土中國的當代圖景》和稍后陸續(xù)刊登的“田野札記”欄目為此后有關的討論鋪平了道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此之后，我們也發(fā)表了有關醫(yī)療改革、教育改革、政治改革、稅制改革、國企改革、產權改革等方面的文章，直接地介入了當代社會有關改革的反思和批評。這類討論文章在風格上不同于那些人文性很強的文字，它們的廣泛影響力與其說來源于文字風格，毋寧說來源于問題的尖銳和思考的深入。當人們按照習慣的所謂人文視野批評《讀書》風格的變化時，我們也在思考：無論在中國的傳統(tǒng)中，還是在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中，“人文性”難道是與社會關切完全隔離的嗎？這種產生于現(xiàn)代學術分科制度的“人文性”難道不正是對古典的與現(xiàn)代的人文傳統(tǒng)的背離嗎？在這個意義上，將這類問題引入《讀書》雜志的視野并不是對《讀書》傳統(tǒng)的背棄，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發(fā)展、充實我們的人文傳統(tǒng)的努力。

　　第三，現(xiàn)代世界是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世界，市場和經濟的力量滲透到所有生活領域；
在經濟增長與社會分化及生態(tài)危機共存的時代，批判性的思想首先會在與之相關的領域發(fā)展起來。然而，如果我們的討論總是局限于、糾纏于經濟和政治領域，我們就不可能形成對支配當代世界的這個強硬的經濟邏輯的真正抗拒。批判的力量、反思的深度和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同時也植根于由語言風格所傳達的趣味之中�！蹲x書》雜志的人文傳統(tǒng)在一個新的時代語境中獲得了它的新的意義：關注人、關注人的命運，關注文學和藝術的觸角，關注歷史和生活的感覺，并以獨特的語言和敘事方式將這些關注呈現(xiàn)出來。在九十年代，許多作者通過對古今中外許多學者、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歷史人物的描述，不但為我們重構了歷史的生動畫面，也以記憶的方式介入對當代問題的思考。我們也努力地開辟有關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造型藝術，以及大眾文化的討論，通過藝術的觸角展開思想和感情的世界。收入《逼視的眼神》和《不僅為了紀念》中的文章正是《讀書》的人文傳統(tǒng)在新的時代的延伸和發(fā)展。

　　這套文叢從一個有限的側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以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和認真探索。如今許多人在一種懷舊的氣氛中回憶八十年代，也常常有人將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加以對比，說明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和思想熱忱。然而，我們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樣貧乏嗎？這是劇烈轉變的時代，這是一個常常讓人感到困惑的時代，但這也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真誠地投入思想探索和社會實踐的時代。相較于八十年代對于西方的崇敬，這個時代的思考中滲透了新的文化自覺；
相較于許多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頹敗，中國的知識分子力圖重整思想的旗幟，建立批判的陣地；
相較于過去時代的聲調相對單純的討論，這個時代的思想空間容納了更為豐富和多樣的聲音。這套小小的叢書是一個深刻改變我們社會的大轉變時代的見證，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中勤奮探索的側影。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小小十年”埋藏著未來的種子�！　�為此，我們感謝那些為《讀書》辛勤寫作的朋友們，我們也感謝那些一如既往地關注著《讀書》的朋友們。

　　2007年4月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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