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東德，午餐時間，小伙子走進國家安全局餐廳坐下，他也沒看看左右都有什么人就說起關于總書記昂納克的政治笑話�！霸绯浚�昂納克進辦公室，他對太陽說，早晨好。太陽說：你早。中午，昂納克對太陽說中午好，太陽說：中午好。晚上，昂納克說晚上好。太陽不說話了�！边@時，他注意到大家沒反應，他這才忽然注意到旁邊坐著庫爾威茨上校。小伙子一下就憋住了，他結巴著對上校說：“啊，我沒注意到，您……”上校嚴肅地問他“你叫什么名字，哪個部門的？”小伙子老實地回答：“情報一處的阿道夫·史蒂樂”。庫爾威茨上校：“想到部長辦公室去談話嗎？”這里的情景讓我一下想到2006年中國四川彭水的詩歌案。1985的東德還沒有手機短信這一類可以用來散步流言蜚語、侮辱上級的惹禍根苗，可小伙子不知道自己要為這公家餐廳里的輕率說笑付出什么代價。庫爾威茨上校看著嚇得結巴的小伙子，冷著臉�？墒�，他不經意地捂住自己的臉，再仔細看看，他是在憋不住地笑。原來，他是在欣賞小伙子的窘態(tài)——他不是認真地要教育小伙子必須尊敬領導人，他是在跟小伙子逗樂。上校臉都紅了，他終于憋不住笑起出來。他對小伙子說：“不要緊，接著說，還可以改進，昂納克講話是這樣的�！彼麑W了一句昂納克的講話，大概是比小伙子學得還像，大家笑起來。我自己曾經有一次在中央電視臺學周恩來先生的口音講話，當即就被朋友聽出來，很是得意了一陣。在今日中國，許多朋友圈子里都有一兩個模仿各個時期最高領導人口音的天才，我們在聚會時經�？吹竭@類表演是可以出節(jié)目的。電影里，安全局餐廳里的氣氛一下松快了。在這樣的鼓勵下，阿道夫·史蒂樂說完自己的笑話：“太陽說，我為什么不說話，你知道嗎，我都忍了你一天了。”庫爾威茨上校不但跟著大家一起笑，他余興未盡，自己也說了一個：“知道昂納克和電話有什么共同之處嗎？都是拿起來，撥出去�！笨磥�，他自己也對這類笑話感興趣。

　　這是德國影片《別人的生活》中一個有趣的段落，它跟主線情節(jié)并無直接聯系。但從劇作上來講，這里的戲劇情景設計輕巧，挖掘深入，寫得很有功力。編導把這么一個小閑筆寫得峰回路轉而富有張力，這種十分有意味且與影片敘事隱隱勾連的“閑筆”在影片中還有好幾處。作家偷偷請鄰居大媽幫助系領帶和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在電梯里遇到一個拿著足球的小孩都是這類看似對敘事沒有用而寫出重要轉折或者戲劇張力的筆觸。

　　這一筆對交代影片的政治氛圍，準確地定位主角行動于其中的境遇是非常重要的。根據這個場景，我可以清楚地認定：這故事開始時的1984年不是喬治·奧威爾的那個1984年。到這個故事開始時的1984年，人民互相監(jiān)視、老大哥一言九鼎指引人們和國家的方向還跟《1984》年的準確預言一樣。但是，在很多領域老大哥已經管不了那么多了。這是一個后極權社會，在這里，恐怖余威還在維持，但政治禁忌已經松動，苦心建立起的文化觀念、反復灌輸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接近坍塌。

　　這看似無用的笑話閑筆降低了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行動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色彩。他的勇敢行動不再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而只不過是少害點人，他就是有點“瀆職”行為，沒有為國家機器立功而受到懲罰也就是被發(fā)配去拆信。編劇和導演沒有隨便讓自己的主人公當張志新、林昭式的英雄。

　　在納粹時期、斯大林統(tǒng)治的前蘇聯時期、毛澤東統(tǒng)治的文革時期，人們所處的是極權主義社會。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一切資源徹底被最高統(tǒng)治者所掌握，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范圍不僅僅局限為政治、軍事等傳統(tǒng)領域，而且對經濟、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嚴密控制；
全體社會成員不但被剝奪一切最基本的權利，而且還必須無條件地參與到統(tǒng)治者的意志中去。在那種社會，我們必須根據統(tǒng)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結婚、做愛甚至死亡，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余地；
如果拒絕參與或者僅僅是不積極參與（有時甚至是僅僅被懷疑不積極參與）那個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鎮(zhèn)壓。而影片《別人的生活》描繪了一個后極權社會，在這種統(tǒng)治下，雖然人民的權利也常常遭到踐踏，但是，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后極權社會的統(tǒng)治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權、軍權，以及一部分財產權，卻掌握不了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后極權社會，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權利和選擇權利，統(tǒng)治者也管不了人民的意志是否與自己的意志有差別。這時候，行動和思想的空間大了，自己的話語也隨處可見，包括在許多官員的言談中。這時候，你自己要遵循那無人看守的規(guī)矩是你自己的愛好；
地上那個圈子已經不是孫悟空用金箍棒劃的，而是小孩在沙土地上涂抹的，如果你自己跟自己說不能出圈子跳舞那只能說是你自己愿意。這種情況下，人們大多不是由于被迫、避險而是由于思維的懶惰、逃避自由的天性，由于我們行為的慣性造成的“路徑依賴”。

　　1985年，我來到北京開始讀研究生，那時節(jié)，各種思潮混亂而活潑，充滿禁錮而又沸騰喧囂。我們雖然還無緣捧讀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但是我們每日在瘋狂地掃視著印刷粗糙的世界名著、搜尋著文革時期高干享用的灰皮書、白皮書。藉此，我們認識了布萊希特、卡夫卡、小庫特馮尼格、雷蒙·阿隆、薩特、卡繆、尼采、海德格爾、托馬斯·庫恩、費耶阿奔得，爭論著《1844年政治經濟學手稿》時期的馬克思。我們設法觸摸西方經濟學那《看不見的手》，我們在崇拜科學和理性，但是又在警惕《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而所有這些又都是歸于一個焦點：探尋中國社會《在歷史的表象背后》的線索，那時候我們秉持著一種受虐的恐懼和臣服認同了對中國歷史那“超穩(wěn)定結構”的闡釋話語。

　　《別人的生活中》描寫的是1984年的東德，對這種社會氛圍，我感到一種浸透身心的熟悉和富有質感的肌理觸覺。從中，我們看到恐懼、權力和無情的干涉都還在有力而富有生命力地持續(xù)，但是從這個國家機關餐廳里的政治笑話，從大家對待這些大不恭的政治笑話的態(tài)度，我們看到長城已經坍塌了。準確地描繪這個社會氛圍對這樣一部現實主義風格的電影十分重要，它給定了主人公們活動和選擇的富有質感的環(huán)境，也給定了他們做出選擇的境遇。這個境遇決定了奧普曼·威茨格爾行動的自由和責任都比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要大大增加。這也是給他后來能夠稍微冒些許危險去按照自己意愿做事提供一個可信的、具體的社會現實關系。

　　影片描寫的是后極權主義困境下的艱難和自由。這框定了主人公行動的危險和可能性也決定了他們的自由和責任。這個餐廳里大家一起說的笑話具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意義，有了它，我們知道那已經不是一個不跟著走就要掉腦袋的斯大林或者毛澤東時代，而是一個大家心知肚明，彼此賄賂、彼此糊弄和蒙騙、只管錢袋不管腦袋的時代。這時候，有些公家人即使有點“瀆職”行為，有點自我的覺醒和行動也不會像經典極權主義時代的張志新、林昭那樣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這個笑話事件的過程中，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一直在場，他無言地看著這一切。后來，他由同情作家和同居女友到自己出手去替作家轉移打字機是冒險的。因為任務沒有完成，他受到的處罰是被派去拆卸百姓的信件。我們看到，在這個后極權主義社會個體的危險是大大降低的。但是，經常被人們忽視的是：在這種社會中，我們行動的責任、對我們過一種更道德的生活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因為，我們行動的責任與我們生存的自由空間是成正比增加的。

　　這個餐廳笑話段落還引起我注視另一個問題。這時候并沒有部長在場，庫爾威茨上校表現的就是自己希望在同事中留下的印象。問題是他和下級為什么不約而同地喜好逗樂，庫爾威茨上校為什么要那樣一波兩折地“秀”自己的幽默感。從個體官員來說，他們?yōu)槭裁匆�冒著依然還存在的不大不小的危險說這些政治笑話，他為什么要嘲笑自己所從事的事業(yè)、嘲笑自己本來應該效忠的最高領導？從《別人的生活》這部影片中我們看到，這些大小官員是在大家一起說，上下一起說。我們也看到，這并不妨礙庫爾威茨上校在電話里向總書記保證找出撰寫暴露陰暗面文章的作者。這種餐桌上的政治風波對我們中國觀眾一點不陌生，因其參與者位極人臣者和販夫走卒屆有、思想解放先鋒、論題關乎大體曾被一位著名學者稱為“餐桌上的政改風暴”。我們看到高級官員用笑話、短信和公開發(fā)言中的個性話語表現自我（例如前總理“面臨萬丈深淵、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類的表述），但這種話語經常是以向他們所效忠的那個體制和話語規(guī)矩顯示異己之心為新奇點和差異點。為什么出現這種矛盾的情況，我的解讀是：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們在有意地對這個體制、這一套僵硬的政治話語表示一種異己態(tài)度、間離態(tài)度。為了表示自己不那么逆來順受、不是那么混沌無知，為了表示他們自己的生存狀態(tài)有那么一點牛氣，為了使自己的存在稍微多一點點自覺，他們犧牲了自己所服務的那個體制的尊嚴來表現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但是，就庫爾威茨上校在影片里的其它動作來看，他這里的幽默感是對犬儒主義的公然肯定而不是象奧普曼·威茨格爾那樣準備做出自己的行動來改變自己的生存本質，來完成自己對自己的救贖。他說些政治笑話只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那個體制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話語有所認識，他要明確地表明自己與那一套思想和話語的間離和自覺。

　　影片的整個敘事和對庫爾威茨上校的性格塑造都具有“典型性”的準確。這些敘事文本也很符合我們非常熟悉的社會現實情況，在后極權社會，支撐和維系官僚、知識分子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甚至也不是民族主義這類意識形態(tài)或者硬性灌輸的信條而是犬儒主義。我們所有的社會成員對現實和意識形態(tài)運作的一切都“心知肚明”，雖然“犬儒性主體對于意識形態(tài)面具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堅守面具�！保�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意識形態(tài)的崇高客體》40頁,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年1月 ）

　　今天的中國社會也是一個后極權社會，雖然還是靠恐懼來維持，但我們畢竟不經歷過1984還有過1989，學生和市民鮮血為我們把鋼筋水泥混凝土泡軟了一點。今天的中國總體上比那個1984年的東德要松軟得多、和諧得多，我們看到各種政治、情色笑話滿天飛，有相當一部分先富了起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先自由了起來。今天在有了手機短信這個技術之后，這種笑話、段子更象野火一樣如火如荼四處飛散，就我所知，如果按照報紙公布的治安處罰條例，接近半數的手機使用者都要因為政治笑話和色情短信蹲拘留。當然，另一方面說，今天的政治笑話和當年東德的政治笑話一樣，不過是我們維持和調節(jié)自己犬儒主義生活的調料，是我們編造出來欺騙自己已經得到精神自由的迷幻劑。

　　幽默感和剛硬的極權主義話語的確是格格不入的，這一點大家都知道。早在上個世紀初的前蘇聯，巴赫金就論述過這一點：“權力、鎮(zhèn)壓和權威永遠無法以笑的語言發(fā)話”。（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轉引自《米哈依爾·巴赫金》399頁[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邁克爾·霍奎斯特 語冰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年）所以在新聞報道中我們經常會看到記者們十分有意識地強調領袖高官的“幽默”、“風趣”，以至于我們經常看到許多只是有點輕松或者故作輕松的對話被冠以“一席幽默的應答引得在場的群眾都笑起來。”這時候，群眾往往是被媒體無禮加工以配合營造領袖的幽默。也正是由于極權主義或者后極權主義剛性話語的限制，在這種環(huán)境中經常出現向“春晚”那樣的硬性胳肢人式的假幽默話語，仔細讀解可以看出，這種假幽默話語往往不是建立在生活邏輯和人之常情之內，而是以強力加工社會現實、強力改變普通人情為胳肢出笑聲的基本技法。這種剛性幽默話語還有一個重要標志，那就是其中必須鑲嵌進當下的、有用、自上而下灌輸的政治信條。

　　聯系我們周圍的社會現實進行觀察，這種用幽默表示出態(tài)度的行為方式和心態(tài)很有研究價值。

這種犬儒主義指導下的自覺會導引出什么生存選擇因人而異，千差萬別。庫爾威茨上校多次提醒奧普曼·威茨格爾，對作家的監(jiān)視對他們兩人的地位、升遷影響巨大。我們看到，庫爾威茨上校還在向博士銜上校進軍，他花200馬克買來一篇論文，《論對藝術界各種性格類型意識形態(tài)異己分子的監(jiān)控標準》。不僅如此，他還非常具有“歷史感”地勸告奧普曼·威茨格爾：對這種人不能多接觸，因為你會被他們紀錄下來。我們看到，犬儒主義的心知肚明和看破紅塵對于一個人的生存選擇和權力感、金錢的取舍來說影響怎樣是多向的，很多時候是靠不住的。后極權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在信念坍塌之后絲毫不妨礙清醒而瘋狂地奪取金錢或享受權力。在監(jiān)視作家的行動失敗后，庫爾威茨上校在現實利益目前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把奧普曼·威茨格爾派發(fā)去拆卸公民的信件：“今后20年，你都將在那里拆信�！彼�非常怕自己被作家們記錄，但是歷史還是被紀錄下來了。他發(fā)出讓奧普曼·威茨格終生拆信的命令是1985年3月11日下午3點過后不久，4年零5個月之后，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墻被人們踩塌了。聽到這消息，奧普曼·威茨格和幾個國家安全局工作人員平靜地起身，走出了那間灰暗的拆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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