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說：“有了現在的《顧準文集》，它使人們在人家問起20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的回答：‘我們有顧準。’”“我們有顧準”，不僅具有象征的意義，而且具有理論的意義。

　　顧準是20世紀中國思想家“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轉變的象征，正如李慎之所言，當顧準表示中國的問題只能“經驗主義地解決”，自己面對“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所需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于我年輕時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氣”時，他實際上“放棄的是專制主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他在中國歷史上專制恐怖統(tǒng)治登峰造極的時候，不屈不撓地堅持理論探索和反思，是歷代先哲光榮傳統(tǒng)的發(fā)揚光大者，不愧為時代的良心，“他給整個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挽回了榮譽”。

　　顧準不僅有破，而且有立，他是一位有建樹的思想家。朱學勤說：顧準“穿透”了兩大思想“要穴”：一是以法國1789年革命、1870年起義、蘇聯(lián)1917年革命為歷史依據的近代意識形態(tài)，必須從頭清理；
與此同時，以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1787年美國立憲為標志的“另一股潮流”則應公正評價；
二是馬克思主義與法國革命傳統(tǒng)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西方也有稱法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第四來源，應該從頭疏浚，非如此，難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觀念障礙。這兩大思想“要穴”，可以說是近代意識形態(tài)與學術神話互為奧援的臟腑之地�！霸谏鲜銮謇磉^程中，顧準還收獲了一些其他認識，大概只能算作他整個理論研究計劃的副產品，但是今天讀來也還是令人震驚。如波普爾證偽理論、庫恩范式理論、雅斯貝斯軸心時期理論、西方哲學當代語言學轉向等等”，“顧準近二十年前皆已點到。甚至連亨廷頓關于政黨政治發(fā)育階段的理論，……亦有觸及�！薄八�那時不可能知道有哈貝瑪斯，但是不知道哈貝瑪斯，并未妨礙他認識到（市民社會）這一問題的重要。不知哈貝瑪斯，也許還有助于他避免今人那種照抄哈貝瑪斯的惡習，有助于他從這一問題中剝離出兩種極富現實意義的發(fā)展前景來討論：一是具有法權體系上層建筑改革的配套條件，這樣的‘市民社會’才有可能同現代意義的‘公民社會’轉化；
二是沒有甚至拒絕法權體系、上層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會’即使發(fā)生某種萌芽，也可能演變?yōu)榛�型的‘民間社會’，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那樣的黑社會�！�

　　本文要討論的是顧準的議會政治思想，他在議會民主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對于中國思想史的特殊意義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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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政治或稱代議政治，是民主政治制度乃至現代文明主流的一個重要關節(jié)點。胡適曾說：“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
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20世紀初的中國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以梁啟超和宋教仁為代表，曾經衷心地愛慕和熱烈地追求過議會政治。胡適說：“當時的知識領袖對于西洋文明的認識還沒有多大異議，所以當時能有梁先生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

　　在亨廷頓所謂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亨廷頓認為始于1922年，因為一戰(zhàn)結束后增加了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民主國家，筆者認為按照中國的情況則可以提前至1919年）期間，中國思想家紛紛轉向。

　　“信仰崇拜”議會政治的始作俑者梁啟超，1920年3月訪歐歸國后《在中國公學之演說》中說：“例如代議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紀唯一之寶物，各國皆趨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國獨否。此何故？蓋代議制在歐洲確為一種階級，而在中國而無此可能性。蓋必有貴族地主，方能立憲，以政權集中于少數賢人之手，以為交付于群眾之過渡。如英國確有此種少數優(yōu)秀之人，先由貴族擴至中產階級，再擴至平民，以必有階級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數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階級之少數優(yōu)秀代表全體人民。至于中國則不然。自秦以來，久無階級，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敗，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同年9月，由他起草的《改造》發(fā)刊詞，“為同人所確信”“揭橥以質諸國人”的主張中，第一條就是“確信舊式的代議政治不宜于中國”。直到去世前兩年，他在給女兒的信中仍“確信代議制和政黨政治斷不適用，非打破不可”。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是“民主”與“科學”的熱情呼吁者，但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他對西方列強的不滿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說：“立憲政治在十九世紀總算是個頂時髦的名詞，在二十世紀的人看來，這種敷衍不徹底的政制，無論在君主國民主國，都不能夠將人民的信仰、集會、言論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F在人人都要覺悟起來，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歷史上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議會政治是立憲政治的主體，陳獨秀否定立憲政治，自然是包括議會政治在內的。到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陳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徹底否定了“十月以來蘇聯(lián)制度”——“不幸十月以來輕率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tǒng)治一同推翻，把獨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他確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征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斗爭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范圍廣狹不同，并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但是，陳獨秀仍然低估了代議制在民主體系中的核心作用，譬如他說：“民主之內容固然包含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內容，借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之最大原因，蘇維埃制若沒有民主內容，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痹谶@里，他根據已經習慣了的一種政治思維，仍然把議會政治視為一種“形式民主”。

　　胡適在1935年寫過一篇《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文中寫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趨勢，使人們對于政黨政治的迷信減低了不少；
在這個本來厭惡政黨政治的國家，對政黨的信用更減低了。我們可以預料在將來的中國憲政之下，政黨的競爭必定不會很熱鬧的。試看這四年的國難之下，國家意識越增高，黨派的意識就越降低，這不單是中國一國的現象，世界各國（包括德意志）的‘全國政府’的傾向也是有同樣的意義。有遠識的政治家應該抓住這種大趨勢，公開的建立‘國家高于一切’的意識，造成全國家的，超黨派的政治�！薄皼r且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政’，如果真能逐漸實行，也可以防止政黨政治的流弊。依我個人的看法，五權憲法的精神是‘無黨政治’的精神�！薄八�以，如果將來的憲政能夠逐漸實行‘五權憲法’的精神，中國的憲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黨紛爭和分贓的老路。從一黨的政治走上無黨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國建立一個足為世界取法的特殊風范，這似乎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在上述梁啟超給女兒的信中，把“代議制和政黨政治”相提并論，說明二者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現代社會中，沒有政黨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議會政治。胡適否定政黨政治，實際上就是抽掉了議會政治的精髓。

　　張君勱被稱為“中國憲法之父”，他是《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者，也曾是《改造》雜志的重要成員。他在1935年撰寫的《民主獨裁以外之第三種政治》明確表示，議會政治“不適于今后之中國”�！拔覀兡繐粲⒚赖赂鲊�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覺悟到應在十九世紀議會政治以外，另外產生一種新政治”。這種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他說：“今后立國之要義，……中國民主政治之一線光明，即在自由與權力平衡之中”。但是，他的平衡顯然是偏向權力的。“法國革命以來，歐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權力。如議會政治之下，各黨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全；
如人人有結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挾工會以聯(lián)合罷工。此皆自由權利之過乎其度”�！皻W戰(zhàn)以后，或如俄之無產階級專政，或如意大利法西斯之專政，或如德國一二年來根據總統(tǒng)大權命令勵行節(jié)縮政策，或如英之聯(lián)合內閣謀國內意見之一致，其間蓋有一同一現象，是曰行政之敏活與權力之集中”。他的具體政策主張也是指向“權力之集中”的。例如，“犧牲黨見以一心為國之精神”組織舉國一致之政府，這種各黨領袖一律參加之聯(lián)合政府，不僅適用于目前時期，而且應持續(xù)至一二十年之久。又如，“抬高行政權之重要性，而以國民代表會議之立法輔助之”。國民代表會議的職權限于監(jiān)督預算和議訂法律，不得對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權。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簽署《大西洋憲章》，國際反法西斯聯(lián)盟形成后，張君勱積極推動戰(zhàn)時憲政運動，在《憲法十講》中提出“人權為憲政基本”，這時候，他已經不再提“修正民主”了。但他對議會政治的若干修正，仍體現在《中華民國憲法》之中，其流弊一直影響到現今的臺灣政治生態(tài)。

　　1940年代中后期，議會政治的理念與實踐在中國重新復活，但是好景不長，到1949年以后，在大陸再度被全盤封殺。現在發(fā)掘大陸“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所發(fā)掘出來的大部分民主的追求者，他們所憧憬的也只是南斯拉夫式的社會自治或者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像顧準那樣直接指向世界文明主流的議會政治傳統(tǒng)，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這正是顧準思想最為可貴之處。

　　（二）

　　重新皈依民主的晚年陳獨秀曾說：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fā)展史；
民主是社會進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
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
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fā)生政治組織，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及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特權之旗幟。民主的發(fā)展史，大致可分為以雅典民主、共和羅馬為代表的古代民主，以英國大憲章至代議制度形成為主軸的中世紀和近代民主，以美國杰弗遜主義開其端緒的現代民主。下面?zhèn)戎貜淖h會政治的角度來審視民主的發(fā)展和進步。

　　以雅典民主為典型的希臘城邦民主的出現，在人類文明史上是一個異數。顧準說：“希臘史上以寡頭和僭主政治為中介，從王政時代過渡到希波戰(zhàn)爭后雅典民主全盛時代的那兩個世紀，恰好是我們的春秋時代。我們的春秋時代，是從‘禮樂征伐’所從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過渡到七雄并立，法家興起，以至秦漢統(tǒng)一這么一個過渡時代。希臘史向民主主義變，我們向專制主義變。希臘史轉向民主，出現過Despot——專制君主，然而這個專制君主和希臘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久，他的專制權力是僭竊來的，所以在他們，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國，專制君主是直接繼承天王精神，而且還是經過戰(zhàn)爭消滅一切競取這種地位的敵手而后確立的。在此以前，從孔、老、墨、莊、荀、韓，一直都在為它的君臨大地出海報，寫頌詩，多方宣稱這是利國利民的等等。也不必奇怪這種現象，希臘以外的整個世界 (也許要把羅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蠻族除外)與中國都事同一律，沒有出現過希臘世界那種古怪現象�！泵裰髡�制，本來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小小的支流，上古四大文明——兩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都沒有孕育出這個怪胎，但居然在歷史的競爭中勝出，成為現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基因。

　　古代的城邦民主是一種直接民主。顧準說：“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共和羅馬只有現在羅馬城及其周圍一小塊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薄傲_馬興起得晚，它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有歷史的羅馬城邦，只經歷了短期的王政就實行了雅典式的民主�！爆F在有人常常把直接民主和直接選舉混淆起來。直接選舉，不論是由選民直接選舉代議士還是選舉行政長官，都是一種間接民主的方式。間接民主意味著，選民只管選人，之后的決策和執(zhí)行，就由選出來的人全權代理了。直接民主則不同，它是由選民直接決定大政方針乃至執(zhí)行決議的，也可以說是“議行合一”的，因為當時還沒有一個專門負責執(zhí)行的機構。

　　在直接民主的雅典，公共管理機構還很不發(fā)達，專職的、領薪的公職人員很少，也沒有靠公共財政供養(yǎng)的軍隊、警察和法院。顧準寫道：“據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個執(zhí)政官，其中一個首席執(zhí)政官。他們都是無給(無薪俸)職。雅典除元老院外，沒有類似部局會之類的常設官僚機構 (英語Bureau就是局，機構；

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這些雇員組成的機關統(tǒng)治的政治，以相對于由元老院之類的議會直接統(tǒng)治的政治)。整個雅典城邦，只有極少數幾個打更的、通訊員之類由公家養(yǎng)活的公務員。軍隊由自己出資裝備的公民——民兵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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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推舉；
執(zhí)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將軍，戰(zhàn)時統(tǒng)率軍隊�！爆F在許多由公共財政提供的服務，在雅典是由有意從政的私人提供的�！捌渌�以如此，是因為雅典民主，其實是貴族政治——商業(yè)貴族及其子弟有錢，從政是體面事情。不過，當政既然要經過選舉，就必須有受選民 (他們可并不都是貴族，極大多數是自由工商業(yè)者和自由農民) 歡迎的政綱。當政時期干得不好，下次就選不上。雅典還有一種有趣的貝殼放逐法。一個政治家，給公民大會判決為有僭主的野心的時候，盡管他打仗打勝了，從政成績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趕出雅典，并不殺頭�！�

　　雅典公民在廣場上以公民大會的方式決定戰(zhàn)爭與和平之類的大政方針，也直接參與行使司法審判功能。雅典沒有專職法官，只設主持官，負責組織審判并維持法庭的秩序，判決的權力則在陪審團。陪審團成員從公民群體中抽簽產生。其例為：每年初公民自愿報名競爭當年陪審團成員，而后抽簽從自愿者中挑選出六千人，作為當年陪審團成員。如遇有法庭開庭之日，主持官事先根據案件大小確定審判每樁案件所需陪審團規(guī)模，從五到二千人不等，然后從六千名陪審團成員中抽簽選出當日所需陪審員總人數。大哲學家蘇格拉底一案的陪審團由五百人組成，較大的案件會有多達二千人的陪審團，而重大的案件則往往由公民大會直接審判。蘇格拉底一案，第一輪投票以二百八十票對二百二十票判其有罪，由于他玩世不恭，最后以三百六十票對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參見黃洋：《雅典憑什么判蘇格拉底死刑》，載2001年3月《萬象》第三卷第三期。）

　　雅典的元老院可以說是議會的雛形，但其成員與執(zhí)政官一樣，也是無給職，這與現在的國會議員是完全不同的。雅典的元老院的作用，似乎沒有公民大會那么大，而羅馬的元老院，則作用更為顯著。顧準說：羅馬的大政方針，全由元老院決定�！傲_馬人還有一種‘法律呆子’脾氣，大小事情都要通過元老院用立法形式來確定。我國解放以前的大學法學院，有一門必修課羅馬法。契約、債權債務、所有權，他們都咬文嚼字地訂成法律，如此等等�！�

　　民心難測，既可載舟，亦可覆舟。雅典的公民大會實際上是非常缺乏理性，很容易受感情支配和被人操縱的。依照“貝殼放逐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領袖，由公民大會投票決定。投票時只要刻上名字即可。無需過失，也無需罪行，只要獲得票數超過六千，即遭流放。雅典民主政治的領袖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而著名，但在公元前四八三年經公民大會投票，遭到放逐。據說在投票之時，一不識字農民遞過充作選票的陶片，請身邊的阿里斯泰德代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奇，問道，你既不認識這位人物，何以有怨于他？農民答曰：一聽到他被稱為“公正者”，即感厭惡，因此投票放逐他。希波戰(zhàn)爭的功臣底米斯托克利成功地導演了薩拉米海戰(zhàn)，使希臘盟軍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免遭波斯人奴役，為此底米斯托克利成為全希臘民族的英雄，以至于在下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當他邁入運動場時，全場觀眾忘了比賽，將目光轉向他，向他鼓掌和致敬。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說，在那個時候，他和斯巴達王寶桑尼阿斯是全希臘最著名的人物。但事隔四年之后，雅典人一樣投票放逐了他，隨后又欲判處他死刑，致使他被迫逃往死敵波斯王的宮廷。（參見同上）顧準認為，“直接民主的口號是人民當家作主。可是，希臘史上留下來的還是一些英雄。‘人民當家作主’其實是一句空話�！毖诺涞闹苯用裰鳎�并沒有給現代政制留下什么印記，倒是作為間接民主（議會政治）先河的羅馬元老院，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法治傳統(tǒng)。

　　顧準說：議會，是在孟德斯鳩所稱的“等級君主制”的根子上長出來的。西歐的等級君主制不同于中國秦漢以來的皇權專制。據英國的梅因考證，這種等級君主制，是蠻族在作為羅馬帝國的鄰人和雇傭兵的時候，從羅馬法的契約觀念那里脫胎出來的。顧準還注意到了西方中世紀日爾曼蠻族傳統(tǒng)的騎士文明與羅馬傳統(tǒng)的教士文明并行的特征。他說，與世俗權威并行的，還有宗教權威�！皟煞N政治權威同時并存，對于歐洲政治之不能流為絕對專制主義，對于維護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對于議會制度的逐漸發(fā)達，甚至對于革命運動中敢于砍國王的頭，都是有影響的。因為兩頭政治下最底層的人也許確實撈不到什么好處，體面的人物卻可以靠這抵擋那，可以鉆空子，不致于像中國那樣‘獲罪于君，無所逃也’，只好引頸就戮”。“這就是說，君王對所屬諸侯 (諸侯對從屬他的小諸侯和騎士也一樣) 相互間有比較明確的權利義務關系，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權利�！薄俺�騎士不盡義務不得享受權利而外，還有：王侯超額索取，騎士可以反抗。這就是英國大憲章(Magna Charta)的來歷，也是英、法等國議會的實際起源�！�

　　“13世紀初期英國的大憲章，雖然不過是國王和諸侯間的一個協(xié)議，然而多種歷史事變的湊合，使在其上長出來的議會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隨時可以摧毀的幼芽，繼而經過克倫威爾(Cromwell) 確立了權威，但不免還是典型的貴族政治的裝飾品(直到19世紀還是如此) ，然后發(fā)達起來成為一種復雜精巧的、適合廣土眾民國家實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足以代替它的制度，雖然它極不完善�！苯�代議會民主的主要傳統(tǒng)源于英國，而不是其他的西歐國家，這是“多種歷史事變的湊合”的結果。但是，一旦歷史證明了它的優(yōu)越性，就從英國傳播到歐陸、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李慎之說，顧準不但解釋了許多困惑人的歷史問題，而且提出了一個哲學上或者發(fā)生學上的論斷：歷史上許多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初始時往往憑借許多條件很難湊合在一起的因緣而以特例發(fā)生，然后再傳布而成為通例。

“以我看來，顧準的分析似乎要比后來在中國大紅大紫的韋伯學說更加切實而全面”。

　　以英國大憲章為源頭的中世紀至近代民主，是一種等級民主或者階級民主。顧準說：最初的英國議會，只有一個等級：諸侯。大憲章是英國諸侯反對國王違反慣例、侵犯諸侯利益，起來造反所爭得的王室對諸侯的“不侵犯諾言”。城市生長起來了，商業(yè)發(fā)達了，關稅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權利用城市來搞統(tǒng)一。議會的成員，從諸侯這一個成分，擴大到包括城市代表，逐漸地，議會就成了“和平的”階級斗爭的集中舞臺�！皯�(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也可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議會內取不到妥協(xié)，就在議會外用戰(zhàn)爭來決定問題。17世紀的英國革命和18世紀的法國革命，議會都是斗爭的中心。

　　“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這就是說，開始只不過是等級君主制下封建的權利義務關系，最后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實現途徑的議會政治�！狈饨ň�主和諸侯的斗爭，本來和農奴毫不相干。但是少數特權人物之間的斗爭，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過暴力，只要這種斗爭的每一個方面，按照這種章程，必須力求取得群眾的支持，它就勢必要發(fā)展成為議會政治。因為諸侯不許王室向他們非份勒索，規(guī)定朝廷要征收錢款必須取得議會同意，從這里就發(fā)展出來“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口號。開始，它成了資產階級的斗爭武器，逐漸擴大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號召。

　　“議會的演進史，又使民主政治演進到不同于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議政治�！背前畹闹苯用裰�，行政權立法權、統(tǒng)一于公民大會和元老院，沒有“朝廷”和“行政機關”與議會之間的對立�，F在，議會是在諸侯對抗王室中成長起來的，議會代表立法權，而“朝廷”代表行政權。孟德斯鳩把它系統(tǒng)化為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

　　“有一個具有立法權的議會，勢必要演化出政黨來�！蓖ㄟ^一個議案時的贊成派，演化成為執(zhí)政黨，反對派演化成為反對黨。也唯有一個有立法權的議會，才使政治和政策，成為公開討論的對象。否則的話，政治和政策，永遠是由“時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衛(wèi)森嚴的宮廷里作出決定。

　　英國的議會政治有兩個發(fā)展方向。一個是政治參與層面的逐步擴大，從諸侯到地主、大資本家，再到中小納稅人；
一個是議會運作機制的日益精巧和成熟：議會內閣制、首相組閣制、議會委員會制、議會內政黨制，等等。

　　然而，現代民主卻不是首先產生于英國，這是由于英國貴族政治的傳統(tǒng)過于深厚。顧準說：“直到1832年以前，英國議會實際上是貴族把持的。作為議員，是土地貴族的特權，王黨由貴族組成，民權黨也由貴族組成。后來的歷史家說，19世紀及其前，英國資本主義猛烈發(fā)展時期，資本家的任務是打算盤，掙錢。大官、將軍、大使以至其他權勢職務，全由貴族包辦�！爆F代民主的搖籃是由移民建立的新大陸國家——美國。

　　顧準說：“饒有興味的是美國開國以后的一段歷史。華盛頓是一個大地主，只因為大陸會議實在沒有別人可以帶兵，他才成了總司令，而戰(zhàn)爭確實也是艱苦卓絕的。英軍打敗了，康華利投降了，華盛頓部下的將領，還有他部下的一個政治家，漢密爾頓要擁戴他為國王，華盛頓堅決拒絕，為了表示決心，他干脆離開了軍隊。華盛頓當總統(tǒng)只當了兩任，第三任就拒絕參加競選。后來的幾任總統(tǒng)，亞丹姆斯、杰弗遜都有名望，尤其是杰弗遜，羅素還立了一個專門名詞，叫做杰弗遜民主主義，一種全力扶持獨立小農場主 (我們稱做自耕農，后來的宅地法規(guī)定，國家以低價賣給每戶3600畝土地)的民主主義。”“美國獨立戰(zhàn)爭時期大陸會議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臺上露了一手。以此來比喻1917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輪流當了總統(tǒng)。”“那位主張王制的漢密爾頓也沒有殺頭。他違反潮流，沒有當上總統(tǒng)，不過成了‘聯(lián)邦黨’的創(chuàng)始人。聯(lián)邦黨著眼于發(fā)展海外貿易，反對袒護窮人的民主主義，有嚴重的貴族傾向。不過他的聯(lián)邦黨，和主流派的黨對峙，成為美國后來兩黨制的基礎�！比A盛頓、漢密爾頓都繼承了英國的政治傳統(tǒng)，具有濃厚的貴族政治的傾向；
而代表獨立小農場主利益的杰弗遜（他本人也是一個奴隸主），則偏離了近代英國式議會民主政治的軌道，開啟了現代美國式的大眾民主政治。

　　當托克維爾于1830年代寫作《論美國的民主》時，他認為現代民主制度已經在美國形成，并預言“民主即將在全世界范圍內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來�！焙嗤㈩D依據喬納森·桑沙因（Jonathan Sunshine）提出的兩個最低限度民主資格的判斷標準：⑴50％的成年男性有權投票，⑵一個負有責任的行政官，他要么必須維持在一個選舉產生的議會中得到多數的支持，要么通過定期的普選來產生；
同樣認為應當以1828年的美國作為全球民主化的起點。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說：由于東部諸州中廢除了財產資格的限制，加上接納進來的新州，1828年總統(tǒng)選舉中有選舉資格的男性超過了白人男性的50%，從而使美國成為第一個民主化國家。

　　美國民主在兩個方面修正了作為其母體的英國民主。一個是擴大了選民范圍，也就是擴大了議會政治的社會基礎。杰斐遜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寫道：“我們相信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一切人生而平等，他們都被上帝賦予了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他們才設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是來自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贝蟊娒裰饕部梢苑Q之為平等的民主。不分等級、階級、財產、教育水準、性別、膚色，每一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權，真正實現這一點，美國也用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1828年只是這一進程的起點。

　　另一個方面是按照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憲政設計對議會的專權進行制約。顧準說，“英國革命以前，英國議會已經存在了好幾百年了�！�…‘光榮革命’以后，英國議會實際上取得了全部政權，王室不過是傀儡。”英國的行政領導機構——內閣由議會產生，因而完全處于議會的掌控之中；
美國總統(tǒng)由選民選舉產生，這樣行政首長就獲得了獨立于議會的合法性來源。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在馬伯利訴麥迪遜案中，確立了美國法院系統(tǒng)的違憲審查權，即法院有權判斷國會的立法是否與憲法的精神相違背，從而可以宣布國會的立法合憲或者無效，這樣就限制了國會的立法權，確立了總統(tǒng)、國會、法院鼎足而三的地位。

　　盡管有以總統(tǒng)為首的行政部門和法院系統(tǒng)對國會的雙重限制，但是議會政治仍然是美國民主的核心內容。如果沒有國會的立法權、課稅與財政審批權、重要人事批準權、彈劾權，美國總統(tǒng)就會成為為所欲為的無冕帝王。對于法院的違憲審查權，國會則可以用發(fā)起修改憲法的方式來抗衡。

　　雅典民主和共和羅馬，是議會政治的胚胎期；
從英國大憲章到“光榮革命”，是議會政治的崛起期；
從美國革命到普選的實現，是議會政治的成熟期。

　　（三）

　　顧準認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7世紀以來，世界上有兩種革命和現代化的潮流，一是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潮流，一是法國（1789年、1870年）和俄國（1917年）的潮流。他雖然沒有把英美所代表的潮流稱為現代文明主流，但指出它有“一種經常在活躍著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傳統(tǒng)”�！八�還在它的內部發(fā)展起來了職工運動。這種職工運動固然把工黨，甚至本來是馬克思的社會民主黨吸收到它的體系里面去，成為它的機體的一部分，然而也發(fā)展了一種‘民主福利國家’。”“這股潮流，沒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國、北歐、西歐、日本等等都包括進去了�！痹陬櫆适攀乐�后，俄羅斯也再度走上彼得大帝的道路，重新回歸世界文明主流。

　　議會政治是英美潮流的一個標志性的特征，昔日的法俄潮流則是反對議會政治的。

　　顧準說：法國大革命初期的議會，是英國式的�！暗絿�民公會—公安委員會時期，國民公會集立法權和行政權于一身，它是古羅馬式的、由代表組成的直接民主機構了。達到這一步，通過了恐怖主義�！�…不過，國民公會時代，其實為拿破侖皇帝鋪平了道路。”顧準評論道：“其實，1789年議會轉為國民公會是復古。馬克思說過，歷史總要出現兩次，第二次是諷刺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風尚是要復共和羅馬之古，亦即復直接民主之古。”（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原話是：“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保�

　　而馬克思本人也難免上演復古的笑劇。顧準說：“馬克思對清淡館的議會深感厭惡，十分向往雅典民主，這就是《法蘭西內戰(zhàn)》一書的基調�！薄啊斗ㄌm西內戰(zhàn)》倡導直接民主，一方面是要消滅異化，一方面也是復古——復公民大會之古，也是復共和羅馬之古�！比绻�用一種客觀的批判的眼光來讀《法蘭西內戰(zhàn)》，為“新法蘭西政制”描繪一幅圖畫，你會看到：1.它主張法國各城市都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公社，都是直接民主，決非代議政治的。鄉(xiāng)村怎么辦，說得很含糊。直接民主，當然不存在執(zhí)政黨和反對黨。2.它主張，共和國是各公社的自由聯(lián)合體。共和國要不要一個中央政府?如果要，今天我們聚訟不休的條條塊塊問題如何解決? 3.它主張，自大革命以來，歷經兩個拿破侖皇朝建立起來的官僚機構要徹底打爛，要恢復雅典時代的簡直沒有行政機構的作法。4.取消常備軍。這事實上是恢復雅典和共和羅馬的、民兵的、公民的軍隊。這個主張，現在蘇聯(lián)和我國，只在“民警”這個詞上留一了痕跡�？墒�，“民警”，難道是馬克思的不領餉、輪流義務服役的民兵的原意嗎?“現在人們讀《法蘭西內戰(zhàn)》，對《法蘭西內戰(zhàn)》究竟說了些什么，歷史淵源如何，并不去探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現實生活對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來觀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當然更是無從談起了�！�

　　1870年之后，現代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社會福利和保障以及國防總體戰(zhàn)方面的職能急劇膨脹，直接民主——人民直接決策和執(zhí)行——變得越來越不現實了。根據新的歷史情境，“考茨基說，當代行得通的民主，只能是保留行政機關(亦即保留官僚機構)實行代議政治，還要讓反對派存在�！绷袑幵谑�月革命前完成的《國家與革命》中批判了考茨基的“修正主義”，而堅持馬克思的復古癖。“列寧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氣，在布列斯特和約訂立之后，解散了全部軍隊，用赤衛(wèi)隊(亦即公民的民兵的軍隊)代替常備軍。他說，‘機關’，不過是會計和打字員，可以由無特權的雇員組成；
他說，群眾的統(tǒng)計監(jiān)督可以代替企業(yè)管理和政府閣部。列寧的計劃委員會是由技術專家組成的，它不是什么經濟管理機構。實行的結果是：蘇聯(lián)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職業(yè)軍隊；
它的官僚機構是中國以外最龐大的機構；
捷爾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貝利亞的內務部；
以工廠蘇維埃和農村蘇維埃為基層的直接民主制，列寧生前已被工廠的一長制所代替；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嬗變?yōu)橐磺袡嗔�屬于黨，再變而為一切權力屬于斯大林。”

　　由于時代的變化，復“雅典民主”之古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巴黎公社或者蘇維埃與雅典的公民大會并無任何共同之處，反而在形式上與現代議會有著許多類似的地方，但在實質上則窒息了議會政治的命門，只留下一個華麗的軀殼。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zhàn)》中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區(qū)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薄捌渲写蠖鄶底匀欢际枪と�，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薄�—現在的議會也是由普選產生，而且在恩格斯還活著的時候，英國、德國等國的議會中已經不乏工人出身的議員。“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薄�—現在各國議會議員的工資，也比一般工資水平高不了許多�！斑@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薄�—現在的國會議員也是可以罷免和撤換的。當普選成為一種現實后，當年的“貴族議會”就逐漸演變成了“平民議會”。公社、蘇維埃與現代議會在上述方面已經沒有根本上的區(qū)別了。

　　“一向作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職能，而變?yōu)楣�社的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它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樣�！薄肮�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痹隈R克思寫作《法蘭西內戰(zhàn)》的年代，英國文官制度剛剛出臺，美國文官制度尚未誕生，韋伯所謂行政“官僚化”的趨勢還沒有充分顯現出來。馬克思讓公社同時肩負行政和立法兩種功能的設想，在當時還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嘗試。而當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資本主義文化創(chuàng)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xù)，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此時工業(yè)化國家中行政“官僚化”的程度已非馬克思當年能夠想象得到，而且，正是在列寧、斯大林執(zhí)政之后，一手創(chuàng)建了世界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國家機器。蘇維埃代表實行無薪給和非常任制，實際上就是取消了專職的代議士；
進而也就取消了蘇維埃的立法和監(jiān)督功能，取消了國家機關內部的分權制衡。蘇維埃制度的第一步是把政治吸納于行政，第二步是把行政吸納于執(zhí)政黨的黨務。因此，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以后的批評者又把它稱為“黨官僚制”�！包h官僚制”與韋伯所說的民主國家中的行政“官僚化”不是一個概念。在民主國家，行政機關中的文官是考試錄用的，是聽命于選舉產生的政務官的；
而黨國制中的官僚是“等級授職”的，是不受選民和議會監(jiān)督制約的。“議行合一”的實質是行政集權，是官僚立法，是取消一切對“黨官僚”的監(jiān)督與制約。馬克思厭惡“清淡館”式的機構，那么試問，在美國的國會和中國的全國人大二者之中，哪一個更像“清淡館”呢？一年只開十幾天會的兼職人民代表，除了請談，又能干什么呢？

　　顧準指出：“至于弊病，哪一種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有，弊害不怕公開罵，罵罵總會好些�！薄艾F在來談談對兩黨的議會政治的一個主要批評：‘議會清談館’。議會政治必然有我們十分看不慣的地方。議會里有一套‘戰(zhàn)術’，為了阻撓議案通過，可以有冗長的演說發(fā)言，可以有議員互相拋擲墨水瓶，可以動武。通過一項法案時，要‘三讀’，討論法律條文時咬文嚼字。無關重要的議案，也按正式的議事程度，可以有演說者對空座侃侃而談的奇觀。選舉時會有五花八門的‘抬轎子’，語客，地方大亨(杜月笙這一流人物)包辦選舉等等，當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賄賂。這些都不過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學家看不慣的是，這全套東西表明一個民族沒有領袖，缺乏領導，也就是等于沒有‘主義’。而且，那種咬文嚼字的議會討論，真叫做庸人氣息十足�！薄皬鸟R克思起，社會主義在‘民主—專政’問題的爭論中所要實現的是對人民的‘領導’——說得最徹底的是列寧：‘馬克思不是自發(fā)產生的，是少數人搞出來向群眾中灌輸的’(不是原文)。其所以和‘議會清談館’格格不入，是因為那種清談館和‘領導’概念是大相徑庭的�！痹谶@里，顧準一語道破了天機。

　　在議會政治中，爭論、分歧是常態(tài)，對行政“一元化”的牽制、妨礙也是常態(tài)，這與 “領導”、“灌輸”、“專政”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顧準說：“唯有有了真正的議會，不僅政策受到監(jiān)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監(jiān)督。你別小看‘清談館’的議會，我們的代表大會中，章乃器對預算提出一個問題，財政部還忙了幾天呢。眼睛愈多，無法無天的事情愈可減少。”顧準所說的“清談”——財政專家章乃器對預算提出一點意見，也只是在1950年代初偶爾出現過，1957年“反右”之后，全國人大就完全變成了一個粉飾太平的大花瓶，只剩下一片“鶯歌燕舞”，歌功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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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準說：“直接民主是復古，事實證明直接民主行不通”�！爸苯用裰髦荒苄惺褂凇�城邦’，盧梭也懂這條道理。他的《社會契約論》直截了當地指出過這一點，可惜當時的歐洲，能夠做這樣實驗的，只有也是城邦的‘日內瓦共和國’之類罕見的例子，像瑞士這么大的國家已經嫌太大了。一句話，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在這樣的大國里，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儀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術的偽善借口�！薄艾F在沒有城邦國家，都是民族國家，而且，國家還在超越民族的界限，變得愈來愈大了 (注意西歐共同市場向西歐邦聯(lián)發(fā)展的趨勢) 。你想一下，勢必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國家，若不是蘇聯(lián)、中國型的，只能是議會與行政權并存，有政黨輪流執(zhí)政的民主國家。在這樣區(qū)域遼闊的國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號，搞蘇維埃式、代表大會式的，一黨制的民主的招牌來掩蓋‘時代的智慧、榮譽和忠心’對全國人民實行領導的國家，說干脆一點，獨裁國家，別的國家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由于計算機和互聯(lián)網絡的發(fā)達，使直接民主具有了技術上的可能性，是不是就應該實行直接民主呢？顧準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你還可以覺得政黨、政派，無非是政客組成的集團，可以認為他們當主角的這種民主，很不光彩，感到和‘人民作主’這個原則不合，因此還是要直接民主。你也可以認為，目前，人民教育水平不足，也許不幸只好如此。到共產主義時代，誰都知識豐富，目光明澈，那就不會如此了。可是，想一想，現代社會高度分工，一個工程師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談政治， 極可能是極其愚蠢的。

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進化到極高度的時候(我不說共產主義，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種專門的行業(yè)，有政治家，他們精心炮制政綱，爭取群眾擁護，以期取得政權�！�

　　在顧準看來，“這個社會是分工的社會，搞政治終究不免是一種專門的行業(yè)”，“當然，這樣一定會產生一種職業(yè)政治家的精神貴族。不過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像我們這個農民占80%的國家，不僅現在的政治家(不論他原是工人出身的) 是精神貴族，科學家、工程師是精神貴族，中學教師還是精神貴族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培養(yǎng)更多的貴族，‘貴族’多如過江之鯽，他們自然就貴不起來了�！睕r且，政治家這種“精神貴族”不同于昔日的“等級貴族”，“在臺上的時候，他們的地位也不過是瑞士的外交部長而不是大元帥陳毅，下臺的時候，當一名教授，這對于民主的神圣含義，又褻瀆了多少呢?”

　　顧準在《補論：何以“人民直接統(tǒng)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中作了進一步的“理論的探討”�！皻v史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一點不錯。歷史學家寫社會經濟史的時候，也一定是這樣寫的。馬克思在這方面的功績，永遠不會被遺忘。然而一部政治史，卻永遠是帝王將相、政治家、思想家的歷史�！薄叭嗣袢罕娫谡�治上永遠是消極被動的，能夠做到當前掌握行政權的人不發(fā)展成為皇帝及其朝廷，已經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當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入借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擁護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讓你讀六本書，讀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讓你反對兩黨制啊!”

　　顧準是知道熊彼特和波普的民主理論的，因此，他不僅是從可行性的角度質疑直接民主，而且是從根本上質疑“人民的統(tǒng)治”或“人民直接統(tǒng)治”的合理性。熊彼特說：“人民從來沒有統(tǒng)治過，但是他們總是可以被定義弄得他們像是在統(tǒng)治�！辈ㄆ照J為，多數統(tǒng)治的理論中包含著邏輯的悖論，柏拉圖最先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假如人民的意愿是他們不應當統(tǒng)治，而應由專制君主來統(tǒng)治，將會怎么樣？每當此種情況發(fā)生時，都使那些視多數人統(tǒng)治原則為政治信條基礎的民主主義者處于尷尬境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方面，他們所采納的這個原則要求他們只能贊成多數人統(tǒng)治而反對其他形式的統(tǒng)治，因此也要反對新的專制；
在另一方面，這一原則又要求他們應當接受一切由多數人達成的協(xié)定，因此（多數人提出的）新的專制統(tǒng)治也不例外。這種理論上的不一致性，必然會使他們的行動蒼白無力。希特勒通過選舉上臺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為了避免民主的悖論，熊彼特在其主要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民主主義》（中譯本的譯者絳楓是顧準的筆名）中給出了民主的新定義：“為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波普則說：“我們可以區(qū)分兩種類型的政府。第一種類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辦法而采取例如普選的辦法來更換的那些政府；
這就是說，社會建構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統(tǒng)治者可以罷免統(tǒng)治者，而社會傳統(tǒng)又保證這些建構不容易被當權者所破壞。第二種類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統(tǒng)治者若不通過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換的那些政府——這就是說，它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議，‘民主’這個詞是第一種類型的簡略代號，而‘專制’或‘獨裁’是第二種類型的簡略代號。”

　　顧準對于現代民主的看法與熊彼特、波普一脈相承。他說：“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主，而來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于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fā)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權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權是必要的，問題在于防止行政權發(fā)展成為皇權。唯一行得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不得成為獨占的，是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種‘覬覦’是合法的，決定‘覬覦’者能否達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誰掌握的武裝力量比誰大，而讓人民群眾在競相販賣其政綱的兩個政黨之間有表達其意志的機會，并且以這種意志來決定誰該在臺上�！�

　　只有理解了民主政治的新定義以及議會政治的實質——通過議會運作程序來培育和維持一個理性、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或反對黨，才能真正領會顧準所說的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實現的途徑”。一個政府，一種政策，沒有反對派是不可能的，如果反對派必須靠“武裝力量”或者“流血”才有可能改變這個政府和這種政策，就不是民主政制。不給“覬覦”者以合法地位，就是逼迫他們去“造反”、去“革命”。顧準說：兩黨制的議會政治的真正的意義，是兩個都可以執(zhí)政的政治集團，依靠各自的政綱，在群眾中間競爭取得選票。我們實際上不可能做到人民當家作主，那一定是無政府。我們要的是不許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zhí)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怎么辦呢?不許一個政治集團把持政權，有別的政治集團和它對峙，誰上臺，以取得選票的多少為準。要做到這一點，當然要有一個有關政黨、選舉的憲法，好使兩個集團根據一套比賽規(guī)則(憲法、選舉法)變成球賽的兩方，誰勝，誰“作莊”。輪流作莊就是輪流當少數派。輪流著來，走馬燈——螺旋就轉得起來了。

　　根據波普的試錯論，一個獨裁者也好，議會政治也好，“人民直接統(tǒng)治”也好，都避免不了犯錯誤。波普說，我們把創(chuàng)造、發(fā)展和保護一些政治建構以防止專制稱之為民主政策的原則�！斑@個原則并不意味著我們能夠加以發(fā)展的這種建構必定是毫無缺點的或萬無一失的，或者能夠保證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必定是正確的、好的、或明智的——或者甚至必定比仁慈的專制所采取的政策更好或更明智�！弊h會政治的好處只是相對而言的，通過議會中對立意見的反復爭辯，聽證，質詢，三讀……這樣一套復雜的程序，比一個人拍腦袋或者在廣場上通過群眾吶喊聲的大小作決定，出錯的概率要小一些。如果只看一時一事，不乏“仁慈的專制”勝過“議會清談館”的例子。基于蘇格拉底被判死刑這樣的事實，亞里士多德當年認為純粹的直接民主不是一種優(yōu)良政體，兼有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要素的共和政體才是最佳政體�，F代民主政制也是一種混合政體，既以間接民主（代議制）為主體，也給直接民主（公決制，即直接決策，而不要官僚機構的直接執(zhí)行僅在社區(qū)范圍內有些許遺存）保留了一席之地。在現代民主國家，一些與民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地方瑣碎事項，往往采取公決的方式來決定；
在另一個方面，是一些最大的政治事項，例如修憲，需要通過全民公決來賦予合法性。而常規(guī)的政治事項，則通過代議制民主的渠道，委托給政治專家們去辦理。試想，有沒有可能把審議政府年度預算和制定物權法、修改公司法這樣的事情，也交給全民去公決呢？重大事項的全民公決，往往需要一個三分之二甚至更大比例的多數才能通過，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少數。

　　顧準指出，“保護少數派”是兩（多）黨制議會政治的口號�！吧贁蹬伤�以要保護，是因為它的政綱今天不被通過，今天不合時宜，若干年后，倒會變成時代的潮流。我們這個人間也是螺旋形前進的，看來像走馬燈，老轉圈，其實一圈轉過來，向前進了一寸�！薄霸龠M一步說，人文科學中的一切東西，都是理論指導實踐的，思想永遠是灌輸的。思想的產生，固然各有其物質生產方式的歷史的根源 (例如航海、商業(yè)、手工業(yè)、殖民的希臘城邦之產生民主思想，大陸的農業(yè)國家之產生專制主義等等) ，有階級斗爭的根源，但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思想，總還要通過思想家的頭腦炮制出來，還要形成政派加以傳播，才能形成時代的思潮。多元主義和兩(多)黨制，適合這個規(guī)律，不過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輸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出’的，而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這樣，不同思想間經過斗爭，思想本身可以愈來愈深化；
而在相互斗爭的各家思想的爭鳴中，民智可以啟迪。民智啟迪，是科學發(fā)達的重要條件�！�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直接民主(當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為獨裁)，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礎，而不是依賴于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因為，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和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采用的方法�！�

　　當年，列寧在以蘇維埃制與議會民主抗衡時，是有足夠的理論勇氣與考茨基或其他任何人爭辯的。九十年后，蘇維埃制的反民主實質已經暴露無遺，它的擁護者全然沒有了老祖宗的銳氣，只能作“縮頭烏龜”，“不爭論”，死抱著既得利益“悶聲發(fā)大財”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中國特色”的政體設想，例如蔣慶主張，建立“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三院制。“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國體院”代表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巴ㄈ逶骸弊h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制，可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
議員來源有兩個途徑：一、社會公推之儒家民間賢儒，二、國家成立通儒學院，專門培養(yǎng)精通《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之儒士，經過政治實習和考核，委派到國家、省、市、縣級議會任議員。其議員產生之規(guī)則制度可效仿吾國古代之“薦舉制”與“科舉制”�！笆�民院”議長議員則按西方民主政治議會產生的規(guī)則與程序產生�！皣�體院”議長由孔府衍圣公世襲，議員則由衍圣公指定吾國歷代圣賢后裔、歷代君主后裔、歷代歷史文化名人后裔、社會賢達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產生。這一類的主張其實并不是對議會政治的替代，而是向議會政治的低級階段——“三級會議”式的等級民主制的倒退。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對于議會政治的嚴肅的理論挑戰(zhàn)。所以顧準才會斬釘截鐵地說：“現代民主只能是議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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