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如果大學教授是在莊稼地上耕作的農(nóng)夫，知識分子就是跨越很多莊稼地追捕獵物的獵人，誰是丟掉工作的人呢？

　　杰克•邁爾斯是吉•保羅•蓋提信托基金（J.Paul Getty Trust）總裁的高級顧問，著有《上帝傳》（God: A Biography）本文的部分內(nèi)容曾在1997年11月舊金山“圣經(jīng)文學協(xié)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年會上作為大會發(fā)言的內(nèi)容。

　　越來越多的大學如今采取了市場模式，不是教學生傳統(tǒng)上必須掌握的東西，而是學生想學什么就教什么。人文學科越來越多地被排擠出課程表。最近哈佛雜志（Harvard magazine）上的文章中有下面一段有意義的話：

　　從1970年到1994年美國授予文學學士學位的人數(shù)增加了39%。在高等教育的所有學士學位中，有三個專業(yè)的人數(shù)增加了5到10倍：計算機與信息技術(shù)，保鏢服務（protective services），交通運輸與物資運送。本來就很大的醫(yī)療衛(wèi)生和公共管理專業(yè)的人數(shù)增加了三倍。本來就熱門的企業(yè)管理增加了兩倍。在1971年，商學院授予的學位比英語學院多78%。到了1994年，商學院比英語學院多4倍，成為最大的專業(yè)。英語，外語，哲學，宗教等專業(yè)的人數(shù)都減少了，歷史也減少了。在學業(yè)能力測試預考（Preliminary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中只有9%的學生對人文科學感興趣。(1)

　　人文科學雖然還沒有消失，但是好像已經(jīng)被高等教育拋棄，因為課程設置受到美國經(jīng)濟狹隘需要越來越大的影響。上述引文的作者是英語教授，提出統(tǒng)計結(jié)果就是要呼吁重新振興人文科學的教育改革，但是他們的證據(jù)顯示文科復興不大可能。要想保持文學傳統(tǒng)不死，美國文化看來非要尋找到其他載體不可了。

　　大學的就業(yè)問題

　　與大學校園的文學藝術(shù)衰落不同，但是有密切關系的是大學教學的非專業(yè)化或者無產(chǎn)階級化。就像美國的勞工市場一樣，大學里的就業(yè)市場管理目標也是盡可能少地聘用長期的，固定工資雇員，盡可能多地把工作量轉(zhuǎn)移給按工計酬的臨時雇員，這些臨時雇員很少能得到正式同事?lián)碛械母鞣N福利待遇。在《新共和》（New The Republic）的文章中，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注意到聯(lián)合包裹服務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的罷工勝利最近引人注目之處不是為提高工資的傳統(tǒng)意義上的罷工，而是為了集體抵制公司將正式工轉(zhuǎn)變?yōu)榧媛毠蛦T。UPS正式雇員可以享受工資，工作安全和各種福利，兼職雇員就不能全部享受這些。沃爾澤接著說這種轉(zhuǎn)變在大學里已經(jīng)推行很長時間了：

　　本科生教學越來越多的課程由各種各樣的助手或兼職教師擔任，這些人多數(shù)只能跟學校簽訂短期聘用合同，不能指望正常的學術(shù)職稱晉升�，F(xiàn)在人們可以想象美國經(jīng)濟的狀況，其勞動力分為全職精英和兼職大眾，后者數(shù)目龐大，倍受折磨和剝削，不停地從一個兼職工作轉(zhuǎn)向另外一個。他們?nèi)狈Π踩�感，神�?jīng)緊張，很少能夠收支相抵。正如1840年和1997年美國經(jīng)濟兩次向世界表明的那樣，為了達到最大限度的效率，可以隨意裁減工人，雇傭打工者，如果情況發(fā)生變化，他們沒有任何怨言地離開�！�(2)

　　沃爾澤談論的現(xiàn)象究竟有多嚴重？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前校長，現(xiàn)在是吉•保羅•蓋提信托基金（J.Paul Getty Trust）CEO的巴里•穆尼茲（Barry Munitz）估計在加州高等教育中（包括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在內(nèi)）所有課程中有將近一半是由這些可以隨意聘用的老師完成的。(3)如果兼職老師擔任的所有課時都由全職老師來教的話，博士太多的現(xiàn)象馬上就變成博士短缺了，這就是統(tǒng)計學案例。因而，現(xiàn)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研究生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馬克•凱利（Mark R. Kelley）和威廉•帕納派克（William Pannapacker）指出：

　　我們已經(jīng)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要不是兼職老師崗位的大量增加，絕對不會有博士的過量供應。事實上，如果所有的大學和學院教學工作由具備博士學位的全職老師擔任，我們將面臨威廉•博文（William G. Bowen）和朱利葉•索薩（Julie Ann Sosa）在1989年預測的博士短缺危機。（Prospects for Faculty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A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Demand and Supply, 1987 to 2012）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被大眾媒體廣泛傳播的這些預測，導致了這么多的畢業(yè)生和新博士獲得者放棄其他職業(yè)，開始博士學位攻讀。(4)

　　不管這種平衡的確切比例是多少，非常清楚的是隨著課堂教學由兼職老師擔任的比例不斷增加，剛獲得博士學位的人獲得正式全職工作的可能性在減少，即使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數(shù)減少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大學里的貴族，那些擁有終身教授職務的人，已經(jīng)非常丟人地串通一氣，促成一學術(shù)上的奴隸階層，以補貼他們中上層的收入。但是這些奴隸會慢慢取代貴族，因為后者要退休，取而代之的是奴隸而不是其他貴族。簡單來說，被取而代之的正是終身教授享受的，新博士獲得者苦苦追求的職業(yè)本身。(5)這個職業(yè)雖然包括教學，但并不局限在兼職教師擔任的那種狹隘的教學范圍內(nèi)。再過一段時間，每年進入大學就業(yè)市場的許多野心勃勃的教授中雖有一些人得到終身教職，但更多的人將得不到終身教職，甚至不能被長期聘用，一些運氣和智慧不如人的倒霉蛋可能淪落為大學里的永久打工者，其他有本事的人可能離開大學到別的地方尋求發(fā)展。

　　X = (大學教授 – 學術(shù)) + (大學圖書館 – 大學)

　　這正是該故事在文化上有意思的地方。如果1998年6月后獲得博士學位的所有文科畢業(yè)生中的一半（保守估計）加入已經(jīng)非常龐大的沒有永久固定教授崗位的隊伍，那么大學校園外存在的一個專家團體被重新賦予特權(quán)后，填補學術(shù)界由于人文學科不斷減少投資規(guī)模造成的斷裂和空白。也就是說，這些校園外的人文學科學者將成為大學教授無法履行職責的人文傳統(tǒng)的載體。

　　“自由職業(yè)者”（free lance）的說法因此是個很有意思的用語，它的反面是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詞“獲得報酬的騎兵或者戰(zhàn)士”（paid lance or soldier）。說到底它來自意大利語（soldiere），意思是接受工資（soldi）的人。在美國的大學里，當我們問大學教授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進入普通的勞動力市場---從終身教授變成了自由職業(yè)者---，三個相互關系的問題就出現(xiàn)在很少考慮這些問題的大學面前。

　　首先，不屬于任何一個大學的自由作家或者思想家能夠聯(lián)合起來形成有別于由大學教授組織起來的文科知識分子群體的新形式嗎？

　　這個前景比剛開始的預料可能性更大。喬治•丹尼斯•奧布萊恩（George Dennis O\"Brien）在一本名為《高等教育的欺騙陳述》（All the Essential Half-Truths About Higher Education）的書中寫到：

　　大量臨時外聘老師的出現(xiàn)或許被普遍認為是校方讓人討厭的伎倆，是試圖平衡學校預算。但是正式全職教授可能對這種新機制下的教育經(jīng)濟做出反應�？赡懿呗缘拿黠@例子是在英國發(fā)生的“特許權(quán)”（franchising）運動。阿伯斯奇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berswych）認為承擔不起講授某個專業(yè)課程的費用（比如物理學），所以授權(quán)博斯威特大學（University of Bosthlewaite）為其上課,該校教師非常愿意接受穩(wěn)定工作機會的。接下來一步就非常明顯：博斯威特大學的教授形成一個物理學老師的私人團體，在英國各地從事這種服務。不是任何大學都配備終身教職的老師，有時候老師會多余，成為負擔，現(xiàn)在大學可以與愛因斯坦協(xié)會簽訂合同聘請需要的物理老師。物理教學就像餐飲服務一樣可以采用外購的辦法。(6)

　　但是如果全職教師可以組織起來創(chuàng)立這種“全新的機制”，臨時教師同樣可以這么做。如果他們自己不組織起來，別人也會把他們組織起來。既然風險投資已經(jīng)進入網(wǎng)絡教育領域，形成全面培訓的，隨時可以提供服務的勞動力大軍，這已經(jīng)成為潛在的龐大資產(chǎn)。臨時教工是商業(yè)化網(wǎng)絡教育的教師來源，就像外國醫(yī)生或者非名牌醫(yī)學院畢業(yè)的人過去和現(xiàn)在都到保險公司的“管理醫(yī)療”（managed care）部門工作，這些公司把醫(yī)療保險收入的相當部分裝入自己腰包。”

　　第二，不管大學教學是否用這種方式重新組織起來，是否需要來自別的文化機構(gòu)的學界移民提供美國所需的營養(yǎng)呢？能夠想象這個國家的大學教授成為自己國家的難民，就像希特勒上臺后從歐洲逃亡美國的有才華的猶太人知識分子？

　　第三，（我相信是可能性最大的結(jié)果）被大學拒絕永久聘用的甚至從來沒有被聘用過的學者在大學校園外的經(jīng)歷是否能夠融合自己的學術(shù)訓練，從而產(chǎn)生業(yè)余愛好性質(zhì)的人文科學研究和出版的新風格？對于保存和重新定義中世紀人文科學的修道士來說，世俗的學問是一種愛好而非職業(yè)。如果人文科學研究對于除了個別人外的多數(shù)人來說不是獲得豐厚回報的職業(yè)，如果有美國的文化部長的話，他會很想知道誰能把文化傳統(tǒng)作為愛好來追求，讓它經(jīng)久不衰。變化往往是從邊緣開始的。正如我們知道的，美國高等教育的主流演員們在最近幾十年來一直是大學管理者，終身教職的教師以及學生。臨時教工處于邊緣地位。但引人注目的是，非教學工作人員同樣處于邊緣地位。他們同樣被貶低了，不管智慧水平如何。首先我想到大學里面的非教學人員的三個類別：圖書館長，博物館主任，計算機中心主任。如果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是對的，也就是說三十年后我們目前所了解的大學已經(jīng)不復存在(7)，我們是否認為大學圖書館，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和大學的各種數(shù)據(jù)庫和計算機網(wǎng)絡中心都要關門大吉？相反，讓我猜想不管大學是否消失，無論它什么時候消失，這三個部門仍然運行，和別的機構(gòu)一樣繼續(xù)為臨時教工提供服務，這些人將取代終身教授成為為美國學術(shù)傳統(tǒng)的載體。現(xiàn)在處于邊緣地位的團體將繼承主流團體遺留的東西。

　　是不是有個術(shù)語來說明這些人呢？我們?yōu)槭裁床唤兴麄冃Ｍ馊宋目茖W學者，受過學術(shù)訓練卻不以教書為生的人。首先進入我的腦海中的一個詞就是“知識分子”。如果知識分子，不管是全職教師還是兼職教師，繼承今天的學術(shù)，成為人文傳統(tǒng)的主要載體；
如果承認這些術(shù)語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那么這種繼承會對人文傳統(tǒng)本身會帶來什么變化？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區(qū)別有哪些？

　　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三大區(qū)別

　　作為哈佛大學人文學科博士，畢業(yè)后從事的許多工作都涉及到學術(shù)界以外。我曾經(jīng)多次被邀請給研究生做報告，探討他們的博士學位能讓他們在那些領域工作�，F(xiàn)在回想起來，雖然我自己可能從被迫反思離開學術(shù)界的舉動中得到了些東西，我仍然非常后悔接受這樣的邀請。

　　我后悔接受邀請的第一個理由是雖然我可能留下一兩個擁有的建議，我確實給研究生幫倒忙，讓他們相信美國式的博士教育能夠給他們未來從事許多職業(yè)提供準備。我懷疑它是否真有這樣的作用。雖然很難說一個人的知識在多大比例上將來是用不著的，完善的人文學科的博士，尤其是如果經(jīng)過了多年的見習期，最后被淘汰出局不能得到終身教職的話，將嚴重推遲他再進入其他人才市場求職的時間，讓他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多年來反復灌輸后形成的桀驁不遜、自我破壞性的習慣等，這是讓人傷心的。人文科學知識在普通的人才市場上有很多的用處，但是美國博士教育的巴羅克浮華風格產(chǎn)生了對美國學術(shù)界巴羅克風格超級適應的動物。

　　我后悔接受邀請給研究生做報告的第二個理由是我的言論鼓勵大學老師從自身做起去適應文化，而不是從文化做起反饋回自身。在某種程度上，美國文化與人文科學的關系就像商業(yè)活動與商業(yè)教育，藥品與醫(yī)學教育等的關系一樣。對于人文科學和嚴肅藝術(shù)來說，美國文化就是上文提到的“市場模式大學”的市場。但是古典人文藝術(shù)教育和研究顯然和職業(yè)化訓練不一樣，比如以人文科學為內(nèi)容的圖書出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新聞，音樂，商業(yè)藝術(shù)，電影制作，廣告，劇本寫作，教牧神學以及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yè)。對于高端行業(yè)以及許多其他的行業(yè)來說，職業(yè)訓練課程都是存在的。在人文科學領域引進市場概念將導致產(chǎn)生職業(yè)訓練項目，而不是人文科學博士的培養(yǎng)。

　　我不是要貶低它們，這些培訓項目，很不幸，不能滿足保存和更新美國文化的寬泛要求。雖然讓人文科學教師質(zhì)疑自己能夠教什么以及如何教，讓傳統(tǒng)科目的教學盡可能直接體現(xiàn)市場需求的變化是值得稱贊的訓練。但是更值得稱贊的練習是讓他們，這些閱讀和思考的美國人，問一下人文科學研究的內(nèi)容如果既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又不是教師的興趣所在，到底意味著什么。

　　大學教學里學術(shù)上的兄弟情誼吸引了那些對籠統(tǒng)的博愛感到著迷的人。但是有些人覺得是維持精力和激情的東西，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卻覺得是束縛，讓人脫不開身。同樣的，師生之間類似父母子女的關系讓有些人深深感動，卻也疏遠了某些人，他們渴望沒有限制的成年人之間的交流，在教室環(huán)境里慢慢覺得失望。麗薩•劉易斯（Lisa Lewis）在她的憂郁的詩歌“我的學生”中表達了許多人都感受到卻不愿意承認的感情：

　　我每天準時進入教室，

　　在黑板上寫可笑滑稽的文字，

　　沒有人發(fā)笑讓人很受傷

　　明明知道學生很愚蠢，

　　我還要批改他們的作業(yè)。(8)

　　不是所有喜歡教學的老師都上課上得好，也不是所有在廣泛領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上課就很糟糕。不是所有渴望到外面闖蕩的人都功成名就，相反有些在大學混得很不錯的人一直想逃離大學。但是不管怎么說，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區(qū)別可以首先這樣籠統(tǒng)地描述：大學教授具有或者喜歡師生組成比例懸殊的聽眾，而知識分子具有或者喜歡聽眾里與他們在受過教育的普通大眾的地位相當?shù)膸熒��?/p>

　　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二個區(qū)別類似于專才和通才的區(qū)別，學者是專才，知識分子是通才。有些人可能認為一個大學教授為普通大眾寫作，就成為通才了，但是這是錯誤的想法。一個專家可能采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自己的專業(yè)領域作為知識普及者，但是通才必須從通才教育的寬廣幅度寫作，這種通才教育不是隨著畢業(yè)而終止的，也不局限于某個學科。如果我可以從自己在圖書出版界十年的工作經(jīng)驗來判斷，普通的人文科學學者開始為普通讀者寫作的時候，產(chǎn)生出來的東西是普及者對專門知識的重新表述，但是廣大讀者的反應是非常不同的：這是專門知識，不過在更大的范圍內(nèi)重新概念化和表述一下而已。

　　通才認為，專才很少如此，他是在為智慧上決不亞于自己的人寫文章，只不過人家的學識在別的領域。一個人怎樣才能做好為這樣的讀者寫作的準備？他花費盡可能多的時間拜訪他們，看望他們，觀察自己碰巧知道的東西有多少“旅行”（出版商的話），還有什么沒有被接受。天生的大學教授如果這么做，就會認為這是浪費時間，最好把時間用來鉆研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天生的知識分子會把這樣思考的時間當作通才教育的一部分，是很有價值的。

　　我并不是說作為知識分子，他能夠或者應該尋找利用任何別人的知識來達到自己高尚的目標。即使黑格爾（G.W.F. Hegel）想這么做已經(jīng)太晚了，后來沒有人再嘗試過。矛盾的是，被呼吁提倡的不是知識的積累而是無知的積累。通過強迫自己進入完全是初級水平的領域而不是呆在自己的狹隘的專業(yè)，一個人學會把自己的智慧復雜性帶進開闊的視野。一個通才具有比普通人更加敏銳的意識，知道不知的東西還有多少。在這點上，泛化（generalization）的寫作風格和純粹的簡化（simplification）或者普及化（popularization）完全不一樣。如果一個專家是對越來越少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多，那么通才就是對越來越多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少。兩種知識形式都是真實的和合理的。一個對某一領域了解很多知識的人在知識上不斷增長，同樣的，對許多領域知道不多知識的人在知識上也在增長。對越來越少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多讓人產(chǎn)生信心。而對越來越多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少卻讓人產(chǎn)生羞愧。普及化當然有自己的地位，體現(xiàn)了專才的信心但是同時也表現(xiàn)了他的孤立�；\統(tǒng)化表達了通才的特殊性同時也表現(xiàn)了他與更廣泛領域的聯(lián)系和開放態(tài)度。需要重復的是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不管在行動上還是在寫作上都存在這樣核心的區(qū)別。

　　回到思想實驗，文化部長應該希望自己的智囊團隊里有專才也有通才，但是認為通才不過是簡單化了的專才是不對的。雖然說通才就像了解總譜的樂團指揮，而工具主義者只是在本領域的大師是有點夸張了，說得謙虛一點就完全是公平的，也就是說，通才就像音樂愛好者，去參加音樂會的時候口袋里裝著樂譜，試圖在綜合性的聆聽音樂的時候分析性地閱讀樂曲的演奏。

　　所以文化部長的顧問應該從國家的出版社中物色通才，而不是從大學中尋找。因為在出版社，激勵結(jié)構(gòu)（incentive structure）有利于泛化，而在大學里則完全傾向于專業(yè)化，雖然后來的說法正好相反�！俺羝そ�，堅持到最后”（Cobbler, stick to your last）仍然是大學校園的運行規(guī)則。如果臭皮匠突然發(fā)現(xiàn)他在制作皮鞋時一直在使用的工具還可以用來制作手套，他假設在開始新的生產(chǎn)內(nèi)容后，每年生產(chǎn)的皮鞋數(shù)額不會減少�；奶频氖�，相反的假設處于主導地位：即相信只有生產(chǎn)過完美皮鞋的人才能制作出能戴的手套。這種假設隱含地出現(xiàn)在語言尖刻的聲明里，該聲明是最近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關于“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中一個參加者提出來的：

　　公共知識分子是成為記者的大學教授，同時保存在大學中的工作崗位。他們服務的公眾能夠籠統(tǒng)地認為是發(fā)行量相對較少的雜志和通俗文摘雜志的讀者比如《新共和》《國家》（The Nation）《紐約書評》《紐約時報文學副刊》以及《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LS)在過去幾十年這些刊物的讀者一直在增加，在私立大學越來越重視明星效應的時代，有人告訴我，其中有些刊物已經(jīng)成為超級明星。在超級明星之后，就是新節(jié)奏（nova），在nova之后，就是黑洞。我認為至少這是工作的方式。(9)

　　許多上年紀的教授贊同這種不滿的心態(tài)，年輕的教師非常清楚老一輩人的感受，總是顯得規(guī)規(guī)矩矩。也就是說，他們讓自己限制在小范圍內(nèi)盡量少表現(xiàn)公共知識分子的熱情，或者其他冒險行動，以免老家伙從中作梗給自己使絆子。大學里的人誰沒有聽說過通才嘗試的努力在院系開會的時候被駁斥，被冷嘲熱諷，或者在職稱評審的時候被當作熱衷名利之徒排斥在外？這樣一來，學科中的骨干就成為非常有效的執(zhí)行紀律者。他們因此而反復灌輸?shù)膶�業(yè)文化就成為不容易逃脫的網(wǎng)，即使有人想逃離，即使有人可能覺得自己已經(jīng)擺脫了這個羈絆。我把這當作專制的大學有時候強加在人們身上的政治正確而不屑評論。

　　文化部長需要專才也需要通才，首先需要記住的是學術(shù)研究的生活是通過好奇心的渠道前進的，也就是說，通過對非渠道的，籠統(tǒng)的好奇心寬松和系統(tǒng)地壓抑完成的。我沒有打算故作姿態(tài)。大學的學科分類導致一個又一個的突破。但是在方法上尋求突破的努力渠道仍然需要限制。大學老師，如果想在事業(yè)上獲得成功，就必須壓制自己天然的“突然離開原來的思路”的欲望。學術(shù)界要求他們這樣做，他們?yōu)榱藵M足這個要求做出了犧牲應該得到回報。但是學術(shù)界的要求和文化作為整體的要求并不總是一致的，有時候，文化所要求的是一個人沉浸在數(shù)不清的發(fā)散思路中，而不是收獲在某個具體領域經(jīng)過長期艱苦的規(guī)矩修煉的成果。

　　除了學術(shù)研究上的限制外，學術(shù)界也常常包含一更加深刻的，人際關系的扭曲。一個典型的剛剛得到終身教職的副教授往往需要花費6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仔細揣摩教授的喜愛，至少再花6年的時間揣摩上年紀的同事的心理，這是獲得教授最好的，最快捷的方式。如果第一次負面的晉升決定后再次一個負面決定，在第二個大學的更加讓人焦慮的6年考察期，從博士畢業(yè)開始到教授崗位得到之間就過去一代人了。期待一個人在第二十個年頭恢復在前面19年里盡力壓抑的膽量和勇氣是不現(xiàn)實的。

　　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的不同因此在于知識分子更大的自由，不管是作為探索者還是通才都不會受到懲罰。當然，有些非常聰明的大學教師能夠在獲得了專家的聲譽和終身教授地位后成為成就卓著的通才。也有許多清醒的知識分子重新回到大學里，從一開始看到就愿意教書，把名義上的學術(shù)專長本身當作白天的工作。但是他們的情形是不穩(wěn)定的姿態(tài)，不僅對他們，而且對于所有大學老師，專業(yè)化不是可以選擇的問題。勞動分工是大學組織原則的根本。除非這個原則得到尊重，大學就不能成為大學了。因而，壓力是長期的，巨大的，足以壓抑任意性的好奇心，形成通過精心準備的渠道，受過訓練的好奇心。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剛開始勇敢和高傲的年輕人把大學當作自由的，不受約束的智慧活動的基地，他們有信心在當了大學教授后仍然保持獨立的個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就屈服于大學的文化了。

　　人的心靈不能自然的，本能地保存在外來指定的渠道內(nèi)。只有嚴格的訓練和持續(xù)不斷的監(jiān)督才能讓它這么做。學術(shù)上的天才來自這樣的渠道，但是正如已經(jīng)承認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同樣來自這里。一個人要經(jīng)過多年的嚴格訓練和準備才能成為學者。對于多數(shù)大學老師來說，擺脫束縛，自由翱翔的沖動總是來得太晚，很難有效地實現(xiàn)。

　　因而，總的來說，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二個差別可以這樣描述：大學老師是專才，他受過訓練的好奇心只能在指定的區(qū)域內(nèi)運動，而知識分子是通才，有意識地做相反的事情。

　　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三個區(qū)別是把寫作當作精美的藝術(shù)還是實際的技能一樣來重視。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曾經(jīng)說“如果你碰巧寫作能力高超，人家就會指責你沒有思想。”(10)福樓拜話語背后的經(jīng)驗是許多當代作家都非常清楚地認識到的。我有次為洛杉磯時報采訪索爾•貝婁（Saul Bellow），他順便提到的一個話題就是他和芝加哥大學的某個著名社會學家的關系。作家告訴我，對于這個先生來說，貝婁的小說是一種“輕松的消遣”。對美文學（belles lettres）的貶低在學術(shù)界一直非常盛行，讓人奇怪的是，即使在文學批評領域也是如此。

　　當然，像貝婁的同事這樣的有學問的社會學家能夠在知識理論領域調(diào)侃像貝婁那樣的作家是真實的，但是一個像貝婁這樣的小說家能把社會學家變成其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來回應。這種策略旗鼓相當。每個人都解釋說他發(fā)現(xiàn)了缺點，強調(diào)他認為更重要的東西或者他能施加更大權(quán)力的地方。每個人都是通過接受對方而戰(zhàn)勝他。英國小說家安東尼亞•拜阿特（Antonia Byatt）是英語文學教授，知道敘述學能夠用單一的理論視角理解許多不同種類的小說家，但是拜阿特也是一個小說家，出版了一本小說，其中的主人公是個敘述學研究者。(11)

　　我想說的不是貝婁或者拜阿特的小說作為持久的思想，應該得到比實際上得到的更多的尊重，而是說它配得上而且也常常獲得作為藝術(shù)的尊重，也就是作品本身的審美目的，而不僅僅是多數(shù)社會學家渴望追求的東西。這是用來區(qū)分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三個標準。大學教授受到尊重和贊美是因為“對本研究領域做出的貢獻”，不管他的寫作水平好不好。相反，小說家從來沒有追求要為小說領域做出貢獻。任何種類的作家不管具體什么體裁都不會追求這些。作家們太自私了，太關注于自己的東西了，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把自己的作品提供給太多的讀者，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為誰寫的。一個知識分子作家不像英語教授，事先就確定了自己的讀者。而且，雖然文字藝術(shù)作品在最充分的意義上是產(chǎn)品完工的階段，句子的結(jié)尾，最后一個字。藝術(shù)史家在任何一位藝術(shù)家那里都知道他有前任和后繼者。但是在他身上的藝術(shù)家在完美的時刻就停下來了。

　　因為這個原因，表達對于知識分子比對于大學教授更重要。這是因為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作品與個人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文學創(chuàng)作不是共有的，而是個人的，文學作品的作者渴望的不是認可而是喜歡。小說家或者詩人可能是這種欲望的最好例子，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作為藝術(shù)而不是科學發(fā)表的任何研究，作者都有和小說家或者詩人根本上來說相同的東西。

　　心里擁有這個標準，文化部長就可以確定哪個大學教授值得從平常從事的工作中挑選出來作為通才工作。他可以首先要求候選人告訴他剛剛讀過的小說或者詩歌是什么。如果他們回答說沒有讀過小說或者詩歌，部長可以繼續(xù)問作為娛樂來閱讀的內(nèi)容是什么。如果他們還回答說他們沒有進行過娛樂性閱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部長就可以淘汰這些人了。因為一個從來不追求快樂的人是不可能給人帶來快樂的。一個從來沒有為尋找美而閱讀的人是不可能有漂亮文采的。

　　我把寫作作為類別本身是因為大學教授對待寫作的態(tài)度常常處于狹隘的工具性動機。寫作只是工作的工具。對于工具主義者來說，清楚是唯一真正的美德，任何其他的美德都是裝飾性的。如果你贊美一個大學者的漂亮文筆，在通常情況下，你也要連同贊美他英俊瀟灑的面龐。這或許是真的，但是如果你聽到他對贊美的反應，正如福樓拜說的，他只能聽到打算聽到的內(nèi)容。要重復一下區(qū)分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的第三個標準，那就是：大學教授關心內(nèi)容，懷疑寫作風格，而知識分子懷疑任何用來超越或者挑戰(zhàn)風格的內(nèi)容。

　　為失去家園的人文科學提供庇護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時髦的術(shù)語至少暫時是有用的，但是多數(shù)公共知識分子或許可以更準確地被稱為“公共學者”（public academics）因為他們把注意力轉(zhuǎn)向公眾感興趣的問題，他們?nèi)匀槐４鎸W術(shù)界的職責，他們的專業(yè)生活的大部分和他們的學術(shù)選區(qū)/支持者仍然在學術(shù)界。如果所有知識分子都被理解為把公眾作為他們唯一確定的選區(qū)，那么“公共知識分子”中的形容詞“公共”就成為多余的了，“公共學者”被正確地看作混合起來的或者過渡性的類型，一個業(yè)余時間充當知識分子的學者。

　　這不是說業(yè)余知識分子學者和堅持白天的工作的學者沒有什么不同。這兩種群體中有留下印象的區(qū)別，這個區(qū)別更多的展現(xiàn)在“正統(tǒng)的”學者同事對公共知識分子提出的責備，也就是說，公共知識分子拋棄了他們從前的專業(yè)，忽略了他們大學院系的正常功能和職責，以此為借口減少和學生的接觸，同時還照樣從大學里拿著舒服的工資。被留下來收拾殘局的人對這種行為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為了這個討論的目的，我只能興趣地說抱怨者是多么明白地表現(xiàn)出了上文提出的三個標準。他們更喜歡和成年人打交道而不是和年輕人打交道。他們討論大眾關注的形形色色的話題，而不是專業(yè)上的議題，他們造就了一種寫作風格，一種超越他們學界同行寫作水平的文采。簡而言之，他們做了我預測學者肯定要做的事情，如果他們要變成知識分子的話。

　　為了完成這個轉(zhuǎn)變，學者應該譴責他在學校中的責任，有些人最終也確實這樣做了。前不久從西北大學辭職的威爾斯（Garry Wills）就是說明問題的例子。但是對于已經(jīng)預見到公共談話將成為他們目標的深刻的問題是大學是否需要成為起點呢。知識總是需要的，要獲得知識，學習總是需要的，但是博士學位和教授崗位等證明書是另外一件事。玫瑰如果被叫做別的名字也仍然聞起來很香啊。一個臨時的教授，一個研究生，一個和研究生院院長知識一樣多的外行，一個同樣好地給公眾講話的人，在原則上對聽眾有同樣的權(quán)利。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院長在公眾論壇中借用權(quán)威，認為大學是人文科學學習的庇護所。他越來越多地交換虛假的假設。就好像來自外國投資的大使要提供政治建議，但是回到本國后，他的政府即將倒臺。

　　回到我的前提，大學教授在人文學習的保護或者普及中的角色在衰退中，因為人文科學已經(jīng)被擠出大學課程設置，結(jié)果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從事人文科學研究但是職業(yè)不是教書的人---將增強，或者人文科學傳統(tǒng)進一步走向衰落的深淵。但是如果或者何時補償性的增長能夠到來，伴隨而來的可能是一些現(xiàn)在看來蹩腳的預測性的變化。

　　隨著大學縮減人文科學教學，現(xiàn)在處于第二位的機構(gòu)和組織形式將可能因為大學的失職成為占主要地位的機構(gòu)。彼得•杜拉克沒有預測當我們所了解的大學消失的時候，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數(shù)據(jù)庫，和計算機中心三十年后將全部消失。但是如果它們可能幸存下來體現(xiàn)了它們的重要性，這讓人放心。那些從來沒有包括在大學預兆內(nèi)的和大學有血緣關系的機構(gòu)如，得到捐贈的研究圖書館，形形色色的獨立博物館，和互聯(lián)網(wǎng)促成的許多自愿性的協(xié)會和工作團體仍然存在。尋找珍本，絕版圖書的學者已經(jīng)可能在網(wǎng)站（Bibliofind.com）發(fā)現(xiàn)需要的東西，這個網(wǎng)站提供“世界各地成千上萬書商出售的九百萬舊書，古文物收藏珍本書，期刊和短命的東西，比任何一個本地大學圖書館，甚至非常大的圖書館的藏書都豐富。不管風險資本投資在網(wǎng)絡教育上是否成功地獲得現(xiàn)在維持傳統(tǒng)大學的相當?shù)睦麧櫫魅�，互�?lián)網(wǎng)已經(jīng)做好準備成為羅馬時代的學術(shù)機構(gòu)崩塌之后，黑暗時代需要的修道院。當羅馬陷落后，羅馬帝國并沒有消失。分裂的部分以其他的方式存在了很多年。同樣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帝國也會如此。當?shù)蹏�垮臺時，不會一下子消失，其組成部分會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下去。

　　大學教授是農(nóng)夫，他有土地，在上面辛勤耕作。知識分子是獵人，他沒有土地，只有追捕的獵物，需要的時候他跨越許多莊稼地，所以常常對莊稼地視而不見。獵人不能替代農(nóng)夫，農(nóng)夫也無法代替獵人。但是如果到現(xiàn)在為止基本上屬于農(nóng)業(yè)文化的美國人文科學逐漸變成獵人文化，肯定會產(chǎn)生后果的。從農(nóng)夫的標準看，獵人的作為好像鹵莽胡來的，沒有規(guī)矩的，但是打獵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議題選擇的邏輯是個人決定的不是集體決定的。

　　純粹出于愛好和興趣是不容易成為農(nóng)夫或者教授的。這些行業(yè)的力量在于他們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反映自身力量的同時，他們巨大的脆弱性就在于不能有效地獎勵和維持部分的承諾和投入。相反，一個人可以很容易地憑愛好就成為獵手或者知識分子。像獵人一樣，有力氣的時候加入對獵物的追趕，必須離開的時候就離開，打獵成功后和別人分享獵物，所以知識分子有能力的時候就研究，必要的時候就停下來，追逐求知的樂趣，一旦寫作就和讀者一起分享智慧的樂趣。

　　農(nóng)業(yè)革命的出現(xiàn)不是沒有原因的。獵人比農(nóng)夫更容易挨餓。如果得到大學可靠的經(jīng)濟資助的大學教授最后被依賴不可靠的著作養(yǎng)活的知識分子取代的話，后現(xiàn)代的或者大學以外的人文科學將沒有家園，經(jīng)常忍饑挨餓。打獵和種莊稼相比不只是更危險，更不可靠。離開了大學校園，人文科學至少偶爾可以享受冒險的樂趣和豐盛的大餐。不過時間會告訴你一切，如果現(xiàn)在這個趨勢繼續(xù)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們就能明白結(jié)果如何。

　　注釋：

　　1. [Back to text] James Engell和Anthony Dangerfield在“市場模式的大學：金錢時代的人文科學”（The Market-Model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Money）《哈佛雜志》（Harvard magazine）1998年5月-6月期，50頁。簡單的說，“人文科學”（liberal arts）這個詞以及更新的詞“humanities）是同義詞。在本文中我都使用了。從中世紀開始，大學四藝（算術(shù)，幾何，天文，音樂）（quadrivium）就包括音樂。同樣的，如果現(xiàn)代人文科學也包含嚴肅藝術(shù)，我會很高興的。當然，高等教育課程中的嚴肅藝術(shù)的地位至少受到破壞，正如Engell和Dangerfield顯示的人文科學的衰落一樣。讀者還可以參看William H. Honan的“小型文科大學面臨核心問題”（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Facing Questions on Focus）《紐約時報》1999年3月10日。Paul Thomas和Tom Harrington在《大學專業(yè)一覽》（The College Majors Handbook: A Guide to Your Undergraduate College Investment Decision）(JIST Works, 1998)中說,那種認為多樣化的課程設置是對大學生進入就業(yè)市場最好的準備的說法遭到他們研究的最近的15萬大學畢業(yè)生的收入歷史的駁斥。針對市場的教育不同與針對人生的教育，但是針對人生的教育不必要非得在學校進行不可。

　　2. [Back to text] Michael Walzer, \"The Underworked American,\"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2, 1997. See also Brent Staples, \"The End of Tenure? When Colleges Turn to Migrant Labor,\"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97

　　3. [Back to text] Private remarks to the author. See also, Joseph Berger, \"After Her Ph.D., A Scavenger\"s Life, A Temp Professor Among Thousands,\"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8. Berger reports that temps are responsible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teaching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4. [Back to text] Mark R. Kelley, William Pannapacker, and Ed Wiltse, \"Scholarly Associations Must Face the True Causes of the Academic Job Crisi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cember 18, 1998, B5.

　　5. [Back to text] On the durability of this trend, see Courtney Leatherman, \"Growth in Positions Off the Tenure Track Is a Trend That\"s Here to Stay, Study Find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pril 9, 1999, A14-A16.

　　6. [Back to 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09.

　　7. [Back to text] A prediction often made and often cited. See, for example, Peter Applebome citing Nancy S. Dye, president of Oberlin College, quoting Drucker in \"The on-line revolution is not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as we know it. But almost. Education.com,\" 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99.

　　8. [Back to text] From Silent Treatment (New York: National Poetry Series/ Penguin Books, 1998), 14.

　　9. [Back to text] Joel Snyder, \"Public Intellectuals: Threat or [sic] Menace,\" at the conference,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the Future of Graduate Study,\"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1, 1997, transcript of spoken remarks.

　　10. [Back to text] Cited in James Kimbrell, The Gatehouse Heaven, Poems (Louisville: Sarabande Books, 1998), xiv.

　　11. [Back to text] Babel T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譯自：“THREE DIFFERENCES BETWEEN AN ACADEMIC AND AN INTELLECTUAL: WHAT HAPPENS TO THE LIBERAL ARTS WHEN THEY ARE KICKED OFF CAMPUS? by Jack Miles

　　http://www.crosscurrents.org/mi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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