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張曼菱

　　時間：2003-11-04晚7：00

　　地點：北京大學圖書館北配樓報告廳

　　主辦：北京大學校友會•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北大講壇

　　主持人：

　　北大校友論壇已經(jīng)成功舉辦了三講，今天這一講的題目是“西南聯(lián)大與我們”，主講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也是我們北京大學78級中文系的校友張曼菱學長。張曼菱學長的代表作品有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中國布衣》，《北大才女》，《濤聲入夢》，影視作品《青春祭》，《天涯麗人》，《濤聲入夢》，《知青行》，《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她是第一位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的中國女性。出席今年報告會的還有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校友會常務副會長郝斌教授；
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校友會常務副會長李安模教授。

　　張曼菱學長這次來京參加11月1號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她的作品《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的研討會，我們得知這個消息之后找到了張曼菱學長，提出了邀請，她非常爽快的答應了。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有請張曼菱學長為大家做報告。

　　張曼菱：

　　同學們，你們好。我非常感謝大家來聽我的講座。我想起了大概25年前吧——我是78屆的——我也像大家一樣在學校里住校，晚上到處看什么地方有講座就來聽。我當時的心情也和你們一樣，非常希望從導師那兒，從圖書館的書里頭得到對自己最重要的知識。我想說，人一生當中我們永遠都需要一種最重要的知識，除了我們的專業(yè)知識，還有一種最本真的知識，這種知識影響我們的很多決定，影響我們的道路，影響我們的命運，影響我們成為什么樣的人，這種知識會在很多關鍵時刻能起大作用。這種知識對于我們應該是共通的，是我們一生的每一個階段都在孜孜以求，而且是無止境的。也許你的專業(yè)知識在某個方面可能已經(jīng)富足了，但是，我說的這種最重要的知識它永遠需要我們去尋覓和探索。我今天要講的《西南聯(lián)大與我們》主題不是一兩個小時能講完的，我想講一講的原因就在于，我覺得這個主題對于我，對于大家，它應該能夠提供我剛才說的那種重要的知識。

　　首先，西南聯(lián)大是一個歷史。這段歷史和我們——北大學生——是有著直接關系的，就像母與子的關系，所以我很愿意來講一講。另一方面，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我是從中年以后開始的，它就屬于我剛才說的那種可以孜孜以求的對我們最重要的知識。第二就是這種知識里邊很大的一個含量是“歷史”，歷史決定著我們一個人、一個家庭或者整個民族的一個起點，你是從哪兒開始的，以后的走向如何，在整個世界上的形象如何，就像照鏡子一樣，可以在歷史中找到一個參照形象，所以歷史對我們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歷史和知識都是那么現(xiàn)成的，不是在圖書館里、在我們導師那兒、在一教、二教聽講座可以聽到的。像西南聯(lián)大的歷史，還有一些其他寶貴的歷史，它們會被某種“沙塵暴”或者“大霧所”籠罩，我所指的沙塵暴和大霧不僅在自然界里有，在人類的文化生態(tài)上它也會經(jīng)常發(fā)生，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一件事物會掩蓋另外一件事物，歷史曲折的道路，它會有各種陰影。西南聯(lián)大的歷史就是這么一部到現(xiàn)在為止還發(fā)現(xiàn)得不夠、張揚得不夠，大家認識得也不夠的一部歷史，這也是我今天要講西南聯(lián)大的第二個原因。

　　我自己為什么要來做這個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為什么要來發(fā)現(xiàn)它、要來認識它、要來考證它、要把它再現(xiàn)出來？很多真實的歷史，除了我們在圖書館里能夠尋求到的這種歷史真相以外，還有很多被掩蓋、被切割甚至被歪曲的部分，這種真相經(jīng)常會在我們身邊點點滴滴地冒出來。我是生長在昆明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我五六歲的時候，父親喝點小酒，就讓我跪在凳子上拿一個筷子蘸一點，挺辣的。然后聽我爸講，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昆明就來了一伙北方的名人、學者、教授，他們穿著長衫，穿著皮夾克，胡子留的很長，說看不到勝利就不刮胡子。那些大學生們背著斗笠，下雨就戴著它，渾身都淋濕了，非常節(jié)儉。由于他們的到來，昆明城的很多有錢人家就不好意思再穿綾羅綢緞了，那些小姐們太太們都把綢子衣服收起來了，說國家有難了，日本人來了，一看這么多大名人都從北京來了，都穿著布衫，打著補丁，走在街上都那么樸素，我們還怎么好意思再穿這種花的綢子衣服呢？昆明人把那些老師學生請到大戶人家去做客，并讓孩子出來，讓教授指點指點。教授一看就說：“那個腳，放掉，放掉，怎么還纏著腳？！”又說：“上學，上學”。大人就說，已經(jīng)訂婚了�！疤�小，不訂婚了，上學”。就這樣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我的母親就是一個被纏了足后來又放掉了的小姐，然后跑出去上學的。這改變了我父母的命運，他們后來自由戀愛，而且一生都被這種民主的光輝所照耀，他們經(jīng)常去聽課。潘光旦先生就瘸著一條腿跑到我母親上學的女中，拄著拐棍講“優(yōu)生學”，那時候中國誰敢說什么優(yōu)生啊？他講怎么樣能夠把下一代生得更優(yōu)秀，這個潘光旦還經(jīng)常一個單拐打籃球。大家都去看，不是因為他籃球打得好，看什么呢？潘先生有一句話：“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就是這種毅力、這種精神照耀著整個昆明城，也鼓舞著我父母的一生�？箲�(zhàn)勝利后老師們就回去了，這之后整個昆明城也就變得封閉起來了，后來解放后又經(jīng)過了其他的事情，變得跟所有的城市一樣了。

　　但是，我父母一直在懷念著這群很優(yōu)秀的老師和學生。我母親當時在女中上學，她的老師是一個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當時靠教書來勤工儉學。她的老師鞋梆和鞋底是分開的，拿繩子捆在一起。她們都看見老師腳趾頭都露著，老師跟她們講東北怎么樣，東三省淪陷了，當了流亡學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就很關注西南聯(lián)大非常詳細的歷史，但是由于很多原因這段歷史沒有被完整的發(fā)現(xiàn)和整理。一直到我畢業(yè)了，后來當作家，又到海南下海，再到1998年被家鄉(xiāng)云南省“人才引進”，我一直惦記著這件事�；厝ノ业谝粋�愿望就是要做西南聯(lián)大，因為我覺得可以報效我的母校北大，也可以報效我的家鄉(xiāng)。我覺得這種尋覓、發(fā)現(xiàn)是從我們身邊的每個事情開始的。每個同學都能從你們的父母口中聽到各種各樣的話，這種話里可能就有一個真實的歷史在那里。你們如果思索和尋覓下去，也許就會發(fā)現(xiàn)很多珍貴的、可以決定自己應該做什么的事情。我也不光是因為小時候就不斷聽到這種傳說，也不光是因為一時的興趣，自己感覺大學畢業(yè)以后，經(jīng)歷了國家前進得最快，也是變革最多的一個時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時候，投身和參加于那種促使舊的和不合理的東西消亡的活動中來，并促使新的、合理的、有利于個性發(fā)展和社會民族生存發(fā)展的這些東西，促使這種新的東西誕生并推動它壯大起來。我覺得尋覓西南聯(lián)大的歷史就具有這樣的意義，也能夠實現(xiàn)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以上這三點就是西南聯(lián)大和我，和我們今天的一種聯(lián)系。

　　第四點我想說的就是西南聯(lián)大是一個大學史，它告訴了我們大學是干什么用的。你們說說大學是干什么用的？大學就是為了上研究生，為了出國，對嗎？我覺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辦大學，集它的財力物力，把優(yōu)秀子弟選拔出來，花費無數(shù)父母的苦心，無數(shù)師長的心血，還有個人的努力，這是為了什么？我覺得大學就是要為這個民族培養(yǎng)出那些站得最高，望得最遠，最能夠為這個民族求取生存的，取得最良好地位，能夠保護這個民族、能夠發(fā)展這個民族，使之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樣的一些頂天立地的棟梁之材，一句話，大學是培養(yǎng)有力量愛國者的地方。我說的愛國者不是針對一個國體，一個機制而言的，而是針對形成一個國家、民族最廣大的整體利益。大學是做什么用的？這一點西南聯(lián)大給予了我們最好的回答。中國的教育歷來就有師承，有一個傳統(tǒng)。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技能以外，他還要學道，道就是真理，道理。我想還是通過幾個故事來講我的觀點。

　　西南聯(lián)大的第一個故事是關于“氣節(jié)”的。氣節(jié)這個詞，應該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獨特的素質吧。因為在歐美的軍隊，比如說被逮捕了，成了俘虜就沒有責任了，就不存在什么叛徒。但對中國人來說，就存在著一種氣節(jié)問題。所以西方人很不明白，為什么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很多時候中國軍隊已經(jīng)被包圍了，在實力上根本不可能打敗人家，但是中國軍隊屢屢地是“以卵擊石”，要死掉。這在理性上完全屬于盲目拼命，因為中國人認為：如果我不能保衛(wèi)我的祖國、我的民族，我就必須用死來洗雪這樣的恥辱。這是二戰(zhàn)時很多國家的軍隊都感到很疑惑的，中國軍隊在被圍困的時候，在沒有勝利的希望的時候還要戰(zhàn)斗，為的就是這種氣節(jié)。

　　西南聯(lián)大的第一個故事就是聯(lián)大的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就是他確立了“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作風，他也是我們的國學大師。他們家是三代愛國，他的父親陳三立是一個詩人，他做的舊體詩在京城非常有名，日本人占領東三省，打進北平以后，占領了古都，所有的人都要有良民證，到城門口就要鞠躬，不鞠躬就要被抓，鞠躬是什么意思呢？日本人能得到什么好處？他們要的是屈服，屈辱，挫傷這個民族，使之失去銳志。這時陳三立老人就絕食、絕藥，誰勸也不行。這是季羨林先生給我講的，陳寅恪是季羨林先生的老師。陳三立老人就這么絕食而亡了，因為他覺得自己老了，不可能去保衛(wèi)祖國了，而國家已經(jīng)淪陷了，他不能承受這樣的恥辱，就絕食而亡。這時日本憲軍隊送來了請柬，來請陳寅恪教授， 因為他們知道在京城的學界，陳先生威望很高。日本人非常懂得中國文化，他們知道如果把這個領袖屈服了，這些文化人就沒話說了，請?zhí)�是請陳寅恪到日本憲軍司令部做客的，先生一看，如果拒絕，肯定要被迫害，他還要再活下去，他要完成他的史學的任務。他認為必須從史學上來幫助中國，來救國，這是他的責任。所以在父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完時，他就悄然地離開了京城，匯集到了西南聯(lián)大這支隊伍當中。西南聯(lián)大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帶著一種感情離開古都的。像聞一多先生，就是日本人打到城外時，拿著幾本書，帶著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見臧克家問他那么多名貴的書怎么全部拋棄了，聞一多就說：“國家大片大片的國土都丟了，我?guī)妆緯�算什么呢！”這種時候，他依然是不失其態(tài)。其實當時如果留下來，日本人承諾：繼續(xù)教學，照樣保證教授豐厚的年金。作為教授，像聞一多可以有兩個抄文的書記，有保姆，有廚師，還有洋車夫，那種舒適的生活還可以繼續(xù)下去�？墒撬麄儾荒芙邮�，寧愿帶著一桶餅干，帶著孩子，夾著兩本書上了船，就混入了難民的隊伍，滾滾向南去，絕不在淪陷區(qū)，絕不留在原地替日本人辦大學。眾多的教授都是這樣就離開了清華、北大。有一位沒走的，就是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蜇，但是八年來沒有去日偽的大學里教過一天的課，他就靠在街頭賣自己家里的古董，賣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時間又去賣，決不去上課，決不低頭，這是任繼愈先生給我講的。后來抗戰(zhàn)勝利歸來，到北平以后，三個大學就有一個共同的約定：凡是在日偽時期，作為教授在學校里講過課的，一律不再聘用。這說明什么？說明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教授，你必須有一種人格的含量，你必須有氣節(jié)，你不能逮著誰都上課，你不能國家淪亡了，作為一個亡國奴在上課，那樣你就沒有資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這種人格的含量是貫穿在西南聯(lián)大歷史的。同樣是“氣節(jié)”，它有各種個性，體現(xiàn)形式不同，像吳宓先生就不一樣。吳宓先生是一個特別內向的人，他不像聞一多先生作為詩人那樣張揚，他性格比較內向，很真摯，有的時候還不被人理解。著名的《吳宓日記》我建議你們應該看一看，那是一部最真實的歷史。里面寫到，當時炮彈攻擊北平，他坐在被子里邊，墻在震動，他坐起來，他覺得炸死也無妨啊，但想到自己在這個時候對國家一點用也沒有，活著有什么意思呢？他就非常痛苦，就問自己。實際上吳宓先生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完全可以出國，可以穿著西服革履，到國外繼續(xù)去咖啡廳，追求異性，過一種很舒服的生活。但是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想到的是做一個中國人，不能救國家，活著就沒有意思，就非常痛苦地責怪自己。后來學校要往南去，可以繼續(xù)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他就非常高興，總算還有一個報國的出路。坐在火車里，滿車都是日本人，那些日本軍官在火車上肆無忌憚，他們沒有想到這些沉默的、穿著藍布衫的、非常謙和的教授，行李藏在不起眼的地方，他們到了南方以后將要培育人才，要為這個民族而奮斗。那個陰沉的早晨離開北平的細節(jié)，那種心情，吳宓先生用一首詩記下了。這就是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這就是他們對侵略者的態(tài)度。學生也是這樣，轉移到了長沙后成立了一個臨時大學 ，學生多次發(fā)生爭論：我們現(xiàn)在還應該上學嗎？我們應該去打仗，作為一個有血性的男兒，跟我們同齡的人都在當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時錢穆教授就講了一句話，說戰(zhàn)爭總要過去的，我們這個民族在戰(zhàn)后還要建設，要復興，我們?yōu)槭裁窗ご�？我們要強盛，所以我們的讀書不能中斷，我們培育人才不能中斷。這種論點很快就說服了大部分的人，這就確定了西南聯(lián)大讀書的性質，就是為國讀書，為救國而讀書，要和前方的將士用一樣的心情來讀書。當時錢穆教授在云南編寫的《國史大綱》，首頁就是“謹以此書獻給抗戰(zhàn)的百萬將士”，就是用這種行為來表明自己對中華民族的忠誠。所以我想西南聯(lián)大的歷史，首先就是一個關于“氣節(jié)”的歷史，就是剛才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含量，每個人的人格含量。是在關鍵時刻，知識分子對我們這個民族所負的責任。

　　從另外一個方向來說，西南聯(lián)大的歷史證實了我們的民族有一種愛惜人才、尊重教育、保護教育的傳統(tǒng)。當時西南聯(lián)大——就是當時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接到教育部南遷的命令時，經(jīng)費是在很困難的情況下，由國家政府撥出的，然后沿途各個地方的政府都進行保護。比如到了湖南以后，張治中將軍，一位抗日名將，就使勁地挽留，積極配給校舍。最后沒辦法又從湖南再走到云南的時候，有一個步行團，張將軍就給每個人都發(fā)了軍裝，這些學生都是剛走出象牙塔的，不知道怎么走，怎么吃住，于是軍隊就派了一位黃師岳團長護送。這位黃團長是非常敬仰“五四精神”的，帶著這批人馬穿越了湖南、貴州 ，一直走到了昆明。這一段路是一段非常難走的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文銀”，黃團長開始時帶著這些人是排成隊走，走著走著，學生前前后后，還有老先生，大家找自己喜歡的伙伴說話，就很散漫了，隊伍慢慢地就拉長了。黃團長一看，不能按照軍隊規(guī)矩來，非常尊重那些老師同學，愛怎么走就怎么走。當時有一個老先生有一個怪癖，他就不走小路，貴州的山路是“之”字形的，你可以從小路很直地插下來，但是這位老先生是位君子，不走小路，偏要走大路，所以大家從小路岔下來的時候，他穿著長衫一個人， 見到道彎處就拐。團長就不說半句話，尊重這個老先生，他覺得知識分子有很多古怪的東西，都體現(xiàn)他們的一種哲學觀或者思想方式，一種學者一種個性，不能像帶兵似的。就是這種哲學，這種思想，這種走路法，在黃團長的帶領下安全地走了過來。

　　我當時采訪了清華大學董樹屏先生，他是我們“兩彈元勛”——像王希季先生啊，這些人都是他的學生。董樹屏先生是一個東北流亡學生，在東北淪亡以后，他去找張學良，張學良當時是東北大學的校長。，他看到日本人打他的校長的耳光，他特別痛苦，就要求去參戰(zhàn)，張學良卻跟他說：“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們這樣文武雙全的要為國家保留下來�！彼�把東北大學學生全部轉到內地上復旦和清華，這樣董先生就被護送到了清華，以后就隨著清華大學一直轉到昆明。他在清華大學轉移到昆明的過程中，承擔了把器材運往南方的任務，當時要騙過日本人，在路上和難民一塊兒爭船爭火車。到了重慶，國軍想扣他的器材充公產，他想了很多辦法，把這個器材保護下來，完整地運到了昆明，這使得西南聯(lián)大的工學院成為一所設施最好的一個學院，因為其他暫時的學院沒有設施。

施嘉焬教授也做出了貢獻，在當時當兵是一條救國之路，他的同學有的就戰(zhàn)死了，他就被留下來了，這一留就成了兩大元勛的老師了。所以我們這個火箭、導彈的動力到底有多大？它凝聚著我們好幾代人，包括我們的將軍將領們的期待，這種留下來的人才意志聚集下來的力量。愛才也是中華民族的風尚，當時在整個社會上，包括下層都是這樣。當時這個步行團步行在貴州非常貧困地方的時候，發(fā)生很多事情，都有照片還有事跡。比如，當?shù)氐摹捌瑑壕�”也有反應。到一個地方有個地保出來敲鑼，那個地保穿著一個破衫，挺窮的，敲什么鑼呢？說：鄉(xiāng)民們注意了，今天老師同學們要從這兒路過，今天集市不許漲價，要方便老師同學。最貧困的人民用自己最樸素的方法來支持和保護這些老師和同學。還有一個布告，是玉屏縣的縣長寫的，說，今有大學師生路過我縣，當國家危難關頭，他們是我們的精神領袖，這些大學生都是未來民族振興的領袖，所以所有的民眾必須予以保護，予以愛護。所以師生一路走來，從來沒有什么地方漲價、搞假啊以及不讓住啊什么的，都受到非常多的愛護。當他們走到貴州某些地方的時候，看見集市上在賣鴉片，很多村民靠種罌粟來營生，而且地方官員逼迫你種�？吹竭@些他們也感到心里很痛苦：自己的人民那么貧困，靠種大煙來為生，但是即使這么貧困，看起來饑寒交迫的人們，依然不愿當亡國奴，聽到日本人來了，都是要拼命的，死也不愿意受辱，這些都是當年步行團成員任繼愈先生告訴我的。這種氣概當時就教育了這些學生們，實際上他們走過的這段路程和社會下層對他們的愛護形成了一種互動的力量。如果說紅軍長征是播種機，是宣言書，我覺得西南聯(lián)大這種大轉移也是宣言書，它的宣言書就是“不當順民”，就是寧肯走路，寧肯舍棄舒適的漂亮家園。他們要走在沒有淪陷的土地上，不當順民，這種信念也使得全國得到一種知識鼓舞，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最聰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我們這個民族的名人，他們跟我們在一起，他們不投降，他們過來了，跟我們在一起，我們要對抗淪陷區(qū)的敵人。所以西南聯(lián)大這種轉移，實際上也加強了整個民族抗戰(zhàn)的信心，也加強了這種抗戰(zhàn)力量。也是步行者之一的詩人穆旦就寫過這樣的詩句，他看到“一個民族已經(jīng)起來”。

　　我想說西南聯(lián)大她還是一部教育史，是一個學校史，整個過程的八年還是一部“求知”的歷史。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使我特別折服的，除了剛才說的他們的氣節(jié)，他們以民族為己任，和他們這個不惜一切，赴湯蹈火的精神以外，還有他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真正知識分子，求知的那種穿透力。她可以穿透戰(zhàn)爭、穿越戰(zhàn)火、穿越國界、穿越生死，去求知、求知、再求知。即使我不能拿槍，不能打仗，不能像農民一樣種點糧食，那么為了這個民族，我就把我的求知往前推進。所以在當時，像陳寅恪先生，他研究的是“秦婦吟”，他不寫抗戰(zhàn)標語，他也不寫煽動文字，他就寫那個很古老的“秦婦吟”注。但是你仔細想一想，在這種人家以為我們要滅亡，要亡種的時候，還在那么沉靜地把我們的國粹，把我們的歷史很詳細地在整理，這說明什么？說明對這個民族的信心，說明我們一定會過去，我們這個民族不會亡。我曾經(jīng)說過，西南聯(lián)大證明我們民族是垂危了，但是我們沒有末日感，我們這個民族永遠沒有末日感，我們經(jīng)歷了幾千年，有過很多動亂，穿越了很多曲折，但是從來沒有一種末日感。末日感就是完蛋了，不顧一切了，沒有后來了，也不用交代了，也不用再保存什么了。他們在這個時候搶救器材，搶救國寶，盡量帶走好的，都是一種為了未來，認為戰(zhàn)爭一定會過去的，我們的民族絕對會存在下去，我們的文字，我們的文化，我們的住所，我們的一首詩，都要把它好好地注釋下來，要繼續(xù)留給后代，一切都得繼續(xù)，這就是這個民族的不死生命力。

　　這個穿透力還有一種表現(xiàn)。當時胡適在國外，他在美國偶然看見有一本拓撲學的書，關于數(shù)學的。他馬上把這本書買了，就寄到昆明來給江澤涵教授。因為郵寄費特別貴，他就把這個書皮精裝去掉，光要那個芯子，然后寄到西南聯(lián)大數(shù)學系。教授們就互相傳閱、抄，陳省身先生——現(xiàn)在從美國回到天津南開大學——說，抄了以后就馬上講給學生。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西南聯(lián)大可以在昆明那種茅草棚里可以教出和國際接軌的學生了。像楊振寧先生他們說，我們一到美國什么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根本就沒有感覺我們什么落后，我們在美國都是最杰出的學生。所以這個求知有一個穿透力，地域的一種穿透力。趙忠堯先生可以說是我國原子能事業(yè)之父了，他是最早研究原子能的，“兩彈一星”元勛里很多是他的學生。他當時是蔣介石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參觀美國比基尼導彈、原子彈爆炸的，參觀完以后他當時就到處籌資想買一些基本的實驗器材，帶回國來教我們的學生實驗。在這個過程中，經(jīng)歷了蔣家王朝的滅亡，新中國的成立了，他一直在買這些器材，用教學生的薪酬去買，集資去買，最后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期帶著器材回國了。他這種愿望不是沖著誰的，不是沖著蔣介石的，雖然是這個政府派他出去考察，但他代表著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去考察的，他必須要把最先進的東西帶回來，這種愿望穿透了時代，穿透了朝代的更替，也穿透了黨派。我認為知識分子的偉大之處就在這里，知識分子應該有一種穿透力，他的求知的愿望，他為證明自己的民族的愿望永遠有一種偉大的穿透力。西南聯(lián)大整個的求知情結就是帶著這么一種穿透力，這種穿透力可以排除很多困難，比如說空襲啊，饑餓啊，那些教授家里邊夫人和孩子經(jīng)常都吃不飽，各種各樣的困擾它都能穿透。只有具備這種精神的人，才會從事真真正正的科學，真真正正的學問，真真正正的學術。

　　這種穿透力，在我們采訪很多年輕人非常崇敬的學者專家也體現(xiàn)出來。比如楊振寧、李政道。我本來去時有顧慮，他們都是很有成就的美籍華人了，他們會不會有一些忌諱？他們會怎么來說呢？結果跟他們講話就跟我們的老師一樣，他們從來沒有給過我那種“你們中國”這種印象。我記得有一位什么歌星演員之類的出去兩三年，回來就在電視上大講“你們中國”。我還碰見一個認識的人，去了美國密執(zhí)安一個學校，見了我就說“你們中國知識分子”對什么問題的觀點，那種立場，有點滑稽。而我見到的楊振寧、李政道博士，仿佛他們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都很關注我們現(xiàn)在大學教育里有什么問題呀，該怎么做，講的不僅“語言”是中國話，那種語氣，那種立場，那種感受，也是很中國的。這種感覺就是可以穿透的，穿透一些綠卡啊、護照啊等各種東西。

　　所以我感覺到如果一個知識分子——任何一個學科的學者，不管是物理學者或者是人文學者——如果他沒有這種穿透力，沒有這種精神，他就不可能真正的進入某一個領域，也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也不可能使他的一生變得完整。這種穿透力會保護你獲得一個完整的人、一個生命。這樣的穿透力，很感動人，很值得大家學習。

　　這種穿透力能穿透很多東西，使我們能夠互相凝聚、溝通。我曾去采訪過鄧稼先先生的夫人許鹿希先生，她是許德衍的女兒，他們家都跟我們北大很有緣——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蜇曾是北大哲學系系主任，鄧稼先本人也在北大教過書，他的岳父許德衍先生更是“五四”的先驅。他們原來的家非常樸素，住的是過去那種筒子樓，“中國兩彈之父”住在那種地方，看了你真的會流淚。坐的是那種折疊椅，很多專家就是在這兒研究大問題的。一部紅色電話，鄧稼先當年就是用它來指揮現(xiàn)場的，一旦發(fā)生什么事故，他就用這個電話指揮拉哪個閘，關哪個閘，來制止事故。他們的床單原來是很舊的，已經(jīng)破了，當年因為楊振寧要來，鄧稼先就趕緊去買了一個床單，是首都十大建筑的圖案。去的時候我們請了北大勺園旁邊的一個“的士”，司機是北大子弟，車比較好，因為我有很多拍攝的器材。一路上，這人講他在如何在俄羅斯做倒爺、賣假羽絨服，一副牛氣沖天的樣子。我們一塊兒拿機器上樓，到那個樓，很普通，樓下老太太在買菜，小孩兒在玩，整個就是一個低檔樓。到了屋里，我們坐下后，許鹿希先生說，我們坐的兩個沙發(fā)就是當年楊振寧來的時候和鄧稼先坐過的，嚇的那司機趕快站起來，不敢坐了。整個家都特別簡樸，想想楊振寧先生當時走上這個樓，他是什么感受？鄧稼先當年在美國和他一塊，如果不回來的話，在國外的待遇就可想而知。我們這個倒爺司機，當時就呆呆的，等到我們回來，算錢結帳時，他說不要。我說用你的車就應該給你錢的呀，他堅持不要，或許他突然受到了某種震動吧。第二天早上我下樓，看到一大伙司機圍著他，他站在中間，在講我們采訪到的故事，說有一次我們原子彈爆破失敗，降落傘沒打開，原子彈摔下來，沒爆炸，但不知到哪兒去了，這就會有很大的隱患，如果哪天它突然爆炸了，就會影響當?shù)鼐用竦纳�死。而且原子彈本身很貴，試驗沒有結果就沒有辦法對全國人民交代。當時防化兵出去找，找來找去沒找著，最后鄧稼先和一個副部長開吉普車去找，到了一個地方，鄧稼先說：就在這兒。下來一看，有足球場那么大的地方都是碎片。鄧稼先就說，你們站住，我進去。他作為一個專家，他能不知道傷害嗎？他進去后發(fā)現(xiàn)那個彈頭沒有爆炸，還可以再重新試驗。就是這次他受到了致命的污染，回來后尿里全是射線，他的死和這個有很大關系。因為這次以后，他馬上就極度的衰老，頭發(fā)很快就變白。楊振寧有一篇紀念鄧稼先的文章說，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和中國的原子彈之父不一樣，如果美國人在中國肯定造不出來，因為中國有非常特殊的國情。他還說，如果他當時在原子彈基地的話，在文革時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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