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參與”一直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概念，政治參與也被視為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公民政治參與的程度也被認為是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現(xiàn)代化的重要指標。不過，將“參與”與“治理”結合起來則是最近的事。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治理”概念引入中國學術界，治理問題迅速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并一直持續(xù)至今。雖然不同的學者對于治理可能有不同的認識和解釋，但是，大都不會否認，“參與”是“治理”的內在的、不可分割的特征之一。也正因如此，時下不少治理的研究、實驗和發(fā)展項目都強調“參與”，甚至是直接冠以“參與”之名，如“參與式扶貧”、“參與式開發(fā)”、“參與式財政”、“參與式管理”、“參與式發(fā)展”以及“參與式評估”等等。在此背景下，“參與式治理”的概念也應運而生。2004年9月和2005年10月，北京和成都還先后以“參與式治理”為題召開兩次學術研討和經驗交流會。

　　有意思的是，“參與式治理”的提出一開始就與中國城市社區(qū)建設直接相關。2004年和2005年北京和成都召開的參與式治理的討論會均是對中國城市社區(qū)建設和治理問題的討論。這無疑與中國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的改革有關。我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改革的重點逐漸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隨著城市國營企事業(yè)單位的改革，城市社會經濟結構及管理體制發(fā)生了急劇的變遷。眾所周知，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的人們都生活和工作在一定的“單位”之中�！皢挝弧笔且环N高度組織化和政治化的組織。人們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合為一體，也缺乏居住和職業(yè)的自由流動。單位制度不僅是基本的經濟組織，事實上也是城市基本的社會組織和管理單位。國家依托“單位”在對經濟生產進行組織和管理的同時，也通過“單位”給人們提供各種物品和服務，并依靠“單位”對人們進行嚴格的組織與管理。也正因如此，一些學者將傳統(tǒng)的城市社會稱之為“單位社會”。然而，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及國營企事業(yè)單位的改制，企事業(yè)單位原有的社會職能逐步向社會轉移，人們也逐步從“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城市也逐漸從“單位社會”向“市民社會”轉換。在這一社會急劇轉型過程中，城市社會組織及管理體制也進入一個新的改造和重建過程之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城市社區(qū)建設和社會自治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而“治理”理論的引入則為社區(qū)建設和制度創(chuàng)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治理”理論的引入與城市社區(qū)建設進程的契合并不是歷史的偶然，也不是單純的學術偏好。我們看到，“參與”、“治理”和“善治”等等成為當今成最流行的話語，各種參與式發(fā)展和治理項目在各地興起并成為一種潮流，顯然有其深刻的背景和根源。事實上，這不僅對中國改革實踐的回應，也深刻地反映了人們的需求、理念和追求。在此，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相對于傳統(tǒng)單位制社會的管理體制的權力的集中性、資源的壟斷性、管理的封閉性以及權力運用的單向性，“治理”，尤其是“參與式治理”有著全然不同的特征。它所強調的不是單一的政府或正式的組織與管理，也重視各種非正式的組織；
它強調的不是政府對權力的一元化或壟斷，而是強調社會管理的權力中心的多元性，各種公私團體、組織和個人均參與管理過程；
它否定社會管理及權力運用的自上而下的單一性和單向性，而是強調政府與社會各種權力的互動性；
它不否認政府權力的命令與強制，但同時也強調權力與組織間協(xié)商與合作；
它承認政府的管理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同時更強調自社會的自主和自治�？傊�，參與式治理強調社會組織和公眾個人的參與社會和社區(qū)的管理過程，發(fā)展政府、企業(yè)、社會組織及公民各主體間的多元參與、合作、協(xié)商和伙伴關系，建立政府主導，社會、企業(yè)、公眾多元主體參與的現(xiàn)代城市基層管理體制。

　　顯然，“參與式治理”是一種新型城市社區(qū)管理體制，這也是現(xiàn)代民主在當代中國的實踐形式。如果說傳統(tǒng)的單位社會是一種高度組織化、政治化和集權化的社會中，個人事實上處于從屬、被動的地位，社會政治與管理表現(xiàn)出一種“臣民政治”的特征的話，“參與式治理”的興起則意味著傳統(tǒng)的“臣民政治”的終結。

　　正是意識到中國城市社會的急劇變革及社區(qū)治理中參與的重要性，王敬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追蹤研究城市社區(qū)治理及體制改革問題。他先后參與了武漢市江漢區(qū)、黃石市西塞區(qū)、寧波市海曙區(qū)等地的社區(qū)建設與管理體制改革的調查和實驗工作，并對沈陽及上海等地的典型社區(qū)改革進行了調查，在對全國不同社區(qū)建設及體制改革的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這本專著——《參與式治理：對社區(qū)建設的實證研究》，對近些年來各地社區(qū)建設經驗及治理模式進行總結。本書空間跨度大，涉及武漢、沈陽、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社區(qū)治理及公民參與的生成、發(fā)展及參與式治理的制度、技術及資源等等，這些分析不僅給人們對當今中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及社區(qū)治理的制度創(chuàng)新以全景式的認識，也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政治及治理方式的轉型和變遷。

　　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急劇變遷的時代，社會的日新月異及實踐中人們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常常使我們的理論顯得陳舊而蒼白。同樣，對仍處于變化之中的中國城市社會及社區(qū)治理體制來說，我們也很難說本書的分析和結論已經完善無缺。其實，僅就“參與式治理”的概括來說，在當前全國實踐中也僅僅是少數(shù)典型，還未能成為一種社區(qū)治理的通則。公民的社區(qū)參與還存在信息不對稱、渠道不暢通等等障礙，而公眾參與本身也存在搭便車等道德風險。但是，盡管如此，從本書所提供的事實及當前中國社會發(fā)展及人們的需求來看，不斷擴大社區(qū)治理中的公民參與，推進參與式治理及基層民主無疑是一個發(fā)展方向。盡管這一過程是艱難甚至可能是漫長的。

　　在此我不禁想起羅伯特·米歇爾斯曾經談到的一個傳說，一位農民臨終前告訴他的兒子們，他的田里埋藏著一塊財寶。老人死后，他的兒子們?yōu)榱苏业截攲殞⒛菈K田挖了個底朝天，但他們還是沒有找到。然而，他們不知疲倦的勞作卻在客觀上改良了土壤，最終使來年的莊稼獲得了大豐收。這一傳說中所提到的財寶就如同民主一樣。民主并非一件人們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財寶，而是在我們尋找它的過程中，在不懈地去尋找那些根本無法找到的東西的過程中，我們所付出的勞動將在民主的意義上取得豐碩的成果。（羅伯特·米歇爾斯：《寡頭統(tǒng)治鐵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355頁。）

　　也許正因如此，作者在著作的最后也不忘列出了自己對公民參與和社區(qū)民主發(fā)展的預測和“期待”。這種期待也給人們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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