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歐洲冷戰(zhàn)格局形成以后，美國開始考慮改變其對日本政策，但是在對日媾和問題上，美國軍方與國務院產生了嚴重分歧。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促成美國決策層在原則上統(tǒng)一了對日方針。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美國最后決定把日本作為盟國重新武裝，單獨與之媾和，并為此故意拖延停戰(zhàn)談判。在戰(zhàn)局被動的情況下，蘇聯(lián)拒絕簽署舊金山和約，并轉而采取強硬立場，在朝鮮維持不戰(zhàn)不和的局面。中蘇同盟、朝鮮戰(zhàn)爭與對日和約問題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三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共同構筑了1950年代初期亞洲復雜的政治局面，并成為東亞冷戰(zhàn)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關鍵詞」冷戰(zhàn)/中蘇同盟/朝鮮戰(zhàn)爭/對日和約

　　對日和約問題是亞洲冷戰(zhàn)史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它不僅涉及美國、蘇聯(lián)、中國等國家戰(zhàn)后對日政策的變化及其與日本的關系，而且標志著東亞冷戰(zhàn)格局的最后形成。從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的各國學者歷來都很重視對日和約問題，不過，研究的角度大多是從美國、英國、日本等西方同盟國政策變化及政治思考出發(fā)的。（注：就筆者所見，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Michael Yoshitsu，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of Japa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5；
Howard Schonberger ，Peacemaking in Asia：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1951—1952，DiplomaticHistory ，10：1（Winter 1986）；
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張淑雅：《杜勒斯與對日媾和中的臺灣問題（1950—1952）》，“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論文，1996年；
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國參與對日媾和問題上的爭議》，《世界歷史》2004年第2期，以及崔丕依據(jù)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的新作《美國對日單獨媾和政策與日本的抉擇》（待刊）。感謝崔丕教授在論文發(fā)表前即提供給筆者參考。）從鐵幕的另一邊——社會主義陣營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較少，原因在于缺乏相應的史料。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俄國檔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國檔案文獻的開放和公布，關于蘇聯(lián)、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的政策已經漸漸露出全貌，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開始涌現(xiàn)。（注：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從俄國學者開始的；
[此處俄文文獻略]“中蘇關系與冷戰(zhàn)”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北京，1997年）。使用俄國檔案材料參與討論的還有：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Stalin Years，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張盛發(fā)：《50年代初期中蘇共同抵制對日媾和與蘇聯(lián)拒簽舊金山和約》，《世界歷史》2001年第2期。）

　　眾所周知，對日媾和從最初提出的設想到最后形成的結果，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程序上講，原先確定的是由美、蘇、英、中等國外長會議協(xié)商，并遵循大國一致的原則，后來實行的是在美國控制下的遠東委員會商議，遵循的是多數(shù)通過的原則。從方式上講，原先確定的是全面媾和，后來實現(xiàn)的是片面媾和。從內容上講，原先確定的是把日本作為戰(zhàn)敗國進行管制和剝奪（解除武裝、賠償?shù)龋�，和約簽訂后撤走占領軍，后來實際上是把日本作為新的盟國看待（重新武裝、免除賠償?shù)龋�，和約簽訂后美軍繼續(xù)留駐日本。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本原因當然是冷戰(zhàn)態(tài)勢的形成，但具體而言，是冷戰(zhàn)中的哪些因素和事件促成了對日媾和有違初衷的最終結局？這種結局反過來又對亞洲冷戰(zhàn)產生了什么影響？

　　筆者在研究中蘇同盟的形成和朝鮮戰(zhàn)爭的進程中發(fā)現(xiàn)，它們與對日和約問題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三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共同構筑了1950年代初期亞洲復雜的政治局面，并成為東亞冷戰(zhàn)格局最終形成的三部曲。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最近解密的俄國和中國檔案文獻，以對日媾和過程的變化為線索，勾勒出中蘇同盟、朝鮮戰(zhàn)爭、對日和約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其對東亞冷戰(zhàn)格局形成的決定性影響。（注：有關筆者對中蘇同盟和朝鮮戰(zhàn)爭的專門研究，參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一、中蘇同盟條約與美國對日媾和的決策

　　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冷戰(zhàn)狀態(tài)的形成和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促使美國改變了對日和約方針。（注：崔丕：《美國在東亞的遏制政策與千島群島歸屬問題》，《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3年第4期，第197頁；
劉維開：《蔣中正與中日和約的簽訂》，“1950年代的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上海，2004年）第1—2頁；
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9頁。）這個結論無疑是成立的，但進一步分析還應該看到，導致美國主張對日盡早媾和，單獨媾和，乃至改變東亞政策的首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

　　太平洋戰(zhàn)爭以日本投降告終后，對日和約的問題便提到了交戰(zhàn)雙方面前。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11月就開始準備媾和，并經反復研究于1946年5月提出了有關文件，設定于1947年夏左右締結和約。（注：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64頁。）然而，媾和的方式和條件，畢竟不是以戰(zhàn)敗國的愿望為轉移的。（注：1945年9月，美國政府發(fā)表的《戰(zhàn)后初期美國對日政策》提出了三大原則：日本非軍事化、民主化、用發(fā)展和平經濟的辦法保證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進程。見崔丕《美國對日單獨媾和政策與日本的抉擇》（未刊）。）

　　到1947年夏天，冷戰(zhàn)態(tài)勢在歐洲已經出現(xiàn)。（注：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見拙文《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zhàn)形成的概念界定》，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172—187頁。）不過，對于亞洲，美蘇雙方都采取了穩(wěn)定局面的方針。因此，美國雖然確定了在歐洲對蘇遏制政策，但在對日和約問題上，仍堅持以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為宗旨。這就是美國國務院1947年3月完成的對日和約“博頓草案”的出發(fā)點。（注：關于博頓草案，詳見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98—99；
劉同舜、高文凡主編《戰(zhàn)后世界歷史長編》（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333頁。）在此基礎上，7月11日美國向遠東委員會提出了關于召開對日媾和預備會議的建議，開會時間暫定為8月19日，關于會議的表決程序，美國傾向采取三分之二多數(shù)表決制。（注：詳見《戰(zhàn)后世界歷史長編》（6）第337—338頁。）7月22日蘇聯(lián)政府發(fā)表聲明，反對美國的建議，認為其程序違背了以前盟國所通過的決議。莫斯科重申了蘇聯(lián)、美國、英國和中國在戰(zhàn)后日本問題上的特殊利益。（注：[此處俄文文獻略]1947年7月22日蘇聯(lián)備忘錄的英文本見香港大學所存縮微膠卷；
XG0181，MF2527243—0526，Main Library，Universityof Hong Kong，中文本見人民出版社輯《對日和約問題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9—40頁。）美蘇關于對日和約的分歧首先在程序問題上反映出來。不過，預備會議推遲決不僅僅是因為蘇聯(lián)反對。除了遭到外部的反對（包括英國和中國），更主要的是美國內部開始重新考慮對日媾和的方針了。

　　一方面由于冷戰(zhàn)在歐洲的興起，美蘇關系開始進入敵對狀態(tài)，另一方面，馬歇爾在華調停國共內戰(zhàn)失敗，使美國失去了對國民黨的信心，特別是讓中國充當亞洲警察的期望徹底落空。于是，回國出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不再把分裂而動亂的中國看作美國在遠東對付蘇聯(lián)的幫手，而開始把眼光轉向日本。（注：美國學者梁思文對此有專門研究，見Steven Levine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MarshallMission in Manchuria，Diplomatic History ，vol.3，no.2，F(xiàn)all 1979，pp.349—375.）由此，博頓草案遭到美國軍方和“遏制”理論創(chuàng)立人凱南的強烈反對。此后一段時間，在凱南的主持下，美國制定了一個全新的媾和設想，其基點已完全從“大國合作”轉為“美蘇對抗”。1948年3月25日，凱南提出了關于美國對日政策的建議，其中包括美軍在和約后繼續(xù)留駐日本，堅持在美國的監(jiān)督下重新武裝日本等新方針。（注：參見《戰(zhàn)后世界歷史長編》（6）第353—361頁。）在凱南的推動下，國務院傾向于認為，美國對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將穩(wěn)定的日本納入親美的太平洋地區(qū)經濟體系中去，成為追隨美國政策的值得信賴的盟國”，從而主張推遲媾和，締結和約的性質亦并非懲罰性的，且不必非有蘇聯(lián)和中國參加。這些內容被納入了經杜魯門總統(tǒng)批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3/2號文件（1948年10月9日），成為美國對日媾和的基本國策。（注：關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3/2號文件的形成，崔丕有專門的研究，見崔丕《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3/2號文件形成探微》，《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另參見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87—91頁。）

　　此期，蘇聯(lián)始終堅持在1945年達成的協(xié)議框架內談論對日和約的問題。為對抗美國，斯大林不得不向中國國民黨政府表示友好。在1947年11月倫敦外長會議上，蘇聯(lián)建議于翌年1月在中國召開專門的外長會議，討論起草對日和約的問題。（注：[此處俄文文獻略]）1948年6月，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向國民黨政府透露，將與中國代表進行談判，其目的在于以中蘇條約為基礎，努力改善雙方關系。如中國政府對此問題有意，蘇方愿采取一系列經濟、政治方面的友好政策，包括“與中國共同研討對日政策”。（注：“國防部第二廳致外交部情報抄件”，1948年6月，“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庫藏，“亞西司”，112.1/002，改善中蘇邦交，第60—63頁。）在1949年5月23日舉行的巴黎外長會議上，蘇聯(lián)代表團又提出了關于確定召開有中國參加的、討論對日和約條款的會議日期的建議。6月20日，蘇聯(lián)再次重復了這個建議。美國對這些建議卻根本不予理睬。（注：[此處俄文文獻略]）

　　就在對日媾和問題因美蘇意見對立而陷入僵局的時候，中國的局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到1949年夏天，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掌握中國政權已是大勢所趨。美國的亞洲政策一時間迷失了方向，在對日和約問題上也表現(xiàn)出猶豫不決，特別是在新中國建立后，分歧、爭論充斥白宮和五角大樓，1949年12月形成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號文反映了這種狀況。所謂“等待塵埃落定”的對華方針，以及“在西方實行戰(zhàn)略進攻，在東方實行戰(zhàn)略防御”的基本概念，不過是體現(xiàn)了華盛頓決策者面對其亞洲政策的失敗，既要尋找借口，又要進行補救的復雜心態(tài)。（注：關于對美國NSC48/1和48/2號文件具體內容的轉述，見《戰(zhàn)后世界歷史長編》（6）第371—375頁；
崔丕：《美國對日單獨媾和政策與日本的抉擇》（未刊）。）看似形成統(tǒng)一意見的美國亞洲新方針，并沒有消除決策層內部在對華政策和對日政策方面的對立主張。

　　分歧主要來自美國軍方和國務院。關于對華政策，五角大樓堅持認為必須保衛(wèi)臺灣這一重要的軍事戰(zhàn)略基地，不能讓共產黨政權占為己有；
國務院則提出核心的問題是“防止中國成為蘇聯(lián)的附庸”，如果能以臺灣換取中國新政權脫離莫斯科的控制，美國在亞洲豈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臺灣更為明顯的戰(zhàn)略優(yōu)勢？關于對日政策，軍方人士認為既然美國要在遠東對蘇聯(lián)保持戰(zhàn)略守勢，就應該把日本作為對抗蘇聯(lián)的緩沖國，推進日本經濟復興，減緩賠償要求，允許日本擁有最低限度的軍備，同時在和約中規(guī)定美國有權占領沖繩各島和橫須賀的�？哲娀�地。為了約束蘇聯(lián)和中國的行動自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必須由包括蘇聯(lián)在內的所有交戰(zhàn)國簽署對日和約，實現(xiàn)全面媾和。在所有這些條件尚未成熟之前，應推遲媾和進程，以免“減弱美國在日本的勢力”，并因此建議杜魯門暫時不再授權討論和約問題。外交人員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主張早日媾和，以盡快結束對日占領，從而平息“日本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和反抗”，保證日本在美蘇對抗中與美國結成可靠的聯(lián)盟。為了滿足軍方的要求，國務院工作小組在1949年10月提交的全面和約草案中，提出了美國繼續(xù)對包括部分琉球群島在內的一系列島嶼的托管權，以及通過一個預先約定的日美安全條約，以保證美軍在占領終止后仍然留在日本。同時，為了引誘中國和蘇聯(lián)接受這個條約，準備拿臺灣和南庫頁島作為代價。如果蘇聯(lián)和中國仍然反對，美英則應該單獨對日媾和。在雙方激烈的爭論中，杜魯門表示傾向國務院的意見，遠東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華盛頓的代表也極力支持國務院的方案，只是強調美國必須控制臺灣。但由于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正在考慮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不贊成片面媾和，更反對美國獨占日本，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和國防部堅持認為對日媾和的時機尚未成熟。（注：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165—213；
崔丕：《美國在東亞的遏制政策與千島群島歸屬問題》，第197頁；
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6—107頁。）

　　這里有一個邏輯的鏈條把對日和約問題、臺灣問題和中蘇關系的狀況連接在一起。從上述爭論的內容分析，如果分裂中蘇的“楔子戰(zhàn)略”成功，蘇聯(lián)的勢力就不會很快擴展到亞洲，控制臺灣的問題也將繼續(xù)排除在美國遠東戰(zhàn)略防御的考慮之外；
新中國在美蘇冷戰(zhàn)中保持中立態(tài)度，肯定會得到更多國家的支持和承認，把中國（甚至蘇聯(lián)）排除在外的單獨媾和的方針就更加難以推行；
由于亞洲局勢的相對穩(wěn)定，美國獨占日本和把日本納入反共同盟的做法就會遭到包括日本在內的更多國家的反對，按照美國軍方意愿實現(xiàn)對日和約的可能性也就相對減弱。果真如此，美國決策層內部關于對日媾和方針乃至整個亞洲政策的爭論無疑還會繼續(xù)下去。然而，蘇聯(lián)對美國的這一策略早有警惕。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蘇聯(lián)就得到消息說，美國曾經有一個“把中共變成第二個鐵托集團”的計劃，目前美國間諜機構在華活動的首要任務就是“破壞中蘇之間的友誼”。此后，莫斯科又不斷收到類似的情報。（注：[此處俄文文獻略]）這些消息對斯大林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刺激。特別是在中蘇談判期間，杜魯門關于不干涉中國內政和臺灣問題的聲明及艾奇遜指責蘇聯(lián)欺負中國的公開講演傳到了莫斯科，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向毛澤東轉交了艾奇遜講話的全文，希望中蘇共同對此有所反應，并要求中國政府首先發(fā)表聲明。（注：[此處俄文文獻略]）至于毛澤東為什么堅持以新聞總署署長的名義發(fā)表聲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對此大為不滿并指責毛澤東打亂了原定步驟，卻充分說明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注：師哲口述《在歷史巨人身邊》，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54—456頁。）惟其如此，斯大林才一再對中國做出重大讓步。1950年2月14日，中蘇雙方經過艱苦的談判，終于在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兩個月后締結了同盟條約。（注：談判過程詳見沈志華《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沖突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中蘇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作其在遠東的未來對手，條約中還特別提到雙方保證要“經過彼此同意”，“共同取得對日和約的締結”，（注：條約全文見國際關系學院編《現(xiàn)代國際關系史參考資料（1950—1953年）》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9—11頁。）其結果是為美國內部的和解創(chuàng)造了條件。美國務院在臺灣問題上受到極大壓力，不得不做出讓步。同時，對日和約問題更加顯得緊迫，也促成單獨媾和及早媾和的觀點占了上風。

　　就在中蘇同盟條約公布的第二天，麥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發(fā)言人宣布，“必須采取果斷行動與日本單獨簽訂和約而無須俄國參加”。（注：[此處俄文文獻略]）3月23日，陸軍部副部長沃里斯也向國務卿艾奇遜提出備忘錄，主張在媾和后恢復日本在外交、內政兩方面的主權，但在軍事上仍保留盟軍總司令部，占領軍亦留駐日本，保持半占領狀態(tài)，以備不時之需。（注：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7頁。）此時，美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關于日本媾和問題的意見正漸漸趨向一致，雙方在幾個原則問題上的分歧已經基本解決，特別是在占領期結束后允許日本恢復有限武裝和少量武器生產，保持美國在日本的基地及駐軍權利等方面，但在媾和的時機和具體條件等問題上還有分歧。（注：Schaller，The AmericanOccupation of Japan ，pp.247—249.）在溝通和彌合雙方意見的過程中，新任國務院高級顧問并負責主持對日媾和事宜的杜勒斯以及主政東京的麥克阿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的共同主張是在中蘇結盟的背景下，把美國對日政策與對臺政策捆綁在一起。

　　4月7日杜勒斯提出，安全問題和基地問題可以通過美日雙邊協(xié)定解決，而核心問題是盡快結束占領，給日本主權，否則，如果日本反美，那么不論美國在日本有多少駐兵和基地，都將失去其作用。此外，如果美國、日本和太平洋友好國家組成某種共同防御體系，對日和約無論是否得到蘇聯(lián)的支持都不會有問題。（注：Department of State ，F(xiàn)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0，vol.6，F(xiàn)ar East and Pacific ，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pp.1161—1166.）5月18日杜勒斯再次提出，為了保證亞洲不落入共產黨之手，當務之急就是“中立臺灣”和讓日本獨立。（注：Department of State ，F(xiàn)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xiàn)oreign Economic Policy，Washington ：U.S.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 ，1977，pp.314—316.）受到杜勒斯的影響和鼓勵，助理國務卿臘斯克在5月31日關于東亞新政策的報告中認為，中蘇條約的簽訂證明美國1月份宣布的臺灣政策已經失敗，現(xiàn)在必須采取新政策，即美國用武力保護臺灣，使臺灣中立化。具體步驟是，首先讓蔣介石“退休”，然后對臺灣實行托管，繼而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與此相配合，就要增加對韓國和東南亞的援助，并加速對日媾和。臘斯克特別強調，如果美國要把日本作為未來的盟友，現(xiàn)在就必須立即表明態(tài)度。（注：FRUS，1950，vol.1，pp.347—349；
Rusk"s Report of May 31，1950，DOS，RG 59，in Schaller，The AmericanOccupation of Japan ，pp.261—263.）到6月初，國務院關于對日和約的構想已經進一步深化，甚至提出了具體的日程和步驟。但軍方堅持己見，他們惟一的擔心是和約簽訂將導致美國在日本軍事力量的減弱。于是，麥克阿瑟的意見便有了重要地位——國務院和軍方同時決定訪問東京。（注：詳見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8頁；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255.）

　　在臺灣問題上以強硬立場著稱的麥克阿瑟，此時對日本問題的態(tài)度也開始趨向強硬。過去他宣稱任何保持基地的動作都將引發(fā)日本民眾的普遍反對，現(xiàn)在則認為必須把日本同意“保留美軍基地”作為結束占領的條件。與此同時，麥克阿瑟開始對日本共產黨采取壓制政策，6月6日命令吉田茂首相整肅日共執(zhí)行委員會及《赤旗報》員工，利用原為鎮(zhèn)壓極右派軍國主義制定的法律，禁止共產黨領袖從事任何政治活動。為了爭取這位將軍的支持，杜勒斯在啟程訪問東京之前，經艾奇遜同意，決定與國防部和麥克阿瑟作一筆交易，即以美國對臺灣的防御重新做出承諾，來換取他們支持加快對日媾和的步伐。（注：FRUS，1950，vol.6，pp.1205—1207，1221—1223；
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Party ，1945—1953：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 ，for Conference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January 1996，p.11.）

　　6月17日，杜勒斯率領的國務院代表團與由國防部長約翰遜、參聯(lián)會主席布雷德利率領的國防部代表團同時到達東京。因受到華盛頓重視而頗為得意的麥克阿瑟當然知道雙方的目的：一個為了日本，一個為了臺灣。為此，麥克阿瑟準備了兩個長篇備忘錄，其核心是，如果美國要在東亞地區(qū)奪得主動，就必須締結對日和約并保證臺灣不受到侵犯，二者互為補充、不可缺一。（注：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74—276.）在訪問的最后幾天，兩個代表團與麥克阿瑟數(shù)度會談。最后經麥克阿瑟從中斡旋，雙方達成妥協(xié)。麥克阿瑟6月23日的備忘錄反映了所達成的協(xié)議內容：和約簽訂后，美軍繼續(xù)留駐日本，為防衛(wèi)作戰(zhàn)之需要，整個日本領域作為潛在的基地，給予美國以無限制行使防衛(wèi)權力的自由。此外，日本雖然在憲法中規(guī)定放棄戰(zhàn)爭，但美國承認日本在“受到侵略攻擊時”擁有自衛(wèi)權。在簽訂和約的同時，日美締結安全協(xié)定，日本給美國以駐軍及保留軍事基地的權利。（注：FRUS，1950，vol.6，pp.1227—1228.）布雷德利后來回憶說：我們的會談是富有成果的，麥克阿瑟的備忘錄像一座橋梁，最終將政府各部門聯(lián)結在一起，一致同意了一個稱心如意的和平條約。備忘錄中最重要的是保證了美國在日本保持軍隊和擁有基地的權利，有了這樣一種明確的前提，國防部和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中反對盡早達成對日和約的氣氛很快就消失了。（注：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zhàn)歸——布雷德利自傳》，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686頁。）

　　此外，日本的態(tài)度對于東京談判的結果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吉田茂政府擔心美國的內部爭論延誤媾和進程，反復表示在和約簽訂后日本仍將長期依賴美國的保護，并警告說，蘇聯(lián)有可能趕在美國之前提出令日本人感動的和約條件——放棄對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占領。日本政府6月1日發(fā)表白皮書，宣布愿意同任何承認其獨立的國家簽訂和約。（注：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57—259.）

　　無論如何應該看到，在6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由于受到中蘇同盟條約的刺激，華盛頓決策層已經消除了在臺灣問題和日本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盡管尚未形成決策，但美國對臺政策及對日媾和方針的前景已經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實現(xiàn)這些新構想的機會和條件。（注：麥克·沙勒的研究認為，約翰遜和布雷德利沒有接受麥克阿瑟的意見，他們在離開東京時仍反對和約。（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74，278）筆者很難接受這個結論。從東京談判的結果看，軍方的要求已經基本得到滿足，他們沒有理由固執(zhí)己見，如果還有什么問題，恐怕也只是對日媾和的具體程序和時機了。）這種狀況表明，東亞冷戰(zhàn)的帷幕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已經拉開。

　　二、朝鮮戰(zhàn)局變化與美蘇媾和方針的對抗

　　就在約翰遜和布雷德利返回華盛頓的途中，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了。朝鮮人民軍大舉越過三八線的行動不僅促使美國全面改變了其亞洲政策，而且掃除了美國決策層在對日媾和問題上的最后障礙。

　　戰(zhàn)爭猶如一劑強心針，催動了白宮的全身細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魯門提出：“韓國、日本、琉球、臺灣、菲律賓和東南亞，都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部分”，它們的地位“相互依賴”，美國“急需一個互相配合的全面的遠東政策”。（注：CCS 381，F(xiàn)ormosa（11—8—48），(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sec.3，JCS Records，RG 218，in Schaller，The AmericanOccupation of Japan ，pp.283—284.）在東亞，關于韓國問題，戰(zhàn)爭爆發(fā)的第三天，美國海空軍和陸軍開始陸續(xù)參戰(zhàn)。關于臺灣問題，6月27日杜魯門一紙宣言拋出了“臺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借機侵入臺灣海峽。與此同時，日本問題也凸現(xiàn)出來。戰(zhàn)爭使日本的地位驟然上升，美國在遠東軍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裝日本顯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麥克阿瑟授權日本政府組建7.5萬人的國家警察預備隊，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隊成員。幾天后，遠東盟軍總司令部的專門委員會又提出計劃，要求把警察預備隊盡快編成4個步兵師，并裝備美制武器。（注：《戰(zhàn)后世界歷史長編》（6），第385頁；
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93頁。）杜勒斯回國不久就催促國務院加緊和約的準備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議說：“由于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得對日和約變得更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張從“更深遠的角度”來考慮媾和問題；
第二天又強調了早日媾和與重新武裝日本的不可分割性。（注：FRUS，1950，vol.6，pp.1243，1247—1248.）此時，美國軍人同外交官的立場已經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約翰遜，目前的環(huán)境使得締結對日和約有了正當理由，如果美國在日本的駐軍和基地得以保留，并使日本承諾重建武裝，軍方不再反對批準對日和約。隨后幾個星期，國務院和國防部不斷商談，對和約的先決條件達成協(xié)議，隨即簽署了聯(lián)合備忘錄，并于9月7日遞交總統(tǒng)。就程序而言，備忘錄已經撇開蘇聯(lián)，只是通過外交途徑與遠東委員會中友好國家進行秘密的預備性談判。就內容來看，備忘錄強調美國應享有外國軍隊在日本駐留的批準權和指揮權，不否定日本擁有自衛(wèi)權和保持必要規(guī)模軍隊的權利。該備忘錄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0/1號文件得到杜魯門總統(tǒng)的批準，只待朝鮮戰(zhàn)場處于有利情況便可實施媾和。（注：FRUS，1950，vol.6，pp.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9月15日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zhàn)局，對日媾和的問題立刻在華盛頓提上了議事日程。經過一番秘密的協(xié)商和準備，10月26日晚杜勒斯約見了蘇聯(lián)駐聯(lián)合國代表馬立克，向他轉交了被稱為“對日和約七原則”的美國備忘錄。（注：[此處俄文文獻略]另見《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6日的相關報道。）其主要內容包括：締約國為“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議的和可能獲得協(xié)議的基礎上媾和的對日作戰(zhàn)國家”；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同意聯(lián)合國和美國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島，接受英、蘇、中、美四國將來所作關于臺灣、澎湖列島、南庫頁島與千島群島的地位的決定（在條約生效后一年內做出決定，否則由聯(lián)合國大會決定）；
日本有責任與占領軍合作以維持該地區(qū)的和平與安全；
締約各方在原則上放棄要求日本賠償?shù)臋嗬�。在會談中，杜勒斯強調了三點：如果蘇聯(lián)參加締結對日和約，依據(jù)和約，日本將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割讓給蘇聯(lián)；
即使遠東委員會成員國中某國不參加締結對日和約，美國也要進行對日媾和談判；
臺灣地位問題暫時凍結，建議由聯(lián)合國重新加以考慮。馬立克對美國的媾和方案本身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只是表示反對凍結臺灣地位，更不同意將這一問題交付聯(lián)合國，而是主張恪守有關的戰(zhàn)時國際協(xié)議。馬立克還強調說，“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注：FRUS，1950，vol.6，pp.1332—1336；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108；
劉同舜、姚椿齡主編《戰(zhàn)后世界歷史長編》（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頁。）

　　此時的朝鮮局勢極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請求和催促下，毛澤東決定派兵參戰(zhàn)。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秘密跨過鴨綠江。求勝心切的美國人只管埋頭北進，直到10月底與中國軍隊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國已經介入戰(zhàn)爭，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卻是心中暗喜。對于美國提出的媾和建議，莫斯科沒有急于答復，一方面是等待戰(zhàn)局出現(xiàn)明顯的轉化，一方面也是為了與中國取得一致意見。毛澤東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決定派兵入朝作戰(zhàn)，挽救朝鮮及社會主義陣營于危難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對中共的疑慮。（注：對于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是深有體會的。毛澤東認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入朝作戰(zhàn)”。[尤金與毛澤東談話紀要，1956年3月31日，[此處俄文文獻略]]周恩來也說過：“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時才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薄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頁。）中蘇的同盟關系此時顯得尤為緊密，開放不久的中國外交部檔案館保存了此期中蘇雙方關于對日和約問題往來的大量文件，可以證實蘇聯(lián)駐華使館一秘賈丕才在回憶錄中所說：作為盟國，當時中蘇就與對日媾和有關的問題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與合作。（注：[此處俄文文獻略]）例如，1950年3月麥克阿瑟宣布提前釋放正在日本執(zhí)刑的主要戰(zhàn)犯，蘇聯(lián)在發(fā)表抗議聲明前通知了中國。周恩來于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關部門起草一份聲明表示支持，并于蘇聯(lián)聲明發(fā)表的第二天見報。（注：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22—01，第1—8頁。參見田桓主編《戰(zhàn)后中日關系史年表（1945—199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3頁。）又如同年9月1日，中國向莫斯科通報了關于麥克阿瑟同蔣介石在臺灣談判的可靠情報。據(jù)情報說，美蔣“就臺灣在締結對日和約前應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軍司令部指揮的問題達成了協(xié)議，島上將長期駐扎美軍，由第七艦隊負責封鎖臺灣海峽”。（注：[此處俄文文獻略]）這次美國正式提出對日和約建議，蘇聯(lián)自然要與中國進行協(xié)商。美蘇代表會談后，蘇聯(lián)即以備忘錄的形式向中國通報了美國建議的內容，同時送來蘇聯(lián)的答復草案。在蘇聯(lián)備忘錄中譯本文件上有周恩來的批示：“下夜羅申送來此件，系美政府交與蘇聯(lián)的。蘇聯(lián)尚未置答。請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見�！碧K聯(lián)的備忘錄措辭委婉，口氣緩和，沒有直接針對美國的建議表示任何反對意見，只是提出了6個問題“希望得到解釋”：美國是否有意單獨簽約；
應如何理解重提業(yè)已確定其歸屬的南庫頁島、千島群島、臺灣和澎湖列島的地位問題；
對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進行托管的根據(jù)何在；
是否考慮規(guī)定占領軍撤出日本領土的確定日期：“共同責任”是否意味著在日本建立武裝部隊及保留美軍基地；
是否考慮保證日本經濟發(fā)展的必要權利。備忘錄最后提出，“蘇聯(lián)政府希望知道，將采取何種方法以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此問題的觀點”。（注：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19—01，第1—10頁。）對于蘇聯(lián)的答復，中國沒有提出不同意見。（注：除了翻譯的措辭，后來公開發(fā)表的文件與中國當時得到的草案幾乎沒有任何區(qū)別。參見《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6日。）

　　11月20日，馬立克就是本著上述態(tài)度去會見杜勒斯的。按照美國人的記述，馬立克一開始就“談笑風生，講敘蘇美兩國間的友誼和理解”，與上次會談公事公辦的姿態(tài)不同，這次蘇聯(lián)人似乎是要營造一種友好氣氛。讓譯員照本宣科地宣讀了蘇聯(lián)政府的備忘錄后，馬立克也只是重復地提出問題，而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積極、主動的精神。例如當馬立克問到美國政府對新中國政府參加對日和約討論持何立場時，杜勒斯回答說，“迄今的會談是外交會談，因此美國是與本國承認的政府——國民黨政府舉行討論的”。蘇聯(lián)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本來是很明確的，但馬立克對此未作反應，而是轉移了話題。以致杜勒斯在會晤后感到，在中國參加對日和約的代表權問題上，不必過于顧忌蘇聯(lián)。（注：FRUS，1950，vol.6，pp.1352—1354.）蘇聯(lián)并不是不了解美國的意圖，也不是因為處于被動地位而沒有自己的主張。按照賈丕才的說法，莫斯科是有意對媾和問題不發(fā)表具體意見。（注：[此處俄文文獻略]）究其原因，顯然與當時朝鮮戰(zhàn)局的變化有關。斯大林不想過早地與美國攤牌，在馬立克微笑的背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鮮戰(zhàn)場傳來進一步令人振奮的報告。

　　毛澤東此時對戰(zhàn)爭的進程顯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會見金日成時提出：“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zhàn)，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方能談判停戰(zhàn)。最好我們不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漢城，主要是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對促進美帝撤兵會更有力量�！保ㄗⅲ哄滔戎�、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5頁。）這與斯大林的主張不謀而合。12月4日，蘇聯(lián)副外長葛羅米柯在與中國大使王稼祥談話時強調，中國人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現(xiàn)在的機會，并建議中國軍隊“趁熱打鐵”，越過三八線，繼續(xù)乘勝追擊。（注：沈志華編《朝鮮戰(zhàn)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以下簡稱《朝鮮戰(zhàn)爭文件》），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叢刊（48），2003年7月，第635—636頁。）第二天，周恩來就美蘇上述兩項備忘錄發(fā)表了題為《關于對日和約問題的聲明》，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全面地闡述對日媾和問題的觀點和立場。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須參加對日和約的準備、擬制與簽訂”；
關于臺灣、澎湖列島、薩哈林島南部及千島群島的歸屬已經分別由開羅宣言和雅爾塔協(xié)定予以解決，“完全沒有重新討論的理由”。聲明還譴責美國不愿從日本撤軍，“并且利用日本作為侵略朝鮮、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基地”，以及公開武裝日本和企圖使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注：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50—1952）》，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第354—357頁。）這些意見自然是反映了蘇聯(lián)的立場，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

　　中國當然也考慮到利用朝鮮戰(zhàn)爭促進臺灣和對日和約問題的解決。就在國際社會要求停戰(zhàn)的一片呼吁聲中，12月7日北京時間3時，周恩來召見羅申并告知：近來聯(lián)合國及印度、英國等國不斷詢問中國在什么條件下可能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愿處于不利地位，并意在掌握主動權，而同時又表現(xiàn)出積極性，打算提出以下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
美國軍隊撤出臺灣海峽和臺灣島；
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lián)合國并從聯(lián)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
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周恩來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蘇聯(lián)政府的看法。在當天的回電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停戰(zhàn)條件，而且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蘇聯(lián)政府又不讓中國馬上宣布這些條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漢城之后，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注：《朝鮮戰(zhàn)爭文件》，第639、641頁。）

　　看來，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鮮戰(zhàn)場的主動權之后，才肯認真與美國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因此，對于12月27日美國國務院針對11月20日蘇聯(lián)備忘錄給予的答復，莫斯科只是轉抄了一份給北京，（注：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86—02，第13—20頁。）而沒有做出任何公開的反應。1950年11—12月志愿軍發(fā)動的第二戰(zhàn)役把美國人打得潰不成軍，五角大樓和白宮都沉浸在日益陰郁的氣氛中，甚至討論了全面撤退的問題。（注：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秶�際問題資料》編輯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第333頁；
Department of State ，F(xiàn)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7，Korea，Washington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pp.1324—1328.）隨后志愿軍打過三八線，并攻占了漢城。此時，聯(lián)合國關于停戰(zhàn)談判的呼聲更加強烈，而且提出的條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國。如果中國（得到蘇聯(lián)的同意后）接受1月13日聯(lián)合國提案，進行停戰(zhàn)談判，不僅能夠穩(wěn)定住朝鮮戰(zhàn)場的有利局面，也將對日本問題的處理產生極大影響。然而，在臺前的中國和在幕后的蘇聯(lián)都沒有抓住這次稍縱即逝的良機。當1月17日中國拒絕聯(lián)合國提案后不久，美軍即發(fā)起全面反攻，中國軍隊不得不退到三八線以北。（注：詳見《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第342—368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國人如愿以償?shù)赝瓿闪似鋿|亞集體安全體系的構想，接下來便要著手解決朝鮮停戰(zhàn)的問題了。然而，在遠東外交舞臺完全處于被動狀態(tài)的蘇聯(lián)和中國，卻在板門店的談判桌上表現(xiàn)出異常強硬的立場。

　　由于拒絕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蘇聯(lián)的對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首先面臨的就是撤銷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的問題。還在和約生效前，蘇聯(lián)外交部已經估計到這方面可能出現(xiàn)麻煩，但沒有可以采取的積極措施，只能等待。1952年5月21日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向斯大林報告說：鑒于對日和約已經在各國相繼獲得批準，美國將公開發(fā)表聲明，以“停止對日本的占領”為借口，宣布撤銷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事實上這兩個機構“現(xiàn)在都已經無所事事”，而那時就只剩下蘇聯(lián)代表了。為此，蘇聯(lián)駐東京的代表基斯連科建議，不要等美國采取行動，“我方應主動聲明停止對日本的占領，撤銷一切與占領有關的機構”，“同時要求盡快從日本領土上撤走一切占領軍隊，將所有主權交還給日本人民”。但蘇聯(lián)外交部認為現(xiàn)在發(fā)表這樣一個正式聲明是不適宜的，“因為難以對社會輿論說清，為什么不承認單獨對日和平條約的蘇聯(lián)，現(xiàn)在卻建議撤銷1945年12月由盟國決定成立的盟國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因此，蘇聯(lián)只能在美國采取行動后，發(fā)表一個譴責性聲明。維辛斯基還提出，由于“現(xiàn)在尚無可能建立蘇日正常的外交關系”，蘇聯(lián)應“力爭同日本政府達成協(xié)議，使蘇聯(lián)駐日本代表處能以貿易代表團的形式存在”。維辛斯基又建議，應事先向中國通報此事，說明這并不改變蘇聯(lián)政府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立場。（注：“葛羅米柯給斯大林的報告”，1952年2月21日，SD11420.筆者自存俄國檔案復印件（下同）。）但即使在建立貿易代表團的問題上，從策略考慮，蘇聯(lián)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現(xiàn)得過于積極，而要等待日本方面采取主動。（注：“聯(lián)共（布）中央決議”，1952年2月23日，SD11430.）

　　1952年4月23日，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在東京舉行了最后一次會議，宣布停止活動。美國駐遠東委員會代表也致函秘書長，提出在和約生效后解散遠東委員會。無可奈何的蘇聯(lián)代表除了宣讀事先準備好的聲明譴責美國外，沒有任何舉動。（注：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國際事務概覽（1952年）》，吳世民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485頁；
《人民日報》1952年4月30日。）同日，日本政府代表發(fā)表聲明聲稱，“由于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解散，蘇聯(lián)代表處喪失了外交官的特權，目前正在研究關于如何處理的問題”。駐日美軍司令部則通告蘇聯(lián)代表處，自和約生效時起，蘇聯(lián)外交使團即喪失了使用無線電臺的權利。為此，蘇聯(lián)外交部認為必須趕快停止使用無線電臺，“以避免日本當局可能的挑釁活動”。在此之前，為防止可能的意外蘇聯(lián)外交部和軍事部已經指示代表處銷毀機密文件和密碼。（注：“維辛斯基給斯大林的報告”，1952年4月26日，SD11598.）后來蘇聯(lián)人發(fā)現(xiàn)，“日本當局并沒有采取旨在驅逐蘇聯(lián)在東京代表處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實業(yè)界都希望“妥善地解決日本與蘇聯(lián)的關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決日蘇關系問題方面，期待著蘇方的倡議，一方面通過日本實業(yè)界進行了試探。蘇聯(lián)外交部感到有機可乘，便提出基斯連科不應急于回國，而必須保持與日方的接觸。（注：“維辛斯基給斯大林的報告”，1952年5月17日，SD11599.）5月20日聯(lián)共（布）中央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注：“聯(lián)共（布）中央決議”，1952年5月20日，SD11600.）然而，蘇聯(lián)的意圖再次受挫。或許是受到美國的壓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蘇聯(lián)代表團：由于和約生效，代表團已經喪失其合法地位。盡管提出了抗議，面對如此難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連科及其大多數(shù)隨員不得不離開東京。（注：卡爾沃科雷西編《國際事務概覽（1952年）》，第486—487頁。）

　　更令莫斯科頭疼的是日本為美軍生產武器的問題。隨著對日和約生效，盟軍總司令部將原定用于戰(zhàn)爭賠償?shù)?50座工廠正式交還日本，其中有飛機制造廠314座、軍火工廠131座、武器研究所25個。朝鮮戰(zhàn)爭期間，日本作為美國在遠東的“兵工廠”，為美軍提供了大量武器彈藥，價值1.1億美元，（注：馮昭奎等：《戰(zhàn)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0頁。）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塊心病，但蘇聯(lián)對此卻無能為力。1952年3月20日蘇聯(lián)外交部報告，盟軍司令部3月12日批準日本政府可以生產武器彈藥及軍艦和飛機。為此，基斯連科認為應通過遠東委員會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對上述行為提出抗議。但蘇聯(lián)外交部認為，基于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議。第一，蘇聯(lián)曾聲明日本可以擁有僅限于自我防御任務的陸、海、空軍部隊并生產一定數(shù)量的武器；
第二，針對美國人提出的抗議，非但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還可能被利用攻擊蘇聯(lián)企圖禁止日本擁有武裝力量。（注：“維辛斯基給斯大林的報告”，1952年3月20日，SD11597.）兩天后，聯(lián)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見批準了給基斯連科的指示。（注：“聯(lián)共（布）中央的決議”，1952年3月22日，SD12433.）

　　在對日媾和及臺灣問題上完全處于被動地位的蘇聯(lián)和中國決定奮起反擊，但能夠發(fā)揮作用的范圍主要限于朝鮮戰(zhàn)場。對于日本問題，莫斯科手里只剩下一張牌：1952年9月8日，在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以10票對1票支持日本要求成為會員國的申請后，馬立克使用了否決權。（注：卡爾沃科雷西編《國際事務概覽（1952年）》，第487頁。）對于臺灣問題，中蘇所能做的也只是延長蘇軍撤出旅順港的期限。（注：盡管在9月15日公開的照會中周恩來只談到了日本的威脅，但斯大林在雙方代表團會談時則明確指出，“有關旅順口的照會是針對美國的”，因為“美國在臺灣駐有艦隊并且利用臺灣”，同時強調，只要日蔣和約存在，“就不可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的和約”。見《朝鮮戰(zhàn)爭文件》第1222、1227—1232頁。）而在朝鮮戰(zhàn)場，中國和美國還處于勢均力敵的狀態(tài)，斯大林惟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談，維持不戰(zhàn)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國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遠東。

　　舊金山會議結束后，美國立即轉而推動朝鮮的和談，1951年10月5日美國大使柯克約見維辛斯基，在遞交的聲明中華盛頓強調，“朝鮮問題是當前需要立刻解決的最尖銳和最危險的國際問題”，對于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改善美蘇關系而言，“朝鮮停戰(zhàn)談判具有重大的意義”。（注：《朝鮮戰(zhàn)爭文件》，第1058—1061頁。）10月25日，停戰(zhàn)談判在板門店重新開啟，并且很快就軍事分界線達成協(xié)議，以致毛澤東和金日成樂觀地給談判代表團發(fā)出指示，“努力爭取在年內達成停戰(zhàn)協(xié)議”。（注：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第181頁。）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場便發(fā)生了明顯變化。12月28日，毛澤東致電坐鎮(zhèn)板門店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不要怕拖，要準備再拖一個較長的時期才能解決問題。只要我們不怕拖，不性急，敵人就無所施其技了。（注：《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07頁。）過了幾天，周恩來在致李克農、喬冠華的電報中再次強調了不怕拖的思想。（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頁。）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澤東又指示李克農，一定要“堅持既定方針，不稍動搖猶豫”，并“主動積極反擊敵人”。（注：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49、54—55頁。）當談判雙方在第三項議程中爭執(zhí)不休時，美國參謀長聯(lián)席會準備在是否允許中方修復機場的問題上做出讓步，并提議李奇微與南日和彭德懷進行高層會談。（注：JCS 91600，F(xiàn)rom JCS to Ridgway，10Jan.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Harry S.Truman Library；
沃爾特·赫姆斯：《美國兵在朝鮮（第一卷）：停戰(zhàn)談判的帳篷和戰(zhàn)斗前線》，國防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81—182頁。鄧峰為筆者提供了杜魯門圖書館所藏有關檔案，謹此致謝。）而中方的態(tài)度卻是更加強硬。2月24日，周恩來致電李克農：“在目前的談判中，我方在限制機場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蘇聯(lián)參加中立國監(jiān)察機構三問題上，絕對不能讓步。如果對方仍堅持其不轉彎的立場，我們寧可讓它僵持下去�！保ㄗⅲ骸吨芏鱽砟曜V》上卷，第220頁。）此時，中國的談判基調已經非常牢固地確立下來：在第三項和第四項議程上堅決不讓步。

　　中國的談判立場從急于達成協(xié)議到不怕拖延的轉變，前后不到兩個月，其原因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軍事實力由于部隊輪換及蘇聯(lián)援助的武器裝備到位而得到加強，或許完全是出于談判策略的考慮，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待于中國檔案的進一步開放。不過，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這種強硬立場得到了蘇聯(lián)的鼓勵和支持。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拉祖瓦耶夫詳細地向莫斯科報告了中方的強硬態(tài)度和拖延策略后，（注：[此處俄文文獻略]）斯大林頗為贊賞，他2月3日致電毛澤東說：“您所采取的堅定立場已經產生了積極的結果，應能迫使敵方進一步做出讓步�！保ㄗⅲ骸冻�鮮戰(zhàn)爭文件》，第1151頁。）

　　4月28日，即對日和約生效的當天，談判雙方舉行了“秘密”會議。美方在會上提出：以中朝方面在戰(zhàn)俘問題上接受美方“自愿遣返”主張和不提名蘇聯(lián)為中立國為條件，美方放棄對修建機場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實質性讓步后，中朝方面應同意撤回提名蘇聯(lián)為中立國的要求。5月2日，中朝方面對應地提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以全部遣返戰(zhàn)俘和在機場修建問題上美方放棄干涉朝鮮內政為條件，同意只提雙方均能接受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為中立國。至此，使第三項議程的談判拖延不決的最后兩點分歧實際上已得到解決。由于在此之前進行第五項議程談判的小組已經就政治會議問題達成協(xié)議，所以，只要第四項議程，即戰(zhàn)俘問題得到解決，朝鮮和談就可以結束了。（注：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27—230頁；
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第203頁。）然而，就在雙方起初認為最容易達成協(xié)議的戰(zhàn)俘問題上，停戰(zhàn)談判卻進入了死胡同。

　　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項議程的談判開始后，中美雙方的交鋒逐漸展現(xiàn)出一幅尖銳對立、不可調和的畫面，談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無限期休會。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異，既有出于心理戰(zhàn)的考慮，也有影響國際輿論的意圖。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zhàn)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以扭轉在遠東由于對日媾和完成而出現(xiàn)的被動局面。

　　美國倚仗其軍事優(yōu)勢，試圖通過狂轟濫炸及核訛詐逼迫中朝方面讓步。金日成傾向于接受美國的條件，因為在朝鮮看來，通過談判爭回的戰(zhàn)俘人數(shù)，遠遠不及美國空軍轟炸造成的傷亡人數(shù)。為此，金日成指示南日提出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zhàn)俘問題上做出讓步，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了“不愿繼續(xù)進行戰(zhàn)爭”的意見。（注：[此處俄文文獻略]《朝鮮戰(zhàn)爭文件》，第1152—1153頁。）毛澤東在回電中竭力向金日成說明，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zhàn)爭繼續(xù)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愿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戰(zhàn)爭也將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使其不斷蒙受損失，這保證了蘇聯(lián)的建設和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發(fā)展，并“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注：《朝鮮戰(zhàn)爭文件》，第1187—1189頁。）毛澤東的這番話自然表達了斯大林的心聲，在對日和約問題失利以后，鼓動和支持中國人在朝鮮戰(zhàn)場堅持下去，是蘇聯(lián)在遠東惟一可以對抗美國的手段。1952年8月20日，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斯大林滿口答應給予中國全面的經濟、軍事援助。在戰(zhàn)俘問題上，斯大林支持中國的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zhàn)俘的立場，認為“可以向美國宣布，如果他們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戰(zhàn)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樣比例的美國和南朝鮮戰(zhàn)俘，直到最終解決交換戰(zhàn)俘問題”。而且，他非常贊同毛澤東對朝鮮戰(zhàn)爭的看法：戰(zhàn)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準備。他極力主張，“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shù)暨@場戰(zhàn)爭，那么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臺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注：《朝鮮戰(zhàn)爭文件》，第1200—1204頁。）在9月4日與金日成和彭德懷的會談中，斯大林再次強調：不要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于戰(zhàn)俘問題的條件，也不應該提出任何新的建議。（注：《朝鮮戰(zhàn)爭文件》，第1216頁。）在此期間，美國參聯(lián)會與新任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之間電報來往頻繁，商討試圖解決戰(zhàn)俘問題的種種方案。（注：C 51562，F(xiàn)rom Clark to JCS，8July 1952；
CX 55003，F(xiàn)rom Clark to JCS ，11Sep.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 ；
《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831—835頁。）但是，無論美國人想出什么花樣，只要不放棄自愿遣返原則，全部釋放戰(zhàn)俘，特別是志愿軍戰(zhàn)俘，那么，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注：參見《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48—249頁；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289—290頁。）克拉克以及參聯(lián)會和國防部都無法忍受中國強硬的態(tài)度，決定再次采取斷然措施，以表現(xiàn)出“聯(lián)合國和美國立場的堅定性和尊嚴”。（注：CX 55003，F(xiàn)rom Clark to JCS，11Sep.1952；
JCS 919368，F(xiàn)rom JCS to Clark，25Spe.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
《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831—835頁。）10月8日聯(lián)合國代表團宣布，板門店停戰(zhàn)談判無限期休會。（注：朝鮮停戰(zhàn)談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才開始解凍。詳見沈志華《1953年朝鮮停戰(zhàn)——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載《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世界史》2001年第2期。）

　　中蘇結成同盟的動機，除了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外，主要是出于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對于莫斯科而言，拉攏中國這樣一個亞洲大國加盟，其東方戰(zhàn)線便有了可靠的屏障；
而在北京看來，只有依仗蘇聯(lián)的支持和援助，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才能有所保障，漫長的海岸線也可以受到保護，從而使新生的政權得到鞏固。然而，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以蘇聯(lián)盟國的角色加入冷戰(zhàn)，其結果無疑是把美蘇對抗的前沿陣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遠東地區(qū)的態(tài)勢驟然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不再是美蘇冷戰(zhàn)的中間地帶，于是臺灣地區(qū)和日本的戰(zhàn)略地位便凸現(xiàn)出來，由此導致了美國對遠東乃至整個亞洲政策的定向。朝鮮戰(zhàn)爭進一步使美國明確了在東亞的集體安全政策，并把兩大陣營在亞洲的對抗推向了高潮。美國在決定介入朝鮮戰(zhàn)爭、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同時，迅速確定了對日和約的新方針——把日本作為反共同盟國及早實現(xiàn)單獨媾和。朝鮮戰(zhàn)局的變化決定著對日媾和的進程，而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又反過來影響了朝鮮停戰(zhàn)談判的進程。面對遠東地區(qū)的被動局面，斯大林和毛澤東決心在停戰(zhàn)談判中采取強硬立場，通過拖延戰(zhàn)爭的策略，把美國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遠東。于是，從中蘇同盟條約開始，經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到對日和約簽訂，冷戰(zhàn)在遠東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后一個音符。蘇聯(lián)拉住中國和朝鮮，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戰(zhàn)線，而美國則把韓國、日本和臺灣地區(qū)糾集在一起，構筑了東亞的共同防御體系，遠東冷戰(zhàn)的格局從此定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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