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學術討論的基本價值乃在于討論參與者至少能夠在其所討論的問題上增進知識：不僅可以逼得討論者把觀點闡釋得更清楚，而且也能夠使討論者意識到各自視角的限度。再者，學術討論還可以形成良好的學習和研究的大學氛圍：既能夠給參加討論的研究生產生閱讀和思考的動力，同時也能夠給參加討論的教授提供進一步閱讀和研究的壓力。最為重要的是，我們之所以認為學術討論或開展學術討論有意義，實是因為學術討論是一種為了更確當?shù)卣J識我們的問題而開展的智性活動，它是以個人理性存有限度、任何觀點都存有局限、以及我們可以而且應當質疑任何既有前提或前設為其基本預設的。

　　然而，頗為遺憾的是，如果我們對中國當下研究生教育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活動進行觀察，那么我們卻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樣一種普遍且明顯的現(xiàn)象，即上述對研究生和教授都有助益的學術討論在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學活動和學習活動中則處于嚴重缺位的狀況。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即我們現(xiàn)在必須直面的甚至可以說不再是學術討論缺位這個問題了，而毋寧是我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還有沒有進行學術討論的能力這個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絕不是某一屆研究生自身能力的問題，而是中國高校中所存在的一些結構性力量抑制了研究生這種能力所致——這些結構性力量深深地嵌在中國的教學制度、教授的教學實踐活動和研究生的應對策略之中，甚至還隱含在教授和學生采取這些制度、活動和策略的前設之中。

　　眾所周知，如果不是中國的高校中存在著這類抑制性的結構性力量，或者說如果不是中國的高校中這類抑制性的結構性力量在發(fā)生作用，那么為什么新的研究生來了一屆又一屆，中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中依舊開展不起來那些有助益于研究生學習和有助益于激勵教授更新知識的學術討論？

　　與此同時，我們也沒有理由把這個問題簡單地歸結于政治、經濟或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因為我們知道，即使在極其偶爾的情形下開展學術討論的時候，我們所謂的“討論”依舊是“一言堂”式的說教或者“一種調子”的不同表述，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的學術討論。顯而易見，這里的問題并不是我們可不可以開展學術討論的問題，而是我們?yōu)槭裁撮_展不起來真正學術意義上的平等討論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對那些抑制學術討論的結構性力量進行追問和質疑。

　　在我看來，那些抑制學術討論的力量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具有結構性的力量，有著許多彼此糾纏在一起的原因，但根本上是因為下述兩種錯誤觀念的盛行和落實所致，因為正是這兩種觀念的盛行和落實，中國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學術討論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第一，“行政與學術不分”的觀念。在我們的學術討論中，一些討論者往往是帶著各級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參加學術討論的，這很正常。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一正常的事實在我們的學術討論中卻往往被扭曲為這樣一種錯誤的認識，即“行政級別”與“觀點正確的程度”是成正比關系的。正是這種我所謂的“行政與學術不分”之觀念的盛行和落實，不僅把行政因素滲入進了學術討論之中，實際上更是使學術討論在行政化的過程中變成了各種級別的“一言堂”，因為行政管理過程中的下級服從上級的特定要求使得學術討論中的批判性喪失殆盡了，而批判性的喪失則在根本上意味著學術討論的消解。

　　第二，“輩分與學術不分”的觀念。眾所周知，在中國高校研究生的教育過程中，教授與研究生一起對某些問題進行學術討論乃是極其正常的事情，而且教授指導和教授研究生也是當然之事。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類正常的事實在我們的教育活動或學術討論中卻往往被扭曲為這樣一種錯誤的認識，即討論者的“輩分大小”與“學識高低”是成正比關系的，甚至在對具體問題的認識方面亦復如此。正是這種我所謂的“輩分與學識不分”之觀念的盛行和落實，不僅把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中一以貫之的“滿堂灌”方式擴展到了學術討論之中，而且更是在實踐中把學術討論變成了教授對自己的各種具體主張或論斷所做的另一種形式的“灌輸”或“強化”，因為眾所周知，在“輩分與學識不分”之觀念的支配下，研究生提出的任何觀點在學術上都是“較低級”的觀點，進而也就喪失了質疑教授或老師觀點的正當性；
再者，在“輩分與學識不分”之觀念的支配下，高輩分者在捍衛(wèi)這種觀念的過程中有意無意采取的行動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討論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上述兩種錯誤觀念的盛行和落實，一方面使得我們在那些偶爾展開的學術討論中大體上只能發(fā)現(xiàn)兩種論式：一是“御用”或“注釋”型論式，二是強化一己之論斷的論式；
而另一方面則促使廣大碩士生和博士生漸漸形成了一種專門的對策：在學術討論中要么大而化之胡亂吹捧，要么沉默不語。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術討論在中國的研究生教育中不僅喪失了它應當具有的意義，而且人們也對這種學術討論喪失了信心——在某種意義上講，學術討論甚至都成了一個人們避之不及的事情。更為糟糕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大碩士生和博士生甚至遺忘了他們與老師甚或與他們自己的同學還有進行學術討論的能力。

　　最后，我認為，為了廣大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利益，甚至是為了中國學術的未來，我們必須對中國當下研究生教育中的那些抑制性力量極其賴以為憑的那些觀念進行深刻的認識和分析，并做出理性且嚴肅的反思和批判。與此同時，就眼下的情形而言，中國當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所迫切需要的也包括作為大學教授或老師的我們所做出的努力，亦即我們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以我們每個人的點滴努力為學術討論所提供的前提條件。

　　中國社會科學在這二十多年的發(fā)展過程當中，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囿于篇幅，此處不贅；
當然，中國社會科學在發(fā)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很多問題，但是考慮到我已經在其他場合或其他論著中做了專門的討論，這里也不談了。但是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過程中有四個問題卻是我不得不認真加以面對的，因為它們與我以教授的身份加入這個體制有著直接的關系。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國社會科學在這些年的發(fā)展過程當中直接與博士生和碩士生學習和研究緊密相關的四大弊病。

　　第一大弊病是“山頭主義”。我所謂的山頭主義分兩類。第一類山頭主義是以自然年齡而形成的山頭主義。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科學的重新發(fā)展而成長起來的；
在很大程度上講，與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相關的各個重要位置都已經自然而然地為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所掌控。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位置為我們所掌控，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學術上真的就比其他年齡段的人更優(yōu)秀，也不意味著我們的學問也當然比其他年齡段的人更好。

　　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我們以自然年齡而獲致的利益或權力，卻被刻意地轉換成了一種山頭主義。在這種山頭主義的內部，我們雖然矛盾重重，但是我們卻基本上鐵板一塊地排斥其他年齡段的人真正進入學術圈子和分享我們的既得利益，更不用說在校的博士生或碩士生了。我們根本不會想到應該邀請或推薦在校的博士生或碩士生參加國內或國際學術會議，充其量只是讓他們做會務——這已經是我們對他們的很高程度的褒獎了。我們根本不會因為我們在刊物上發(fā)表了在校的博士生或碩士生的優(yōu)秀論文而從內心中像感謝某位“知名”學者投稿一樣感謝他們，因為“發(fā)表”本身已經是我們對他們的“恩賜”了。

　　我在90年代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的過程當中，在“六郎莊讀書小組”前前后后的運作過程中，試圖解決的就是這個基本問題，但是同時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這個因自然時間而形成的利益山頭的頑固性以及它對年輕人——尤其是學生——在學術發(fā)展方面的不公正。我們對在校的博士生或碩士生所形成的“支配”，并不全是我們因學術的努力而產生的，但是他們面對我們對他們的“支配”，卻只能是恭恭敬敬。這種山頭是什么樣的山頭呢？我認為，顯然是一種在學術上絕對不平等的山頭。

　　我所謂的第二類“山頭主義”，乃是學校與學校之間、一個學校的某個科系與另一個學校的科系之間長期以來因此前各種政治運動而形成的派系或門戶。在我看來，這種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山頭主義在根本上是與學術無關的，而且還會影響和阻礙真正的學術交流。我反復強調指出，我們所在的單位或機構的級別并不能夠當然地說明我們的研究水平就高，這意味著我們學校的名頭、我們所在的學習單位并不能夠給我們的知識和研究添加任何分數(shù)，因為知識和研究所依憑的乃是我們自己的努力。因此，我們必須鏟除所有這些與學術無關的山頭或山頭主義。

　　在我看來，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過程中存在的第二個弊病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亦即一個在交流及交通方面越來越方便越快捷的時代里，我們每個人卻越來越原子化，我們在知識方面越來越不交流、也變得越來越不團結。我反復講，我們現(xiàn)在的學者或學生有因利益相同而交往的，有因男女關系而交往的，有因興趣相投而交往的，有因老鄉(xiāng)或戰(zhàn)友或同事等關系而交往的，當然這些交往都很正常，也是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
但是，令我感到遺憾的是，作為讀書人——無論是學者還是學生，我們卻沒有真正的知識上的交往，我們在知識上是不團結的。眾所周知：國內的“學術”會議或國際的“學術”會議越來越多，但是我們的學術交流卻越來越少，其中產生的真正的學術產品也越來越少；
相反，禮貌性的交往或朋友間的寒暄卻充斥其間，而所有這些都不利于學術的發(fā)展。因此，我們必須主張知識上的團結。

　　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到今天對在校的博士生或碩士生不利或會對他們產生重大影響的第三個弊病，就是讀書人不讀書的風氣極其盛行，浮躁之風或學術消費主義取代了平實讀書的風氣。就在校的博士生或碩士生而言，這里的關鍵乃是這種讀書人不讀書的風氣在教師中也頗為盛行。學生不讀書嗎？學生不想讀書嗎？按照我對他們的了解，他們想讀書！他們做夢都想讀書！那么他們?yōu)槭裁床蛔x書呢？在很大的程度上講，是我們當老師的給他們做出的榜樣使然：不讀書照樣可以當教授、照樣可以當博導、照樣可以風風光光地出沒于各種國內或國際的“學術”場合。這是一種什么風氣呀？讀書人怎么能夠不讀書呢？當我們去飯店吃飯認為服務員態(tài)度不好時，我們會說：“這服務員沒有職業(yè)道德”；
當我們購買某種產品而結果卻購得假冒偽劣產品時，我們也會說：“太缺德，連假冒偽劣產品都拿出來賣！”但是讓我們摸摸自己的良心，我們作為讀書人有沒有讀書�。课覀兊穆殬I(yè)道德何在呀？讀書是讀書人所呼吸的空氣和所喝的水！因此，我反反復復地講：只要我們當老師的帶好了讀書的頭，絕大多數(shù)的學生都會把書讀好的，讀得甚至會比我們還好。

　　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過程中對學生具有不利影響的第四大弊病是我們日趨嚴重的狹隘的專科化趨向。這就是我為什么長期以來一直試圖要打破各種學科障礙的原因。蘇力專門做過一個統(tǒng)計，一個對法學論著及譯著之他引率所做的分析。這樣的分析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對于打破學科間的障礙來說卻無甚意義。我認為，我們其實還應該做另外一個分析——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統(tǒng)計，也不知道技術能不能支撐：法學界有多少篇論著被其他學科所引證？我們搞法學的人究竟對知識本身做出了什么貢獻？我們在法學這個范圍內所做的那些“貢獻”，是不是我們這撥人自己在我們圈定的“法學”領域中所玩的游戲？在傳授知識的過程當中，我們確實需要學科化或專科化，這主要是出于便利和傳承的考慮；
但是我們在分析和研究問題的時候，我們在認識和思考問題的時候，我們根本就不可能說這個問題的左邊是法學的、右邊是經濟學的、頂上是哲學的。顯而易見，這個弊端對在校博士生或碩士生妥切認識和研究問題的思維方式的養(yǎng)成產生了極其有害的影響。

　　當然，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過程中的上述四大問題，亦即我認為對學生最不利的四大弊病，并不是很容易得到解決的。但是，我認為，通過我們一點一滴的努力，通過我們有意識地應對和糾正上述弊病，我們還是能夠逐漸建構起一系列有助益于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學習和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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