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政協(xié)會議上李希凡見到毛主席。

　　 李希凡稱自己一貫的態(tài)度是：對“四人幫”深惡痛絕，對“文革”深惡痛絕，對“文革”結束以來出現(xiàn)的“反毛”、“非毛”言論更是深惡痛絕——

　　酷熱的7月。78歲的李希凡遲緩地從漫長的午睡中醒來，遲緩地挪騰到窗邊的椅子上坐下來。手里的扇子搖得有一搭無一搭，對面的電風扇嗡嗡地旋轉(zhuǎn)。李老人家的老頭背心汗滋滋的，棉布大短褲皺巴巴的。家里沒有別人，只有另一個屋子里還睡著的老伴，3個女兒早已成家立業(yè)不在身邊，他們的保姆剛剛辭職。天熱，他的糖尿病復發(fā)并在加劇，早上吸過氧可是還是覺得憋悶，老伴的腿出了毛病不能動了，屋子里都是紅花油味，房子要拆遷了，他要去醫(yī)院買藥，還要去菜場，……在李希凡典型的老年生活里，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或者……他亂糟糟的書房里，亂糟糟的書桌上，掛滿茶垢的保溫杯下面壓著的幾頁豎排稿紙和一枝鋼筆？寫的什么呢？哦，《紅樓夢人物論系列之賈探春》……

　　但這其實也沒什么，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閑暇的時光，出于個人興趣，投稿一本發(fā)行幾千本的學刊，嘮叨點陳年舊話，也是很平常的；
只是“平凡”、“安穩(wěn)”、“默默”，這一類的形容詞，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歷程里，卻是不曾有過的，相反的，“李希凡”這個名字，在建國以來我們主流的政治風景和意識形態(tài)脈動里，一直是跳躍閃爍的：1954年因為一篇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澤東嘉許，火速躥紅，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適，由文藝批評而判決剿滅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敢于向大人物開火的“小人物”——點燃了建國初期社會主義文化改造的新一輪高潮；
接下來的六七十年代，作為《人民日報》文藝評論員的李希凡，激昂指點，參與到大大小小的文化運動中來，所謂“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風光顯著的紅人……

　　回顧那段過去，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個人命運的起落榮辱，社會潮流、時代風云輝映其間；
而所謂的時代風潮又何嘗不是在與眾多的“個人”的相互攛掇、相互迎合、相互塑造中涌動席卷起來的呢？而當我們試圖評價這個“個人”和他的選擇——在“被動”和“主動”之間，在“身不由己”和“攀強附勢”，在“義氣”和“利益”之間，似乎也不好說出絕對分明的界限，就像有時我們不肯指出誠懇者自欺欺人，甚至擔心“真的醒來”。

　　貧寒少年愛好上馬克思主義

　　在作為被欽點過的“小人物”登上時代舞臺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從演繹一個貧苦少年為生存掙扎而開始的。

　　上個世紀40年代，北京郊縣通州，李希凡是一個普通人家6個孩子中的一個，父親失業(yè)重病，家境衰落，13歲開始，他先在洋服店當學徒，繼而是印刷廠的童工。逃難、遭師兄欺侮、半饑半飽、投親靠友……經(jīng)歷著一般舊社會窮孩子生活的辛酸和粗礪。

　　20歲時，他寄居在山東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學，晚上給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姐夫趙紀彬做筆錄。

　　“姐夫說馬克思不說馬克思，說卡爾；
斯大林呢，是約瑟夫。我就想這卡爾是誰？約瑟夫是誰？”于是白天，李希凡在做完家務后開始在書架旁逡巡。馬列選集、魯迅小說、蘇聯(lián)文學，開始了他的啟蒙。

　　沒有什么意外的，貧寒少年李希凡愛上了、馬克思主義，“逐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同時，由山東大學文史系旁聽生，經(jīng)華東大學干部培訓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讀大學，再接下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生班，李希凡幾番努力，終是踏上了一個文化人旅途。這期間，我們的祖國，也經(jīng)歷著改天換地變化……

　　“小人物”打響“可貴的第一槍”

　　轉(zhuǎn)折就發(fā)生在1954年的春假。這個轉(zhuǎn)折，既是李希凡本人的脫穎而出、“人生從此不同”，也牽扯出50年代中國最重要的一輪文化批判、涉及了更多人命運的變故。

　　讓我們稍微蒙太奇一下讓這一切開始的那個偶然。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無聊賴的李希凡，有朋友藍翎來訪，兩人聊著聊著，說起最近《光明日報》上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觀點，都感到“不對頭”，于是商量著寫個文章。

　　“先是藍翎寫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謄抄。我還清楚記得我是坐在床上的包袱上寫的。那時候我剛有了第一個孩子，宿舍不大�！�

　　這篇題為《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發(fā)在《文史哲》雜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對俞平伯提出挑戰(zhàn)——“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xiàn)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個別章節(jié)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tài)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同時也否認它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論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tǒng)性問題時表現(xiàn)的更為明顯。” ……

　　文章寫就寫了，發(fā)就發(fā)了，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實屬預料之外了。

　　首先，毛澤東看到了，發(fā)話了：“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chǎn)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tǒng)一戰(zhàn)線，甘心作資產(chǎn)階級的俘虜……” (1954年，《關于紅樓夢問題研究的信》)

　　很快，《人民日報》在毛澤東的授意下發(fā)表袁水拍文章《可貴的第一槍》。

　　10月，主題座談會召開，除了李、藍兩個“小人物”，文藝界的“大人物”都出場了。郭沫若、茅盾、周揚先后發(fā)表題為《三點建議》、《良好的開端》、《我們必須戰(zhàn)斗》的講話……，俞平伯“唯心”、馮雪峰——時任《文藝報》主編，曾對李、藍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議——“壓制革命力量”、而反動思想的根子——胡適和他的自由主義，遭到全面清算徹底判決……一篇小小文章攪和得全國文化界、思想界波瀾壯闊。

　　“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笔甲髻刚咧�一的李希凡，就其個人功名而言，開始了風光得意的航程——

　　1954年當年即當選全國第二屆政協(xié)最年輕的委員；
1955年，出席第一屆全國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并獲獎章；
同年6月，作為新聞界代表，出席國際青年聯(lián)歡節(jié)，出訪東歐和蘇聯(lián)——初夏時節(jié)，火車專列穿過莽莽西伯利亞，餐車里，音樂歡快，文藝代表團的活潑的女孩子正在耐心教紅人李希凡跳舞……“我怎么學也學不會，到了冰島共產(chǎn)黨主席女兒邀請?zhí)�，還是踩了人家的腳……”

　　偶像的煩惱也總還是幸福的煩惱。當年李希凡和藍翎遭到的追捧也是相當廣泛的。一個有名的例子是：當時中國人民大學被普遍認為最有才華的女學生程海果，就將“兩個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林希翎”，定為自己的筆名。而據(jù)李希凡說，他兩年前為編藝術史申請經(jīng)費，財政部長項懷誠慷慨地答應，笑說，自己當年可是李的“粉絲”。

　　不聽江青的話

　　“小人物”的命運就此結束了。1954年秋，李希凡給當時的文化部長周揚寫信，征求意見，自己即將畢業(yè)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揚轉(zhuǎn)達毛澤東的意思表示反對，“那不是戰(zhàn)斗的崗位”。于是，從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報》文藝評論部以筆為旗，革命不息戰(zhàn)斗不止。

　　“馬克思主義啊，我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多年來，李希凡以社會分析階級論為理論工具，不僅對各時期的重要文藝作品，比如《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創(chuàng)業(yè)史》、《紅巖》、《苦菜花》、《歐陽海之歌》等發(fā)表評論文章，還不遺余力地參加到歷次的問題論爭中來，比如，“阿Q”問題、《琵琶記》與封建道德問題、歷史劇問題、戲曲的推陳出新問題、批“鬼戲”、哲學上批楊獻珍“合二為一”、史學上批翦伯贊的“讓步政策”……

　　于是，一方面李希凡借著被當時中國最大的人物欽點過的余輝，繼續(xù)以“文名”“紅”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來又因被這位大人物叱咤風云的夫人江青“賞識”而其又“不識抬舉”，再起是非——“一個小人物”，在大人物們、政治運動、權力斗爭的陰影里，左右不是，誠惶誠恐。

　　“那是1964年。”41年后，李希凡回憶起當初影響他后來幾十年的兩次談話，已經(jīng)可以舉重若輕。

　　“她說讓我注意《海瑞罷官》，說有問題，是對‘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態(tài)，裝糊涂。隔了一個月，她又叫我去，這回說了周揚一大堆不是，說他亭子間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來不是去延安了嗎？又說，如今文藝狀況不好，戲曲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揚的錯�？墒牵�我心想，跟我說這些有什么用呢？周揚是黨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個《人民日報》文藝評論員，管不上啊�！�

　　有人“裝糊涂”，有人更識相。不久，批判《海瑞罷官》轟轟烈烈地開始了，沖鋒陷陣的筆桿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錯失如此重要的表現(xiàn)機會，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報》敏感慌張起來，冷言冷語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黨中央沒找我們啊，而是我們沒寫啊’�！倍�很快“文化大革命”開始，李希凡因為“不聽話”被率先貼出大字報。

　　接下來，李希凡的遭遇雖然談不上特殊慘烈，但又紅又正的地位顯然罩上了陰影�？墒切碌霓D(zhuǎn)機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詢問的形式出現(xiàn)了。那是1967年，“中央文革”請文藝界的人士看樣板戲，其間，江青問了一句“李希凡來了沒有”。

　　這句話，讓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
但同樣是這句話，在1976年“四人幫”被揪出來后，就有了負面效應——“李希凡被江青保過啊，我是她文藝黑線的紅人啊——就是這樣滑稽，‘城頭變換大王旗’啊……”

　　與藍翎的是非恩怨

　　在李希凡興衰毀譽參半的故事后面，還掩映著另一個，當初令其一舉成名的文章的聯(lián)合作者，藍翎，的起起落落。只不過，二人的境遇似乎總有些“此起彼伏”的對照的意思。而從一開始就埋下的分歧的伏筆，最終讓兩個年輕時的密友到了老年勢如冰炭，筆墨開戰(zhàn)，直至其中一人撒手人間。而他們?nèi)松�的對立，也不止是個人性格的差異，更籠罩著那個特殊年代特殊的勢利和無常。

　　因為交戰(zhàn)雙方中的一方，藍翎先生已經(jīng)在今年年初去世，所以關于李、藍二人的官司，我們只能得到一面之辭，在他們之間判定是非是鹵莽而不可能的，但是，從李的角度，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那個年月、那個無所不在的所謂意識形態(tài)，對人的扭曲。

　　李說：藍找他茬，一個是要跟他爭當初那篇改變他們命運的文章的“發(fā)明權”，一個是把自己被劃為右派的事情歸咎于李希凡的落井下石。而這些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是嫉妒，是長期的心理不平衡——這“嫉妒”、“心理不平衡”是怎么郁積起來的呢？

　　按李的說法：當初聯(lián)合署名文章而來的名利，分配上確實有偏向——藍翎的風頭始終沒有李希凡那么健，拋頭露面的事，李總比藍多。但原因不在李“搶”，而在于藍的上不了臺面——按照當年的組織路線，藍是有問題的，藍曾經(jīng)在國民黨的軍隊當過兵，其家庭也有過“不清白”的復雜歷史。

　　而且，藍又一直“寫些偏激雜文，批評官僚主義”。這讓大家為難，對他情緒復雜，一方面顧及“主席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操心他不識時務。直至一篇《面對著血跡的沉思》惹惱北京市的官員。隨后不久，1957年，藍翎被劃為右派；
而就在這時，李希凡入黨，開始了持續(xù)很長時間的文藝戰(zhàn)線紅人的風光。

　　再往后的“文革”，同在《人民日報》文藝部的二人亦各有派別對彼此各有保留，直至“粉碎四人幫”，藍翎的勢頭漸漸蓋過李希凡，尤其是1986年后，李調(diào)離，藍翎后來任文藝部主任；
但接下來沒幾年，藍翎又不再主持工作；
而李希凡則因為成功地勸阻了藝術研究院“上街”而得到上頭的好評……

　　在李、藍是非中，很微妙的，就是二人對自己和對方在不同時間上政治立場“左”或“右”的辨析。1957年反右：藍翎因“右”受貶并遷怒在他看來“因‘左’而保全”的李希凡；
后來藍翎平反：藍翎諷刺李希凡到處稱自己是“漏網(wǎng)的右派”，而李希凡又說，“藍翎對他的‘左’，卻從未見與拔刀相向的情勢”；
再后來，90年代藍翎反省當年批判呂熒事件，稱李希凡是“假右”，而自己是“假左”……

　　毛主席啊毛主席

　　關于“左”還是“右”——年輕的時候，迫于形勢，有還是沒有，真真假假的攀附、為利益所趨的搖擺——似乎不大好判斷；
但如今，年近80的李希凡是坦率沒有避諱的——“左”、“僵化”，對這樣的標簽，李已無意反駁；
而尤其是在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評價和態(tài)度上，堅決反對“忘恩負義”、“跟風轉(zhuǎn)”，理直氣壯地赤膽忠心一片。

　　“1994年10月16日，是毛主席《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寫作40周年，又恰恰是我的外孫女慧可的8歲生日。15日清晨，我備了一束鮮花，攜女兒、女婿并慧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起前往毛主席紀念堂�！�…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如果有知，當不會責備于我，當能夠理解我被迫無奈的苦衷……”

　　李希凡稱自己一貫的態(tài)度是：對“四人幫”深惡痛絕，對“文革”深惡痛絕，對“文革”結束以來出現(xiàn)的“反毛”、“非毛”言論更是深惡痛絕——

　　“我看不慣那些見風使舵的人�！�四人幫’在臺上的時候，他們抵制了嗎？‘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們抵制了嗎？‘文革’一結束，把責任都推給‘四人幫’，好像他們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會某些輿論把‘文革’的所有問題都歸咎為毛澤東個人，對毛澤東全盤否定，這種言論都是胡說八道！一場社會災難必然有它社會的、歷史的原因，而絕對不可能是個人或少數(shù)人決策和推波助瀾的結果……

　　“毛澤東晚年是有點錯，但是毛澤東思想，就是今天，我們能離開嗎？離不開！我們現(xiàn)在的政策口號、文化批評，能離得開嗎？離開能行嗎？我看不懂那些現(xiàn)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義！我也看不出現(xiàn)在的一些文藝作品好在哪里——王安憶《長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積極意義呢？作者的態(tài)度也是問題，對那樣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沒有點批判意識……”

　　李希凡一如既往地崇拜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可能有很大“私人感情”的成分——畢竟，正是因為毛澤東當年的“點名”，李希凡有了“別樣的”、而且總體地比較地看“還不錯的”出人頭地的一生。雖然這份“知遇之恩”，對這恩情施與的一方而言，不過是一次借題發(fā)揮的政治需要——當年開國之初，所謂的“舊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依然強勢穩(wěn)固，毛澤東正在尋找時機清算改造。

　　在人的“想法”和他的“經(jīng)歷”之間，到底是誰成就了誰？而所謂的這個“堅持信仰”，是誠實的不斷反思而來的守護，還是既得利益者的自圓其說？

　　不容易說清，也不大忍心指明。只是，在當我們面對今天的李希凡，一個炎炎夏日孤獨煩躁的老人，雖然我們沒有耐心發(fā)掘他幾十年來“馬列主義文藝批評”的“歷史價值”，聽他對當下社會空泛而傲慢的抱怨之時——我們會強烈地意識到：這個人，他老了；
而就他所經(jīng)歷的時代而言，他并不幸運。

　　李希凡，1927年生，漢族，祖籍浙江紹興，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

　　1954年李希凡與藍翎共同撰寫關于《紅樓夢》的研究文章，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在全國產(chǎn)生很大反響。1955年至1986年，在《人民日報》社文藝部，從事文藝評論編輯工作。1986年后調(diào)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多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
中國作家協(xié)會委員、中國紅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年鑒主編、紅樓夢學刊主編。

　　著有文藝評論及隨筆集數(shù)十本：《弦外集》(1957年)、《論“人”和“現(xiàn)實”》(1958年)、《文藝漫筆》(1985年)、《文藝漫筆續(xù)編》(1990年)、《藝文絮語》(2001年)等。（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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