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學能否成為當代救世良方，筆者的態(tài)度是否定的，儒學擔當不起這一重任。兩千五百年來，儒學能成為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支柱，并非其理論有什么遠見卓識，而是中國的特殊歷史進程使儒學獲得了超歷史性。以孔子仁學為核心的儒學所帶來的后果只不過是：君權與父權家長統(tǒng)治相結合的宗法專制主義政權的鞏固，和人民大眾視君主為臣民之父的奴性與愚昧的增長。

　　這么說可能會觸怒儒學的倡導者，因為他們重構的新儒學據說被賦予了“振興民族精神”的屬性，他們從“孝、悌、忠、恕”中提煉出來的新道德?lián)�說可作為救國與治人的良方，可救轉型之當代中國于“文明危機、信仰危機、道德危機”之中。這些自戀的論調真是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結舌。不過考慮到這些“優(yōu)秀的儒學研究者和倡導者”居然能從陳腐的“仁學”中嗅出民主法治的氣息來的，或許他們真的有化腐朽為神奇的絕招。但是很不幸，以普及、弘揚新儒學為已任的鄭家棟教授竟涉嫌人口走私。更不幸的是，文筆了得、才華橫溢的鄭教授寫得一手切中時弊的道德文章：“最污穢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來搞學術，以‘立言’為‘立功’之曲徑——略通文墨的聰明之士，寫點什么或主編點什么或找人捉刀點什么，乃招搖過市，登上學術的殿堂，并穩(wěn)坐‘權威’的寶座，攫得各種學術的、非學術的頭銜，聲名利祿反大于一般的政客�！倍嗝淳�辟，此文樹立了其“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

　　以重樹國人道德為已任的新儒學家們立刻意識到“鄭家棟事件”會給新儒學的重構以重創(chuàng)，連忙發(fā)表聲明和文章撇清干系，但似乎效果不佳。素與新儒家不合的新自由主義者豈能放過如此大好時機，從道德上封死對手易如反掌，這也是國粹，新自由主義者亦不能免俗，可見國學之歷害。以個別研究者的個人道德品質來否定儒學，的確有些勝之不武。但是，儒學就是構建在道德的個體內在化的基礎上的，以孔子的仁學為例，他先是把宗法觀念溶入親情之愛，把家族內父權專制的合理性歸結為人們的內在心理，通過“忠、恕”把親情之愛這一家庭支柱，擴大為國家生存的基礎，進而在人們的心理上造成一種效果，即君主的專制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根本上的缺陷，使得儒學沒有推陳出新的重構基礎，同時，這也是儒學倡導者難以將“鄭家棟事件”說成是個人事件的原因所在。

　　此外，以鄭教授的智商，似乎不應犯如此低級錯誤。上得山多終遇虎，連續(xù)重犯6次，除了利欲熏心，應該還有其他原因。以筆者對事件經過的一知半解，認為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儒學的道德觀與當代的法治觀的不兼容。鄭教授深受儒學浸潤，雖常出國，但出國是為了將東方之儒學傳播到西方，打破西文中心主義，實現(xiàn)“儒學的普世性”，故無暇研究美國法律。再說美國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多6“妻”又何妨。而且鄭教授“人蛇”作得十分人道，不會有沉尸大海的風險，也沒有屈嫁老頭的無奈。成人之美，順便賺錢，既符合儒家之“恕”道，又符合主流經濟學效益優(yōu)先的教條，簡直就是中西文化的完美結合�？上в|犯了法律，只怪儒學是“有法術而無法治”。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的底線是法律的上線。換言之，犯法之人，自然是無道德之人，可無德之人偏偏以傳道為業(yè)。看似矛盾，其實并不矛盾，錢鐘書先生在《談教訓》中有絕妙解讀：“惟有絕無道德的人來講道學，方見得大公無我，樂道人善，愈證明道德的偉大。” 真是得儒學之精髓，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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