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剛剛過去的20世紀歷史，不言而喻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對于熟悉左派革命史觀的國內讀者來說，保羅•約翰遜的《現(xiàn)代：從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一書風格獨特，無疑為我們打開了另一扇歷史窗戶。在筆者看來，自由的失而復得是約翰遜最為關注的20世紀歷史變遷的主題。

　　一、自由何以喪失？

　　極權主義在20世紀的興起、擴張與持續(xù)，與此相應的是人類自由的喪失。對那些經(jīng)歷極權統(tǒng)治的人民來說，最大的不幸是遭遇了人類歷史上非凡的極權政治精英。在約翰遜看來，列寧、希特勒的成功，首要因素是他們都是政治天才。在1917年混亂的俄國，如果沒有那位24小時都在革命的列寧，布爾什維克是不可能迅速奪取政權的�！傲袑幨俏恍袆又髁x者，而且的確是位登峰造極的行動主義者�！保�頁68）正是列寧在11月7日采取的暴力與恐怖手段，已經(jīng)開始民主化的臨時政府被推翻。緊接著在1918年1月，民選的全俄制憲會議被紅軍士兵非法解散，曇花一現(xiàn)的議會民主從此在俄羅斯消失了70多年。在30年代的魏瑪?shù)聡�，“共和國的毀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激進的右派中出了一個政治天才，也許共和國仍然會生存下去�！保�頁135）這個政治天才就是希特勒。他具有超常才華，處事果斷，意志堅強，長于演講與煽動，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天賦，是當時德國各派政治人物所無法比擬的。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歷史事實是，除了專制主義的俄羅斯帝國，德國、日本等在一戰(zhàn)后都曾經(jīng)實施過不同程度的民主政治，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存在著致命性的缺陷。約翰遜特別提到魏瑪?shù)聡鴳椃ǖ?8條緊急命令權。在魏瑪?shù)聡�后期，政府繞開議會，頻繁使用緊急命令權，嚴重破壞了德國憲政制度，為后來希特勒利用這一制度摧毀共和國開了先河，所以“魏瑪共和國之所以瓦解就是因為其憲法過于笨拙�！保�頁699）東方國家日本的狀況與德國相似。由于明治憲法本身的威權色彩，特別是允許日本軍隊保持特權地位，游離于國家憲政體制之外。這樣在經(jīng)歷20年代短暫的議會民主試驗之后，軍國主義最終迫使日本的議會民主流產(chǎn)。

　　20世紀文化擊敗19世紀文明，也是極權主義興起的思想文化土壤。約翰遜特別鐘情19世紀歐洲基督教文明，認為它代表著人類良知與道德信仰。而把馬克思主義、弗洛依德學說、道德相對論統(tǒng)統(tǒng)歸入反古典文明的現(xiàn)代文化范疇。在約翰遜的視野中，現(xiàn)代文化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依德分析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共同瓦解著發(fā)展完善的個人責任感以及致力于既定的、具有客觀真實性的道德信條的義務感。這種責任感和義務感是19世紀歐洲文明的核心。人們從愛因斯坦那里得到的是這樣一種宇宙印象，在這個宇宙里，道德衡量標準是相對的。”（頁15）

　　這樣，現(xiàn)代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知識分子自然成為約翰遜激烈批評的對象，其嚴厲態(tài)度并不亞于他在《知識分子》一書中的立場，其總結性看法是“20世紀知識分子沒有能夠發(fā)揮表率作用�！保�頁834）在德國，著名的知識精英斯賓格勒、卡爾•斯密特擯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文明，信仰社會達爾文主義，反文明思潮居于主流地位，最后反猶主義成為現(xiàn)代文化戰(zhàn)勝古典文明的一個極端后果。民主國家的眾多知識分子更是習慣于批判西方主流價值，贊美蘇聯(lián)極權主義，為種種極權主義暴行辯護，法國的薩特是其中的佼佼者。二戰(zhàn)以后也是如此。美國60年代的社會文化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東海岸自由派知識分子與媒體有力炒作的結果，其實質是夸大了現(xiàn)實社會的緊張狀態(tài)。對此，卡爾•波普爾在《二十世紀的教訓》中特別批評西方知識分子扭曲歷史的錯誤，“不負責任的西方知識分子，還是把西方世界視為邪惡的表征。”

　　同樣地，民主國家的一些領導人對極權主義的興起也難咎其責。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是約翰遜第一個毫不留情批評的政治家。在書中，威爾遜是一個政治立場不堅定，缺乏遠見的人，其政治風格“是非常不準確的。他使用華麗辭藻是一流的，起草文件卻十分糟糕�！保�頁32-33）威爾遜最大的錯誤是同意協(xié)約國在一戰(zhàn)后實施剝奪德國的政策，這是二十后德國再次發(fā)動世界大戰(zhàn)的誘因之一。書中借用英國經(jīng)濟學家凱恩斯當時的評論，“美國在世界事務中處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時刻，威爾遜不應該忙于確定戰(zhàn)后邊界以及國際聯(lián)盟的組建，而應當利用美國的食品供應和經(jīng)濟力量幫助歐洲實現(xiàn)長期的經(jīng)濟復蘇。一個繁榮的歐洲更容易忘卻過去的傷心記憶，重新合理地調整現(xiàn)在乘一時之興強行劃定的邊界�！保�頁37）顯然，凱恩斯的主張與二戰(zhàn)后“馬歇爾計劃”的指導原則是極其吻合的。不過，國際政治門外漢的威爾遜雖然負有責任，但也不能苛求他，即使是經(jīng)驗豐富的邱吉爾，在20年代的做出的一些戰(zhàn)略判斷也是可笑的。如他對英日未來關系發(fā)展的預言，認為英國同日本的戰(zhàn)爭，“在我們這個時代，這個機會一點可能性都沒有。日本是我們的盟友。”（頁196）

　　極權主義興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迅速擴張與長期存在。西方民主國家30年代的綏靖主義無疑為此打開了方便之門。綏靖主義在歐洲的盛行，是民主大國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愚蠢的國防外交戰(zhàn)略的惡果。在英國，帝國思想迅速死亡，戰(zhàn)前流行的是和平與反戰(zhàn)運動。當時一位工黨領導人公開聲稱：“我要關閉所有的征兵站，解散陸軍，裁掉空軍。我要廢棄所有令人生厭棄的戰(zhàn)備裝備，并向世界說你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吧。”（頁419）邱吉爾重整軍備的主張遭到朝野上上下下的反對，只能是曲高和寡。因此，“至少在1938年底以前，希特勒還是有理由相信英國不會與之武裝對抗。于是，他行動起來。”（頁423）

　　綏靖主義的危害不僅導致二戰(zhàn)的發(fā)生，更重要的是美國對蘇聯(lián)的綏靖政策致使極權主義在戰(zhàn)后的持續(xù)，即冷戰(zhàn)的來臨。與威爾遜一樣，同樣是民主黨人的羅斯福似乎也是一個對國際政治一無所知的人，“羅斯福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總是有點漫不經(jīng)心，這種作風一直維持到1945年他去世為止。”（頁415）羅斯福不僅無視蘇聯(lián)極權主義對自由民主的威脅，而且還充滿了美蘇和平共處的幻想。戰(zhàn)前，“羅斯福總統(tǒng)熱衷于表現(xiàn)他的高尚和進步。但他的高尚主要體現(xiàn)在要求英國去維護國際秩序，而他的進步卻視蘇聯(lián)為世界和平的維護者，而且地位在英國之上�！保�頁415）戰(zhàn)爭開始后，羅斯福期待與斯大林在戰(zhàn)后建立“偉大的聯(lián)盟”，譴責邱吉爾的帝國主義作風。但是在戰(zhàn)爭快要結束時，斯大林違背雅爾塔會議的承諾，拒絕在東歐地區(qū)實行自由民主選舉，這一舉動狠狠教訓了羅斯福。但此時已晚，“羅斯福的盲目對戰(zhàn)后歐洲的穩(wěn)定造成了威脅”，這是他作為民主大國領袖不可推卸的冷戰(zhàn)責任。

　　60年代初，另一位民主黨總統(tǒng)肯尼迪在古巴、越南問題上的錯誤，也給蘇聯(lián)的擴張以可乘之機。約翰遜認為肯尼迪“不是一個國家元首，而是一個職業(yè)運動員、一個宣傳家、一個政治販子。”（頁750）他的理由是肯尼迪缺乏當機立斷的勇氣，在“豬灣事件”中沒有傾全力推翻卡斯特羅政權。在后來的導彈危機中，又默許古巴與蘇聯(lián)公開的軍事結盟。這樣，革命后的古巴人民不僅生活一落千丈，從拉美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變成最窮的國家之一，而且拉美、非洲其他一些國家的人民，也不斷遭受卡斯特羅政權“輸出革命”政策制造的苦難。在越南問題上肯尼迪更是急躁冒進，輕率地同意推翻吳庭艷政權，使南越失去一個有才能的領導人，從此陷入軍人獨裁的動蕩中一蹶不振。

　　最后在世界安全體制方面，值得批評的是聯(lián)合國在20世紀90年代前的所作所為。與國聯(lián)一樣，聯(lián)合國從成立開始就是一個大而無用的政治怪物，充斥著道德相對主義，無法及時制止極權與暴政的泛濫。對非洲新興的民族國家，聯(lián)合國的雙重標準是白人殺害?私??鴯?市緣墓刈ⅲ?嵌院推降耐?�。�?諶松焙諶耍ɑ蚴嗆諶松卑茲耍?諶松毖侵奕耍?蠔諶蘇餿?秩艘黃鶘保┚痛看饈悄誆課侍猓?輝諏?瞎?芟降娜ㄏ拗?凇�70年代“食人惡魔”伊迪•阿明在烏干達令人發(fā)指的種族屠殺與極權統(tǒng)治，不僅沒有受到聯(lián)合國的譴責，反而得到默認與縱容。正是聯(lián)合國的舉措失當，1960年以后，讓立憲主義成為非洲新興國家標準的希望破滅了。非洲變成充斥暴力、屠殺、恐怖的野蠻人的王國。與此相應的是，聯(lián)合國對人類自由事業(yè)的推進也難有作為，原因很簡單，因為“聯(lián)合國大會論壇是一個只代表各國政府的代表團體，其中非民主國家的分量日益增加�！保�頁604-605）為此，約翰遜惋惜地指出，韓戰(zhàn)后，“此時西方民主國家本來應該拋開聯(lián)合國，集中力量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擴展成為一個世界級的自由國家安全體系。但是他們沒有這么做�！保�頁605）

　　二、 自由如何重返？

　　自由重返人類社會，最初的一縷曙光是在1941年。在歐洲許多民主國家相繼被納粹德國征服之際，希特勒出人意料地作出了進攻蘇聯(lián)的決策，從而放棄奪取中東、印度與亞太的全球戰(zhàn)略。雖然從種族宿命論的立場去理解希特勒的行動，倒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希特勒這一錯誤決策，確實拯救了英國與人類自由。如果納粹實現(xiàn)攻占亞太的全球戰(zhàn)略，與日本在印度會師，占據(jù)中東、印度、東南亞與澳大利亞，未來的戰(zhàn)局可想而知。以美國、英國的力量，很難取得對橫跨歐亞的軸心國的勝利。所以“希特勒一生中最生死攸關的決定就是入侵蘇聯(lián)。這個決定毀了他的帝國，同時也毀了他自己。”（頁457）當然，對英美民主國家人民來說，這是自由之幸。而歷史再次證明了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的行為，對人類的命運是多么的重要。

　　無論是二戰(zhàn)時期的軸心國，還是戰(zhàn)后的蘇聯(lián)帝國，在經(jīng)歷短暫的輝煌之后，極權政體最終無法避免自我摧殘與崩潰的制度怪圈。弗朗西斯•福山的相關評論非常精彩，他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一人》中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內在矛盾。而在此之前的種種政體具有嚴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從而導致其衰落。事實正是這樣。日本帝國從19世紀后期開始的迅速崛起引人矚目，但是日本極權政治的英雄主義的無政府狀態(tài)、互不信任，同樣令人印象深刻。“那些在廣島和長崎死去的人們并不完全是英美高科技的犧牲品，他們更是一個癱瘓的政府體系的犧牲品，這個政府是一個邪惡的思想造成的，這個思想不僅排斥了基本的道德準則，也排斥了基本的理智�！保�頁524）同樣的命運降臨在80年代的蘇聯(lián)帝國，長期以來，蘇聯(lián)內部問題重重，經(jīng)濟和科技持續(xù)衰敗，體制正在走向全面崩潰。

　　對剛剛獲得獨立的第三世界人民來說，自由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相反，獨立運動領袖們還要找出種種理由，強調自由的所謂西方特性與本土性的沖突，允諾領導人民開辟一條新的發(fā)展道路。50年代中期開始的萬隆時代，似乎預示了一條介于自由與極權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但是歷史證明，萬隆時代領導人最后留給人民的只是一張張無法兌現(xiàn)的政治支票。在約翰遜筆下，一些著名的第三世界領導人是極其平庸與無能的。印度總理尼赫魯似乎不知道如何進行統(tǒng)治，每天花4、5個小時口述回信�！澳岷蒸斦嬲�感興趣的是在世界舞臺上維護國際道義。50年代，他成了高明欺騙者的化身�！保�頁582）印尼的蘇加諾的表現(xiàn)更加糟糕�！疤K加諾統(tǒng)治1億人的道義理由并不比印度的尼赫魯充分，實際上比后者更少。他也缺少行政才干。但是有語言天賦。面臨問題時，他就用詞語解決�！保�頁585）他主持召開萬隆會議，“沒有人能比他更能生動地體現(xiàn)后殖民地主義領袖人物的幻想、政治虔誠和內心的無情�！保�頁585）蘇加諾的統(tǒng)治最后給印尼人民帶來的是60年代經(jīng)濟的崩潰與政局動蕩。就連人們奉為神靈的“圣雄”甘地，在約翰遜看來，也不是一個解放者，他是政治上的異國人，只能在英國自由主義的保護下興風作浪。甘地的主張對印度問題和印度的未來沒有幫助。隨著萬隆領導人的政治神話相繼破滅，8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人民最后的選擇只能是自由民主之路。

　　與二戰(zhàn)前截然不同的是，戰(zhàn)后民主國家出現(xiàn)的一批保守主義政治家，為自由制度的活力再現(xiàn)作出了非凡的貢獻。在美國，一些共和黨總統(tǒng)非常杰出。里根自是不必多說，就連一向被認為在總統(tǒng)任內碌碌無為的艾森豪威爾，其發(fā)展經(jīng)濟的政績也得到約翰遜的肯定，艾森豪威爾治理國家原則之一就是“自由世界的安全最終取決于美國經(jīng)濟的繁榮�！痹诘聡�，阿登納為德國戰(zhàn)后的民主化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特別是主持制定了現(xiàn)代國家最好的憲法，“與魏瑪憲法比較，這稱得上是一部杰作�！保�頁690）在法國，戴高樂創(chuàng)建了第五共和國，為這個動蕩不安的民主大國帶來了一個穩(wěn)定的政體模式�！�1958年5月戴高樂的東山再起不但是法國歷史的分水嶺，而且也是戰(zhàn)后歐洲史的分水嶺”。（頁702-703）不僅于此，戴高樂與阿登納等人倡導的法德合作，為未來歐盟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礎。至于英國，撒切爾夫人與“撒切爾主義”重新振興了英國的經(jīng)濟，英國開始重整軍備，與美國一起最終贏得了冷戰(zhàn)的勝利。

　　讀罷全書，不難看出，作為一位堅守保守主義政治理念的史學家，約翰遜始終以基督教文明、自由民主制度為歷史評價標準，認為精英人物、制度文化、歷史事件的三重奏，構成歷史發(fā)展的不確定性與機遇性。當然，與20世紀與自由有關的一些重要問題，諸如自由民主勝利的偶然性、自由制度的普適性、自由國家的世界責任、自由與人類前途等等，并不是約翰遜的一部著作所能夠解答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xiàn)代：從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并不是一個結束，而僅僅是一個開始，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世界，自由永遠是一個必須面對的時代主題。

　　(保羅•約翰遜：《現(xiàn)代：從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李建波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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